忠魂一缕无声去，文革老人渐凋零　　

——沉痛追悼谢望春同志　　

吴焱金

     刚才接曹承义电话，据武汉的陈昌雄告诉他，我们的好战友，九届. 十届中央后补委员谢望春同志竟与2011年10月底悄无声息地走了，战友们居然无一人知道。还是陈昌雄前几天碰到她女儿才知道这一噩耗。我为痛失这样一位品德高尚的战友而十分难过……这多年来，不少比我身体好. 平时无病无灾的战友们都先我而遽然离去，如今武汉文革老人已不多了。傅廉八十有五，顾建棠年届八旬，曹承义.彭祖龙七十四岁，杨道远.王光照. 林子忠. 余明生. 邓国栋等都七十开外，尚未满古稀之年的也就我和柳英发. 谢保安等少数几个人了。谢望春以八十三岁高龄辞世，应是寿终。　　

谢望春，文革中本是武汉国棉三厂普通一兵，共产党员，劳动模范，文革中参加了我所在的群众组织。是一贯先进. 任劳任怨. 品德高尚. 有口皆碑的好同志。中共九大召开前夕，由掌权的军代表推荐选拔九大代表，尽量不让有影响的造反派领导人进入中央，谢望春是在此背景下被阴差阳错选为九大代表并当上中央候补委员的。　　

谢望春无论是当中央候补委员还是兼市紡织局长，始终保持工人本色，与工人打成一片，没一丝一毫官架子。也不象中央委员董明会那样，与造反派切割，一心抱当权派大腿升官晋爵。而是仍然与广大造反派同甘苦. 共患难，团结. 战斗在一起。她纯扑单纯，一条心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用行动实践：“活着紧跟毛主席，死了去见马克思” 的神圣誓言。　　

谢望春晚年因家事处理失当，买房治病等导致无家可归，晚年独自一人窝居在租来的不到十平米黑房内凄凉度日。2008年，钟逸和我几经周折打听到她住址，特地去看她一次，余德亨听说谢望春很困难，特委讬钟逸带五千元当靣交给她。那次还送去了我刚出版的新书：“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钟逸编写）为抢救文革资料，钟逸希望能将她在党的九大. 十大期与中央领导人的大幅合影翻拍下来，可照片在女儿那里，说是扔了。究竟是女儿不愿给还是当废物扔了，不得而知。钟逸本欲再采访她，可自己身体欠佳，又忙于多种事务，终未成行。我也不曾料到，那日一别，就是永诀。见她当时虽八十高龄，似乎身体还可以。人老了，说走就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谢望春默默地走了，我在此也默默地祝褔她：一路走好！我们会一直怀念你。　　

　2011年12月1日　匆草于深圳　　

附：吴焱金回忆录中的中共九大候补中央委员谢望春，节选自《四十三年望中犹记——吴焱金口述回忆》

　　1930年出生的谢望春，女，童工出身。她1946年从汉川农村来到汉口，在国民党的被服厂做军衣，1949年4月到申新纱厂（解放后改为武汉国棉三厂）细纱车间做挡车工。谢望春没有读过书，解放后扫盲读过夜校，认得一些字。谢望春1957年入党，一直在车间当工人。曾被武汉国棉三厂推荐，当选为市劳动模范。文革中，一些学生到工厂串联，她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工造总司。

　　因文革中参加了造反派，1968年被选派参加北京国庆观礼。据谢望春回忆：“我当上九大代表以后，原来军代表打算让百万雄师成员、国棉一厂的女工陈爱娥当中央委员，没料到陈爱娥的名字上了九大主席团名单以后，武汉造反派搞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复旧’运动，陈爱娥的代表身份被质疑。如果选陈爱娥当中央委员，武汉造反派肯定会继续闹事。这样才有夏邦银（●夏邦银：1935生，文革前为汉阳轧钢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汉阳轧钢厂党委副书记、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1982年判刑13年，2001年去世）和我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夏邦银后来告诉我，他和王屏（●王屏：1935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一厂工人、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留党察看处分）参加了九大小范围的会议，毛泽东问朱鸿霞（●朱鸿霞：1934生，文革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1982年判刑15年，1994年去世）为什么没来，曾思玉（●曾思玉：中将，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大联合”后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说，朱鸿霞不是党员。毛泽东说：你们要照顾一下。张春桥说，要是我就会选王屏当中央委员。”

　　九大代表沈复礼（●沈复礼：清华大学毕业生，吴官正校友，武汉锅炉厂技术干部、“钢工总”常委）多次对人讲过：群众组织的九大中央委员，曾、刘起先只推荐了董明会一位候选人，沈复礼联合了湖北的几位九大代表向中央反映，沈复礼等人在会上的“造反”，使出席九大的湖北代表团不得不补上夏邦银，为了平衡武汉的钢、新两派，又补上了谢望春。

　　谢望春被军代表指定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后，在小组讨论中，张体学（●张体学：文革前任湖北省省长，“大联合”后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问谢望春多大年龄，谢望春回答说自己已经39岁，又没有文化，中央委员应该选有文化、有贡献的。谢望春说，后来九大主席团出简报还表扬了我，说我很谦虚。周总理当着我的面要曾思玉、刘丰（●刘丰：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武汉军区政委，“大联合”后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九一三”后被定为“林彪死党”）、张体学等对我多关心、多帮助。

　　九大结束后，陈爱娥在汉阳区传达九大会议的精神，刘万泰带人上台冲击了会场 。所以后来北京学习班抓了刘万泰，军人政权还多次研究要枪毙刘万泰。

　　我孤身一人，独居40平方米破旧的解困房，房子西北朝向，阴暗潮湿，室内终年不见阳光，既未装修，又无电冰箱等电器，来客戏称为江城第一陋室。为此我写了《陋室铭》贴在门口：“房不在新，能住就行。人不在多，贵在精神……”2008年8月的一天，我和钟逸去看了谢望春的斗室，才知江城并非我最住得最差，还有住得比我更差的人。
 
　　穿过狭窄的小巷，好不容易找到汉口营房六村，来到营房六村1号，走进一个漆黑的走廊，来到谢大姐租住地。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黑房，房间里没有一扇窗户，任何一间牢房都比它强十倍，牢房起码有窗户，采光好，空气对流。走进房内，什么也看不清，谢望春摸索着打开一盏3瓦的节能灯，房内极简陋，不仅没空调，电扇也没有，在武汉这个火炉城市如何度夏？真信了她的邪（●信……邪:湖北俚语，意想不到的意思），一个有病的八旬老人，怎么当上了“奈（耐）温将军”。她家的70多平方米的房屋原在江汉二桥附近，因被迫拆迁，补偿了13万元了事，这点钱再买房已完全不可能。前年谢望春生了一场大病，住院花去几万元，四个子女一家补贴几个，这住房就没了。所以只得到外面租房度日。

　　我问她一个人如何生活？她说自己买菜，自己做饭。我深知独自生活不易，对这个八旬老人来说就更不易了。我们笑说：“当年‘党是领导一切的’，八亿人口的中国，堂堂两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如今沦落到社会底层，连遮蔽风雨的茅屋都不可求，国外不知怎样看待我们的和谐社会。以谢大姐职位、年龄之高，居住条件之差，应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毛泽东的词《浪淘沙.北戴河》写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