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丨日本拥有悠久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其理论发展一直与世界相对隔绝，因而鲜为世界所了解。本文向读者介绍了这段鲜为人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从传入日本后指导工人运动，并以“资本的社会关系”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两大支柱理论引领日本现代社会的理论探索；到战后进一步繁荣，关注点有所分化和转移；再到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对马克思的解读日益“国际化”，但世界对日本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了解仍待提高。
作者简介丨加文•沃克，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立场：亚洲评论》杂志编辑部成员。
译者简介丨冯英子，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语言与文化学院日本思想史方向博士研究生。
01
总结马克思在日本的接受史并非一项简单的工作。事实上，要想充分概括日语世界这座拥有最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一的宝库，本就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是日本学术界理论探索的主导力量，尽管这一点在当代欧美知识界鲜为人知；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迄今为止，日语可能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除英语、德语和法语以外最重要的语言，只不过其理论沿革一直局限在日语的圈子内，相对独立。自19世纪后期传入日本知识界起，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迅速构建起一个具有强大渗透能力的领域，并扩展到日本学术生活、历史思想、政治组织形式和社会状况分析的方方面面。
在世界其他地方，马克思接受史与马克思主义史之间的区分很少会如此重要。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尽管日本是接受马克思最早且受其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也是20世纪在思想和社会层面马克思主义烙印最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但其发展路径和对马克思的接受程度却与欧美等类似社会大相径庭。
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不计其数的马克思接受者眼里，马克思的著作与工人运动有着直接联系，且深深植根于工人运动之中，但这种看法并不太适用于日本。诚然，自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急剧工业化以来，其劳工运动就一直在蓬勃发展，但这些运动首先是建立在某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本土主义思想取向之上的，这一取向曾为19世纪日本的许多社会运动提供了政治基础，最早可追溯到幕末的“千年王国农民论争”和群众社会意识的形成。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著作进入日本后，不仅成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先导，而且凭借着其两大支柱理论在探索现代社会特征的社会科学前沿研究中扮演着理论先导的角色。
马克思的德文版《资本论》问世于1867年，那是明治维新发生的前一年，随后日本便走上了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和工业化的道路，并最终转向对亚洲大陆实行帝国主义。目前已知的日本国内对马克思的最早介绍要远远早于《资本论》日文版的出版。那是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文章，发表于《国家学会杂志》1893年（明治26年）第6卷第72～74期，作者为草鹿丁卯次郎，其曾在1889—1890年间留学德国。不过，正如铃木鸿一郎所指出的，草鹿在撰写这篇文章时可能并没有实际阅读过《资本论》。因此，此处我们更应该提及的是山川均，他是日本马克思接受史初期最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之一，后来成为早期史学论战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对日本的马克思接受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点下文会再涉及。
在这一时期的日本，一种与工农运动紧密结合的社会主义传统已然存在，其代表性知识分子包括幸德秋水和片山潜。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和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同于1903年出版，这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随后在日俄战争前夕，片山潜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与被称为“俄国的片山潜”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握手，让社会主义世界知晓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存在及其显赫地位。在之后几十年中，片山潜过上了不同寻常的国际主义生活。
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世纪之交的这些早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针对性问题，特别是对《资本论》的核心问题的理论探索，仍有待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在日本得到接受与其在日本大学体系里的中心地位密不可分。在20世纪10至20年代的大正时期，马克思的《资本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时间成为公众话题，以至于人们用“马克思青年”来指称那些痴迷于《资本论》的年轻人。这种研究马克思的新文化孕育了一代非凡的思想家，他们中的很多人日后都成为重要的马克思理论家，以及更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整个这一时期的催化剂，或者说转折点，或许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它于1916年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了三个月，实质上是一系列科普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久后集结成书出版，在当时的思潮中一时很成气候，到1919年已经被重印了30次。反过来，这些文章又引领河上肇走进马克思的原著，他于1919年出版了影响后世的《〈资本论〉入门》。很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援引过这本书，将其问世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普及的主要催化剂。截至20世纪10年代末，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的两年中，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已经具有了牢不可破的理论生命力，一个思想论战的新纪元开启了。
02
在欧美之外的几乎所有地方，包括在日本，本土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显著的核心特征就是所谓“民族问题”总是自然而然地成为焦点。历史上，“民族问题”就一直与“非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紧密相连，这在一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眼中是既定的事实。与沙俄末期的问题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的各种运动不同，“民族问题”经常只被视为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标志。但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史学研究显然不是这样对待民族问题的。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68年新左派运动爆发，日本在短短的一百年间就经历了一系列被浓缩的历史进程。日本的案例实际上将帝国、殖民地、从属国和支配国的轨迹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体。所以，在这样的日本，自明治时代初期以德、法两国为主的现代社会科学引入以来，某些民族问题就成为本土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关切：从福泽谕吉尝试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关于民族情感的著作解读为“国体”论，到黑格尔对“世界史”和民族命运的关注，民族的这种具象构成了一个真实地承载着可能性、同时也承载着焦虑的场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基本问题都是这样一个多维度的、具体化的民族问题：如何解释日本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与其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是相对隔绝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具有单向的孤立性，至少在战后时期是这样的。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在欧美你会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日本马克思主义？存在这种东西吗？”我并不是在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无知无觉。正相反，我想说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在战前，恰恰在许多方面都比同时代欧美和其他地区的讨论还要超前。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一直都鲜为人知，只有少数几个人物为人知晓。我以为，在日本对民族问题所作的漫长的、密集的、同时也是极为全面的讨论中，需要重新反思的问题之一就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划分，这一传统划分是现代思想史中这一领域的众多思想尝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的这种支配力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的政治进程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日本本土能拥有巨大影响力。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后，首先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开展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讨论，参与讨论的学者包括20世纪10到20年代的主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山川均和福本和夫等人，论题涉及对主体性的理论把握、异化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历史必然性。20世纪20年代初，福本和夫严格坚持“正确路线”的做法起初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他对“正确路线”的坚持后来被理解为“正确思想至上”论。但是，到了1927年，他的这种坚持在深受尼古拉•I.布哈林影响的《1927年纲领》颁布时成了被炮轰的对象。《1927年纲领》提出了一条强调革命“两阶段”的理论路线，认为日本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国家，其国内仍然充斥着寄生地主制、等形式的“封建残余”。正是《1927年纲领》中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分裂，并伴随着《1932年纲领》的颁布达到高潮。日本作为其所在地区中相对“发达”的国家和东亚的主要帝国主义势力，一直被共产国际视为革命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目标。但随着《1927年纲领》强调明治维新尚未彻底完成，即始于1868年的这场必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向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过渡尚未彻底完成，新的问题浮现出来：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资本主义是否能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在现有的条件下是否有可能找到这一过程的革命主体？
澄清这一问题的过程引发了著名的、影响深远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这场论争的焦点是厘清生产方式的基本问题和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过程：日本实际上处于哪个发展阶段？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如何以及通过何种手段向前推进的？以及是否存在整个社会形态的相应发展，从而为革命过渡提供必要的政治觉悟？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按照百科的定义，集中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后期的12～15年中。这场论争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至关重要，而且对日本社会思想的形成以及整个日本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都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
在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中，大致出现了两种立场：一种立场直接把1868年明治维新实行的土地改革视为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这一改革在当时已经开始解决农村的“落后”问题，为资本主义全面发展播下了最初的种子，这一立场被劳农派所采纳；另一种立场则认为，明治维新并不是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一段向现代性的不完全过渡，日本资本主义只在原有的封建基础上得到了部分发展，这种立场被代表日共和共产国际主流态度的讲座派所采纳。共产国际在《1927年纲领》中放弃了以往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为劳农派与日共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而在《1932年纲领》中，共产国际顺应世界形势，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新路线，呼吁进行以群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抗以天皇制为代表的专制和封建主义。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的“民族问题”政策产生了最重要的理论影响的人是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奥托•库西宁，他在同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呼吁以人民群众为基础采取行动，让共产主义的需求服从于广大群众阵线最迫切的需求。
在日本，讲座派的立场及其在这场论争中的主导地位是通过其在1932年出版的8卷本《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建立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编纂工作是在日共领导人之一野吕荣太郎的主持下完成的，他后来遭日本当局逮捕，并于1934年死于狱中。野吕荣太郎可以被视为奠定了讲座派总体思想之基础的人。在他看来，只有一种方法能有效地阐明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结晶的无产阶级战略，那就是关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因为如果不了解“被支配的”生产方式，就不会理解：日本向帝国主义的转向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负责对东亚革命条件进行分析的库西宁也赞同这一基本逻辑。
战后初期，日本共产党在经历了政府的数十年打压后重振旗鼓、蓬勃发展，成为抵抗政治和知识分子组织力量的源泉。20世纪50年代早期，日本共产党那套用来理论化其立场的政治逻辑开始向“民族解放”斗争的方向转变，即开展武装斗争以摆脱“从属地位”，其灵感来自于中国的革命路线。
他们特别强调日本农村长期以来保留的旧土地关系——即所谓“寄生地主制”的连续性，而非断裂性。日本共产党视这种关系为“民族”征服的关键支柱，并针对其开展了一次命运多舛的回归农村运动。运动以半地下“山村工作队”的形式开展，一批批干部和学生进入山村，鼓动农民，试图在农村点燃革命的火苗，播下“包围城市”的种子。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仅因其完全无法引起农民的兴趣，还因为战后的土地改革已经改变了农民的状况，尽管农民仍然深陷极度的贫困之中，但至少他们曾要面对的直接寄生制度已被消灭，这足以使他们对“工作队”的革命号召无动于衷。
这固然是一次政治战略的失败，但不只有失败——尽管日共很快就与回归农村的运动划清了界限，称其为“极左冒险主义”，并在1955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协议会上正式放弃了武装斗争路线，但在整个50年代甚至在那之后，山村工作的物质和情感记忆仍然是开展文学政治活动、汲取政治灵感、进行想象和试验的重要素材。
二战后，日本共产党得益于其主要领导人野坂参三和德田球一作出的牺牲，也基于他们的合法性得到承认，得以重返日本社会的中心。在战时享有清廉之名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都于1946年和1947年全力投入到议会选举中，并获得了广泛支持，这震惊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驻日盟军总司令部（SCAP），他们随即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转变策略，不再以清除日本法西斯主义为首要目标，而是要阻止社会主义的扩张。这一转变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转向”。20世纪40年代末的所谓“赤色清洗”试图遏制战前日本共产主义传统势力的突然复苏，后者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亚洲盛极一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界的主要理论著作的源头。这一“清洗”迫使日共转入地下，导致其在一段时间内将工作重点转向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并重新靠近中国共产党。1955年，在日共召开的战后第六次全国协议会上，主张乡村武装斗争的派别遭到批判，其支持者被驱逐出党，一项与意共的战略类似的新的“历史性妥协”战略受到启用，为日共向改良主义完全过渡并加入政府铺平了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刻可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在世界范围的首次登场，比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爆发、引发西欧和北美共产党的类似进程还要早了一年。
随着20世纪50年代进入尾声，由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大众阶级组成的又一批新的社会大众群体兴起。这一现象在1960年《日美新安保条约》签署前后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安保斗争的首次大规模游行动员了大量群众——在工会组织的三次主要总罢工中，仅1960年6月的一次就动员了620万人。在如此高强度的动员下，一支好斗的新左派应运而生，并宣告着一场新的社会安排的开始：这支新左派不再依赖至今被很多左派视为背叛了其政治纲领的日本共产党，转而开启了20世纪全球政治组织、政治思想和政治美学史上最激情澎湃的一个年代。在这场群情激奋的、日后被称为“漫长的1968”的政治动乱中，日本经历了1960年前后的全学联安保政治运动，经历了1968—1969年的“全共斗”运动，尤其是长崎浩的非同寻常的“叛乱论”，从中诞生了一批富有创造性的崭新理论著作，进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整体上拥有了新动力，迎来了新方向。随着漫长的20世纪60年代的结束，进入70年代后，在孤注一掷的高强度武装斗争中，日本迎来了一段黑暗时期。可以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基本淡出舞台，“在哲学战线上”出现了新的战场。
03
如果说战前关于日本资本主义——包括其特征、发展以及《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其与资本主义的产生之间的关系——的争论都是围绕历史与逻辑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的，那么战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的大繁荣、大发展则分化为两个方向：一部分著作试图对资本本身进行方法论分析；另一部分著作则试图探索一种基于异化理论的主体性哲学，且突出特点是关注早期马克思。后者的代表人物，特别是梯明秀、黑天宽一和梅本克己，都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围绕主体来解读马克思，或者用梯明秀的话说，对资本进行“主体的把握”，并赋予“人类劳动”以中心地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宇野弘藏及其主要同僚，如铃木鸿一郎和岩田弘等人，他们围绕《资本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对结构性的解读：（1）从方法论上阐明《资本论》所使用的分析层次；（2）强调独特的类商品劳动力的重要性；（3）强调帝国主义理论对于重新解读《资本论》的重要性。当周围的学者有人提出“世界资本主义”的论断、有人回归农业问题、有人自行发展出对《资本论》的逻辑性阅读时，宇野弘藏的著作虽然刻意远离常规政治，远离马克思主义左派内部日渐激烈的党派斗争，却在新左派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1968时代”的结束和武装斗争的衰落，新的转向出现了。这种转向以柄谷行人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及广松涉的《资本论的哲学》为代表，他们回归马克思著作的文本中心，某种程度上又一次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相分离。
广松涉的大量哲学散文专注于与价值形式理论相关的“物化”这一哲学范畴，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代人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本人也参与了学生运动的缘故。他的研究不仅在哲学领域，而且在积极修订《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以便编纂出更准确的马克思学文本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这一点从他1974年出版的《〈资本论〉的哲学》中或许可见一斑。当然，广松涉更多地是作为一座桥梁承接了以户坂润或三木清代为代表的战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巅峰。而与他恰好同时期的柄谷行人，其著作则将一种与批判理论，尤其是美国的批判理论的发展相吻合的特殊时代因素带入到解读马克思的工作中来，美国正是20世纪70年代柄谷行人学习和任教的地方。
自著名的196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科学”研讨会以来，所谓的“法国理论”一直在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北美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语言所提供的一般性在日本并不是一种全新发展出来的东西，因为在日本，文学批评与社会理论之间的某种交叉融合，长期以来一直以公共话语的形式存在着，有时甚至完全脱离了大学体系。1974年，柄谷行人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在文学期刊《群像》上的连载，标志着与流行一时的、曾经主导“1968时代”的那种专注于早期马克思的解读方式——即卢卡奇式的、对自我异化的劳动者的解读——的决裂，也可以说它被置于这样一种决裂中。柄谷行人的全新解读使得一种关注《资本论》的文本性的文学解读或语言学解读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是一种横贯结构语言学、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的交叉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漫长的思想史中，柄谷行人的文本如今可以被视为一个关键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在全球批判理论中为自身创造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新学院派”的发展，该流派的主导人物正是柄谷行人本人及浅田彰。
在21世纪初的今天，对马克思的解读无疑仍然是决定日本知识界格局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尽管已经很难再有像宇野弘藏、广松涉那样真正具有统治力的知识分子，哪怕像柄谷行人那样的学者也没有。日本人对马克思的解读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与20世纪90年代后的全球化并行发展。一方面，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变得日益“国际化”，这一变化是重大而深远的，现在日本占主导地位的解读模式已经很少专注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内部的关键人物及其立场；而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地区仍然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无所知，这种怪异的现象只能用语言距离来解释，因为在其他各个层面上，日语无疑产出了大量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成果，其数量不亚于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或世界其他主要语言所产出的成果。当然，20世纪中叶日语圈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超方法论特性并没有使其更容易被接受，部分原因在于其背后错综复杂的论战背景。
尽管在战前，国际主义受到苏联、特别是提出“人民阵线”策略之前的共产国际的支持，为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了一种国际性；但在战后，这种国际性不复存在，只剩下少数值得一提的例外。1968年革命和1955年新左派的形成，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了另一种国际性，但这次只是与国际上的事件和进程同时发生，并没有密切地参与到那些国际事件和国际进程中，即便仍然有少数值得一提的例外。一个例外是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者，其采取的方式是与“社会主义或野蛮”等法国左派组织建立联系；另一个例外是那些武装斗争组织，它们由武装抵抗运动向黎巴嫩、西欧和东南亚的全球武装斗争演变。
在1968年之后的岁月里诞生了新的一代，他们不再必须依赖日本马克思主义传统自身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分析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发出了不同寻常而强有力的声音，这些声音理应在其他语言世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在日本仍然有广泛的影响，并与体量日益庞大的价值形式理论著作建立了新的联系，也接受了法国和意大利在“后1968时代”出现的一些重要哲学政治人物的思想，并产出了一系列相关成果。
本文删繁就简的概括不过是抛砖引玉，虽然罗列出一系列博大精深的文献与概念传统，但是并不能真正展现其全貌。对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将日语世界这段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史联系起来，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