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抚崛起：后太平天国时代的权力格局太平天国革命虽然被血腥镇压，但它还是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它最大的贡献就是沉重的打击了“八旗-绿营”这个严格受满清控制的传统清军，让汉族士绅官僚阶级独立掌握的湘军系军队崛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掌握军队，谁在政权里边说话就更硬气，说话管用。 传统绿营虽然也是汉人为主体，但将领大量充斥着满洲旗人，而且其军费来源于中央财政拨付，又被大面积的分散在各个汛地。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掌握着朝廷中枢的满洲勋贵集团就可以完全控制绿营。因此，八旗和绿营都忠诚的为满洲勋贵服务——这是满洲统治中国的根本。清政府作为“满汉联合专政”政权，满洲军事集团居于优先地位，汉族官僚士绅集团居于从属地位，可以说一个是主、一个是仆。 太平天国革命后，满清政权虽然继续存在，但其政府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湘军系军队由汉族士绅官僚集团建立，依靠宗族地域关系和理学思想进行控制，又通过建立“厘金”体制掌握了独立的军费来源。这样一支军队，就只听命于汉族理学士绅官僚集团，而不听命于满清中央朝廷。 太平军两次踏破江南江北大营，将清军能战的绿营主力基本被消灭殆尽。在北方，最后一支能战的八旗精锐在1860年的八里桥战役中被英法联军歼灭。剩下湘军系一支独大。汉族士绅集团一手掌握着地方上的经济行政，一手掌握着国家最强大的军队，这个时候，满清中央朝廷说话就不那么管用了。只是由于有英国等列强的支持，以及湘军系内部力量还不够统一，不具备“另立中央”的条件，清廷的统治才得以延续。“满汉联合专政”的体制依然存在，但“满洲第一、汉族士绅第二”的执政格局已经被颠覆，实际上变成了“汉族士绅与满洲并列第一”的权力格局，二者不是主从或者主仆关系。也就是说，经过太平天国之役，汉族官僚终于获得了与满洲勋贵们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资格。太平天国将士们的浴血抗争，未能改变中国人民被奴役的地位，但至少改变了整个汉民族在中国的地位。新崛起的汉族理学官僚们虽然也很腐朽而反动，但办事能力和文明程度比满洲勋贵还是强出太多，关键还不怎么害怕汉人学习先进科技会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这对修复满清对中华文化的破坏和推动西方先进科技文明在国内的传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汉族理学士绅掌握实权的形式，是以控制军队和占据地方督抚职位的形式来实现的。湘军系将领获得了两江总督（曾国藩、刘坤一）、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曾国藩、李鸿章）、两广总督（刘长佑、毛鸿宾）这几个最关键的职位，此外，还有很多地方的总督巡抚等高级职位也被湘军系将领占据。全国8总督22巡抚，湘军系将领占了5督15抚。 把持中央枢机的还是满洲勋贵，但不管是军机大臣还是总理大臣，他们说话已经不如之前那么管用了。 太平天国之前，汉人出任督抚的也很多，但彼时督抚与此时的督抚已全然是两个官职。之前的督抚，权力处处受中央节制，调兵、用钱、用人这三项最关键的权力都难以自主。八旗由中央直属，自不必言；绿营之中，总督只能指挥得动自己的“督标”，也就一两千人的规模，其它的仍然由中央指挥。太平天国之后，督抚普遍获得了对辖区内绿营的指挥权。曾国藩在1859年获得两江总督的职位，第二年又被授权“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务，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均归节制”，实现了军政一体的统一指挥。他的湖南前辈、两江总督陶澍就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了。 陶澍的两江总督，也就只能管一下文官行政系统，而且连行政系统都管不全。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命都要通过军机处、吏部和其它主管中央部委；三品以下的职位，则由中央主管部委、总督、巡抚根据职责、历史惯例等因素瓜分用人之权。也就是说，督抚只能任命三品以下文官中的一小部分。行政系统中最关键的钱粮财政之权掌握在布政使手中，这个官位是户部控制的，由户部遴选。督抚可以向皇帝参劾不听话的布政使，但总的来说布政使还是主要听户部的。 而曾国藩的两江总督，那就是“两江王”：辖区内军队由其统一指挥、将领由其推荐任命、包括巡抚在内的文官也由他推荐，而且还有独立的审判杀人之权。军事、财政、用人、司法全权在握。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成为了定例。南北洋通商大臣分别负责南方和北方的通商口岸管理以及解决相应的外交问题。中央设立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外交，但南北洋通商大臣直接向皇帝汇报，不是总理衙门的下属。总理衙门无权给他们下令，他们也不需要向总理衙门汇报工作。总理衙门只跟驻扎北京的外国领事们打交道，主要工作是信息传达，通商、传教等具体外交事务的决策则由两大总督全权负责。督抚不仅有了军政全权，还进一步拥有了原本应该完全由中央政府掌握的外交权。 表：太平天国前后两江总督权限变化对照表
更重要的是，两江总督这个关键职位本身由谁来担任，朝廷也已经不能独立作出决定了，只能根据地方实权派的力量对比来安排。咸丰皇帝一直不愿意给曾国藩地方督抚的职位，就是想不要让军事指挥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但大形势的变化由不得他做主——除非他不想当清朝的皇帝，把江山让给太平军，否则就只能任命曾国藩当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权力已不再主要来源于皇帝的授权，而是自己掌握的军队和财税资源，以及背后支持自己的士绅集团。他在政治上相对于皇权有极大的独立性。这才是一个真正根本性的变革。 1859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的旨意还没有到达湘军大营，曾国藩就先收到了一封来自咸丰皇帝亲信肃顺的密函。肃顺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曾国藩的好友胡林翼，但特地在信最后写了一行小字“请送涤生一阅”。涤生是曾国藩的字。密函中，肃顺说皇帝在任命谁当两江总督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正是自己力推曾国藩，才让皇帝下定了决心。 肃顺写这封信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曾国藩知道是自己在皇帝面前说了好话的。 肃顺此人，是满洲勋贵中的“改革派”代表，对满洲权贵们的腐化堕落深恶痛疾，很有一番雄心要涤荡污垢，重整大清朝的雄风。他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七世孙，长期负责宫廷侍卫。咸丰登基之前就与之相熟，对其见识胆囊十分欣赏，登基后便任命为内阁学士、护军统领等职务，然后就一直不停的升官，始终是咸丰皇帝身边最亲近的臣僚。 肃顺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咱们满人都是王八蛋！唯有汉臣可用。”他主张一手重用汉臣来扭转国家堕落的趋势，一方面在满人内部进行铁腕整肃，提高八旗精英的军政统治能力。他跟胡林翼关系很好，曾国藩当两江总督也确实是他在皇帝面前力推的。 肃顺干过的最有名的事就是1858年的“戊午科场案”。正蓝旗一品大学士、军机大臣你、兵部尚书柏葰等诸多考官，或自己收受贿赂，或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在科举考试中违规录取一些水平很低的考生。像一个叫平龄的旗人，除了会唱两口京剧，一无所长，居然高中第七名；还有的试卷错别字高达三百多个，也上了榜。 在此之前，清朝曾经爆出过两次科举考试大案，分别是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和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这两次科考案的处理结果，都是汉人考官被杀掉，涉事的满人官员最多免职了事。这一次涉及到八旗高官，咸丰皇帝对如何处理犹豫不决，肃顺则坚决要求不分满汉旗民一律严惩，最后终于把柏葰给杀了，又共计惩处各级官员91人，波及各个部委甚至亲王宗室，收到“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端净绝”的效果。 与此同时，肃顺也把满蒙八旗权贵们给得罪到了家。 此外，肃顺都一直在推一个事儿，就是逐步裁汰精简满蒙八旗。八旗长期以来靠国家财政军费养活，内部存在大量吃空饷的情况，军事战斗力严重下降，而国家供养八旗的财政压力却在不断上升。肃顺从提升八旗战斗力和改善国家财政出发，不停的压缩八旗钱粮供应，追查空饷、裁汰冗员。这项改革阻力很大，肃顺推了很多年也没见到多大效果，但仍然足以让他在满人中间臭名昭著。 作为满洲勋贵中的改革派，肃顺在满洲内部已经完全失去政治支持，他寄希望于汉族精英们能抛开民族成见，与他共同推进国家政治改革。在清朝的制度安排和利益格局下，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被满汉两边同时抛弃。 曾国藩看了肃顺的信之后，一言未发，退还给了胡林翼。 他没有给肃顺回信，也未通过胡林翼向肃顺表达感谢。他的权力地位来自于手中掌握的湘军兵马，不需要对任何人表示感谢。 没过多久，英法联军北上天津，攻占大沽口炮台，向北京进兵。朝廷紧急命令曾国藩带兵勤王。曾国藩以请北京方面选择带兵北上的将领等细节为理由，来回奏报，拖延时间。实际上就拒绝带兵勤王，朝廷拿他毫无办法。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咸丰皇帝逃亡热河，于次年7月病死，其六岁的儿子继承皇位，为同治皇帝。死前，咸丰任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负责为新皇帝草拟圣旨，同时又要求顾命大臣草拟的圣旨必须要由其皇后慈安和同治皇帝的生母慈禧共同盖章才能生效。这是一种权力制衡安排，为的是防止顾命大臣权力过大威胁皇权，避免康熙时期鳌拜专权的情况再次出现。 咸丰皇帝一死，肃顺的靠山就崩塌了。顾命大臣看起来权力很大，实则他们的权力来自于死皇帝，地位非常脆弱。历史上的顾命大臣有好下场的不多，搞改革得罪权贵的顾命大臣就更不可能善终。 很快，肃顺就发现两宫皇太后很不配合顾命大臣执政，尤其是慈禧更不甘心只扮演“橡皮图章”的角色，强烈要求垂帘听政。 肃顺没有掌握兵权，八旗不听他的，单靠咸丰遗命没办法长期压制两宫太后。无奈之下，他让亲信王闿运去向曾国藩求助，说两宫太后不尊祖宗制度，想要垂帘听政，与八位顾命大臣意见冲突，想请远在安庆的曾国藩带兵去热河“入觐”，以“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 同时，肃顺进一步加封曾国藩为太子太保、钦差大臣，后又赏协办大学士衔，之前曾国藩保举的一些官员，也全部批准。 此时，如果曾国藩以协调两宫和顾命大臣的矛盾为理由，带兵进京，那他就是第二个董卓或者曹操了。 显然，忠君理学的忠实信徒曾国藩不会干这种事。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朝廷政争保持中立。 没有汉族实权派支持的肃顺，在被他骂成“王八蛋”的满洲权贵们中间绝无立足之地。只过了几个月，两宫太后与留守北京的议和大臣、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䜣联手，又有八旗主要统领僧格林沁和胜宝的支持，杀掉肃顺。随后，两宫正式宣布垂帘听政。 政变刚一结束，清廷马上就给曾国藩升官，让他“兼管浙江军务，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巡抚皆归节制” —— 给的全是实权，比肃顺给的那些虚职实在的多。这个旨意下得飞快，与曾国藩得知肃顺被杀的密件同一天到达。可见慈禧等人有多么迫切的想要拉拢曾国藩。此时朝廷上下，都比较害怕曾国藩。身处北京的满洲中枢，对南方战场的局面了解不深，以为湘军系人马必然唯曾国藩马首是瞻。八里桥之战后，八旗再无精兵，这般人马想要推翻清廷，看起来易如反掌。 实际情况比清廷预计的要乐观一些。曾国藩能真正掌控的只有曾国荃等少数嫡系，其它湘军系人马并不服从曾国藩指挥。这是湘军建军模式导致的必然后果 —— 谁招的兵就听谁的，全是私家军，各个都是一个独立山头。要联合起来推翻清廷，曾国藩并不具备这样的权威。 更重要的是，汉族士绅集团并不想推翻满清政权。两百多年了，他们对这个体制总体是满意的：满清很照顾宗族势力，也乐于放纵理学士大夫们贪污腐败，镇压人民反抗又总是那么铁血无情，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完美的政权了。唯二的遗憾是关键位置都被满人占着，还有就是像乾隆时期那样皇权太强，胡乱诛杀大臣。现在既然兵权在握，汉官也不受满官欺负了，皇帝也不乱杀大臣了，保留满洲皇权当真没啥坏处，还能替汉族官僚们屠杀人民和卖国求荣的事情背黑锅。供养满洲皇权很花钱，不仅皇帝太后花钱，背后的那个腐败透顶的八旗勋贵集团也很能敛财。以前他们也敛财，但毕竟还能打仗，就当军费开支了。现在连打仗也不行，养着就是个浪费。但毕竟这些钱不由汉族士绅们出，都是大家一起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另外还有英国人控制的海关税收支持着，还养得起。关键还是要维护团结，不能让革命者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一点，是汉族士绅集团的基本政治立场。只要满洲权贵们知道分寸，满足于在北京养尊处优，地方上的事情让汉族士绅们随便搞，双方就不会撕破脸。 简单来说就是：曾国藩造反，既不具备军事基础，也不具备政治基础。这一点，曾国藩自己知道，慈禧刚上台的时候还不知道，但她很快就知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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