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的原文连结：https://chinaworker.info/zh-hans/2021/05/24/29635/ 中国劳工论坛的telegram连结：https://t.me/chinaworkerISA 中国劳工论坛的Twitter连结：https://twitter.com/OctRevolution17 如果有兴趣订阅《社会主义者》杂志，可发电邮至：chinaworker.isa@gmail.com 这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矛盾的方案。无论如何，无政府主义者或荷兰 “议会共产主义者”布伦德尔（Cajo Brendel）对于叛乱是无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 “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次反抗的说法，在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在彼得格勒镇压的零星传言的助推下，叛乱者的口气越来越大。同时，公开的反革命组织开始尝试接触叛军。 针对共产党猛烈的攻击和对自由贸易的强烈要求，全面揭示了叛乱的农民性质。《喀琅施塔得报》声称，“共产党政委的统治比沙皇的统治还糟糕。”许多叛乱者并不是特别的左翼，这一点可以从报章编辑们费尽心思防止印刷反犹主义的呼吁书中得以反映。在“喀琅施塔得悲剧”中，水手尤里（Dmitri Yurin）在3月4日写的一封信，落入红军手中，被引用为叛军中这种情绪的例子。信中说：“我们已经把公社赶走了，没有公社了，现在我们只有苏维埃政权了。我们在喀琅施塔得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把所有的基克人（对犹太人的蔑称）驱逐到巴勒斯坦，这样在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有这种可憎的东西了。所有的水手都在喊『打倒基克人！』，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受够了他们，我们也已经受够了公社四年！” 反叛者的政治意识形态 叛军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偏见、农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杂烩。发表在《喀琅施塔得报》上的文章，甚至诗歌都说明了这一点。 3月9日：“共产党人的统治给整个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饥饿、寒冷和许多其他不幸。[……] 共产党人需要的不是你们，而是对你们的权力，这样他们就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继续剥削人民 [……] 为了破坏家庭生活，我们的统治者实行了公共食堂！” 3月11日：“出现了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奴役：农民成了国营农场的仆人，工人成了国营工厂的打工者”。有人唱道。“起来吧，农民朋友！ 新的黎明正在到来 新的黎明正在破晓 我们将甩掉托洛茨基 和沙皇列宁的锁链”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阿夫里奇（Paul Avrich）虽然对叛军整体上表示同情，但也分析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对现实世界革命事件的无知和不感兴趣，尽管偶尔会抽象地喊几句 “国际无产阶级”和 “世界革命”。 共产主义被描述为 “外来事物”。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因为犹太人的背景而被当作特别的敌人，并遭到点名攻击。列宁和加里宁最初被看得比较顺眼，因为他们是 “真正的俄罗斯人”。只有当他们称叛军为 “白军阴谋家”时，叛军才将个人仇恨转向他们。 没有党派，特别是没有共产党员的 “真正的苏维埃”，被叛军视为 “人民的机关”──共产党员和政委被宣布为麻烦的敌人。这样一来，喀琅施塔得派显然是与反动思想绑在了一起。然而，大多数喀琅施塔得叛乱者也拒绝议会主义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要求的立宪会议。列宁把1921年3月的叛乱称为 “争取立宪会议的叛乱”，是错误的。 任何人只要仔细看看叛乱领导人的粗劣想法，就会很快意识到，这场叛乱整体上没有任何进步的方向，当然也没有提出一种更好的社会主义！ 现在，这些人手中握有重要的海军要塞、重炮和无数战舰还躺在冰冷的海湾中。 红军的反击 叛军想拖延时间，直到海面解冻，他们的军舰可以自由通行到彼得格勒。所有调解的尝试，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戈尔德曼（Emma Goldman）和她的同志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最后，在3月5日，托洛茨基代表政治局向叛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投降，而且必须迅速回应。从3月7日开始，1.7万名红军士兵在炮火掩护下穿过冰冻的海湾向要塞发起突击。这需要发动数波攻击，因为叛乱分子可以轻易地砍倒冲在前面没有保护的部队。最后，红军使用了飞机，先是投掷传单，后来又投掷炸弹。 在反布尔什维克的文献中，人们常常声称进攻的红军部队出现了大规模的逃兵。事实上，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但很少是出于政治原因，更多是在这种危险情况下单纯的求生欲。 当这种开小差是出于政治动机时，它们也很少是出于进步的原因。有时，农民出身的士兵拒绝为 “犹太人”而战，他们被更为可靠的来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红色军官学生（Kursantiy）取代。在叛军中，一些煽动者也试图用反犹主义口号说服红军士兵叛变。幸运的是，他们很少成功。 在喀琅施塔得本身，绝非所有的水手，都是叛乱的支持者，更不用说平民，这一点从红军一进城就有一支驻军投降就可以看出。根据阿夫里奇的说法，部分水手甚至积极地站在红军一边，拿起武器反抗叛军。 3月18日，经过挨家挨户的血腥战斗，叛乱者被击败，损失惨重。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约1万名忠诚的红军士兵牺牲了。当时正在召开的共产党第十次党代会的300名代表不惜牺牲自己，自愿加入他们。其中有 “工人反对派”和 “民主集中派”的成员，他们强烈批评苏维埃政府，但承认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反革命性质。他们原则上反对对私人贸易和农民的让步。 参加执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斗争的事实清楚地表明，当时党还没有完全官僚化，即使位居领导层的党员也具有牺牲精神。代表们手持武器进行斗争，充当鼓动者。在参加战斗的党代会代表中，有1/6的人战死了喀琅施塔得湾的冰面上。 政治后果 叛军方面死亡的人要少得多。叛乱领袖彼得里琴科和几千名叛军，包括叛军的大部分领导层，在红军部队进入喀琅施塔得前不久越过冰层逃到了白军统治的芬兰，在那里他们与流亡的反革命右翼团体保持联系。在那些没有逃离的人中，有几百人被判处死刑，但大多数人后来被大赦。其他人被关押在专门关押战俘的营地──有些人后来被关进了索洛维茨基（Solovetsky）监狱，该监狱于1923年6月启用，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 “古拉格”的一部分。几年后，他们依照大赦令被释放。 彼得里琴科继续他极其怪诞的一生。他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冒险家，至少有一个白军组织声称他在叛乱期间与他们合作。在流亡芬兰期间，他投向了斯大林主义，及后回到苏联与斯大林的特务组织格别乌合作。后来，斯大林将他囚禁并处决。 喀琅施塔得叛乱后不久，列宁曾想过完全解散波罗的海舰队，但这位所谓的 “独裁者”和 “新沙皇”的提议在党内民主程序下，遭多数反对而没有通过。最终，喀琅施塔得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在战争期间帮助保障了彼得格勒和后来的列宁格勒。叛军的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 “塞瓦斯托波尔”号被重新命名为 “马拉（Marat）”号和 “巴黎公社”号，以纪念过去的革命。 早在1920年春，托洛茨基就首次提出要用累进所得税取代粮食征收制，但他的建议随后在党内被否决。但在1921年夏天，新经济政策被采纳。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喀琅施塔得水手们的经济诉求，用粮食税取代了粮食征收，并再次允许小型私人贸易。这使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受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加强了苏维埃制度的官僚化，甚至增加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然而在政治上，叛乱撕开了深深的伤口。 叛乱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开始，在叛乱失败后，党大会还继续进行。为了在危机中巩固党的团结，大会通过了禁止党内派别的决议。民主非但没有得以增进，反而倒退了。然而不应忘记，直到1920年代中期，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仍然能够参加苏维埃选举和工厂委员会的选举。这种情况只有在粉碎了左翼反对派之后，新的官僚机构出现了才结束掉。最后一个合法的无政府主义者具乐部和协会也同时被取缔和关闭。 结论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不是第一次工农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冲突，不过是在孤立的革命、饥饿和疲惫的条件下，士气低落的工农与苏维埃政权之间最具戏剧性和象征意义的冲突高潮。 叛乱所反对的是一场在困境中挣扎求生的革命。如果允许这些力量继续发展下去，1917年的成就就会终结。各类反动势力可以轻易地躲在 “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的口号后面。1921年，反动势力自己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如果有必要，他们希望通过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这一弯路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米留科夫（Miliukov）被列宁和托洛茨基引为例子。托洛茨基在1921年指出，国外的资本家（特别是证券交易所）对叛乱的反应是多么的欣喜若狂。 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在过去和现在都一直都被很多人（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与布尔什维主义划清界线的事例。直到今天，无政府主义者还在翻戈尔德曼、伯克曼、沃林（Voline）等人对叛乱的旧帐，而叛乱的反动面基本被忽略或淡化了。阿夫里奇的作品是一个例外。 从广义上讲，无政府主义的基础观点认为任何 “自下而上”、反对中央政治权力、看上去是自发的东西——仅这些优点就代表更好、更正确的社会主义。 1921年，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正处于几乎要加入共产国际的状态。在西班牙具影响力的工团主义全国劳工联盟（CNT）尤其如此。“喀琅施塔得”成为了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最后不加入共产国际的理由。 特别是像戈尔德曼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谴责托洛茨基作为红军首领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在1930年代斯大林加强镇压时，他们却拒绝声援托洛茨基。戈尔德曼在 “莫斯科审判”中对共产主义者进行血腥迫害后写道：“托洛茨基抗议得太多了！”。 当托洛茨基在一次演讲中向在攻克喀琅施塔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致敬时，他讲出了一下这番话；鉴于这一悲惨事件和一万名为保卫革命而牺牲的战士，这些话虽然令人感到可悲，形容却很恰当： “我们尽可能地等待，以便我们那些被蒙骗的水手同伴能够亲眼看到叛乱会把他们带到何方。但我们面临着冰雪融化的危险，我们不得不迅速、猛烈、果断地出击。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在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枪炮弹药中，我们的军校学生（kursanti）──以及他们激励的红军部队──迅速攻克了一个强大的海上堡垒。不开一枪一炮，这些俄罗斯之子和工农之子就通过他们的牺牲使自己无愧于革命，并在冰面上前进。他们中的一些人毫无怨言地死去，但其余的人继续前进，直到取得最终胜利。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的劳动群众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叛乱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基层水手们的失望，这是1921年农民情绪的反映。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这一点。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颁布，列宁、托洛茨基彻底改变了对农民的态度，他们认为在其他国家发生革命事件之际，还需要一个喘息的空间。列宁把喀琅施塔得叛乱描述为 “照出了事物的真相”的“闪电”。 今天，为未来吸取教训仍然很重要。革命者不应简单地将喀琅施塔得事件作为布尔什维克的英雄事迹来庆祝，而应理解那些与这段历史相关的人的观点。正如托洛茨基所写的那样，镇压叛乱是一种 “悲剧的必要作法”，如果苏维埃俄国要生存，他们别无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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