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智能机器引发了人类社会快速且颠覆性的变化，对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产生了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冲击。对此，人们应返回马克思，重新发掘马克思“人机关系”思想，积极回应和回答“人机关系”问题。马克思彻底走出抽象的“人与技术”关系，将“人与机器”的关系还原为现实生产、生活权力关系与资本生产关系。在马克思“人机关系”思想的批判视域下，智能机器不仅全面监控与宰制人们的生活领域，更在生产领域进行全面扩张和劳动替代。立足当下与未来发展，我们应构建“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应用道德规范，构建“以人为本”的“人机共融”和谐态势，探索未来人机关系的新方向、新可能，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发展与解放。
[关键词]人与机器；人机关系；人机对立；人机共融；人工智能
从生产力角度看，由“手工工具”到“机器工具”的转换，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革命性转折。自18世纪末以蒸汽机为特征的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开启，到现今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应用，是人类生产劳动实践、人类智力（创造力）长期进化和选择的必然结果。在有关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讨论中，无论致力于智能机器创新、物质财富增长的“乐观派”，还是致力于智能机器排斥人、替代人、支配人的“悲观派”，抑或秉持和强调静观其变、注重当下竞争务实的“现实派”，无不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颠覆性的革命”。这里，最关键的判断方法和逻辑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导致当下众说纷纭、众声喧哗的歧见，我们究竟该如何走出这一迷雾呢？
如果重回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就会发现当下的许多争论在当时皆有所及。马克思特别强调物质生产力的巨大革命作用，重视科学技术、机器工具的强大改造力量，但马克思不是“物质主义者”，更不是“机器决定论者”，他否定了机器的“纯物质性”，阐释了那个时代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属性，即作为资本生产关系的“实践属性”和资本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揭示出了资本主义“人机关系”对立的根源在于“机器资本化”或“资本化机器”的广泛应用。对当下和未来引发人类社会发生快速且颠覆性变化的智能机器而言，既然其对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产生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冲击，那么我们究竟应如何把握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笔者认为，积极回应和回答这些关乎人类当下和未来赖以生存、发展的“人机关系”问题，必须返回马克思，重新发掘马克思“人机关系”思想。
一、资本时代的人机关系：“机器权力”贬斥“个体自由”
人类超越动物的一个最重要、最显著标志，就是会制造并使用工具。在机器大工业之前的时代，直接源自大自然的人力、畜力、风力、水力、火力等成为人类文明的动力源,“机器装置”的简单化、碎片化、孤立化特征明显，即使存在一些所谓的机器（金属）元素，也始终处于“手工”逻辑范围之内，手工作坊、手工艺品、手工工匠精神等成为“人机协作”的典型符号和主体逻辑。而作为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核心符号，或者说作为“手工工具”进化版的“现代机器”，“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机器的这种“代具”功能，将人类脑中构筑的想象图景变成现实世界的人类“器官”延伸，把人类从繁重复杂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改变了传统劳动和生产形态，强化和巩固了人类存在的“现代性根基”。
从机器史和文明史相互交合的角度看，机器大规模直接应用就是“工业革命”——机器以“工业革命”的身份进入近代文明历史，构筑起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帝国、文明体系的强大物质力量和象征符号。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革，无疑是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最直接、最鲜明的物质杠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显然，马克思讨论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作为物质手段的机器本身，而在于巨大的机器力量带来的庞大财富积累被“谁”占有。在以资本增殖为轴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机器的进化与革命必然沦为资本家榨取超额利润以及全方位控制劳动者的手段，“机器资本化”应用的直接后果必然体现为“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和直接异化。
（一）“人机关系”的本质属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聚合体
毫无疑问，作为机器的创造主体，“人”对机器拥有绝对自主权和支配权。机器作为人的器官的延伸，作为人的对象化，在生产活动中应是作为人的“头脑眼手”的外部机械助力。然而，这里的“人”依然是抽象或作为整体观念的“人”，而不是具体、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判定不在于其纯粹的“物质属性”，而在于历史、具体的社会与经济关系。“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在马克思看来，人就是社会历史的存在物，人的社会历史就是人的个体发展的历史，人的本质则蕴藏于具有特定社会历史性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机器作为参与物质生产活动的具体技术样态，其变革必然带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毫无疑问，机器的生产力属性既属于“客观物质性力量”，也属于“人的客观性力量”。从劳动工具、技术变革的文明史角度看，发明工具、采用新技术的缘起和最终目的，都是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紧张的劳动时间、空间中抽离出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生产工具的巨大变革必然引发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深刻甚至彻底的变革。“牛推磨”“蒸汽机”“计算机”绝非单纯的“工具符号”，而是意味着社会存在结构（尤其是劳动方式、经济结构）、关系体系的全面触动与变革。
更确切地说，“人机关系”的本质已经超越了纯粹的“人与物”的关系范畴，而成为“复合概念”，即包括作为客观的“人机关系”的历史和时代嬗变，也包括“人与机器”相互连接、彼此触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交合和循环维度：一方面，“人与机器”的客观物质性属于基础性的决定和推动力量，决定社会历史存在的根本面貌和性状；另一方面，“人与机器”本身也是一个“关系范畴”，涵盖了人类物质生产关系、生活样式甚至文化精神、意识形态的整体结构嬗变。正如马克思所言，机器的本质不是一个“经济范畴”，只有实现与“人”（劳动力）的结合，机器才可能实现其本身的价值和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机器的具体应用，即“人机关系”的真正实践，视为社会生产关系范畴。只有与整个社会存在关系相结合，才可能理解为什么现代机器思维、机械机制、机械符号成为现代社会的权威。现代社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力量和权威性，是因为“它把工具变成了机械”，“把作坊变成了工厂”，也正是机器的强大装置性，使得与机器相关的人具有了现代机器运行的“现代属性”。
（二）资本时代“人机关系”：机器“资本化”与工人“机器化”
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机关系”主要是通过“工厂”这个特殊“空间”实现的。机器只有进入“工厂”才可能成为“资本要素”。在资本时代，“人机关系”的实践关系必然打上资本烙印，“资本”实际上成为机器运行的真正主人，资本逻辑成为工业机器运行的逻辑起点、运动过程和终点皈依。而“站在机器旁”的工人作为资本运动的另一个前提，同样受到以“机器工业物质生产”为载体的资本控制。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日益体系化的客观条件下，“工厂里的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逐渐占据主体地位，直接成为资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这里，“机器”的本质是资本符号的物质化、现实化。
随着机器资本符码化烙印日趋加深，机器与工人的矛盾越发尖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始于资本关系的存在，而不属于生产过程或阶层意义的“分工与协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三章（即《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到十三章）论述了分工与协作的生产过程流变、意义。马克思认为，机器本身不会创造价值，是“工人和生产对象”借助“机器体系”把自身原有的价值转移到由其所生产的产品上进行资本再增殖。这里“生产对象价值的转移”和“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和增殖”，皆是通过“机器工具”实现的。基于追逐剩余价值和超额利润的目的导向，资本家在物质生产中不断追加资本份额、更新机器设备，以期实现资本快速增殖与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机器的普遍应用使单个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使工人变成“过剩”的人，“用适用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入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当工人的局部职能也变得过剩时，机器就把工人毫不留情地抛出工厂。那些暂时被机器保留的廉价劳动力和未成熟劳动力，资本家通过盗窃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来获取巨额利润。因此，在机器大规模使用后，工人才开始反对机器这一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的反抗。劳动资料扼杀工人。”工人奋起抵抗的并非作为生产资料的机器，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
机器与工人的对立尤其表现在工人“总体剥削”程度的加深。基于生存需要，工人的精神和肉体被迫依附于机器，机器对工人的剥削使其陷入更深的精神和肉体的贫困之中。“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从而在生活状况上遭遇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性，成为正常的现象。”以纺织业为例，由于工厂生产条件恶劣，工人患上支气管炎、咽喉炎、皮肤病等，一些女工或未成年工人的身体经常被置于有毒物质等的侵害之下，“因棉荒而失业的不幸的妇女们，成了社会的遗弃者，而且现在仍然如此，年轻妓女的数目比过去25年增多了”。在机器的奴役和压榨下，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无限延长，生活时间被无偿占有，劳动强度日益增强，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工资水平却日益缩减，有时甚至降低到满足正常需求之下，且时时面临失业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工人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精神和肉体受到双重剥削和压迫，逐渐被“去本质化”，沦为“异化的人”。
就越来越“强大”的机器与越来越“萎缩”的工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属性而言，表面上“人操控机器”的实质则是“资本控制人”。“操控机器”的“人”表面上是机器的“主人”，实则是资本通过“机器”来控制人、奴役人。在工场手工业时代，机器作为控制劳动过程的辅助工具，其操作和利用均由工人控制，工人的劳动经验和生产技能使之在生产活动中仍占据主体地位。但是，在强大的以机器体系为核心的工业生产过程中，机器不再作为人的主体力量，而是作为占有机器的资本所有者和资本代理人控制工人劳动过程的手段。“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此时，机器的特征表现为“主人的机器”，工人由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转变为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对于大多数工人而言，机器的发展并未解放他们的身体而是使自己成为机器的奴隶；并未开拓新的劳动领域而是使自己捆绑于机器；并未使他们生产人类本身的需要而是使自己被迫生产那些占有机器和劳动力的资本家的特殊需要。在一切“唯利论”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工人不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一切按照机器的频率与要求行动，“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工人的主体地位一步步被“资本化”的机器所蚕食、贬斥、支配。
这一奴役的最直接表现是使工人异化为“机械器官”，即工人的“机器化”。马克思同时代的尤尔在其《工厂哲学》中，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工厂描述为“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从属于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马克思赞同尤尔的看法，认为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机械器官”参与其中。马克思认为，在机器为资本家创造资本增殖的过程中，“工人本身只表现为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器官（而不是机器表现为工人的器官），他们同死器官不同的地方是有自我意识，他们和死的器官一起‘协调地’和‘不间断地’活动，在同样程度上受动力的支配，和死的机器完全一样”。机器不再表现为人类的器官投影，不再作为人的身体感官与肌力的延伸，人同机器的唯一区别仅是“有意识的部件”而已。
其中，作为机器体系中的工人，其经验和技能也随着“机器化”而日趋消解。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人的技艺劳动仍被大多数手工业生产采用，机器只是被用来完成生产的个别过程，多数仍需要依靠人的技能或经验。随着生产方式和劳动形式的改变，资本主义工厂中需要依靠人的技能来完成的个别技能过程越来越少，工厂不再依赖工人的技能经验。起初，工人由之前的复杂劳动变成配合机器的简单劳动，“凡是某种操作需要高度熟练和准确的手的地方，人们总是尽快地把这种操作从过于灵巧和易于违犯各种规则的工作手中夺过来，把它交给一种动作非常规律、甚至儿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机械来进行”。再者，在“资本化”机器体系的排挤下，工人的技能由专业化消解为片面化、单一化，“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甚至儿童都少有机会接触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直至工人最终沦为机器的“有意识的附件”，资本权力的内在本质通过“资本化”的机器和机器体系这一物质载体得以充分显现，工人在资本权力的统摄下逐步被“去主体化”并丧失个体自由，沦为“机器化”的人。
二、智能时代“人机互换”与新异化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智慧云等新兴技术突飞猛进及广泛应用，人类确实已迈入以“智能技术”为标识的伟大时代。新技术的进步与革新，一方面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智能机器的“资本化”属性并没有消散，或将引发人机关系的新异化，人类或将面临智能机器对人的全部世界的渗入以及与智能机器的残酷竞争。
马克思认为，资本（私有制）对科学技术的占有和利用是造成“异化的人”的一个最关键原因。“当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时，它总是迫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相较于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的人机关系异化，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异化具有一些新特征，触发机器对人的剥削手段越来越多样化、隐性化、离散化（这是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技术根据），以至于“人机关系”中“人”的属性被“智能机器”解构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些特征隐匿于“资本化”的机器对人的生产世界、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缓慢、渐进的宰制之中，对此，我们应加以警惕。
（一）智能机器对生产世界的控制与放大
智能机器的广泛应用使机器的“主体地位”随着生产效率提升和剩余价值激增愈发凸显。相较于机器大工业时代人机之间直接二元对立，智能机械装置确实承担着“解放者”的重要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但并未完全使“人”从机器体系的奴役中摆脱出来，只是在新的资本生产方式的掩盖和遮蔽下，“资本化”的机器对人的剥削愈发隐秘，劳动者随时面临被智能机器替代的风险。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智能机器的普遍使用，在未来生产型劳动以及非生产型劳动中，智能机器必将以其低廉的生产成本替代绝大多数常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这种情境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大。相较于智能机器，人类劳动者的雇佣成本高、学习周期长、适应速度慢，而且面临技能逐步退化的风险。随着智能机器性能的提升以及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消解，机器将包揽大部分劳动者日常工作中的程序性事务，劳动者以前所必备的劳动技能、知识经验变得非必要了，这将导致诸多“重复性”劳动直接被智能机器（人）所代替——程序化的脑力劳动将变成一行行机器代码，一般性劳动技能正被机器编码所解构。2014年一项调查数据表明，“有40%的人承认，他们在每天的通信活动中完全依赖自动更正功能来保证拼写正确。其中超过半数的人说，如果他们无法使用拼写检查功能的话，就会‘惊慌失措’”。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智能机器（人）获取各种专业技能的能力和速度远远超过人类劳动者，其为资本家创造的利润和财富也更为可观。因此，我们有理由担忧技术革新的速度与劳动者被替代和抛弃的速度成正比。尤其对于那些仅掌握一般技能、能力平平的劳动者以及那些在人机竞争中被淘汰、无法从事高技能工作的人的技术性失业；那些从事高技能工作的劳动者也并非全然没有风险，一旦机器将人类的某种智能活动拆解为程序式的规则或任务，他们就有被替代的可能。
在智能机器的掩盖下，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和剥削越来越隐蔽。智能机器的使用看似是对劳动力的解放，但其对人的剥削实则隐藏在机器所设定好的定时速度与定额数量之中。在一个以精准性和可控性为特征的智能体系中，劳动者的工作速度需配合智能机器的生产速度，工作强度随智能机器的定额生产数量而波动，工作内容由智能机器发布的指令决定，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被机器“算计”榨取到最大化。劳动者因困于机器程序、系统、算法、平台中被迫配合机器的节奏而身心疲惫，于是产生了“系统人”“程序人”等，由此催生了越来越普遍化的“制造同意”现象。客观上，泰勒制、福特制衰退的原因并非资本家开始关注机器对异化劳动者产生的诸如疲劳过度、工伤率高等身心影响，而是资本家意识到越来越高的人员流动率以及不断增多的工人请愿和劳资冲突，将导致生产率下滑，进而使资本增殖速度和积累速度减缓。智能机器的使用引发了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资本便乘虚而入，使用一种隐蔽但切实存在的“制造同意”手段，为劳动者制造一种运用各种约束手段但没有强力干预，一种建立在资本所有者意愿基础之上但看似由劳动者自主自愿选择的自由假象。在资本为劳动者幻化出的这种假象下，两者之间并非等价交换而是一种虚假交换，是一种随时被资本操控和压榨的非对等交换。劳动者陷入这种资本营造的“制造同意”旋涡中而不自知，并认为异化劳动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从而变成对自身异化和剥削的“共谋”。
（二）智能机器对生活世界的侵占与“殖民”
随着智能化、大数据、物联网的广泛应用，人们的生活世界已离不开智能机器，越来越多的个人生命历程通过各种诸如计算机、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及程序串联起来，使人的一切经历经验都嵌入“智能机器世界”。如在家居生活中利用语音识别等技术为人们提供生活智能服务，在出行中利用空间定位及无人驾驶技术为人们提供交通服务等。这意味着，智能机器在替代“工具性”存在的人的同时，也在不断弱化人的自我价值评判能力，解构着传统生命样式，以至于传统生活世界面临着强烈冲击。
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有限存在，人们在有限生活空间里充斥着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先进的智能机器，这是人超越有限性的一种内在需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然而，这种越来越普遍的便利性和快捷性，却降低了人的自主能力，使人对智能机器产生过度依赖，这最终将消解人的生活本质。当一切知识和经验皆由智能机器来定义和提供时，人们将失去探索生活意义的兴趣和能力，造成实践经验的缺失与不足，同时也会造成对传统生活经验和人类共享经验的消解。如果从创新、创造角度看，智能机器提供“即时服务”，人对智能机器过度依赖将使机器逐渐嵌入人的生活，人在面对困境与问题时会不自觉不自知地借助智能机器，这在很大程度上熄灭了人们对世界本来意义的“惊奇感”，弱化人的创造能力。面对海量冗杂的知识信息，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快捷式的“拿来主义”，“速食化”的碎片式学习堆砌出来的多是模仿、仿造与千篇一律，而非人类特有的创造能力的发挥。
客观上，智能机器极大延伸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空，使人类同时拥有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拓展了人类的世界交往形式。但是，当人们逐渐习惯虚拟世界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之后，将会不断模糊和淡化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造成现实世界交往主体的疏离。在现实世界这一场域中，“此在”的人在与他人、社会、自然、自身的交往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社会属性、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而随着虚拟世界愈来愈仿真化，以及“流量资本”驱动下各种泛娱乐化对虚拟世界的噱头包装，人们更倾向于关注虚拟世界中“标签化”的他人、“碎片化”的世界、“滤镜中”的自然以及“媒介化”的“我”，人们被捆绑于虚拟世界而疏离现实世界。一个隐而未显的问题是，面对人口老龄化、医患关系等社会问题，针对一些特殊使用人群的智能机器被研发和使用。如2011年丹麦政府就向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订购了1000个帕罗治疗机器人，主要用于对住院老人的护理和陪伴；法国公司Robosoft已经开发出的助手机器人康派，主要为独立生活老年人提供助手型护理服务。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年人服务问题，但是这种解决模式的本质上是“治标不治本”。当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更喜欢和“智能机器人”交流和陪伴时，恰恰意味着老人的异化，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悲哀。因为“退出工作生活”更应返回“人本身”，但是，智能机器却进一步贬损人的自然性，加剧人的异化。人与智能机器的互动并非现实世界真实的社会互动，现实“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减少可能会导致社交技能退化和互动机械化，进而造成人与人的疏离、片面化。
（三）智能机器对精神文化的预设与占领
马克思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其意识优势在于人类拥有无限的意识世界和理性自由空间。而智能机器“是一个封闭的意识世界，是一个由给定程序、规则和方法所明确界定了的有边界的意识世界”。然而，随着智能机器与深度学习及大数据算法等新兴技术的结合，人工智能算法的高效率使人的精神话语高地面临被机器算法操控的风险。
众所周知，马克思基于技术、资本与机器生产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对资本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批判理论家”进一步认为，技术与科学在今天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人的统治。“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的力量得到发展。”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分析技术，智能机器可根据用户个人数据分析其政治倾向，向用户个人精准推送信息。这种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操控将会强化或重塑其政治偏好，引导社会舆论风向，影响人们客观的价值评判。
被视为智能机器内核的程序和算法表面上属于纯技术问题，但其实质依然是“人机关系”的属性问题，被资本裹挟着的“算法歧视”也在不断重塑人们的意识形态偏见。所谓算法歧视或“算法偏见”是指，“在看似客观中立、没有恶意的程序设计中，却带着开发者的偏见，或者因所采用的数据存在倾向性，或者因设计技术局限，在实际应用中导致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阶层歧视、区域歧视、仇外思想等严重的政治后果”。美国一家非营利性新闻编辑室的工作人员朱莉娅·安格温在综合佛罗里达州7000多名刑事被告的数据后，指明：“美国司法系统广泛使用一种算法对非裔美国人持有偏见，这一算法将非裔美国人划分到高风险犯罪类别的可能性要高出其他族裔45%。”这种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故意制造算法歧视的行为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排斥，以及某些独裁政体利用技术为强化自身统治而对人进行意识形态操控。
随着智能机器的即时迅捷功能迅速普及与发展，个体生存世界越来越被各类智能设备所侵占、挤压，以至于传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元化分野模式不断瓦解。当人们开启并使用智能设备时，其个人世界的界限已被与智能机器相结合的大数据算法打破，人们面临个人数据隐私被隐秘操控的风险。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社交状况、购物习惯、健康状况等都将通过智能设备记录保存，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轨迹和经验将被收集分析，人人变成一个数据个体包，这些含有个人隐私信息的数据个体包通过智能机器的精密分析和运算，再分门别类地被标签化，被资本家当作攫取利润和资本增殖的数据交易商品。“包括谷歌、雅虎、脸书、微软和苹果在内的所有互联网巨头都会根据我们的兴趣进行消费者画像，并利用这些信息来决定展示给我们什么广告。”算法分析使个人行为变得更可预测，在此基础上通过推送给他们更可能会浏览点击的项目获取资本收益。瑞典数学家大卫·萨普特曾做过一个试验，即选取32位在脸书近期浏览的15个帖子，仅使用最基础的分类算法主成分分析法来推断他们的基本信息，其结果是经过算法分析基本可以推断他们的生活圈和工作圈。人们的人格、情绪以及未来行为都可以被“算法化”，智能机器甚至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人们的个人世界不仅面临着在智能设备的悄然侵入下变得愈发透明化和公开化，而且还面临着被背后资本所操纵的智能机器“追踪我们的每一种情绪，并在我们的消费选择、人际关系和工作机会中不断地操纵我们”的危险。
总之，处于智能机器时代，我们越发感受到“智能与机器”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强大力量，这里的“机器”已经超越了“工具主义”“技术主义”的纯粹逻辑，不仅具备了进入人类生存世界的所有技能要素，还直接成为我们生存世界的内在组成部分。当机器具备了一定的“智能”时，必将或多或少地拥有“人的力量”，成为人类社会的崭新图景。问题在于，如果智能机器成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工具，那么这恰恰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理性机器”。因此，智能机器的“所有权”并非虚无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具有支配性的“物质性”权力范畴。智能机器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恰恰是我们必须警惕和反对的。
三、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人机和谐”如何可能
当前，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发展对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意义，无不致力于智能机器的竞相研发，生物特征识别、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等已逐步进入实践应用。在构建智慧地球、智能社会、知识经济的过程中，智能机器发展已成为最突出的重要技术力量。我国国务院于2017年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将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因此，针对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关系可能出现的新异化或新矛盾，一方面应引起警惕与反思，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掘智能机器的积极作用，坚持以“人是目的”的“人机和谐关系”导向，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的解放。
就目前主流声音而言，大多数学者对智能机器时代人机关系的分析与预测偏向于“乐观论”。他们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只是一种“在特定领域内类似、等同或者超过人类智能/效率但不具备自我意识的机器智能”的弱人工智能，即使出现什么问题，人依然是机器的背后的真正主人；而以霍金为代表的智能机器（人）“悲观者”则认为：“最新的技术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已经预示了技术的危险正在逼近临界点，即正在逼近否定文明的意义甚至是自取灭亡的极限。”我们认为，与传统的“工具论”和非智能机器相比，智能机器作为现代生产力的最突出代表，使“人与机器”实现了直接结合，以至于当我们讨论任何有关“人”或“智能机器”的话题时，都不可能割裂二者。更确切地说，在智能机器时代，“人机关系”再也不可能二元化，而是确实实现了内在的有机融合，成为智能机器时代的新术语。
立足当下诸多问题与挑战，面向更具挑战性、不确定性的未来，我们认为，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价值导向，最大限度发挥智能机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作用，促进未来“人机和谐”的良性发展，是全人类构建文明社会的共同诉求。在人工智能应用日渐崛起的未来社会，人类智能仍要建构自我反思，回归自我延伸，实现自我超越；在一种人工智能良性发展态势的导向下，智能机器将同人类智能形成人机互补、人机协同、人机共融。
与卢梭、康德等所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想以及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价值选择和追求不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价值导向将具体的“个体发展”与不同层次的集体发展、全人类的发展结合起来，构建人际和谐的社会关系支撑网络。马克思认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人类并非如许多哲学家所设定的单一、理性的抽象实体，而是由理性和非理性的相互杂糅、多样态、复杂、不断进化、异质性的“个体和群体”所组成，“人（类）之为人（类）”的独特性是任何机器所无法替代的。目前智能机器只是在“特定”领域接近或超过人类，如围棋、人像识别、深度学习等。从控制论层面来讲，智能机器只是由人类智能设计的机器，并不具备自我意识和创造力，主控权依然掌握在人类智能手中。在智能机器应用日渐高深精妙的未来社会，纯粹程序、理性思维的“智能化”表现程度必将越来越高，但是，人（类）之为人（类）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建构以及由此产生的作为“类存在”的共同体意识也会越发昌达。这样必将形成“智能机器与人（类）自我超越”的双重建构，塑造出二者和谐发展态势——智能机器与人类智慧互补、和谐、共融，真正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可持续、共享发展之路。
因此，无论当下还是未来，智能机器的本质仍是“属人性”，是人类自我生成和自我实现的“高级”对象化产物，其归根结底应作为手段服务于作为目的的人。尽管智能机器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医疗、教育、金融、交通、军事等各个领域，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但人工智能的应用不应危及人类生存及尊严的底线，如脑机接口、芯片植入、基因编辑等可能侵犯人类人格和尊严的人工智能应用势必会引起人机属性颠覆及人机关系逆转。2017年10月，沙特阿拉伯授予人形机器人索菲娅公民身份曾引起极大争议，一些智能机器或智能机器人的类人特征已经造成人类政治和人类情感的混淆。2018年4月，欧洲25个国家共同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宣言》，以共同面对人工智能在社会、经济、伦理及法律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如同机器人应遵循阿西莫夫三大道德定律那样，有必要加快研究和制定人工智能新的全球科学准则，智能机器的研发和应用应遵循一种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判断。
更为重要的，我们应该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不能仅将“规范发展”停留于道德、法律、经济、科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更应转向“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领域，警惕和防范各种消极后果，探索通过“智能机器”变革社会关系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智能机器的积极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语境下，我国的智能机器除了一般性的物质生产力属性外，还具有展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优越性的积极作用，即促进我们发展生产力和巩固经济基础。从世界文明演化角度看，尽管现代社会到处充斥着自由、平等、民主的各种文明话语，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生存方式”依然是当下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范式。当下许多关于“人机关系”论述的基本逻辑，大体上停留于这一层次与判断范围。
就我国当下和未来智能机器发展态势而言，我们应致力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新发展理念与策略。在新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世界新发展格局下，“技术和资本”依然是人类通往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手段。但资本主义与被资本主义所占有、利用的“技术共谋”迫使“多数人为少数人”服务，使人“为物（钱）所役”。因此，批判“智能机器”背后的生产关系属性，认清智能机器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前沿性和复杂性，致力于“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致力于“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是我们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的价值追求。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把智能机器视为人类实现自身价值和目的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方式。借助于智能制造巨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功能，人类会更多致力于自身内在需要，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进而实现人类共同体的真正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