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蕾蕾，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2期
[摘 要]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一个重要节点是1956—1957年。此时，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国家的主要任务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毛泽东着手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努力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建设新路，适时开始探索“知识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构想：通过教育制度及方式、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等的改革创新，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转型和广大民众的现代知识启蒙以及现代知识的生产、应用。事实证明，“知识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只要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毛泽东关于“知识化建设”的思考探索就始终具有历史意义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知识化建设；知识参与
在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探索中，有一个未被充分揭示出来的重要内容，即毛泽东在1956—1957年开始的关于“知识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构想与实践。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一个重要节点就是1956—1957年。社会主义现代化意味着逐渐迈向“知识化”的生产进程，即知识不断“创新、累计、应用和分化”，成为提升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推动力。在学界的一般认知中，“知识化”是现代化进一步展开的历史结果。“知识化”的基础是知识，多指“广义的知识”，“不仅指‘显知识’，还指‘隐知识’”，其中“隐知识”指的是“可意会的知识”。借助这一视角，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当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铺开的基本国情，毛泽东不仅着眼于“知识”主体——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本身，更着眼于将“显知识”转化为生产者的“隐知识”，以使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各种“知识”在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借用“知识化”概念，可以看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和构想呈现出“知识化建设”特质。
本文采取文献分析与历史考察相结合的“认知性研究方法”，拟对1956—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进行全面考量。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基于中国当时的国情实际，毛泽东在1956—1957年的重要历史节点构思出社会主义“知识化建设”的雏形。尽管后来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这种构想实际进展不是十分顺畅，但回溯历史节点上毛泽东对“知识化建设”的构想，能够接近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想初衷，了解其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毛泽东的思想渊源，并从其间得失中获得新时代中国“知识化建设”的理论智慧和经验教训。
一、“建设社会主义”任务的提出
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迈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与社会转变的渐进性相对应，1956—1957年毛泽东关于“知识化建设”的构想也绝非兴之所至，而是审慎思考的结果。这种慎思主要体现在“知识化建设”的转型要与从革命时代转向建设时代相对接。要谈转型，首先应弄清转型的历史契机与时代要求。
在党的工作中心由革命向建设转移，开始进入全国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关头，“知识化建设”的现代转型是题中应有之义。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各地反革命叛乱被成功镇压以及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在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新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迎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1956—1957年，毛泽东对这一时代的大转变做出了历史性判断：“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的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知，中国“知识化建设”开始的现实背景，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已基本完成，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被提上日程，国家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来推进以工业现代化为主导、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的经济建设。
既然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那么如何“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最为关切的问题。当时恰逢苏共二十大召开，苏联模式的弊端在我们党内受到正视。在1956年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较多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现代化知识体系建构很大程度上依赖苏联。但1956年之后，毛泽东则更加坚信，必须反思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以及盲目迷信苏联模式的弊病，要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探索自己的道路。这意味着中国的建设方式需做出重大改革，以走出一条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然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并不容易。这一时期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生产积累少，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科技水平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社会具备现代知识（特别是现代科技知识和管理知识）储备的知识分子相对缺乏。究其原因，一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严重滞后，导致科技、管理等领域也相对落后。二是当时知识界对学问的理解也有所偏颇。在中国传统学问研究方式的影响下，很多知识分子注重从经典中阐发微言大义，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吸纳不足，总体上缺乏深入实践、缺乏从中国建设实际中总结经验形成新知的自觉，因而难以应对解决现代化建设提出的智识难题。第二，受历史条件制约，当时中国文盲率很高，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很低。广大工人、农民劳动者既是直接从事生产工作的主力军，也应是全面进行“知识化建设”的潜在力量，然而此时他们学习、消化、运用新技术和新知识的能力十分有限。第三，“我国原有工业基础十分落后”，各种工业材料及工业产品在种类上还不齐全，在质量上相对不高。虽然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初步成形，但进一步发展则面临更多挑战。如苏联撤出技术支持；中国工业内部结构需要调整；工业与其他行业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此外，还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来推进以工业现代化为主导、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的经济建设，现代经济建设也需要科学的组织和管理知识。因此，要使“知识”适合中国当时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需要，实行根本性变革迫在眉睫。
在这一历史关键时期，毛泽东自觉提出党和国家的工作主题要“由斗争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走到了向“知识化建设”转型的历史节点。对“知识化建设”方面进行变革的任务由此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二、“知识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知识化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一次重要的战略转型，最终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时期，毛泽东意识到，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只有依靠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提供动力，才能实现中国在“知识化”层面的现代转型，最终建成一个兼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中国。“知识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依赖于“知识化”的主体创造；此外，在科学技术、管理知识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实现大的突破也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很重要的一点。因此，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对怎样进行“知识化建设”的考量也就主要集中以下四方面。
第一，为更好适应“主体创造”的时代要求，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实现现代转型。毛泽东认为，“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需要“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仅依靠共产党人是不够的。建设好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组织和团结亿万人民的力量，而在人民力量的大联合中，知识分子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铺开，需要对知识分子政策做出调整，充分唤起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各行业的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提升贡献力量。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转型的具体内容有一系列思考，主要包括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转变和专业技能（业务能力）的转变。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指出，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两门知识，一门是“生产斗争知识”，另一门是“阶级斗争知识”。这种定义明确概括了两种重要的知识，并进一步提示了知识分子既与生产实践相关，又与社会政治实践相关。据此，知识分子自身进行改造的路径有二：一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将经典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此突破“解经注经”的治学方式，积极投身于改造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现代社会管理知识的探索之中。二是实践，这里的实践指的是深入物质生产劳动，为直接生产劳动提供技术帮助的各种实验活动。实践要产生实效必须与物质生产实际和人民生活实际相结合，“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才能“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问题”。知识分子一旦将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就能够从“解经注经”的经学思维方式中摆脱出来，避免教条化思维，积极高效地推动“知识化建设”。
1956年1月，党中央发起了“向科技进军”的号召，专业技术知识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过，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变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教育改革完成的。教育制度变革的重点在于，建立新的人才培养制度和多渠道吸收人才的制度。新中国主要是通过高等教育实现来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体制变革作用比较突出的有三次院系调整。前两次调整分别在1951年和1952—1953年。1957年第三次院系调整完成，这次调整的目的是要改变高校集中于沿海地区的旧有布局。总的说来，院系调整满足了工业化对人才和师资培养的迫切需求，将专门院系、专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同时整顿和加强了综合性院校，适应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为国家后来经济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除了上述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体制的调整外，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收、培育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从新中国成立时起，国家就极力争取在国外求学的学子回国效力；在引进人才的同时，新中国又向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派送了大量留学生。由此看来，1956—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形成了互构的关系：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在重塑来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
第二，“知识化建设”对劳动群众也提出了转型要求，实现劳动群众的“知识化”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为提高劳动群众的受教育水平，政府的第一步工作是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第二步工作是实行生产教育和农业技术推广。
社会主义不能建设在文盲遍地的基础上，提高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条件之一。对于处于历史节点的中国“知识化建设”来说，“知识受体”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文化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低。从历史上看，为适应新中国初期经济恢复和生产发展需要，扫盲运动在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之前就已经“扫起来”了。1956年，新中国扫盲工作进入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扫除文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发布，将扫盲工作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决定》制定了扫盲的原则、对象、标准和目标，并指出从1956年开始，在工农群众中大力开展识字教育。在文化建设中，扫盲是非常基本的问题，通过扫盲运动，农民群众学会了许多新知识新技能，大体上能看懂浅近通俗的报刊，能记简单的账，写简单的便条，会做简单的珠算等，甚至能独立创作诗歌。在扫盲识字和简单文学创作基础上，劳动群众进一步参与高层次文化活动如演剧看剧，宣传党的思想等。这一切为农民积极参加农业现代化、技术化工作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此外，党和政府还通过普及小学义务教育为知识匮乏的农村逐渐向“知识化”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基础教育基础上，为提高农村生产力，政府还开设了各式各样的技术培训班和技术推广小组，使掌握机械化生产技术的人数有所增长。通过基础教育和农业技术培训班教育，广大农民能够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农业生产。一些农民掌握了新式农具、新式化肥等的使用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并进一步带动了农具改革、农作物技术的创新发展。农民实现了知识学习、技术运用和技能创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为农村的知识生产和运用打下基础。
第三，从工业、农业和科技现代化这些领域的相互关系来看，科技现代化无疑会对工农业和国防现代化起重要推进作用。1950年中期，科技知识生产水平仍相对落后。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还没有具有创造性、突破性意义的科技研究成果出现。另外，当时很多工业领域中的高新技术来自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就达到一百五十六个。
面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知识生产特别是科技知识生产落后的实际，毛泽东提倡中国人民应“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党和政府以对本国科技发展及其资源状况的考量判断为基础，根据中国未来社会经济、文化、国防等方面的发展需求，在1956年制定了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此外，该规划还提出了人才培养计划和机构建设计划，在总体发展进度、发展布局和分工合作上有深刻思考。
在工业方面，这一时期高端科学技术的生产和应用主体一般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普通工业和农业领域里的生产技术革新则需要在更广范围内得到传播应用。在具体做法上，有些国有工业企业通过推广和普及先进技术和鼓励工人参与技术改造，成功实现了劳动者从技术的接受者向生产者的转变。如鞍山钢铁公司作为最早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企业，技术推广速度十分明显。从“知识化建设”思想的产生形成而言，毛泽东在1956—1957年十分强调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从“知识化建设”思想的实践运用层面来看，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成效在1958年则体现得更为突出。
在农业领域里，毛泽东认为农业发展不能不重视科技，“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国家派出了成批技术员，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作物耕作技术和栽培技术；为加强新技术知识的推广应用，政府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们开展广泛的土壤调查及改良工作，注意荒地的利用改良，试行牧草轮作办法，开展群众性的积肥运动，从而使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有所提高。同样，技术推广站不仅在新技术、新知识的传播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帮助农民从具体实践中进一步总结出新知识和新经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传播，从而形成了“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的良性循环。
第四，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是需要组织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组织科技攻关、科技传播应用等方面有着独特制度优势，这种优势充分反映在现代管理方法或者制度创新上，这些方法或创新反过来又加速现代科技的生产。具体来说，在管理方法创新方面，我国1956—1957年也取得了很多新突破。
首先是在国家管理（治理）层面上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直接来自对苏联高度集权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管理模式的反思。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在他看来，中国人口众多，地方差别很大，保留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保留中央的积极性更好。这种分权赋予地方更大权限：无论是决定生产何种知识以满足地方需求的权限，还是决定进行知识生产的具体形式的权限，比如在教育体制上，毛泽东提出大学更多地应放给各省去管理，以期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各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紧密结合。毛泽东还认为，应支持社办、队办学校，主张有条件的地方应该允许办；他还提出教材要有地方性，地方乡土教材应当适当增加，以及农业课本由该省自编的建议。在文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则主张要讲有些乡土味的内容。这一国家管理制度变革的新思路，显然有助于推动全国范围内的知识生产与应用。
其次是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这一改革较多地来自对苏联“一长制”的反思。毛泽东指出，工厂需要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但是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要做到既对立又统一，两者缺一不可。只有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这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同样，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也不行，一长制又不同于分散主义。在“不妨碍厂长的指挥，工厂生产一定要有纪律，保证质量、数量、时间，为了这个，有集体领导比没有好”这一原则下，毛泽东明确指出：“一长制不是绝对的，苏联就是一长制打了胜仗。我们党委制比较好些。”这种模式把“议事宜广其谋”和“任事宜专其职”科学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将工人提升到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的同等地位，不仅对工人自身的文化素质有了更高要求，而且要求工人从知识的应用者转变为知识（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生产者。这一制度适应了当时提出的全面进行“知识化建设”的要求。
再次，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业合作化的推广也为农村科技知识的生产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条件。到1957年末，全国参加高级社的农户高达98%。尽管高级社发展过快，但客观上讲，农业合作社的制度本身的确能够为广大社员共同使用主要的生产资料，共享科技进步、教育、医疗资源（尽管是非常有限的）等奠定基础。在农村，农业合作社就是一个现代知识（尽管是非常初级的）“传播—应用—生产—传播”过程的重要载体。
最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可以在很多方面为现代科技知识生产提供更为合理高效的方案，主要表现为在人、财、物的统筹能力，集中各个单位优势力量的攻关能力等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在知识生产上的组织和统筹能力非常突出。比如，国家可通过制度的微调来保障科研人员的供给；在就业分配时可以“选拔相当数量的最优秀的青年去做科学研究工作”；在招生时，可推动大量学生学习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社会科学。国家还可通过开展各种劳动竞赛来提高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科技进步及广泛应用。比如，为满足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日益增长的需求或重工业发展对资金积累的需求，开展爱国增产竞赛活动，奖励增产增收群体，提高对科学技术的奖励标准，强调增产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相结合。同时尽力将增产模范的丰产经验推广到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中去。
从上述四点来看，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全面铺开“知识化建设”多有掣肘，但基本做到了平衡好知识生产的轻重缓急，主要表现在科技发明和应用以及现代工农业生产和组织层面。由于注重科学技术的知识生产及其在工农业和其他行业的推广应用，注意工农业生产组织及合理布局，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步阶段，这些领域的知识生产成效已逐步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