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间，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的老舍与延安曾有两度“亲密”接触。从重庆到延安，在地理空间之间游走，对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负责人老舍而言自然意味深长。在战时中国，老舍的独特性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作品里，同时还反映在他为抗战动员奔走各方所形成的家国体认和生命价值之中。“个人与空间结合后，为民族国家所规约的个体价值便具有了可比性。”[1]老舍与延安之间，在为抗战精神动员的体认上有着当然的一致性。二者之间因文人行迹而产生的空间结合，意味着其中或多或少会产生文艺上的互动与交集。有关老舍参与的延安之行，文协会刊《抗战文艺》、延安《新中华报》、香港版《大公报》、上海《现实》等报刊曾作过或详或略的报道。后来的研究者如孙国林[2]、解志熙[3]、舒乙[4]等人也注意到了老舍延安之行的独特性，但有的史料如香港《大公报》的相关报道尚未获得研究界的注意，对老舍在延安期间与文艺界进行的聚谈活动及其对延安精神的书写等还值得深入解读。此外，张继日记也是了解老舍延安之行的参照文本。从史料出发，“聚焦于具体地理空间与文学活动的互动关系”[5]考察老舍的延安之行，既可以对老舍的文学活动探幽抉微；也可以透过老舍的这段经历，管窥重庆的大后方文化人与延安文化人之间的文艺互动。
一 老舍的西北慰劳之行及其文艺互动
在1949年4、5月间发表于《新民报》的《八方风雨》里，老舍回忆了他的西北之行，自言此行“走了五个多月，两万多里”。[6]
老舍对西北慰劳之行的记述比较简略，尤其是行程上，就忽略了他在《剑北篇》诗歌首章头句所写的“四过西安，三宿平凉”[7]的往复繁杂的路线。老舍一向注意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这篇回忆录却对长达“五个多月”、行程“两万多里”的西北之行泛泛而谈，并且只字未提他两度随团造访延安一事。作者说之所以从略是因为此行“都记在《剑北篇》里”[8]；但也不排除另有其他不便明言的隐情。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老舍的这段旅程，本文有必要对老舍的西北慰劳之行及其对抗战文艺的意义进行一次梳理。
老舍
1939年6月28日，老舍以文协负责人的身份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从重庆出发前往西北进行抗战慰劳和考察。期间，经内江、成都、绵阳、梓潼、剑阁、广元等地，由川赴陕，在沔阳、汉中、秦岭、宝鸡、西安、华阴等地游历慰问，再经潼关到河南灵宝、洛阳、临汝、南阳，由老河口进入荆楚大地，再襄樊、内乡、西峡口等地慰劳后，经商南、蓝田于8月19日返回西安，登终南山，访临潼骊山，祭扫黄帝陵，又往宜川、秋林镇等地慰问，9月8日到兴集，9月9日抵延安访问，9月11日又启程北上绥德、米脂、榆林等地慰问，9月21日返回延安，在延安逗留不到两日后，于9月23日离延安南下，经同官、耀县、三原再次折返西安，10月3日抵甘肃平凉，10月6日到兰州参加慰问活动，作讲演报告等至10日，而后于10月14日抵青海西宁，10月22日转甘肃武威，11月赴宁夏，在吴忠堡、石咀山、渡口堂、陕坝、五原、临河等地慰问，经宁夏、中宁、固原、平凉等地，再返西安，逗留三日后于11月27日离开西安，经安鸡、庙台子、宁羌、广元、梓潼等地入川，于12月3日再抵成都，五日后离开，并于12月9日返渝。这次西北之行，东迄洛阳，西至青海，南达襄樊，北进五原，行程有一万八千五百余里。[9]
正如《新华日报》在欢迎南北慰劳团胜利归来时发表的社论所言，大后方文艺界一直存在加强战地工作的愿望，一切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应该响应召唤，“到战区去”[10]，为抗战宣传尽自己的力量。老舍此去近两万里，足迹贯穿五大战区，历时五月余，如果追问这万里之行给他的思想创作和抗战文艺的意义，可谓不小。
首先，在多次濒临险境的情况下，老舍不顾一路奔波辛劳和风吹日晒，走出书斋，耳闻目睹了抗战前线和后方的万千景象，打开了文学创作的视野，也从军民抗战的决心与信心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11]老舍在《剑北篇·小引》中抒写他为战地军民高昂奋勇的抗敌激情所感染时，特别表达了“抗战的歌声”激发民众和作者自己的壮观景象，他用“掩不住”“挡不住”等词语表达这种抗战激情的汹涌之势，用“无边的兴奋”[12]来表达抗战歌声传出的巨大感召力。
《剑北篇·小引》
在抗战相持阶段，乐观的情绪、必胜的信念、愈战愈强的决心和毅力比之先进的武器更具有杀伤力，老舍在各地的抗战歌声和集会活动中寻找到了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不畏强敌、坚贞不屈的英勇气概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他看到“民族意识的增高”[13]对于抗战御侮力量的加强和社会秩序的安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战前方呈现出更加乐观向上、奋勇拼搏的社会气象。在此耳闻目染之下，老舍作品中家国一体、先国后家的民族情怀和国家意识得以增强，他的创作题材（如尝试用长篇叙事诗抒写抗战到底的激情，创作表现抗战题材的《四世同堂》等长篇小说）也更加丰富，对于抗战文艺的长足发展和观念建构也有着积极的影响。老舍身为文协负责人，在文协这个被梁实秋称之为“分子很复杂”[14]的组织中协调各方、奔波劳顿，且周圆处事、宽厚待人，期间还带病履职，为推动抗战文艺发展呕心沥血，尽自身所能将文协维系到抗战胜利之后，推动这一组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能够支撑老舍在“八方风雨”中不折不挠坚持到底的，除了民族国家的赤诚情怀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恐怕难有其他正当理由可以解释。也正因此，老舍为国弃家而只身南渡投身抗战文艺活动的举动至今仍为佳话。
其二，在这近两万里的行程中，老舍和各地的基层文化工作者直接交流和互动，促进了抗战文艺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沟通交流，拓宽了抗战文艺的影响面和辐射面。根据当地报道，北路慰劳团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热烈欢迎，不少地方邀请老舍讲演、座谈，与文艺青年交流。在西安和兰州等地，老舍发表演说，报告抗战文艺的实际发展状况，为当地文艺界开展抗战文艺活动提供指导。他在兰州期间所作的《两年来抗战中的文艺运动》就对两年来全国抗战文艺的成绩和不足做了概括性的阐述，实际上也是立足全国文艺组织的视野，通过这一形式和机会为听众和读者提供抗战文艺创作的直接指导。新文学家深入前线和后方，与普通大众面对面接触，进行座谈、交流，也改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家面向大众的姿态。长期以来，倡导白话写作的新文学虽然不断标榜自己的“平民文学”价值取向，但与普通民众交流互动这点上仍然未能破除最后一道藩篱，从亭子间来到大后方的文艺作家中仍有不少人与民众保持着高蹈的距离。老舍深入基层的这种作为，既是他一贯作风的正常表现，也为当时的文艺界起到了示范作用，扩大了新文学的大众读者圈子，也吸引和培养了一批新的文艺工作者。以文协作家为中心的战时文艺工作者通过战地访问、基层采风、座谈交流、讲演报告等，推进了新文学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为抗战文艺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交流打开了新的窗口，再一次扩大了新文学的朋友圈。
同样重要的是，文协组织老舍、王平陵、姚蓬子参加南北路慰劳团，并派出作家战地访问团，使文协主要成员能够广泛接触基层文化工作者，更清楚和深入地掌握了抗战文艺在前线后方的第一手资料，为调整抗战文艺的发展路向起到了一定作用，也丰富了抗战文艺的内涵。
因而可以说，这种走出去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互动，和民众及将士互动的方式，与文协关起门进行座谈交流相比，则会为文协和抗战文艺带来新鲜的空气，促进其转型。事实也是如此，老舍很清醒地认识到，抗战期间，民众并不特别在乎文艺的形式是什么，“只要取材民间”，[15]表现的是他们自己熟悉的故事和熟悉的人物，也就达成了目标。
二 老舍的延安之行及其延安文化座谈
从上述北路慰劳团繁复迂回的行程路线概览中，可以看到，老舍曾两次随团到访延安，时间非常集中，分别是1939年9月9日晚上至10日，9月20日下午至23日凌晨，直至23日早上八时离延安。据统计，老舍在延安总时长约62小时，其中参加各类活动的时长约40个小时，占在延时间的三分之二左右。[16]以下是老舍在延安的行程表：
老舍延安之行日程表[17]
由上表可见，老舍两次到访延安期间，出席了欢迎会2次，宴会3次，座谈会1次，欢送会1次，发表演说2次，与毛泽东见面3次，与延安文艺界人士单独交谈3次，会见了延安文艺界人士多人，与周扬通信1次，参观了4个单位和1处古迹，为延安《中国青年》杂志社题词1款。
需要说明的是，老舍第一次抵达延安的时间，孙国林的《老舍在延安》、甘海岚的《老舍年谱》（据《新中华报》）等认为是1939年9月9日下午，而慰劳团的张继载日记则记为9月9日晚上7时。[18]据《据新中华报》载慰劳团进入延安时的情景：
九日下午人们像潮水般的涌过了古老的城雉，汇集到郊外的公路两旁。
暮色苍茫中，人们关心地询问着南来的行人，是否见到了慰劳团的汽车……突然从远方透过了一线白光，照入疏星闪动着的碧空……[19]
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慰劳团的汽车到来时，从下午开始等候的人们终于看见“远方透过了一线白光”，此时“疏星闪动”，应是夜幕已降的晚上，而非下午。由此也就不难推测，老舍等慰劳团人员到达延安的时间，当如张继日记所言，为1939年9月9日晚上7时左右。
尽管舟车劳顿、艰辛备尝，在延安期间的老舍仍在短时间内参加了如此多活动，一方面可以见出他为抗战文化事业呕心沥血、奋不顾身的奉献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延安抗战文化工作之器重。个中原因，要从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说起。
此前的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确定了国共两党关系上的“限共、防共、溶共、反共”的基本方针，军事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20]国共两党关系就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表面的并肩抗战也掩盖不住时有摩擦。此时国民政府政治部派出政工观察团与慰劳团随行，大有巡察地方和中共活动之意。全国慰劳总会的总团长张继曾是典型的反共分子，9月10日的欢迎晚会上，他就对延安人坦言，过去他是反对国共合作第一人[21]。他的日记中，还记载着访问延安期间他对中共的一些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藉以迷惑人尔”[22]，他访问延安的态度就是“除应酬话外，亦无特别讯问”[23]。
自6月底随团北征，老舍与慰劳团各人员之间或亲或疏的交往已有一段时间，所谓“日久见人心”，对两党关系上的问题他不可能充耳不闻。但老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一向立稳中间立场，不愿介入政党斗争中。此次延安之行，除了公众性的大型活动外，他的交往范围也始终锁定在文化圈内，尤其是注重加强与延安文艺界的交往，帮助文协延安分会开展工作。此时延安与重庆之间的阻隔依然存在，当时的报端上还有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宪警扣留投奔陕甘宁边区学生的消息。[24]随团而往也就等同于取得了延安之行的合法身份。两度进入延安得见文艺界同仁，对老舍来说应该显得弥足珍贵。因而他要充分利用难得机会与延安文艺界深入交流，他的活动频繁也就在情在理。
老舍的延安聚谈及其与延安文化界的文艺互动，首先体现为与延安文艺界推心置腹的交流沟通。第一次延安之行，老舍就见到了艾思奇、周扬、萧三、李初梨等老朋友，与他们谈论文艺问题，并简要报告了文协总会的情况，但由于行旅匆匆，“时短言长，不能尽意”[25]，许多问题还来不及深谈。当时丁玲正在城外，未能及时赶到。当月中旬丁玲给胡风的信中就说，老舍来延安时，“学习紧张，未能会到”，希望老舍从榆林再返延安时“或可一访”。[26]可见老舍来延安一事颇为延安文艺界期待，丁玲等人也希望借助这一机会多了解一些文艺方面的情况。北上榆林后，老舍还抽空给时任延安鲁艺副院长（实际主持工作）的周扬写了三千言的长信，介绍文协总会的成绩、存在的问题。老舍认为文协总会最大的成功就是团结，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团结，如果只是高喊团结的口号而不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努力，文协总会也会变成“一座金字塔”，外表光鲜、形体巨硕，而“里面却只埋了一具棺材”。[27]
丁玲
按理说，文协是团结全国文艺界的旗帜这类说法，无论在文协的成立宣言中还是在《新华日报》的社论中都已经表述得很明白透彻，文艺界同仁也将其时时念在嘴里，写在纸上，老舍大可不必在行旅匆匆之中为这个问题大费周章。如若深入一想，就可发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老舍的这句话显然是有所指向的。他在这里很含蓄地期望国共两党撇开政治歧见，继续以实际行动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共同御侮。文艺上也是如此，团结的问题表面上是总会的问题，这句话似乎仅仅是自我批评，但实际上还包含着对分会的善意提醒。所以他也希望分会能够及时推进各项抗战文艺工作，“培养文艺界的新军”，并与总会一起竞争，“互相策励”为抗战尽力奉献。老舍还对文协延安分会的工作提出了五点建议，希望“延安的朋友们”[28]能知晓这封信的内容，以了却之前未能深谈，也未能和丁玲、何其芳、沙汀等文艺界朋友晤谈的遗憾。
一向以解读文字见长的周扬显然很清楚老舍在这字里行间包含的良苦用心，他在复信中针对老舍谈到的团结问题持认同的态度，还特意强调说，这种团结应该也是“文学事业上的真诚合作”，文协总会和各分会的关系是集体领导和具体分工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凝聚也是团结的重要表现。他认为，团结还包括不同的文学观念之间的“互相商讨与纠正”，不同的文学流派和文学生产之间的“交互竞赛与观摩”。[29]这个颇有诚意的答复可能让老舍心中悬着的石头落了下来。几乎在周扬来信的同时，老舍将这次与延安文艺界的交流情况及在晋陕边区的活动情况报告给了文协总会，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的《文艺简报》报道了延安分会已经成立的消息，表扬其对待文艺工作“颇为活跃”[30]。可见老舍对延安的文艺工作和周扬的复信比较满意。后来，按照老舍的意思，周扬将老舍的来信和自己的复信发表在1940年2月16日出版的《文艺战线》第1卷第6期上，也算弥补两人没在老舍的第二次造访延安时面谈的遗憾。以二人当时在大后方和延安文艺界的身份地位，这一来一往两封信也就代表了对两地进行抗战文艺交流互动的回应。1941年7月14日，《新华日报》刊载来自延安方面的消息称，因不少文化人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延安，为工作方便，文协延安分会现由重庆总会直接领导。[31]这意味着延安与重庆文艺界的关系也就由此从私人性的交往走向了正式的业务隶属关系。
周扬
借助老舍与延安文艺界之间的互动交流，因政治歧见和军事摩擦而造成的两地阻隔再次被打通。和国统区出版的《新华日报》不同的是，老舍作为全国文协总会的负责人，以合法的身份、无党派的立场，推动延安和重庆这两个处于不同政治形态的地域获得了文化上的沟通交流，再次传播和践行了团结抗战的主张。
三 老舍在延安期间的言论及其“文艺疗伤说”的反响
老舍的延安聚谈及其与延安文化界的文艺互动，还体现在他出席两次大会并作了富有积极意义的发言。
第一次是9月9日延安方面为北路慰劳团接风洗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在欢迎词中强调要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老舍以幽默的语调和真挚的情感登台讲话，他特别提到文化人在团结抗战中所起到的伟大作用，也谈到了文协作家们在“文章下乡”这一口号倡导下所取得的文艺成就。[32]老舍的这次演讲记录，很可能就是发表在西安《力行》1940年第1卷第1期上的《抗战与文艺——两年来全国文艺活动的报告》。
当晚，老舍等人观看了鲁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由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以其激情昂扬的感召力，为延安人所热爱。延安已将该合唱节目作为欢迎活动和盛大活动的必需品推出。1940年5月，延安方面也以这一大合唱作为晚会的主打节目欢迎茅盾、张仲实等人。[33]
1939年4月，冼星海在延安指挥排练
《黄河大合唱》
第二次是9月22日午后延安文化界在延安“窑洞都会”里召开座谈会。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可分为简版和详版。简版为1939年9月26日《新中华报》的报道，该报道只是对北路慰劳团南返时在延安期间的活动作了简要介绍，列出了参加延安文化界座谈会的人员，言简意赅地提及座谈会召开目的是“交换各方面意见”，而后罗列了众多参会人员，具体内容只字未提，可见其着墨之简略。[34]1939年10月29日至31日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以《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为题对这次座谈会的记录做了连载报道，署名耕史，栏目为“延安通信”。[35]随后上海出版的《现实》于11月15日也刊载了该报道。[36]从现有资料看，香港版《大公报》是刊发这次座谈会详细记录最早的报刊，其刊发时间要比上海出版的《现实》早17天。这一点此前尚未获得学界注意。
这次座谈会由延安文化界抗敌协会召集，出席者来自延安各界、中央北路慰劳代表团、随同记者和政治部政工视察团，美籍记者史诺（斯诺）也循声前来。来宾中有张继（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全国慰劳总会总团长）、贺衷寒（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代表，北路慰劳团团长）、王右瑜（国民政府代表，北路慰劳团副团长）、梅公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老舍等人，另有政工视察团团员和随团记者等。主人方面有毛泽东、高自立（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人）、艾思奇（延安文化界协会负责人）、何思敬（抗日军政大学教授）、陈伯达（作家）、赵一民（鲁迅艺术学院院长）、萧三、李初梨、柯仲平等。座谈会从下午4时一直持续到晚上9时，讨论之热烈可见一斑。这次座谈会为何具有“历史意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何思敬在座谈中对此做了一个简要的回答，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抗战要取得胜利，不能仅凭军事力量，还要依靠文化和民众的力量，借由国共双方一起座谈文化问题，交换意见，对于抗战取得胜利十分有益；第二，来宾中很多都是国民党的前辈和革命的先进，宾主一起密切交谈抗战文化，表明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大团结，如何巩固这种团结局面，需要文化人继续探讨；第三，这个场合如何发扬三民主义，怎样使文化助力抗战事业，都需要多方研究，共同推进。[37]也就是说，这种“历史意义”主要在于两个政党之间在延安这一特殊地域中开展文化交流，冲破了全面抗战以来的陕、渝两地高层文化交流一直受阻的状况。气氛缓和的座谈会在此也就成为了多种政治文化互动的重要载体和话语空间。
这次座谈会，文艺问题成了大家讨论的热点。老舍在座谈会上应邀作了发言，在寒暄几句之后，他说自己代表文协赴前线和后方慰劳，受到各地热烈欢迎，从文艺界的角度而言，说明全国越来越重视文艺的力量了，这对文艺界而言是“极大的光荣”。他还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现在抗战前线的将士们十分渴望能得到更多的文艺作品，“好像需要机关枪和子弹一样”。[38]
何思敬接过老舍的话题，谈到了延安各界精神上朝气蓬勃，是因为多年希望的团结已经实现。他将话锋转到最近边区出现的“摩擦问题”，希望国民党当局对此要严加清除。他认为文艺界越来越受到外界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尤其是文协的力量已不可小觑，“与抗战无关的文艺”已无人敢再提起以成众矢之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有文协在”。[39]何思敬的这句话当然意有所指。“与抗战无关论”自梁实秋于1938年12月在他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创刊号的《编者的话》里发表之后，梁本人就遭到了来自文协和左翼文学界的集体围攻。在文协的当事人看来，这次笔战的导火索，乃是梁实秋在文中有“根本不知”所谓的文坛“坐落何处”[40]等言论，从中透露出梁对文协存在的无视和讥讽，进而引起了文协乃至各分会的集体不满，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笔伐。后来梁实秋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这场“与抗战无关论”之争的高潮就是延安方面拒绝梁以“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参观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访问。[41]有研究者指出，文协通过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实施大势批判，向外界表明自身在中国文坛中不可侵犯和摇撼的盟主地位，“以集团行动的方式”彰显出其在坚守抗战文学运动方向的“决心与实力”。[42]何思敬所言“因为有文协在”一语，一方面表达了对文协领导地位的拥戴，另一方面也是借题发挥，向张继等国民党来宾暗示，切勿再搞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否则将会如“与抗战无关论”一样受到全国上下的一致讨伐。
何思敬
何思敬还谈到了文协倡导的文艺通俗化问题。他说目前的问题不在于需不需要通俗化，而在于能否实现真正意义的通俗化以及如何实现通俗化。他建议尤其是戏剧这类作品要尽量使用方言创作和演出。并认为，作家要想在通俗化上有所成果，只有大胆地尝试，大量地创作，急功近利想要马上成为“托尔斯泰或莎士比亚”，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一个写家能创作出一首供伤兵阅读的诗歌，“使他们忘却几分痛苦”，这种创作上的功劳他认为“比托尔斯泰还要大”。作品的质量是其次的，写还是不写这种创作上的态度更重要。他进一步说，“只要于抗战有利”，即使这类通俗化作品被批评有“公式化”的弊病也要创作。何思敬的这番言论赢得了参会人员的掌声。[43]
何思敬上述所谈到的观点，因座谈会进行中被其他话题岔开，老舍来不及当场予以回应。离开延安后，老舍于10月11日在兰州作《两年来抗战中的文艺运动》讲演时，就动情地劝告兰州的文艺青年为“有益于抗战”，应不断充实自己的创作。他现身说法，认为自己的大鼓词创作，哪怕能够减轻“一个伤兵五分钟的痛苦”，也是对抗战有功，这就是文艺作家的光荣。对那些利用文艺追求名利，“一下想变成托尔斯泰的想头”，应该尽早地“肃清掉”。[44]
老舍的这一说法，姑且称之为“文艺疗伤说”。实际上，早在1938年，老舍在一篇名为《这一年的笔》的短文中就发表过类似的“文艺疗伤说”。这个说法来源于某次一名失去了一条腿的伤兵当面告诉老舍读过他创作的鼓词，并和战友们共读。老舍对此大受鼓舞，他希望有更多的如这名伤兵一样的“无名英雄们”[45]能够读到他的作品，求得一些精神上的慰藉，或引起他们内心的激动，也就足矣。他说，抗战第一，作品的艺术追求和他从中可以取得的名利都是次要的。抗战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哪怕为这些无名的英雄们写作，他也很满意，因为自己的一支文笔有了用武之地。他认为，在抗战期间，一篇能够让文人淑女心满意足的“巨制”，尚不如一些“小品”能让一名伤兵“减少一些苦痛寂寞”[46]。显而易见，老舍在这里强调的依然是文艺在抗战中的实用功效，希望凸显抗战文艺对于士兵心灵上精神上的疗伤功效和凝聚作用。这可以看做是他从文艺的社会价值和功利效果出发对自己一向倡导的“文章入伍”理念的一种解读。
老舍关于文艺具有疗愈功效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是对纯文学观念的反拨：文艺能否“配合着抗战的一切”是评判文艺是否具有价值和生命力的首要依据，而文艺的艺术价值，也即他反复声言的“才力的伟大与否”“艺术的成就如何”，都应该摆在次要的位置。[47]如此看来，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中所强调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问题，在战时语境之下，并不显得突兀。也就是说，在老舍等文协作家那里，“艺术标准”或“艺术成就”就已经被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置放在次要的位置，这一点在“与抗战无关论”的大批判中又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至于什么是评判战时文艺的首要标准？这不过是所站的立场和角度不同而已，尤其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生成了一定的评判标准：文艺家看到的是文艺的“疗伤”作用和救亡宣传功能，为抗战服务当然被认为是战时文艺的首要职责；政治家希望文艺能为政治服务，必然强调“政治标准”对文艺活动的引领作用。郭沫若用“有经有权”来理解《讲话》的内涵，也是基于特定时代产生特定思想理论这点作出的判断。从广义上理解，毛泽东所强调的“政治标准”，也包含抗敌御侮、争取民族自由解放这一大时代的大政治。
总而言之，老舍在兰州演说时的“文艺疗伤说”，延续了他对抗战文艺的价值和意义的朴素观点，应是对何思敬在延安文化界座谈会上的类似说法的一种有力回应，说明他对短时间内所看到的延安新气象颇为满意，对延安在群众文艺（如大合唱、演剧活动等）中的积极实践表示赞赏。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文艺疗伤说”与毛泽东后来发表的《讲话》都将文艺的艺术价值放在次要位置，这一点恰恰表明《讲话》所提出的文艺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问题，实际上在大后方的文艺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萌芽。通过老舍等大后方作家的生发、何思敬等延安作家的演化、《讲话》的明确，文艺的艺术价值被赋予次要位置成为文协部分作家和边区政权的共识。
四 老舍的战时延安书写
回到重庆后，老舍将此次西北之行的途中见闻陆续写成长篇叙事诗《剑北篇》。其两度造访延安的历程尤其是他在延安期间的聚谈成果，在这首长诗中有了形象生动的书写。有学者认为“多达27首，长达3000余行的《剑北篇》里，却就是没有一首《延安》诗”，这是作品的“一大遗憾”。[48]《剑北篇》中确实没有以《延安》为题的专章，但是其对延安的书写却隐含在行程之中，且“延安”一词也赫然出现在《榆林—西安》一章之中。已有学者注意到这种情况，但论析较为简略。[49]
老舍著《剑北篇》抗战文艺丛书 第一种
1942年5月初版本
在《剑北篇》的《宜川—清涧》一章中，延安第一次在老舍笔下现出身形。他勾勒出“山光塔影，溪水回旋”[50]的延安面影，表征着延安想象在老舍笔下同样成为一道静远而壮美的景致。老舍的延安想象与从亭子间奔赴此地的青年或者一个外国人的印象并无二致。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在抗战期间访问延安，他的印象也是从一座黄黄竖起的“可爱的唐代古塔”[51]开始。延安的宝塔形象通过老舍之笔印刻在读者的阅读视野中，成为一幅挥之不去的想象图景。接下来，老舍由自然景物而进入了对人文气氛的想象性营造——“万家灯火，气暖声喧。”[52]一幅吸纳八方、热闹非凡的革命圣地景象呈现出喷薄而出之势。这是一种观光者视角所透露出来的浪漫笔调，褪去了八百里秦川上秦腔回荡的“悲壮沉雄”[53]，而带给人新的气息，新的气象。
现实推动作者的笔锋发生了逆转，人们所看到的延安之城自然不能如想象中那样万家灯火、华灯初放。随着镜头拉近，诗人看清了延安在暮色苍茫之中“疏星点点”的真实面影：“城里城外一片断瓦颓垣”。一股西北高原的荒凉寂寥之感也浸透在对延安山水的情感表达之中，作者看到的山和水并非想象中的延河一样有着壮美恢宏之势，恰恰相反，这里的水是“寂寂的水”，这里的山成了“默默的山”，想象中的“万家灯火，气暖声喧”的景象也顿然消失，只有“流烟”在“山腰水畔”间“微绕”。[54]从这些现实图景的描摹中传达的是寂寥苍凉的西北印象。这也意味着，延安的物质环境与西北其他地域并无不同。
一前一后的诗节中，想象与现实形成了强烈对比。满怀的期待和眼中的落寞造成的极大反差形塑了读者的心理波动——由期望几乎跌入失望。让人不禁质疑：此地是否人们口耳相传、青年舍身奔赴的圣地？
紧接着，作者再次调转抒写的笔致，将焦点对准延安苍凉落寞的山水之间传来的源源不断的歌声。这种“壮烈的歌声”飘扬在“新开的窑洞”和“山田溪水”之间，“延伸到大河两岸”。在延安的土地上，有一群“长发的文人”，他们终年“赤脚”，通过写作和表演，“把抗战的热情传播在民间”。高涨的热情激发了不畏强敌的民族精神，在抗战的热情之下，人们冷笑面对敌人的炮弹，而敌机“轰炸的威风”，也在“歌声一片”中淹没、湮灭。诗人禁不住被这种集体歌唱的氛围所感染，也兴奋地挥毫写下：“唱着，我们抗战，抗战，抗战！”[55]
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
在新开的窑洞，在山田溪水之间，
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
一直，一直延伸到大河两岸！
在这里，长发的文人赤脚终年，
他们写作，他们表演，
他们把抗战的热情传播在民间，
冷笑着，他们看着敌人的炸弹！
焦急的海盗，多么可怜，
轰炸的威风啊，只引起歌声一片：
唱着，我们开山，
唱着，我们开田，
唱着，我们耕田，
唱着，我们抗战，抗战，抗战！[56]
读到此处，就可以发现，所谓断瓦颓垣、寂寥山水、流烟微绕等等外在环境的描摹指称了延安物质环境贫困艰苦的战时现状，而在“山田溪水之间”回荡着的抗战歌声则反映了延安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以物质上的贫瘠予以反衬，更显出延安人精神文化之丰厚，抗战到底决心和团结御侮精神之可贵，从中也显示出老舍对延安抗战决心的热情盛赞已是不惜笔墨、反复歌咏。这也就难怪他在另一篇记述自己西北之行的《归自西北》中表示，越是深入到前方，越能感受到民众和将士的抗战激情，也就更加确信“抗战必胜”已然不是一句人人仅仅振臂高呼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标语口号。[57]
这节书写战时延安的诗歌在结构上运思精巧，节奏上跌宕起伏，气势上雄浑辽阔，落笔生动而自然，不留刀斧雕琢痕迹，足见老舍在书写延安时的匠心之独特、运思之缜密、笔力之劲道。能运用诗歌的形式以如此独到的视角书写延安、赞颂革命圣地，在抗战时期恐怕已很难见到，老舍可谓是以歌声书写战时延安风景的第一义诗人。据舒乙考察，老舍的《剑北篇》是现代中国知名作家创作中“最早描写陕甘宁边区”的一部[58]。
老舍第二次来到延安时，与延安文化界的多次聚谈和密集互动，为他的延安书写浸染了新的亮色，延安的歌声给这位一路奔波的文学家以新的慰藉，并为其所感动。在《剑北篇》的《榆林—西安》一章中，老舍对延安在热情歌唱之中包含了更多的内在认同。作者写在延安的山沟窑洞里，人们为了抗战宣传，“话剧旧剧兼重”，以民歌和秦腔的形式，“把战斗的知识教给大众”；青年男女们用“自制的歌”发出民族的心声，“唱出坚决抗战的热情”，呈现出“谐音歌咏”“合奏联声”的壮观景象。[59]
以诗性之笔表达内心体验，老舍的民族国家情怀嵌进了延安的歌声之中，获得了更具实体形式的观感，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向。在延安开展抗战文艺群众化、通俗化活动中，他对延安这个相对独立的政权有了新认识，也从中看到了抗战到底的新希望。
作者在延安贫瘠的土地上发现了歌声这一极具抒情性和艺术感染力的意象，从中开掘出延安的抗战激情和精神气象，营构出全民抗战、不屈不挠、团结一心的延安形象，在反复的咏诵之中赋予延安形象以战时不屈之地的符号学意义。连绵不绝的歌声将延安带入了一个精神王国，是本诗的亮点和价值所在。歌声给老舍的西北之行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另一篇题为《文艺成绩》的短文里，老舍总结两年来的抗战文艺，认为成绩是前所未有的，他以此次随团进行一万多公里慰问劳军活动过程中的见闻为例，对西北土地上处处洋溢着抗战歌声的赞誉可谓溢于言表。据他描述，无论是乡村、都市还是在军队中，抗战歌曲都随处可闻，包括“军队壮丁与儿童”在内的各色各样的人群都在为抗战放声歌唱。[60]昂首高歌为民族的精神内核注入了英勇气概，往日民间的靡靡之音已失去了读者市场，代之以“激昂慷慨的词调”灌注在大众的心肺之中，从而“吐出民族的正气”。文艺工作者的作用也得到了重视和加强，他们通过创作抗战之声，“给了全民族以战斗进行曲”，使中国这头睡狮“会吼叫了”。[61]
老舍对西北之行的歌声印象至深，或许来自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集体歌声的感染。经过长期的集体生产生活，集体合唱已经成为物质贫乏的延安地区一道独特的听觉风景，渗进延安文化人和普通民众的血液中，构成抗战时期特有的延安体验。稍后于老舍前往延安的茅盾曾对延安的歌声有过细致入微的描述。这次富有诗意的经历发生在茅盾初到延安的一个夏天的晚上，鲁迅艺术文学院礼堂后面的青年宿舍外面，三三两两的青年人席地而坐，或看书，或谈心，或弹奏曼陀林。有人开始低声合唱，接着发生的景象应该是由这种低声合唱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越来越多的乘凉者加入了合唱队伍，由室外传染到宿舍里，曼陀林和小提琴、箫管乐也加入进来，形成庞大的合奏合唱阵势。接着是大家“不谋而合”自发地齐声合唱起《黄河大合唱》的片段，也吸引了远处户外的人们。歌声如“风发云涌”，构成了壮烈高亢的夏夜大合唱景观。[62]这个合唱的兴致抒发，看起来是一次偶然事件，实则反映了延安普遍存在的激情文化和时时可以演绎的集体狂欢。
《黄河大合唱》曲谱
在奔赴延安访问的陈学昭的印象中，延安处处是歌声[63]，这种声音文化形成了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无形收编，建构了延安人和延安的过路人对民族国家和红色政权的集体想象。
到了1960年代初期，作家吴伯箫创作的散文名篇《歌声》[64]成为抒写延安歌声、展现延安精神的典范文本。在对歌声的书写中，作者运用顶针修辞格，使延安的歌声在“声浪-群山-回响”“声浪-延河-伴奏”的延展之下产生了排山倒海的恢宏气势，在字句铺排中赋予无形的延安歌声以连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使延安的歌声在历史的回响中获得了山应水和的强大召唤力。
可见，延安的歌声，尤其是合唱之声，不仅仅在老舍的笔下成为一道精神上的抗战风景，而且是与延安有过亲密接触的作家们共同的想象与记忆。如果说抗战歌谣是对儿童进行抗战“启蒙”的“亚文体”[65]，那么延安的歌声则以声音形式铸造了延安精神，建构了延安形象，老舍对延安歌声的书写一定意义上也是其参与延安精神建构的行为。学者指出老舍是知名作家中书写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人[66]。进一步而言，在延安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提炼出歌声这样一个古今中外普遍接受的元素作为延安精神的外在表达方式，并赋予其召唤力和生命力，以诗意的方式含蓄地表达对延安精神的由衷颂扬，老舍当属现代知名作家第一人。
延安的集体合唱将老舍带入了革命狂欢叙事的情境之中，从而使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新变。这种新变显然不是老舍个人的一厢情愿所能够产生的，恰恰体现在老舍与延安文化界的聚谈内外。因为有了形式不一的聚谈，老舍对延安的认知观念也就由陌生而转向亲切，其对延安的态度也由模糊迷茫走向了明朗认同。实际上，这就影响了他对文艺与通俗之间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已然区别于抗战初期以需求为导向的创作观念，而自觉地回归到文学的本位上，对抗战文艺的长足发展有了新的认知。可以说，以1939年为界，老舍在通俗文艺上的创作出现了裂变，即由此前大量从事通俗文艺活动，转换为此后通俗文艺创作数量骤减，更加注重在新文学传统引导下的文艺通俗化问题。这点转变，与老舍的西北之行、延安之行应有着一定的关联。他用新诗形式创作《剑北篇》即是这种文学观念转换后的躬行履践。
结语
老舍以北路慰劳团的代表和文协负责人的身份到访延安，在短短数日之间，他对延安的考察也和对其他慰劳地方的考察一样，主要是基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原则对延安的抗战活动进行了一次整体采风。老舍所参与的延安聚谈活动，为他重新思考文艺的内部和外部关系问题提供了更为充实的实践经验和现实理据。他在《剑北篇》等作品中所着重书写的，是延安人坚决抗战的集体激情和抗战必胜的集体自信。老舍抗战期间孜孜以求的是民族国家的出路问题，延安之行和延安聚谈则再次确证了他运用文艺将民族抗战进行到底的意识，对其思想和创作上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在政治上，老舍所坚持的中间派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更确切地说，对老舍创作和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应是历时半载的整个西北劳军之行，延安聚谈活动是构成这一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用新诗《剑北篇》书写延安、赞颂延安，与他用鼓词写成《陪都赞》《赞国花》等热情歌唱重庆和抗战之花具有同构性，其文学旨归都落在了为抗战宣传殚精竭虑，为民族解放奔走呼告之中，含蕴着老舍始终如一的赤诚的民族国家情怀。所谓“风雨八年晦，贞邪一念明”[67]正是老舍这一情怀的自我写照。
推荐语：
“西川风”本期推送《老舍的延安聚谈及其延安书写》。
1939年6月至12月，是老舍赴西北八省慰劳的半年。那么这长达半年的慰劳之行对老舍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蓝善康老师从史料出发，以老舍的西北慰劳之行为主线，把个人活动的地理空间与文艺互动的抽象空间结合，细致梳理了其在延安的文艺活动，并指出，老舍的延安聚谈无论是对于他自身创作，还是对于大后方延安与重庆的文化交流，乃至抗战文艺战线的统一，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延安期间的两次大会，更标明了对他对文艺抗战价值的认同和特殊背景下作品艺术价值标准的选择。此次西北之行也酿就了被朱自清誉为抗战诗坛的代表作之一的《剑北篇》，在老舍的延安书写中，蓝老师着重聚焦了其“歌声”书写，其文艺抗战意识再次得到确证，由此也给我们动态呈现出大后方重庆文化人与延安文化人的良性互动。
荐稿人：刘青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