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节点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质与启示

　　毛泽东在1956—1957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对知识作为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力的判断表明，中国的“知识化建设”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背景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化建设”是对知识成为现代化建设进步推动力的体认与响应。这一判断实际上也将这一时期的“知识化建设”与改革开放后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化建设”贯通起来，二者并非对立关系，不能否认前者，认为后者才是知识化。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个特质

　　以这样的思路去理解1956—1957年的“知识化建设”并结合前文分析，就能发现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以下特质。

　　第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知识崇拜”模式。尽管毛泽东已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了“知识化”对社会进步的积极意义，但他从来不是一位技术主义者，从不持科学技术与价值无涉的立场。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虽然技术本身兼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特征，但是科技的开发和应用都取决于创造者和应用者的目的及其价值选择。因此，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发展应该坚持政治挂帅，坚持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科学技术知识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

　　第二，该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知识转型发展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56—1957年中国“知识化建设”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也初步建成）之际，“知识化建设”意味着工业、农业和国防科技事业领域内的技术需要有一个大的推进，这又是在中国较为薄弱的经济和科技基础上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开展的，难度可想而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这一时期得到初步发挥，比如能集中全国各个单位（高校、研究所和国企）的科研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快速地将新取得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工业生产技术、农业生产技术和医疗技术等）应用于全国各生产单位；通过农业合作化模式组织农村的知识生产和应用，等等。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制度优越性显然加速了“知识化建设”，并给后者打上了鲜明的社会主义烙印。

　　第三，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体现出知识资源共享的特征。这一点同样源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确立，不仅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在性质上属于国家所有，各生产单位主导的科研成果也归国有，农村的农业合作社组织所取得的科技进步成效也为农村集体所共享，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当时国家所组织、引导的知识生产都是为了广大中国人民。这是一个以知识资源共享为目的的社会，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于社会矛盾转变的阐述也印证了这点。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内部最深刻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开展大规模的知识生产和提升物质生产水平，并且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享各种知识资源及其物化成果才能实现。

　　总的来说，立足于1956—1957年中国的基本社会状况，笔者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涵，就是知识的生产、创造、运用和推广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的集合。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其特殊性——以社会主义为明确的制度基础和价值导向；与别国建设又有相似性——知识与社会间是双向互动的，这种双向互动作用表现为社会建设对知识的影响和知识对社会建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化建设”并非应然的“社会形态”，而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实然状态，有着特有的现实背景和与之相适应的特征。

　　（二）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面意义不容否定

　　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思考的是关涉整个中国社会的全局性问题。因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思考不是单一而是复杂和多线条的。

　　1956—1957年，毛泽东非常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关键的历史转折。从国际上看，借鉴或者照搬苏联模式逐渐遭到质疑，中国面临着依靠自身力量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路的时代要求。从国内情况看，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初步建立，国内反对势力已丧失了经济基础，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将画上句号，工作重点转移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知识化建设”也由此提上日程。可以说，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外历史情势的分析以及对“知识化建设”的构想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趋势，体现了超乎常人的远见和把握能力。

　　尽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并非一帆风顺，但有些事实仍可以厘清：首先，毛泽东并没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宣布阶级斗争结束，他只是断定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也就是说他仍承认阶级斗争在特定时期和领域内继续存在。其次，正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于1956—1957年构想的通过“知识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包括知识生产应该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知识分子培养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政治立场，知识成果应该为人民群众所共享，等等。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知识化建设”本身就肩负着抵制非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的历史任务。最后，经济建设或者现代化建设的主线在历史上并未被“颠覆”，“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就表达了对生产的充分重视。由此看来，之后的历史波折并不能否定1956—1957年开启的“知识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面意义，也不能否定这场知识化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成就。

　　客观地说，1956—1957年中国的“知识化建设”只是一场宏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起点，这场建设（即这场变革）仍将延续和深化下去。毛泽东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讨中提出的一些思想，比如避免知识分子脱离社会实际，使知识分子保持社会主义立场，要求劳动人民知识化，等等，对于新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启示意义。当然，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历史转折点所开启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知识化建设的探索，对于当下来说，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