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 等：生产力为什么最革命？
——唯物史观何以被遮蔽（之三）
赵磊 等
（一）马克思有没有“生产力动力”理论？
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学界存在着诸多争议（有关争议可参见：孟捷，赵磊《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超越与辩护——关于 <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话》，载《天府新论》2017年第4期）。
在诸多争议中，其中的一大争议是：马克思究竟有没有“生产力发展动力”的理论？
相当多的学者的回答是：没有。
比如，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安启念先生认为：
——“这一表述把全部社会生活的变化归结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没有回答生产力又是怎样发展的，其动力从何而来，因而在逻辑上不完整。这个逻辑缺环事关重大。”
由此引申出来的困惑是：既然“（马克思）没有回答生产力是怎样发展的，其动力从何而来”，那么马克思凭什么强调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不少学者断言，唯物史观对技术创新并未作出进一步抽象，因而无法解释这个困惑。
（二）马克思的回答
就《资本论》的主要内容而言，马克思或许并没有专门研究“技术创新”。
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的疏忽，而是在于：
其一，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纯粹技术层面的生产力属于自然科学中工艺学的研究范畴，而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其二，这是唯物史观的逻辑使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既不存在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也不存在离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根据马克思一以贯之的逻辑，必须把生产力置于生产关系的联系之中来研究，才能辩证地揭示生产力的发展动力。
总之，在现实世界中，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不会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中剥离出来单独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以及技术创新只能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得到说明。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马克思“没有对技术创新做进一步抽象”，并将其视为唯物史观缺陷的看法，其实并未真正理解唯物史观的要义。
（三）“生产力发展机制”只能从思辨上证明吗？
我们必须指出，某些自诩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局限性而“专门研究”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其方法论大多或已经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
尤其是基于“制度决定技术”的假设，并用“制度第一性”的逻辑来解释技术创新的“制度经济学”，则更是唯心史观的典型范式（参：赵磊《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抑或技术？》，《哲学研究》1997年第10期）。
令人不解的是，在生产力发展机制的问题上，安启念先生将唯物史观逐出了实证科学之外，他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对经验事实的总结概括，是客观规律，当然属于科学。然而一旦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机制问题，我们便无法在经验事实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必须借助思辨的力量寻找唯物主义的解答”。
在安启念先生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机制”不可能得到科学事实的实证验证，而只能得到哲学思辨的证明。所以，唯物史观也只能对“生产力发展机制”作出思辨性的，而非科学性的证明。
为了强调唯物史观在分析“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上所具有的“思辨性”（即“非科学性”），安先生进一步补充说：
——“只有当提出并着手解答生产力的发展动力问题时，作为社会科学的唯物史观才超出科学的领域，上升到（或者说回到）思辨的层面，成为哲学唯物史观。”
我们认为，安先生的这个看法值得商榷。
事实上，不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可以从经验事实得到检验，“生产力的发展机制”也同样可以得到经验事实上的证明。
比如，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有关科技发展的论述中，恩格斯提供了生产力发展机制的大量经验事实。
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历史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演化历史，为生产力发展机制的演化提供了丰富且可靠的经验证明，而唯物史观就是这些经验证明的理论结晶。
（四）马恩毛论生产力的革命性
在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中，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但“不可分割”并不意味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地位没有区别。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范畴中，生产力具有“本体”的性质。也就是说，相对于生产关系而言，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要素。马克思对此明确指出：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被定义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对于生产力的革命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过相当深刻的阐述：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
——“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
对于生产力的革命性质，毛泽东同志有着更为明确和通俗的解读：
——“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毛泽东说：“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视野中，人，也就是劳动者，才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
（五）生产力的革命性来源于人的实践
为什么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呢？
唯物史观给出的回答是：因为“实践”。
在阐述唯物史观出发点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在上面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追问了“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用哲学的话语说，马恩的这个追问其实也就是对“社会本体论”的追问。
从“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即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才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所谓“第一个前提”和“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本体”。
我们必须指出，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即实践，这个范畴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演变发展的内在机制。
人类生存离不开实践活动。只要人类必须“实践”，必须“活动”，那么为了节约劳动时间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劳动者知识技能的提升，就必然是实践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必然是实践活动的结果。
正如林岗教授和张宇教授所说：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须考虑劳动时间的节约问题，必须要对劳动的消耗和劳动的成果进行比较。节约劳动时间，用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得最大的劳动成果，被马克思称作为人类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人类劳动过程的必然要求，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消失，改变的只是它的实现方式。因此，社会生产力由低到高的发展具有必然性。”
在我们看来，林岗教授和张宇教授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阐明生产力发展机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六）不能把实践解读成“唯心范畴”
必须指出，不能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就把实践活动解释成“唯意志”的范畴——很遗憾，这种解读在当下非常时髦。
为什么不能把实践解读成唯心的范畴呢？因为在实践活动中，意识并不是“第一性”的、“先在”的东西。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离开了意识赖以存在的物质肉体，离开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意识什么都不是。
因此，我们必须从“唯物”的逻辑，而不能从“唯心”的逻辑来解读马克思的实践范畴。
有必要强调的是：
其一，唯物史观把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动力归结于实践，这是对唯心史观把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归结于人的“理性”“意识”和“智慧”的彻底否定。
其二，马克思的“实践”与唯心史观所钟情的“知识发展”“人类智慧”“个人理性”等（参：赵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得与失——与孟捷教授商榷》，《政治经济学报》2017年第2期），前者与后者显然不在一个“本体论”的层面上——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内在关联。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之所以是支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就在于唯物史观必须把实践理解为客观的“对象性活动”，而绝不能像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那样，把实践理解为纯粹主观意志的活动。
（七）技术自主论
对于生产力的革命性质，“技术自主论”也给出了理论上的论证。
“技术自主论”也称“技术自主性理论”，其代表人物有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和美国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
技术自主论认为：“技术最终依赖于自身，它本身就是目的，它是趋于封闭和自我决定的有机体。技术自主性强调其主导力量是技术的内在逻辑。”
这个逻辑也被称为技术的“相对自主性”。
埃吕尔从技术系统的自增性、技术前进的自动性和技术发展的无目标性相互交织的三个方面，对技术自主性进行了分析；兰登.温纳提出了“技术命令”的概念，力图揭示技术系统的内在结构及其形成的外在要求。
在技术自主论看来，
——“技术增长路线的确立是自动的，技术的增长路线是有技术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技术发展定向是纯粹的技术系统的内部事务”。
——因此，“人在这个具体化过程中已不再是发明者，而是操纵者；或者说，如果人仍然扮演者的角色，那么他像演员一样听从物体本身提供的台词，遵循物质的念白”。
——比如，“四级管的发明是三极管的内在必然，技术具有对自身起源的自主性。”
技术自主论无视生产关系的作用，这是不可取的。
然而，如果我们将技术的“相对自主性”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中来考察，那么，对于唯物地解读“生产力最革命”的原因，技术自主论还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既然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基础，那么生产力及其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相对自主性”（当然，这种自主性不可能游离于生产关系之外）。因此，人类社会只能尽力去适应生产力的“相对自主性”逻辑，只能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这就是生产力之所以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根源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生产力的演化历史中，人的主观意志所具有的功能与其说是“发明者”，不如说是“顺应者”和“利用者”。
换言之，在生产力的发展机制中，人的主观意志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导演”，不如说是“演员”。
（八）余论
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中，不论是劳动者所拥有的技术还是劳动者所拥有的科学，它们同属于生产力范畴，都是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因素。
技术与科学当然有区别（技术属于人类在“操作”层面的生产力，科学属于人类在“理论”层面的生产力）。然而与技术一样，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在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中，虽然科技往往有着依赖于灵感而“突变”的演化特征，但是科技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机制，本质上都是一个基于实践活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演化过程。
晚近以来，不少学者试图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所谓“二元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决定生产力），来抹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这种“二元论”的要害在于，它遮蔽了唯物史观“存在决定意识”的逻辑，衍生出一系列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决定论的唯心史观的论点。
对于这些论点，我们在《唯物史观：历史目的论抑或历史决定论》中进行了批判（即将公开发表），恕不赘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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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该文转引自：赵磊 等《唯物史观何以被遮蔽？——基于经济学视阈的考量》（载《江汉论坛》2021年第7期）。这里转发时，作者在文字上作了补充，并省略了相关注释的出处。如需确认，请读者核对原文。
（2021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