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很重要，但迄今的讨论进展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在于本真意义上的科学世界观缺场。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性质及其理论定位，需要在把握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现象的世界统一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统一性，以及现象、本质和本体的存在统一性基础上厘清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思路。只有从科学世界观出发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整体性的一般特征和核心要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讨论，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下共识：它关系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准确把握，关系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很有必要。但这一讨论最为关键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如何概括，则仍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列宁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我们的研究者们似乎都想把整体性置于自己的学问基础上。客观地看，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奠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归结为哲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全部理论的世界观依据；归结为政治经济学是因为揭示资本主义的奥秘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根据只能依靠政治经济学；归结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以工人阶级解放为政治形式的人类解放，且常常被表述为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是，从现在的讨论思路看，归结到无论哪一个学科支点上也都有难以克服的软肋：哲学作为远离社会经济基础的最为抽象的意识形态形式，能够整体性表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吗？政治经济学如果失去科学世界观的引领就会成为庸俗经济学，而且必然向实证的经济学倾斜，从而丢失了灵魂；科学社会主义如果不突出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还能成为“科学”吗？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与唯物主义并不相容，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产物。[1](P739-740)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讨论现在还未能真正达到把“三个组成部分”融为一体的高度。出路何在？

　　一、哲学世界观是解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钥匙

　　我想我们似乎应当改变一下讨论的思路。原来讨论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因而整体性就是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根据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都把马克思主义学说概括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因而关注点就在这三个部分的统一上。但是，恩格斯、列宁对三个组成部分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便于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宣传，并不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解读模式。实际上，他们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必须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从哲学世界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我们不难从经典作家著述中发现的思想脉络。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就制订了写作“辩证法”的计划。他在致约瑟夫·狄茨根的信中写道：“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当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去除这种形式”。[2](P288)这个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正如列宁指出的：“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3](P290)在列宁看来，《资本论》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而是经济学形式的唯物辩证法，本质上是新世界观。

　　列宁最为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新世界观。他在谈论《共产党宣言》这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问世的著作时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4](P416)我们所熟知的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块钢”“它完备而严密”的判断，实际上都是他从哲学世界观角度作出的概括。“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4](P309)“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4](P221-222)毫无疑义，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整体性、完备性，皆源自其哲学世界观。

　　毛泽东完全继承了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分析，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5](P396)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哲学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基础作用，将其作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灵魂。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建党原则，其前提就是世界观优先。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引证的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新型哲学世界观的论断，强调应该从这一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时所讲的哲学世界观，与时下许多人对哲学的相关认知并不相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于传统的、其他类型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不是一般的人类精神现象，更不是五花八门的玄学或自由个性的展现，而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科学阐发，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路线的科学依据。邓小平曾作出一个很值得玩味的论断，他指出：“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6](P292)请注意，邓小平在这里，与我们关于哲学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常识”很不相同，他把共产主义理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放在与“实际”同一序列，而与还没有成为现实的“书本”相区别。这表明，在他看来，科学世界观，体现历史规律的逻辑和科学的理想信念，不是高悬于实际之上的空想，也不是单纯的思想观念，而是不断变动发展现实的有机构成，是“革命实际”的组成部分。因此，他认为哲学世界观与党的思想路线和行动纲领之间不存在鸿沟，因而也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严格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7](P278)“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6](P118)邓小平在这里以明白无误的叙述，打通了世界观和思想路线、行动指南，哲学和革命实践的隔阂，为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

　　可见，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世界观的认知，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前提。应当看到，一些年来由于受西方哲学思潮的误导，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去世界观化的倾向十分严重。现代西方哲学从一个错误的哲学判断出发，即断言康德为代表的近代“认识论哲学”，颠覆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宣告整体性把握世界是“人类自然本能的幻想”。此后推动所谓的“后形而上转向”，使哲学转向主观唯心主义的“个人主义哲学”，多元、相对、去中心、现象化、碎片化，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这样，不仅西方主流哲学拒斥了世界观，而且深受这一转向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经由“实践哲学转向”抛弃了一元论世界观。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初衷相悖，秉承当代西方哲学“转向”的“实践哲学”，日益远离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世界观方法论的使命，自满自足于校园、书斋和个人心灵的抚慰上徘徊。以这样的哲学站位，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为核心解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首先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世界观本性。

　　二、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源自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之所以能够整体性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在于它依托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依托了“世界历史”这一显示人类历史统一性的必然趋势；之所以需要从整体性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最为根本的就因为只有整体性的世界观才能认识、把握整体性的世界和人类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科学性的本源。

　　对于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必须解决三大难题：一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现象的世界统一性；二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统一性；三是现象、本质和本体的存在统一性。在马克思的伟大哲学变革之前，唯心论在这一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虽然哲学也在不断进步，但直到19世纪初，在三大难题面前还是一筹莫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18世纪没有解决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历史从一开始就具有的，而且这种对立的发展贯穿于整个历史之中”。[8](P88)虽然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的黑格尔哲学有所突破，达到了唯心主义哲学立场可能的最高点，但毕竟没有真正破解这三大难题。历史表明，解决这三大难题，除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别无它途。这也从根本上证明，离开科学世界观去探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1.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现象的世界统一性问题

　　毫无疑问，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现象是不同领域的事物。自然界的自发自在，人类社会的自主自为，精神现象的自我自觉，都是显而易见的界域上的异质性。因此，世界的统一性并非简单地把三大领域同质化，而是要深入揭示三者在异质性分布下的同源性，即同一本源及其相互转化、有机统一的可能性。

　　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以精神为本源说明世界的统一性，但由于其根本颠倒了世界的真实存在，故而无论多么精致，也必然漏洞百出并最终破产。黑格尔可以说是以精神本源阐释世界统一性的绝对高手。他通过唯心论的辩证逻辑，“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个一般规律在其普遍适用的形式上表述出来，这毕竟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勋业”。[9](P316)黑格尔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握住了事物“自己运动”这一本质，他以“绝对精神”这一把现实人类思辨化的概念主体的自我运动，构建了一个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现象的大一统概念辩证法体系。思辨的叙述方式包裹着丰富的现实世界运动变化的内容，尽管是本末倒置、头足倒立，然而“假作真时真亦假”，其影响力不言而喻。“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现实的叙述。这种在思辨的阐述之中所作的现实的阐述会诱使读者把思辨的阐述看成是现实的，而把现实的阐述看成是思辨的。”“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9](P280)可以说，黑格尔的世界统一性逻辑，仅在思想的基地上是无法根本打破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也不同地抓住了它的一些破绽，但总体上还在黑格尔的逻辑框架上踏步。只有费尔巴哈由于“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9](P218)而至少向前走了一步，虽然未能完成超越，但也预示了只有唯物主义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真正出路。

　　说到底，客观逻辑决定了主观逻辑，如果颠倒了，就不可能真正做到逻辑严密。唯心论的世界观立场，决定了黑格尔哲学不可能是真正严密的逻辑学。唯心主义概念辩证法把现象归结为某种概念本质是容易的，因为这种思维的抽象能力不难理解。但是，要解决丰富多样的现实事物是概念自我发展的“内在环节”就勉为其难了。说梨、苹果、扁桃、葡萄都属于“水果”没错，因为它们都有水果的共同属性。但要说明上述水果都是“水果”的自我发展“设定的”环节就困难了。环节的先后如何衔接？怎样从一个环节“必然”转化为另一个环节？如果再出现新的水果品种又该如何排序？再有想象力的哲学家也不可能自圆其说。简单的自然现象尚且如此，更别说无比复杂的世界体系了。自然、历史、人的活动总是要“溢出”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其唯心主义辩证法体系被不断变化的实际撕裂在所难免。

　　传统唯物主义也解决不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第一，它解决不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唯物论基础问题，因此历史领域始终是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第二，它解决不了用唯物论反映论阐明人类思想认识成果，尤其是普遍范畴和绝对真理问题，因而往往被怀疑论、折衷主义钻空子；第三，它解决不了唯物论和人的精神能动性关系，尤其是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献身精神的唯物论根据问题，因而往往被物欲主义、享乐主义等污名化。说到底，传统唯物论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因而在作为其哲学大厦基础的物质概念上，具有直观性、消极性和静止性，单一的原子化实体物质概念，无法解决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

　　以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新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成功地解决了上述难题：第一，把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作为事物“自己运动”的客观源泉，不但解决了物质的能动性难题，从而奠定了三大领域统一性的物质基础和内在根据，而且解决了世界不同质事物的统一性，以内在的矛盾方式避免了外在的碎片化；第二，把物质的存在形态从单一的、静止的实体形式扩大到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的“关系”形态，解决了社会历史领域的物质存在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创立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第三，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现象作为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确立了主观辩证法（范畴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解决了物质运动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及其相互转化的可能性问题，以及精神能动性的客观来源问题，使“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相贯通，创立了完备全面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第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不断发展的完整的世界。

　　2.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统一性问题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统一性似乎不是问题。青年黑格尔派的契希考夫斯基就曾论证，“过去”也曾经是“现在”和“未来”，“现在”也曾经是“未来”并正在成为“过去”，而“未来”正在成为“现在”并必然成为“过去”。但是，问题绝非如此简单。实际上，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差异极大。成为历史的“过去”一般是“单数”，但对于“现在”而言，“未来”无疑是“复数”。如何选择“未来”，则决定了“现在”的得失成败。作为多种可能性的未来，如果没有历史客观必然性的支撑，则将是不可知的，或不可靠的“历史预言”，其与现在和过去的历史联系也就不具有整体性。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哲学才以历史的“终点”为起点，只是反思历史的逻辑而回避面向未来的“复数”难题。而一些所谓面向未来的“实践哲学”，雄心勃勃地要开创历史，却无一例外地掉进了“主观意志论”的泥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历史未来的客观必然性问题提供了基本方法论：第一，“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就是要通过科学的分析批判，找准旧世界的不治之症，既作为旧世界必然灭亡的客观依据，也作为新世界建设方向的行动指南。“两极分化”和“人的物化”就是马克思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痼疾，而“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方向。第二，客观分析的基础是“把握事实的总和”，反对片面的“玩弄实例”。列宁认为把握“事实总和”即把握“自在之物”本身，因而它不是全部现象的堆积（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堆积），而只能是揭示生活本质、决定历史方向的基本关系。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概括为“基础性关系”（商品关系）、“反常性关系”（物化关系）和“变革性关系”（雇佣劳动与资本），从而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走向。第三，确立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主导性力量，即社会化大生产及其代表现代无产阶级。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论断，并非如西方意识形态反复贬损的那样，是一种类似宗教“选民说”的救世主义，而是由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客观地位所决定的历史必然性。现代无产阶级既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和代表，又是被资本主义自发经济规律肆意摆布的被动力量。社会化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所要求的自觉性，必然表现为工人阶级在社会化生产体系中的自主性。这样，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与社会化生产力的解放、因而与人类的解放就具有根本的一致性。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10](P257)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3.关于现象、本质和本体的存在统一性问题

　　去唯物论，否定唯物论唯心论哲学的对立，本质上就是否定“自在之物”，否定唯物论的本体论。“自在之物”是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基石，唯心主义都必欲除之而后快。它们否定“自在之物”的全部根据，就在于断言“自在之物”是无法认知和论证的，而谈论人类之外的“存在”纯粹是“形而上”问题。列宁曾引用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的话：“那些只承认自身的存在和自身中交替出现的感觉的存在，而不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哲学家，叫作唯心主义者。”唯心主义“这种体系虽然荒谬之至，可是最难驳倒，说起来真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4](P30)

　　论证“自在之物”的存在，确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才能科学地解决人类历史活动的能动性、自由等问题，打破唯心主义哲学在本体论问题上的根本颠倒。以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结合形成的新唯物主义，彻底改造了以意志论为基础的唯心主义实践观，形成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充分论证了以下三大命题：第一，实践的两重性，即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实践的受动性切切实实地证明了外部自然界并非主体的“自我设定”，而是客观存在，违背自然规律必然会受到惩罚；实践的能动性不仅证明人的历史活动的能动性要以物质制约性为基础，而且表明历史活动能动性的基础是物质生产活动，它决定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自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向自由转化的过程。第二，历史的无限性，即人类的历史只有阶段，没有终点。唯物主义实践观证明，实践本质上是“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过程。实践永无止境，表明了人类历史不是一个封闭的圆圈，而是不断开创未来的无限螺旋，同时也雄辩地证明了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不能人为地加以设定。第三，世界的可知性，即从根本上说，我们面对的所有“不解之谜”都只是未知世界，而不是不可知世界。世界并没有给人类的理智设下了不可跨越的界限。世界的可知性证明了不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多元世界，千差万别、丰富多样的只是“现象界”。它们都是物质存在的不同表现形式，而不是世界的“碎片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