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第二章第十二节）

2021-7-19 01:05|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5326| 评论: 2|原作者: 李晓鹏

摘要: 清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导致了中国南方人口大约减少了5000万到1个亿。这是继两百年前清军征服中国导致了超过2亿的人口损失之后，给中国人民制造的又一次巨大灾难。

这个悲剧，是满洲的野蛮和理学士大夫的疯狂共同造成的。

即使是在中国古代，镇压人民反抗也并不会采取如此残酷的大规模屠杀。反动阶级对待人民起义总是很凶残，但凶残到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这种程度的，在中华帝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我们在第一卷里边讲的明宪宗时期镇压荆襄地区大起义，只对少数造反头目残酷杀害，而且还要上报到中央由皇帝亲自下令处决，根本不存在地方政府或军事将领自己审判并处决叛乱分子的情况。大部分起义的参与者都平安无事。后来荆襄地区多次叛乱，朝廷终于下定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也从没考虑过大规模杀掉一批不稳定分子，而是安排将荆襄地区的无业游民大规模迁移回到原籍。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驱赶人民导致沿途大量死亡，执行者项忠就遭到了从地方到中央无数官员的弹劾，气得要辞职。本书第二卷里记录宋朝的士大夫利用酷刑残杀投降的起义军领袖，但也只是杀掉少数领袖人物，其规模跟曾国藩、李鸿章比起来如同小儿科。

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央政府的政策也一直是尽量招降。崇祯皇帝总是说：这些人都是朕的赤子，吃不饱饭才造反，能招抚尽量招抚。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都有过投降明军的记录，张献忠还投降了不止一次，明廷都没有杀降，而是到处给他们找地方安置，给土地耕种、给财政补贴，希望他们不再造反，想要和平解决问题。一直到明朝灭亡，明军虽然纪律败坏，将领虽然腐败无能，却始终没有对起义军占领过的城市执行过屠城或者大规模杀降的记录，明廷也没有制定过对起义军占领区进行坚壁清野的破坏战略。“不杀降、不屠城”是交战双方都默认遵循的作战规则，这是中原民族整体文明程度达到较高水准的体现。

再往远了看。东汉末年，曹操镇压黄巾起义，抓到俘虏，老弱妇糼者令其归农，精壮者组成一军，号为青州兵，不但没杀一个，反而给予出路。其文明程度也比清军高出太多。

所以，不是说中国古代王朝都跟清王朝一个德性，一遇到反抗就想的是赶紧杀光一切有潜在反抗意识的人，永绝后患。中国古代中原文明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军事精英们，对人类生命的尊重程度要远远高于满洲。只有在清朝，官员将领们才会像曾国藩、李鸿章、叶名琛等人那样在奏章里边赤裸裸的大肆吹嘘自己如何纵兵屠城、劫掠财富、杀人无数，以此来表功乞赏。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清廷公开鼓励的做法。在很多其它朝代，尽管这些暴行也肯定存在，但至少官员将领们知道这是严重的罪行，在公文中极力掩饰，抹去各种过度杀戮抢劫的痕迹。

至于像曾国藩、李鸿章、叶名琛等汉族高官，他们受宗教化和哲学化的理学思想洗脑，已经把维护等级统治秩序看成是不可动摇的“天理”。明朝中后期理学和心学思想交锋的结果是理学胜出、心学革命被镇压，“天理”胜过了“人心”。人的良知已经不再重要，只有经过哲学论证的天理才是压倒一切的。一个人的想法如果与理学家们认定的“天理”——也就是基于三纲五常的宗法等级制度相矛盾，那他的心就不是人心，而是禽兽之心。对于禽兽，是完全没有必要手下留情的。杀掉这些人跟杀鸡杀猪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消灭禽兽而已。反抗儒家纲常伦理的革命思想，在理学家眼里就好像是病毒一样，总是会迅速传播而又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医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感染这些思想病毒的人全部杀掉，而且还要把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们也一起杀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病毒传播，维持他们心目中最完美社会——儒家专制理想国的机体健康。曾国藩在解释为什么要杀人的时候就说：“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这就十分类似于宗教狂热式的杀人了。

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官运最为亨通的汉人有两个，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叶名琛。他们两人都是忠君理学思想培养出来的“楷模”。

叶名琛的名头不如曾国藩响亮，其实二人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叶名琛比曾国藩大两岁，算是同龄人。他出身士绅家庭，通过科举考试当上进士，26岁进翰林院做编修，然后得到中央大员赏识，下放到行政岗位历练，迅速被提拔。39岁当上正二品的广州巡抚，成为部长级高官。曾国藩进翰林院的时间是29岁，获得正二品侍郎头衔的时间是37岁。二人在镇压革命之前的人生关键节点基本同步，关键都是靠科举苦读和在翰林院的表现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在中央历练，更快到达正二品，但广东巡抚的含金量又比六部侍郎更高，曾国藩获实授正二品侍郎的时间也是39岁，二人总体而言不相伯仲。连续破格提拔他们的人，都是是同一个——倡导节俭的道光皇帝。

叶名琛和曾国藩的共同特点是喜欢刻苦研习理学，并且生活节俭，对物质享乐几乎没有兴趣。这种态度不是做给道光皇帝看的，而是他们坚持一生的习惯。叶名琛家里三代为官，出身优越，个人从小就喜爱诗书、不爱应酬，而且生活极为节俭，衣服上长了虱子都不换。1857年叶名琛被英军逮捕送往印度，据英国人记录：“他不抽鸦片、只饮热茶，早餐素食。生性简朴，所穿之袍褂油渍光硬，据他自己说已经穿了十年；他在中国的家属给他三千元作为在印度的零用，他至死未动用过分文……在私生活方面，叶名琛是极可敬的中国人。”[10]

曾国藩的家庭情况不如叶名琛，其家族在湖南湘乡农村也算有钱有势，但终究是乡下人家，见过的世面有限。其个性一直本分老实，但当上翰林院编修以后，被北京城的权势繁华吸引，一度沉溺于吃喝玩乐、纵酒高会。一年后，结识了同为湖南人的著名理学学者唐鉴，受其影响，开始专心研习理学，减少交际应酬。唐鉴、曾国藩、倭仁等几个人结成了理学研究小组。曾国藩和倭仁每天交换日记，互相批阅，探析理学“义理”的精微。每天还要静坐反思，把易经、佛经里边的思想融入到理学之中，以求融会贯通、淬炼心智，树立起坚固的牢不可破的理学世界观。

在理学上的修炼让曾国藩博得了满汉官僚中一个小圈子的重视，逐渐获得一些具体的差事，有了展示才能的机会，包括到四川担任科举考试的学官等等。用了五年时间，到1847年升迁为了正四品的侍读学士。这个速度算快的，但也并不十分惊人。真正关键的是1847年4月的一次翰林院选拔考试。曾国藩考的一般，名列中游，但获得了面见道光皇帝的机会。陛见一个月后，就突然被直接任命为正二品的礼部侍郎，连升四级，而且从学官转为了行政官。如此超擢，极为罕见。曾国藩也说：“湖南37岁任正二品，本朝尚无一人”。这种破纪录的升迁，只可能是道光皇帝本人亲自点将。

这次陛见，曾国藩靠什么给道光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已经全无史料可考了。只能让后人自行揣测。不过道光崇尚节俭、喜欢理学。道光时期另一个名臣张集馨记录自己第一次面见道光，道光叮嘱他：“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亦当检点。”曾国藩在这方面应该是很对道光脾气。

跟曾国藩一起专研理学的倭仁，在三年前就已被提拔为正二品的大理寺卿。倭仁是蒙古旗人，家里世代都是下级军官或者普通士兵，从小在八旗驻防地长大，属于下层旗人，没多大背景。考进翰林院后，天天沉溺于理学研究，谈不上有任何政绩，却40岁升正二品，也是相当快的速度。看来道光对书呆子性格的臣僚确实颇为赏识。

道光看人的眼光不错，书呆子气的曾国藩果然感恩图报，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竭尽所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杀人千万亦未尝有过一丝后悔。

1852年底，在家守孝的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圣旨授予了曾国藩“搜查土匪”的权力。曾国藩立刻上奏皇帝，说：

“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誓当尽除湖南大小会匪……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至于教匪、盗匪，与会匪事一律。”

——本来是要严办土匪的，但是通篇基本不提抢劫杀人的土匪，却把反政府的会党与土匪等同，处心积虑的扩大打击面。

他又在奏折中说，还要关注“近期新出之游匪”，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游匪”，曾国藩认为处理的办法是一经拿获，“立行正法”——没钱回家也成了罪过，而且是需要立刻处死的死罪。

曾并未就此打住，他进一步的扩大打击面，认为对“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

——这里面竟然有“光棍”！因为贫穷娶不起老婆也要加倍严惩。还有“讼师”，就是收钱帮人打官司的，如果被认定为给官府添乱，也要杀。

朝廷对曾国藩的奏章高度赞赏，认为他抓住了解决国家问题的关键——多杀人，展现了为君父分忧的决心。曾国藩也马不停蹄的行动起来，在巡抚衙门之外另外成立了一个“协办团练大臣公馆”，直接管理湖南各地的团练组织，一边自己开办审案局，直接审判杀人；一方面授权各地士绅团练，对不法之徒可以经过族长、团长审理后直接杀掉[11]。这是清政府方面第一次正式授权宗族和士绅们有直接审判杀人之权。

曾国藩的家族带头积极响应其号召。其父亲带领曾国藩诸兄弟，将他们认为的不法分子抓起来判处死刑，送到县里要求县官立刻执行。县官熊某知道其中有很多冤屈，对自己不利，隔几天总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他就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12]

曾国藩自己在长沙的审案局也一日不停的杀人。《曾国藩年谱》中记录说三个月杀了两百多人，但实际肯定远远不止。因为曾国藩自己在五月就记录了一次杀掉上百人的事件：安化县蓝田地方四月份送来了一百多名被团练抓捕的“会党分子”。经过一个多月的严刑拷打，这些人仍然不承认有罪。但曾国藩说，“据该处绅士吁请之诚，一概桀之”[13]，“陆续斩决之犯六十七名，监毙狱中者三十六名，永远监禁者四名”[14]——永远监禁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终究难逃一死，也就是蓝田送来的一百多人在没有任何口供的情况下，曾国藩仅根据当地士绅的要求，就一律杀了。蓝田是一个小镇，据《曾国藩评传》的考证，该地人口大约两千多，这一个案件所杀的人，就相当于了蓝田镇人口的大约百分之五。

三年后，叶名琛在广东开审案局杀人百万，也是跟曾国藩学的。叶名琛是广东巡抚、两广总督，比“帮办团练大臣”的曾国藩更有实权，直接掌握广东军事、司法、行政系统，因此杀人也就更多，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仅仅帮办团练这一个事儿，曾国藩就带动湖南士绅群体上上下下不知道杀了多少湖南人，为自己在湖南民间赢得了“曾剃头”的外号。后来办理湘军，军权在握，杀起人来即更是如砍瓜切菜一般顺手。一个没口供的案子就能杀掉一个镇百分之五的人口，一场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与李鸿章、叶名琛等理学名臣密切配合，消灭中国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对曾国藩而言也实在不值得惊讶。

对清朝官场的腐败，对中国底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在农村地区长大然后逐渐发迹的曾国藩心知肚明。他在书信中也一再痛斥清政府内部诸多权贵的贪婪无耻，以及对人民的无耻迫害压榨。曾国藩做官，个人操守也还可以，除了各种“陋规”以外，并不再私下贪污受贿。但是，在他心目中，“民生”和“良心”等都只具有次一等的价值，唯有“忠君”和“理学”才是人生的最高信念，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所在，这是他经过日夜修炼研习树立起来的坚定信仰。为了捍卫这个理念，中国人民不管被压迫得多么厉害，都绝对不能造反，否则就应该被斩尽杀绝。

曾国藩不是一个伪君子，而是一个虔诚的理学宗教徒，心中只有天理而无良知，把“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做到了家。他的大女儿和三女儿的婚姻都很不幸，丈夫都是不可救药的纨绔子弟，对妻子脾气暴躁且喜欢招嫖纳妾，其家中长辈也极难伺候。大女儿曾纪静的丈夫袁某因为嫖娼和贪污声名狼藉，曾国藩把这个女婿带到身边、亲自教育，见其屡教不改，终于声称其“不认妻子、不认岳家。吾亦永远绝之。”也就是彻底断绝关系，此后不再往来。其大女儿见状，就想趁机留在曾家，不再去袁家受气。不料曾国藩却无动于衷，认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自己可以与不成器的女婿断绝关系，女儿却绝对不允许离开丈夫。曾纪静在袁家守着活寡，精神抑郁，一直不停的写信给大哥曾纪泽要求回娘家。曾纪泽向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请示，曾国藩断然拒绝。没过多久，29岁的曾纪静就在痛苦中死去。

他三女儿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也是通过曾纪泽要求回娘家。曾国藩正式给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表明坚决拒绝的态度。信中这段话也堪称他一生信仰的总结。

“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告诫大妹三妹忍耐顺受。”

这就是“忠君理学”，世界上最坏的东西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里的糟粕。它可以让一个老实人、书呆子变成杀人狂魔和冷血的父亲，对人民的苦难无动于衷，对自己女儿的悲剧也袖手旁观。

这就是曾国藩，被理学信徒们捧为“千古第一完人”的曾国藩。他不是什么完人，而是一具没有感情的僵尸——理学僵尸。或者说——用现代技术来做比喻，就是一个控制芯片被理学思想格式化的机器人，除了按照理学代码确定的规则行动以外，没有任何个人的良知和感情，对物质的享乐不感兴趣，同时也对人间的一切温情和苦难都无动于衷。

明末清初，清军在四川搞大屠杀。为了栽赃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清政府给他编排了一个“七杀碑”，说张献忠在一块石碑上刻了三句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后来，四川地区出土了张献忠题写的《圣谕碑》，原来原文是：“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碑文并没有杀人之意。曾国藩杀人之多，远在张献忠之上。我们也可以学习清政府，送他一块“七杀碑”：

“三纲五常大于天，

华夷之辩放一边，

杀杀杀杀杀杀杀。”

把这块碑树在曾国藩的坟头上，大约应该是十分合适的。

[1]

[2]【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61页

[3]《独秀峰题诗抄》，《粤匪杂录》，转载自《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一卷。

[4]况澄《日抄》，转载自《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一卷。

[5]《曾国荃集》（第五册），岳麓书社，2008年，123页。

[6]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7]【美】裴士锋，《天国之秋》，22页

[8]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5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