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我将讨论福斯特所谓的“第三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优势与洞见所依持的方法论。在福斯特看来，“这种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目标，在于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生态学基础应对当今资本主义及其导致的全球性危机，解决主流意识形态阻止新思想产生的问题”[1]。我相信，无论对于那些着眼于彻底改变世界而试图深入理解它的学者，还是对于那些着力于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学者，这都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阶段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已经形成一个十分特殊的研究传统。我们可以将这一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2]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一个线性的阶段划分衡量所有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而是说要回顾过去40年来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讨论，关注其中的几次特殊的焦点转换。第一阶段的发展主要在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家在生态社会主义分析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们常常假定马克思的著作不能为解读生态社会提供基础性的支撑。由于接受这一假定，他们只能接受这样一种基本方法，即“将马克思的思想嫁接到业已存在的绿色理论上来”[3]。

　　在第二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转而“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理论根基，以图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在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基础之上”[4]。通过重构和坚持马克思的生态批判观，福斯特、保罗·伯克特等学者对这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观点提出批评。这些工作标志着“第二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的兴起，其目的在于回到马克思，揭示马克思自然唯物主义实质上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副本”；“第二阶段生态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工作在于超越第一阶段生态主义以及绿色理论，但是，这些努力过于简单化、理想化，而且强调道德说教，因而只是初步走向更为彻底的生态马克思主义。”[5]

　　今天，许多学者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的生态与社会批判思想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主要部分继续以“生态社会主义第三阶段研究”给出的方式发展着。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这个第三阶段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回到马克思的彻底唯物主义批判”；马克思辩证法重归人们的方法论视界，比之传统的绿色思维，它使得相关研究能够“更为深入地进入到当今时代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核心部分”。[6]这一方法根植于关于自然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思想，集中于探究社会与生态转换的动态过程及结果，致力于理解用于超越现有反生态及反人道社会秩序的途径及障碍。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严格遵守马克思的方法论取向，得益于根据马克思的方法论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如保罗·司伟奇所言，马克思给出了“最为根本、重要的贡献”。[7]基于马克思的方法论洞见，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系统、全面地思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问题。我想和大家分享在系列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某些最新进展，但更重要的是，我要在报告中概括出马克思方法论的关键特征。

　　方法论取向在马克思得出其大量洞见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鲁卡次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样评价马克思，“(在他那里)传统唯一所指的就是方法”。[8]下面，我将给出在第三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这种马克思方法论的几个重要特征，它们是：接受唯物主义；适当运用抽象方法；采用辩证法；集中于历史特异性；接受政治承诺。

　　1.接受唯物主义

　　在当今从事第三阶段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者看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在于将“解释现实中对抗”这一主题作为一种方法，用它“得出用以带来所希望的变革”的那种必然结论。在苏维慈和保罗·巴伦看来，这种对抗“必然牵涉到伴随因素与合理因素的对比问题”。[9]

　　在马克思看来，用抽象的伦理术语或原则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合理的解释需具体、深入地调查现实社会关系及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认识社会主义的应有目标。从哲学与方法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所谓的“现实的对抗”及其对“是什么情况”的调查，都是以关于社会与自然历史的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这不仅使得马克思有可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固有阶级对立作出有力的批判，如同“生命自身的自然规律所描述的”那样，正是这种对立导致一种“社会新陈代谢交叠过程的断裂”[10]，也使得马克思能够认识到超越阶级对立是必然的，但是这种超越不足以从生态的角度维系人类的持续发展。摆脱对社会结构的社会与生态意义上的破坏，显然需要“生态与其他领域共同关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过程”。[11]

　　马克思的方法论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并不想当然地接受什么前提，而是寻求考察整个社会及生态进化发展各个方面的关联、历史进展及结果。由于接受这种方法论，马克思得以通过其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将其对资本阶级关系的批判延伸为一种生态批判，并衍生出一系列关于其他问题的思考，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亲缘关系、家庭的性质、国家和政治权利的结构、发展的具体技术及法律形式，等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反对剥削与阶级压迫的斗争的对象包括历史发展所需超越的一整套的东西，如压迫妇女、帝国主义的挑衅、殖民剥削以及对自然的破坏，等等。

　　2.适当运用抽象的方法

　　马克思方法的第二个本质特征，是对抽象方法的批判性使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写道，“在分析经济形式的过程中，诉诸微观或者化学试剂都没有用。必须用抽象的方法代替二者”[12]。马克思在此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微观的方法，而是说我们要用适当的科学工具来解决当下研究的问题。运用科学研究的抽象方法，我们“能够摆脱对本质的追问，使得对本质的分析成为可能”[13]。抽象方法的选择与我们研究的问题有关，我们要决定的是抽象所需的本质元素。然而，确定这种本质元素何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任何一个问题，我们都选择一些构成其本质元素的显而易见的假定，不断地根据“经验资料”或者对“实际历史进程”的持续研究来检验自己的选择。[14]

　　正是因为对本质的思考，使得马克思深入研究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例如，基于其细致的研究，马克思断定资本关系是一种阶级对立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统领一切的经历力量”，决定着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5]这种阶级关系是要研究的核心，运用抽象方法就是要澄清这种关系，“将它还原到最纯粹的形式，使之能够接受最为痛彻的分析，摆脱所有无关因素的干扰”[16]。

　　抽象方法的使用因问题而异。“有人可能不从他人试图解释的地方开始抽象，但是从双方要解答的问题的角度看，两种取向各有其道理。”由低级到高级，不同层次的抽象方法的使用也能够反映出研究的目的所在。为了澄清一种具体关系，可能要在某个层面的分析中取消一些中介性因素，但是，根据研究的需要，可能要在另一个层面的分析中重新引入这些因素。当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合法的抽象并不从对实在世界的抽象，而是为了细致的研究而着手厘清实在世界在某些特定方面的抽象”。

　　在科学的视域下，抽象还反映出我们的偏见与政治取向。马克思主义科学家理查德·李文通和理查德·列文思写道：“许多抽象都要消去那些引起麻烦的东西，选择让人感到安全和舒适的理由。”[17]他们引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例子，认为“个体是在没有历史背景的场域中做出选择”，而这导致“关于理性选择的精英定理”，掩盖了“剥削、独裁、阶级对立以及资本主义的演进”。他们还引用了布伦特的警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十分糟糕的时代，谈论树木是一种对不公正的反抗。”当然，今天“树木和自然在关于公正的研究中发挥着更为基本的作用”[18]。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通常这种关联是以不够可靠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对于独立于批判性社会分析的环境视角的批判，这一观点十分重要。这是一种对现实中相互联系的实质特征的非联系性思考，它导致理解社会生态危机具体社会根源方面的混乱，也对理解解决危机所需的变革带来困难。[19]

　　当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运用马克思式的方法整饬“庞杂的历史与科学知识”，解释其最新状态，将这种知识置于“当代社会实践条件”的语境中。[20]批判性地应用抽象的方法对于解释这一过程至关重要。

　　3.运用辩证法

　　勘定问题的本质因素，澄清问题所在，就可以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在“还原论与整体论之间找到一个审慎的路径，免得腹背受敌”，理查德·约克和菲利普·马库斯写道：“还原论之失败，在于集中于部分。与之类似，没有辩证法的整体论的失败，在于不能识别界线、张力、内在矛盾以及不能识别朝向功能主义的发展趋势。”[21]

　　存在一些试图回归到“一”思想的绿色思维的趋势，告诉我们，因为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现象都是‘一’。‘一’是一种重要的神秘元素，它断言了我们与宇宙的‘一’”。但是，李文通和列文思写道：“当然，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理智的构件……为了识别和研究它们，我们不得不找到它们。这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在发现这些理智构件之后，我们不得不将它们再组合起来，证明其彼此相互渗透、相互决定、彼此交织进化，并且要证明其特异之处何在。它们不是‘一’。”他们警告“倒向整体论的一方，认为整体论强调世界的联系但是忽视了世界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22]。

　　对于那些致力于通过因果关系的揭示更好地导引社会变革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在无需识别“整体”而对待“整体”方案中，不存在分析是否严谨的问题。如约克和马库斯所言，“社会问题根植于生态，并由生态问题而凸显，社会问题还对生态产生影响”。因而，在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努力中，要重视研究“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动态辩证关系”[23]。并且，在另一个抽象的层面来说，为了理解特定阶级对自然和人类的掠夺，应该注意“自然”与“文化”的区别对待。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专注于深入探究当今世界的种族、宗教以及动态的阶级关系等问题，解读它们何以构成自然与文化的辩证法。

　　4.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特征

　　如鲁卡次所言，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进路存在于“对本质的至深历史追问”[24]。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现实并不是诸多明晰的关系构成，缺乏对事物组合的观照，而是内在于具体关系的变革过程。换言之，社会是在是一个历史过程，原则上，这个是一个不知道尽头和终点的过程”[25]。马克思思想历史特征的超越性，在于是被变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但是，变革的方向并没有确定下来。如马克思所言，人类的行为是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创造历史，而是存在于要直接面对的、给定的、由过去演变而来的环境中”[26]。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存条件当中唯一永恒、超越实在的，是我们既是社会和自然历史的部分也是其整体，这些生存条件的共同演变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思考方式以及各种可能的变革。在生物学之维，马克思认为唯一不可避免的是“人类因自然而生存，换言之，自然是人类的躯体，只要人类存在，就必须维系与自然的持续对话”[27]。这种对话是劳动过程，它“首先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类以行动来思考、规约和控制自身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28]。经过这个过程，人类改变自然并因此而被自然改变。总而言之，这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互动的普遍条件，是自然一直给以人们的生存条件”[29]。

　　认识到“社会既在变革，有可以在限定条件下被改变”[30]，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历史特征不仅引领出一个通往“所有社会形态”的批判性立场，还引领出一个研究所有现象的立场，并对存在状态的无历史背景式概括提出质疑。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主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静态、本质化的范畴(例如二元的“男人”与“女人”)应该被理解为特定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不应该理解为关于人类存在的持续、固有的实在。戴着这样一幅历史的眼镜认识世界，就有可能接受马克思所谓的“对所有存在的无情批判，既包括不惧怕批判结果的无情批判，也包括不惧怕与批判力矛盾的无情批判”[31]。

　　5.将伦理与政治变革的批判性社会分析联系起来

　　马克思方法论的最后一个特征能够统合第三阶段的各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立场，它的最突出特征是，不单单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将包括理论研究在内的所有工作与哲学、伦理学及批判性的社会分析结合起来。李文通和列文思写道，“任何社会理论都要接受一种检验，‘它为孩子们做了什么？’”这是在以往方法论讨论中(特别是关于“抽象策略”大讨论)涵盖如此话题的章节的标题。

　　在构建社会理论的过程中提出对孩子的意义这一问题，说明存在一种将实在问题与伦理问题区别开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在于“理论支持下的实践可能帮助他人也可能给他人带来伤害”。“哲学家在区分实在问题与伦理问题方面莫衷一是，历史过程将他们统一起来……例如，伦理学家可能在晚宴上争议消除饥饿的理由，但是，对于那些饥寒交迫中的人来说，食物不是一个哲学问题。”[32]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消除和厘清当下的实在而言，即便是最广为接受的伦理研究，也不能代替对政治的彻底批判”[33]。康奈尔·维斯塔写道：“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对伦理概念(例如‘善’与‘恶’)的精确理论解释，必须将它们理解为人类规约社会实践的习惯性尝试，其目的在于与特定系列的生产保持一致。”[34]最后，莱文·玛扎罗提出，测定我们伦理实践之成功的标准，“只能是”它们“能够不断地维系对实践批判的清醒认识，不断地强化这种实践批判，使之朝向社会学家构筑的现实目标：通过再定义劳动过程，给之以实践之维的可行性重述，超越资本的所有现实存在及可接受形式”[35]。

　　二、马克思的方法与第三阶段生态社会主义思维

　　接受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唯物主义，关注对抽象方法的批判性使用，运用辩证分析方法以及历史取向的运用，这些已经拓展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些分析能够适时地应对广泛存在的人类历史问题，给解决具体的突发性问题带来希望，并给消解当今关于以运动求变革的纷争以启示。这些不仅超越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分，也超越了学者、从业者与积极参与者之分。

　　最近，斯蒂芬·朗高、拉贝卡·克劳森和布拉特·克拉克完成一部示范性的新著——《适应的策略：海洋、渔业与水产养殖》。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它详细解读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无休止的扩张对海洋生态、渔业及水产养殖等带来的生态变化之间的关系。该研究最后一章以“消除分裂”为题。对于所有关注海洋全球危机、重建这个生态和社会方面均遭到破坏的社会秩序的努力，都特别应该读一下这部分内容。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用这里所描述的方法分析了其他领域的问题，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土壤肥力、肥料应用、农业、森林管理、碳氮代谢、气候变化、女权运动与生态、出血性败血症与肉类加工、环境司法、平等贸易、生态帝国主义、公共健康、生态经济、城乡发展，等等。

　　查找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完成的伟大工程的概略情况，请参照《每月评论》在线发布的“新陈代谢断裂”参考资料。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或者积极分子而言，这是一个极好的资料。[36]在Haymarket Books在线发布的书目中有一个“环境与科学”部分，其中也列出一些关于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37]

　　三、结论：生态文明建设中方法的重要性

　　大会的主题在于探讨各种马克思主义之于建构生态文明的努力，为此，在报告最后我打算讨论一下马克思的方法对于建构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口号(或者关于政治原则及任务的陈述)可能与其实质性的实践内容大相径庭。通过运用批判的方法分析政治目标及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批判了资产阶级，还批判了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试图维护变革的人；他们认识到意识形态承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强调存在一些无可避免的矛盾运动，它们不能充分解释现有的物质存在，可能导致新形式的压迫，等等。

　　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并接受某种批判性社会分析的方法，不断评估引领我们的方向，认识它与我们的目标如何一致，我们是否需要改变目标等。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当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斗争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有意义，那就是，在社会及生态意义上满足条件：(1)提升实质性的物质与政治平等，换言之，以实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自我授权为目标；(2)终结所有各种形式的压迫与剥削；(3)具有实现最终理想社会的目标，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都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类与“自然之普遍新陈代谢”之间的关系得到理性的管控。[38]不论我们将这种斗争的指向解释为生态文明还是其他，有了批判性社会分析及实践，我们就可以认识和克服在这一方向努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绿色生态主义倾向于接受理想化、符合伦理要求甚至是纯粹罗曼蒂克式的方向，生态现代化理论则倾向于认为现有世界是一个整体，比之二者，马克思的方法允许社会分析的批判功能，而这正是有效社会变革运动所需的东西。马克思的方法使得我们能够超越社会实在的表象，深入其本质。马克思认为这种本质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理由，也只能通过科学探究获得。

　　最后要说明一点，我们接受马克思的思想并不是因为它属于马克思，而是因为马克思开启的方法论革命仍然是我们致力于社会变革的一个强大工具，“我们设计一些有意识的行动以获取所希冀的变革，为了获取关于这些行动的必然结论，我们需要具有知道‘是什么’的能力，也需要知道‘是什么’的可能性何在，并将当下的实在与‘可能合理的存在’做出比较”。总之，只有在我们争取变革的具体斗争的语境下，哲学或科学的立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才富有意义和活力。

　　注释：

　　[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保罗·伯克特的前言，马克思与自然：红色与绿色的视角，芝加哥：Haymarket Press，2014；最初是 1999 年，p.xii。

　　[2]福斯特，前言，马克思与自然。

　　[3]福斯特，前言，马克思与自然.viii。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xii-xiii。

　　[7]Paul M.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最初于 1942 年，第 11 页。

　　[8]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1；最初 1968，第 1 页。

　　[9] Paul A.Baran 和 Paul M.Sweezy，Monopoly Capital，纽约：月刊评论出版社，1966 年，第 134 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49页。

　　[11]伯克特，马克思与自然，第 xxvi 页。

　　[1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纽约：企鹅出版社，1990 年，原 1867 年，第 90 页。

　　[13]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第12页。

　　[14]同上，第12～15页。

　　[15]卡尔·马克思，Grundrisse，伦敦：企鹅出版社，1973；原作1857～1858，第107页；Sweezy，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第 16 页。

　　[16]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第16～17页。

　　[17] 同上，第 12 页。

　　[18] 同上，第 18 页。

　　[19]Richard Lewontin 和Richard Levins，受影响的生物学，纽约：月刊评论出版社，2007，p.151～152。

　　[20] 福斯特前言，马克思与自然，p.xi。

　　[21] Richard York 和 Philip Mancus，“批判的人类生态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法则”，社会学理论 27（2009）：第 134 页。

　　[22]Lewontin 和 Levins，受影响的生物学，第 106 页。

　　[23]约克和曼库斯，《批判的人类生态学》，第134～135页。

　　[24]Lukács 引自 Sweezy，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p.20～21。

　　[25]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第20～21页。

　　[26]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纽约：国际出版社，1994 年，原 1852 年，第 15 页。

　　[27] 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伦敦：企鹅出版社，1974 年。

　　[28]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纽约：企鹅出版社，1990；最初于 1867 年，第 283 页。

　　[29]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纽约：企鹅出版社，1990；最初于 1867 年，第 290 页。

　　[30]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第21页。

　　[31] 卡尔·马克思，“致阿诺德·鲁格的信（1843 年）”，https://marxists.org。

　　[32] István Mészáros，Beyond Capital，纽约：月刊评论出版社，2010 年；原版 1995，第 410 页。

　　[33] István Mészáros，Beyond Capital，纽约：月刊评论出版社，2010 年；原版 1995，第 410 页。

　　[34]Cornel West,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Marxist Though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1,p.99; See also John Bellamy Foster,"Introduction to a Symposium on The Ethical Dimensionsof Marxist Thought," Monthly Review 45,no.2(1993):p.8.

　　[35]Mészáros,Beyond Capital,p.410.

　　[36]See Ryan Wishart,R.Jamil Jonna,and Jordan Besek,"The Metabolic Rift:ASelectedBibliography," October 16,2013,http://monthlyreview.org.

　　[37]Haymarket Books,"Environment & Science," http://haymarketbooks.org.

　　[38]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30,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p.5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