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共（毛）活跃的地方，印度军警通不仅把民生设施作为他们的兵营和仓库，甚至还用位于这些民生设施的平民百姓当作自己免受印共（毛）攻击的人肉盾牌，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印共（毛）的行动。 2007年3月15日，120名人民解放游击军战士袭击了拉尼博帝女士修行所。它已经变成了营房，其中屯驻着80名恰蒂斯加尔邦警察和特种警察，但那些女性旅客仍然以人肉盾牌的身份住在里面。人民解放游击军首先进入旅馆的院子，封锁了女性居住的建筑，随后袭击了营房。55名警察和特种警察被击毙，没有一位女性旅客受伤。 即使没有因为有军警进驻而受到印共（毛）攻击，这些位于边远地区的民生设施的运转又是怎样的呢？ 在巴斯塔地区，曾经有一个宗教团体在当地开设学校、平价商店和健康中心。然而，政府当局声称这家健康中心被印共（毛）使用，医生正在为叛乱分子治疗，有医生因为不堪其扰被迫离开，导致健康中心只能提供基本服务（笔者推测其实际治疗水平在这种环境下也并不怎么样），近乎瘫痪。平价商店也被迫关闭，只有学校仍在运作，但也经常受到政府的干扰或者指控，主要是指控学校教职工和印共（毛）有联系，实际上为避免牵连无辜，印共（毛）一般不会和这些人有任何接触（这是学校教职工对印共（毛）的请求），而印共（毛）对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不要让警察把营地设在学校里。 而政府开办的学校基础设施条件极差，蚊虫滋生，没有饮用水，需要被征用之后进驻的士兵用水泵打水煮开之后饮用。即使有的学校幸运地不会因为被军警征用而受到印共（毛）的攻击，但也只是腐败的温床而已。这些学校的教师大部分都是一些借口印共（毛）威胁他们而不教书，却能够领取工资的蛀虫，而政府由于发现这有利于攻击印共（毛），于是声称印共（毛）不允许政府学校在当地运作。这就是《靠不住》一文里所谓的“对于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进行无差别的攻击”。 除此之外，政府还对当地进行了封锁，平民进出毛主义者游击区都要遵守特别的制度，携带由政府警务处警司签署的身份证明，否则无法进出该区域。在检查站，他们必须记录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去向和原因，展示携带的物资，然后进行搜查。为了确保对粮食和物资供应的控制，民众游击区与外界的商品流通也被限制，每周一次的集市已经被政府从居民区转移到了武装部队的营地。在营地，警察往往仅凭一两句话就可以殴打，拘捕任何人，只有贿赂后才能被释放。集市内的商家必须注册，提供需要购买口粮的人员的名单, 并且一次出售的口粮只能维持一周，而实际上群众能够买到的口粮总是远远少于按规定他们有权买到的，因为警察认为他们在为毛主义者购买口粮。过去森林里的居民步行到达集市需要几小时，现在则需要一天甚至二天的时间，因为路程更远，而且又多了许多麻烦的事（办理身份证，通过检查站时的检查，在营地登记等等）。 所谓“成员来源鱼龙混杂又缺乏良好组织思想教育”，《在“叛乱”中心的日子》里面提到，人民解放游击军和人民民兵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完成了工作，几乎所有的队伍成员都会拿出书本和当地人民政府出版和发行的杂志进行阅读，有的人则会写作。他们会对文章中的一些复杂内容进行小组讨论。首先把一篇文章读一遍，鼓励队伍中每个都发言说出他们自己对文章的理解，然后进行讨论，这样文章的概念和意思就在这样的讨论中逐渐清晰起来。 另外，一些级别较高的党员在带着笔记本电脑过来的时候会放映电影，电力来源于每个连或排携带的太阳能电池板。他们也有办法可以访问互联网，还从YouTube下载一些电视辩论节目观看。收音机的使用非常广泛。在一个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排中，几乎每三个人就有一台收音机。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成员非常喜欢收听一个广播节目，里面会播放一些按士兵要求进行特殊演奏的印地语电影歌曲。但是他们更喜欢收听BBC印地语台的新闻节目，他们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收听。尽管这些电台总是在播报他们的负面消息，但他们认为即使是负面的消息也是消息，因此也一直收听。报纸和杂志要在出版几天之后才能到达他们手中。书籍主要是从网上下载下来打印的。在夜间，太阳能灯使得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读书，或围坐在火边聊天。 这样的队伍究竟哪里有一点“成员来源鱼龙混杂又缺乏良好组织思想教育”的影子，笔者暂且蒙在鼓里。
印度军警的军纪和在清剿“印共（毛）时期对平民犯下的种种暴行不多谈，但是《靠不住》一文里说一些印度百姓是因为物质利益受损以及亲友被杀害才加入印共（毛），恰好笔者最近在看在《红星照耀中国》，在这本书当中的《中国的阶级战争》一节里，埃德加·斯诺记载了自己和徐海东进行的一次访谈：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 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六十万人。 在第五次围剿中，象在江西一样，采用了新的战术。南京军队不再在战场上与红军交战，而是集中兵力挺进，构筑碉堡，逐步深入红区，把红区边界内外的整块地方的全部人口，不是消灭殆尽，就是迁移一空。他们要把这样的地方化为阒无人烟的荒地，如果后来红军再度占领也再无法取得补给。南京终于充分懂得，农民才是红军的基地，这种基地必须毁灭。 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抓了起来，送到汉口和其他城市，卖去做“学徒”。成千上万的年轻姑娘和妇女被带去卖到工厂里去做包身工或者做妓女。他们在城市里是当作“灾区难民”或者“红军杀害的人家的孤儿”卖掉。我记得在一九三四年有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人到了大工业城市，结果生意兴隆，中间商人都从国民党军官那里收购儿童和妇女。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白军一开到，军官们开始把妇女和姑娘分开。凡是剪短发或放脚的都当共产党枪决，剩下的由高级军官挑选好看的给自己留下，接着由下级军官挑选。剩下的就交给士兵当妓女。他们告诉士兵，这些都是‘土匪家属’，因此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些地方许多青年都已参加了红军，但凡是有留下来未走的，都想杀死白军军官报仇，甚至一些老人也是这样。但是谁有抗议表示，谁就被当作共产党枪决。没死的人告诉我们，白军中间为了分女人发生争吵，打了起来的也不少。这些妇女和姑娘在遭到奸污后就送到城市里去卖掉，那些军官只留少数长得好看的当小老婆。” “你是说这都是国民党政府的军队？” “是的，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十三集团军和王均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夏斗寅、梁冠英、孙殿才将军也有责任。” 根据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写下的情况，再把“乌鸦校尉”先生的逻辑套进去，不仅仅是徐海东，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投身于革命洪流的中国农民也是纯粹就是因为自己的财产惨遭蒋匪军队掠夺，亲友被杀害，出于私仇才参加参加红军、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支撑其作战的动机完全是血亲复仇的本能，和共产主义信仰同样是毫无关系嘛。 如果按照“乌鸦校尉”先生的逻辑推导下去，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湘军一类的封建团练式的旧式军队（毕竟对于作为封建王朝卫道士和儒教瓦哈比分子的曾国藩来说，太平天国“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当然也可以算是“私仇”），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不过是一场旧式封建农民战争？ 当然，只有按照”乌鸦校尉“先生的逻辑推导下去才会得出这种荒诞不经的结论，然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认为，作为阶级仇恨的公仇恰恰就是体现在“财产惨遭掠夺”“亲友遭杀害”等诸如此类的具体的私仇上，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党的作用，就是把因个人的狭隘眼光和落后的觉悟而没有脱离个人的这种私仇上升到整个阶级的高度（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种“私仇论”无非就是借此贬低革命者罢了。 而至于那个“较为支持‘纳萨尔派’的百姓仅有20%，可拥护政府军的更少，仅有10%，剩下的70%的百姓两不相帮”的迫真调查，笔者完全看不出来这个毫无任何出处的数据有一丁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内，反倒很像是柬埔寨共产党上台执政之后对柬埔寨社会极其粗暴的“旧人”和“新人”进行划分的方法。
最后这两段话可以说是非常爆笑了。“乌鸦校尉”先生自己明明就坚定地站在印度真正的既得利益者——以印度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为代表的印度统治阶级，以及作为印度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幕后主子，也就是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一边（尽管平日里“乌鸦校尉”先生之流的爱国主义生意人在国内互联网上非常卖力的表演带有“爱国”“反帝”“教员”“共产主义”等元素的政治猴戏来收割粉丝和流量，有时候甚至也会拿着“资产阶级法权”等词语装点门面），但是却大肆污蔑高举马列毛主义的鲜艳红旗、坚持进行持久人民战争，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与印度各民族劳动人民的真正独立、彻底自由与完全解放而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印度革命者“自始至终都是既得利益的一方”，胡说什么“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创立之初起就充斥着分裂和内斗”、“从未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和惨烈的迫害”，甚至还有“全国性的武装斗争更是无从谈起”“缺了枪杆子，更缺乏团结，指望资本主义会老老实实地接受灭亡”等诸如此类的谲怪之谈。然而笔者清楚地记得，《靠不住》一文里明明提及到了显然属于“战火”的纳萨尔巴里起义以及后面提及到的印共（毛）的武装斗争，而查鲁·马宗达在本位面的现实世界里同样死于“惨烈的迫害”。文章的结尾全盘否定了前面所写的内容，这种逻辑混乱和语无伦次的程度世间罕见的文章，实在是令笔者叹为观止。 到了这里可以回答文章标题的问题了： 真正靠不住的并不是那些直到牺牲也绝不动摇的印度共产党人，也不是那些支持和同情印度的共产党人的平民百姓，而是以“乌鸦校尉”先生之流为代表的满嘴“教员”披着红皮的牛鬼蛇神。 当然，笔者和“乌鸦校尉”先生并无任何私人恩怨，仅仅希望“乌鸦校尉”先生不要在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大放厥词，对国外的革命者进行毫无任何根据的暴力钦点并发表凿空之论，如果自己一定要以此来恰饭，还请做足了功课，认认真真了解过自己要大作文章的对象，不然只会让人贻笑大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也没有发言权。 全文完 参考资料： 《在“叛乱”中心的日子》，盖塔姆·纳卡拉 《与同志们同行》，阿兰达蒂·洛伊 《城市工作手册》，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军事委员负责人德维吉专访》 印共（毛）是怎样的一股政治势力？ - 观察家1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604694/answer/78635006 印度毛派是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控制区的人民与印度其它地方的人生活上有什么不同吗？- 胡乱闯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8424802/answer/1829655018 《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 Rahul Pandita，Hello,BASTSR:The Untold Story of India’s Maoist Movement(Audible Studios,2016).（注：巴斯塔（Bastsr）位于印共（毛）活跃强度最高的恰蒂斯加尔邦，其总人口的70%为受压迫最深的部落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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