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究竟应该学什么？怎么学？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1—4章）从P1—144，约6.6万字。

这段历史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尤其评价“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简史》P6），“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肯定了以“秋收起义”、“三湾改编”（《简史》P38）、建立井冈山根据地P41、“古田会议”P43、创立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策和三大战役的胜利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简史》P134）。

但是，总觉得也有些地方表述还是很不妥——

（一）《简史》结论说：“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是在党领导 人民的集体奋斗开辟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最卓越的贡献”（《简史》P45）。读者认为，党史的这个评论有些不大准确，已经含有淡化毛泽东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表述。事实上是当时的党中央，在指导思想或理论上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领导机构，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是毛泽东智慧起了决定性作用，与当时的党中央没有任何指导关系，不存在什么集体奋斗不奋斗的问题。要说“奋斗”是毛泽东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的“集体奋斗”！

（二）《简史》在评论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各方面建设”说：“也是党践

行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简史》P49），这种将当今习总书记的理论语言嫁接到80多年前毛泽东思想上去，明显地是以凸显当今以“修正”毛泽东的做法，是一种很不符合史实的特色胡编。

（三）《简史》还说：“长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P65，也很不妥。长征是因为当时的党中央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尤其是在当时经过湘江战役面临的绝境后，正是因为在毛泽东进入领导层后的军事决策和指挥，才开始有了求生存和谋发展的战略转移。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才挽救了党和红军。可以说是毛泽东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这怎么能是“长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呢？这是一种以笼统概念替代具体概念的掩盖或转移历史

事实的手段。

（四）《简史》还说：“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这表明党已有了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成熟的领导集体”（《简史》P91）。读者认为这种评论也不准确或不妥。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成熟智慧，当时的那个党的集体能够成熟吗？所以，这段话的后一句应该是“这表明只有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党才有了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成熟的领导集体”。

（五）《简史》还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史和人民革命发展的必然选择。毛泽东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简史》P106）。这是受邓小平御制遗传的表述法，还是邓系后继者们要贬低或限制毛泽东的智慧？试问：在七大以前，当时的党中央，或整个党内，哪个人在哪些指导思想上具有决策性的具体智慧？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没有毛泽东，他们什么事都难成。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天赋或智慧。《简史》是继承邓小平的邪说，企图设法抹杀或掩盖毛泽东思想起决定作用，这种编修新党史的手法是拙劣下流的。

（六）《简史》还说：“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简史》P114）。原则性地说或笼统地说也是可以的。但再试问：重庆谈判蒋介石明确邀请的是

谁？是毛泽东，还是那些人民？是毛泽东深入虎穴出面谈的，还是某个具体人民去谈判的？当时能于真正起到与国民党斗智斗策作用的共产党，如果不是毛泽东，那个人民能对国民党起到震慑甚或吸引作用？能把整个中国人调动起来、组织起来成为力量？懂得这段历史的人应该晓得，仅就毛泽东的那阕《沁园春▪雪》在重庆的广传之后，对国民党的那种震慑力、分化力和吸引力又有谁能做到？

（七）《简史》还说：“4月20日夜至21日，由邓小平为总书记的渡江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

合下，发起渡江战役的”（《简史》P136）。

从这段话对这段党史的表述看，有明显的两个严重错误。一是，既然党史编写者在134页也结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况实际是属于淮海战役后续的“渡江战役”也是毛泽东做出战略部署。又况第二野战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是刘伯承和陈毅，并非是邓小平，第三野战军的最高决策指挥者是粟裕。在具体战役决策上，邓小平虽然是个总前委书记，也仅仅是参与者和执行者，根本不是决策者。这段历史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的17份指挥指示电报为证（请查对P483、507、520、532、537、540、542、544、P546、560、566、571、573、575、587、589）。二是，从《毛泽东军事文集》的上述17份电报中看，渡江战役完全是粟裕指挥的三野为主力完成的。邓小平根本就不是渡江战役的指挥者。不论在《邓小平传》，还是毛泽东的文集里，凡涉及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有关部队，如中野也好，华野也好，还是其他部队也好，从未涉及到，或提出过是按邓小平的所谓那个《京沪杭战役实施刚要》去执行的，起码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从未涉及到半个字。

可以说，《简史》编写者们，还是遵循特色意图的指导，设法抬高邓小平，

掩盖毛泽东，这就叫做歪曲历史，虚无毛泽东。

二、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时期的党史。（5和6两章）从P145—216，约3.3万字。

这段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也基本上是正确的。简要地阐述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一化三改。《党史》肯定了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

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从此，党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各族人民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简史》 P183）。

但是《简史》在阐述这段历史中，也存在着有意隐瞒某些史实的做法，读者例举如下：

（一）、《简史》在叙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是“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之后，没有指出是在刚刚推翻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还有国外反动派颠覆这一制度客观存在，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从社会基础和国际环境看是很不巩固和牢靠的社会主义制度。《简史》虽然也承认毛主席的“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

发展生产力’”（《简史》P191）。但是回避了或没有指出毛主席为什么是“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含。

所以对1957年反右斗争出现的扩大化是“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把大量的思想认识问题当做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使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遭受挫折”（《简史》P191）。这段话的要点是：没有指出是谁“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是谁搞“扩大化了”，是谁给“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遭受挫折”了呢？从改开以来党

的有关文献和这部《简史》叙述看，是隐蔽地在指向毛泽东的。作为《简史》笼统概括也是对的，但这种笼统概括在40多年的改开中可一直是隐瞒真相或歪曲历史的，所以作为倡导学习《党史》，有必要在此指出：

读者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反右斗争最初不是毛主席提出的。如在《戚本禹回忆录》上册P168—180《反右派运动的起因、扩大化和后来的平反》中有记载：根据1956年国际上出现的“匈波事件”和国内有人提出要像美国那样

“轮流坐庄”、攻击“三反、五反”、“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等，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的一致要求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1957年6月中旬发动起来了”。所以，反右派不是主席首先提倡的，“反右派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党的意见。《毛泽东大传》二版P2098是这么记载的：在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中明确地有划分右派的6条范围和划分极右分子的4条范围和不应该化为右派分子的6条规定，共三款16条规定。在《邓力群自述》P281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反右斗争自然就扩大化了。再加上当时还下达要划多少右派的指标。……扩大的太厉害了，打了50多万右派……”。这就涉及到一个是谁“下达要划多少右派的指标”的问题了，邓力群应该知道是谁划得右派指标，但因处在特色时局中，却没有说出来。那个效忠于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文献室编写的《毛泽东传》P1675上说：“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个效忠于邓小平的中共文献研究室的某些人，不但将反右派扩大化转嫁给了毛泽东，而且还回避和隐瞒了邓力群所说的“下达要划多少右派的指标”的问题。但还是这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3卷P181中有毛主席的批示说：“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的右派；戚本禹在回忆录P173中也披露说：“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百分之五都不够，有百分之十。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在《戚本禹回忆录》上P174说：“主席讲过李慎之、王芳（新华社的）等一些人不能打成右派，可是邓小平还是把他们打成右派了。毛主席说的话都不管用了”。但那个效忠邓小平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P1675却彻底地隐瞒了这些中央规定和毛主席的指示，而把主持负责具体反右的邓小平造成的扩大化错误完全转移到毛泽东身上了。党中央是责成邓小平全面负责反右斗争的，预定划右派比例是他定的，所以，扩大化当然是他来承担责任，不是整个党的问题。

如此看来，这部《中共简史》对有关反右斗争的那段历史，简化到了维持40多年来栽赃毛主席，污蔑毛主席的有关说法。

（二）、《简史》在第200页阐述1956年到1966年《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创业精神》小节中，基本是好的、对的。但是，在毛主席时代涌现出来的诸多英雄模范中，《简史》对农业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人物如大寨的陈永贵和河南兰考的张勤礼这两个最典型的人物，《简史》给掩盖了。要知道，当时社会主义竞赛标立的旗帜或典型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尤其是陈永贵和大寨，那可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农业战线上的旗帜，甚至把陈永贵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简史》为何偏偏要把陈永贵漏掉了呢？读者认为是为了维护邓小平的特色路线——因为陈永贵被罢免副总理和解散大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是邓小平亲自摄政经手的。邓要亲自把毛主席树立起来的英雄模范和典型大寨毁掉。邓小平借助打击大寨和陈永贵来针对毛泽东的。所以，《简史》抹掉陈永贵不是疏忽，是有意作为。至于兰考作为焦裕禄继承人和战友的张勤礼，其业绩并不亚于焦裕禄，为什么邓小平摄政后将张勤礼打成反革命，并判刑一直到死呢？是邓小平路线直接造成的，所以，邓系特色们的《简史》是不能认可张勤礼的。

（三）、文化大革命应该作为一个重大专题来探讨。

在《简史》P204—216中是专门结论“文革”的。

如果看了这本《简史》对文革的评论，特色系们对毛主席的事业没有任何说法上改变，倒可以说，是通过特色新时代党的这部《简史》再次肯定邓特色旧时代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主要如下：

1、“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做阶级斗争，把只有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做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简史》P205）。

【简评】：由此看出，当今特色们对阶级斗争理论恐惧到什么地步。同时对群众运动是忌讳到什么程度。因为一旦阶级斗争理论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就是对特色们的最大最致命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