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胡悦晗老师评论《接管杭州》一书的文章《共产党干部眼中的新旧杭州》。
为了研究新中国建立前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在变迁中的连续性，研究者需要以1949为原点上下延伸，将抗战结束至19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时段纳入研究视野。在这期间，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如何处理农村与城市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调和革命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历来是研究者致力探究的重要问题。
在《接管杭州》一书中，美籍华裔研究者高峥以杭州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探究导致共产党从建国初期社会现实的清醒判断到革命的根本原因。通过对大量档案的调查整理，对大量历史亲历者的走访，高峥得出三个重要结论：首先，中共地方干部对城市接管的过程中体现出扎根于中国农民本性中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高层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的多变性与不确定性为地方干部在实际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提供了灵活操作的余地。其次，杭州的地方干部通过日常生活中召开的各种政治学习会议，将共产主义的宏观革命意识形态灌输到杭州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之中。再次，中共干部在改造这个城市的商业化与文化格调的同时，也在受到这个城市美景与文化氛围的感染。这种互动互渗的结果，导致了城市的居住者与管理者之间新的认同方式。但另一方面，本文也指出了《接管杭州》一书存在的问题，例如作者在分析从建国初期的“黄金时段”到此后“激进十年”的演变过程时，没有能够提供充分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建国后共产党对杭州的管理与改造虽然只是全国战后重建这个重大工程中的一点，但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管窥中国建国后的城市政策与影响，以及在此期间对国家权威的塑造过程。
本文原题《共产党干部眼中的新旧杭州——评James Z. Gao，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 Zhou——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1949-1954》，刊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夏季号。感谢作者胡悦晗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尽管海峡两岸有着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产生的截然不同的官方史学，但双方均把1949年视作划时代的分水岭。大陆官方史学将其纳入「辞旧迎新」的话语中，台湾官方史学则将其纳入“沦陷”与“光复”并用的话语中。1949年对两岸的史学家而言，历来以其彻底的时代断裂性为特征。然而，这一历史分期法在近来的海内外研究中开始日益模糊。出于对两岸官方历史叙述构建出的时代断层的反思，研究者开始以1949年为原点上下延伸，试图将抗战结束至19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新时段纳入研究视野，考察其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中的断裂性与连续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的提法也由运而生。
这一新时段最主要的政治进程无疑是中共通过对旧政权的接管，建立了一个将触角遍及各个城市与乡村的新政权。然而，中共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细节中如何处理象征着自身统治合法性与道德优势的农村与象征着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物质与奢华腐朽的城市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如何调和革命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历来是研究者致力探究的重要问题。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 Zhou——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1949-1954》 James Z. Gao
毕业于耶鲁大学，师从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先生，现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从事现代中国及中美关系研究的James Z. Gao注意到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经过类似山东、江西等许多革命老区所长期经历的战乱与灾荒的“鱼米之乡”杭州。杭州具有其他城市少有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其城市居民也因此而缺乏相较于其他许多地区普遍高涨的革命热情。作为一个历来以其非工业生产结构与商业化氛围及深厚的人文底蕴著称的城市，中共在这里的渗透与影响十分有限。由于没有作为内战时期国共对峙的主战场，杭州得以保存大量的地方档案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先天条件。
作者致力于探究导致中共从建国初期社会现实的清醒判断到革命的根本原因。作者在该书中穿插运用了中共有关杭州的内部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往来信函文件及大量杭州、山东、浙江等地档案馆收藏的地方档案，并采访了相当一批已年届高龄的历史当事人，为本书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全书分为八个章节。作者首先聚焦于1948年中共围绕着接手杭州问题制定的政策以及由此训练出一批来自基层农村，旨在肩负共产党使命并全面接管杭州的党员干部。其次，作者考察了这些身处1950年代国家控制加剧与文化转型之中的党员干部在杭州的行为方式与背后的文化意涵。最后，作者探究杭州的城市文化与中共的政治权力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接管杭州》 高峥著 李国芳译
作者提出三个主要观点贯穿全书。首先，中共地方干部对城市接管的过程中体现出扎根于中国农民本性中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高层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的多变性与不确定性为地方干部在实际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提供了灵活操作的余地。地方干部基于实际情况与自身利益的综合考虑，常常对政策采取不同程度的变通。
1940年代末，中共领导层一致认为在接管旧政权的过程中，道德层面的合法性应当与军事占领同齐并进。然而直到1948年底，尽管中共已经成功接管了东北、华北等地的许多工业城市，但毛泽东在关于如何处理如杭州这样以商业与文化著称的城镇上，仍然没有清晰的结论。当解放军大举渡江南下之后，各地普遍反映出针对先前在白区工作，没有经历过整风、土改等政治运动的地下党员及本地干部缺乏信任的态度。尽管泽东本人在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上讲，“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干部”，但在中共看来，这里所说的本地干部，更多还是指那些本地出生，外出革命，经历了一系列考验和训练的本地干部，并非是指新占领区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如果没有这样的本地干部，就必须要大量引进北方根据地的经过考验和训练的基层干部（杨奎松，2009：385）。中共决定由主要来自山东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层干部全面负责杭州的接管工作。这些视城市的商业繁荣和物质享受为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的农村干部肩负着改变杭州现有文化的使命。尽管他们没有时间去学习专业技能，但他们并不会为自己无法处理城市问题而焦虑。在维护新政权稳定与恢复城市经济秩序的目标下，他们主要依靠其在农村根据地时期形成的灵活的管理策略与经验技巧取得了成功。城市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中共的政治领导层与城市专业技术人员构建的良好同盟将新政权打造成为一个高效运作的政府。
其次，作者指出，杭州的地方干部通过日常生活中召开的各种政治学习会议，将共产主义的宏观革命意识形态灌输到杭州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之中。与国民党通过无休止的征税实现对民众的经济剥削不同，中共通过在各级层面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通过在会议上唱革命歌曲、背诵毛语录以及高呼革命口号等行为，使民众对中共建立的新政权产生认同感。从“第一面红旗”到政治学习会议，农民干部开始逐渐将城市居民的政治生活仪式化。
再次，作者指出，这些来自山东的农村干部在接管杭州初期，将其视为商业化氛围浓厚的城市，并打算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改造这个城市的靡靡之音。他们开始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而不是用向既存城市文化发起猛烈攻击的方式。在这些农民干部的眼里，这个城市是一片让他们感到不舒适的土地。为了吸取早先太平天国占领城市后因为中断了其与农村的关联而最终被清军围剿的教训，中共的农民干部始终将其与农村的关联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从而导致他们始终倾向用农村的方式解决城市问题。他们在确保城市稳定的同时，坚信必须阶段性地将这些农民干部不断送返农村，重新扎根于农村土壤及革命传统。中共的领导者坚信，通过农村经历的再教育，城市的工人、学生及下层民众最有可能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并成为在杭州的农民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这些南方的农民干部标榜他们农村的出身，倡导与资产阶级在内的剥削阶级文化截然相反的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与老实忠诚的道德原则。他们对杭州城市文化的改造受到了效果。在三反五反运动及四清运动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到普遍唾弃，象征着艰苦朴素革命传统的中山装、布鞋等生活用品开始在杭州广为提倡。
然而，他们一方面改造了这个城市的商业化与文化格调，另一方面，却也在受其耳濡目染。他们开始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感受到杭州的城市美景与文化氛围的感染，并且懂得利用杭州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同中央讨价还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官僚集中制更偏向一个标准化制度，但却造成了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态。当许多城市开始照搬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时候，杭州则以“东方日内瓦”著称，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保留了传统旅游业商业的发展。这个发展战略需要城市的领导者将城市文化视为荣耀，但同时他们又强调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当地的宗教生活的控制以及戏剧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南方的干部发展出了一种能够更好理解城市文化资源的方法。通过打造“东方日内瓦”，南方干部能够他们得以享受的新生活合法化与正当化。这里的优厚居住条件使中央在建国初期将许多重要会议放在此召开。杭州的地方干部同中央建立着积极的关系。他们开始被视作“杭州的同志”。由此，他们与他们想要改造的杭州市民一起产生了对这个城市的新的认同感。但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政治目标。他们为社会主义改造与工商业转型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样就建立了开展新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化转型的能力。作者认为，这种互动互渗的结果，导致了这个城市的居住者与中共在这个城市的管理者共同创造了一种新的认同方式。
综上，作者认为，中共的机会主义为地方干部在政策执行中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通过高频度的、被仪式化的各级政治会议，中共将革命意识形态融入至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去。杭州的地方干部一方面在政治会议中不断形成自身精英阶层的群体认同感，并通过反溯农村的方式保持他们对杭州进行理想主义改造的信念不变；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杭州的城市生活与文化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对杭州产生了认同与归属感。上述三个方面的结合，即是中共在1950年代初期在接管杭州的过程中能够平稳过渡的重要原因，又为中共此后的文化革命埋下伏笔。
1958年1月5日，毛主席在赴杭州机场途中临时决定来到小营巷视察卫生情况。
贺照田认为，有别于国民党在迅速扩张过程中产生的派系纠纷与组织涣散等现象，中共在每一次迅速扩张过程中，尽管大量依赖具有政权运作与社会活动经验的地方精英，但却做到了使这些人为自己所用，而不是被这些人改变。贺照田认为其关键在于中共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有召唤力、说服力的论述与制度、组织、生活机制，进而通过这套机制把涌入的有朝气有责任感的力量，不断转化为可以依赖的组织、精神和实践机体，从而使得各种投机性力量的涌入不仅不会左右党内氛围，而且中共事实上并不需要依赖这些一旦居重要地位便容易改变党原有朝气向上的新成员（贺照田，2009：124-125）。James Z. Gao的研究向我们展示出中共地方干部在接管杭州的过程中，通过在日常生活层面展开的种种仪式化活动，既保持了党组织的道德与理想主义原则，又成功地利用了地方资源，从而为贺照田的观点作了一个有力的个案佐证。
然而，该书也有值得进一步商讨之处。首先，作者在该书第五章考察了中共借助抗美援朝的战争旗帜对杭州城市居民进行的社会动员与国家认同感的形塑。杭州地方干部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帜在城市展开对城市居民与知识分子的反美帝国主义道德与政治观的教育，从而体现出民族主义情绪对塑造认同感起到的作用。但作者并未将该部分内容放入杭州地方干部形成城市认同感的总体论述之下，作者关于认同感的考察主要集中于杭州的杭州城市文化对中共地方干部的潜在影响以及后者对城市生活的逐渐适应。这似乎是该书在框架安排上一个值得商榷之处。
其次，该书第七章考察中共对妇女干部的任用过程，从而指出中共并未兑现妇女解放的诺言。尽管在政权接管的过程中伴随对妇女干部的任用，但此部分论述的归结点更多侧重妇女史研究领域，与该书要探讨的核心主题并无太多关联性。这使得该书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不免给人以框架松散、主题模糊之嫌。
最后，尽管作者在绪论部分即指出此书希望解答的核心问题，但正如Pauline Keating所指出的，作者在分析从建国初期的“黄金时段”到此后“激进十年”的演变过程时，没有能够提供成充分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Pauline Keating，2005：271）。
1952年，纺织厂下班的女工人们。
继该书之后，James Z. Gao近年来重点考察近代上海米市的发展，运用社会经济史的分析方法考察从清政府到国民政府再到中共新政权三者的社会控制能力的变化。尽管与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 Zhou中主要用政治与文化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其背后的问题意识则一脉相承，始终聚焦于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的城市政策与影响以及在此期间国家权威的塑造。这种将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的变动不居与背后问题意识的延续纵深二者进行有机结合，也是学术研究中值得充分借鉴与肯定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