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汉印染厂改革开放后的故事

　　人们大概没有忘记，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营企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在“抓大放小”的名义下，数十万计的厂家或破产，或被私有化。中国国企又怎么走到了这一步呢？

　　1980年代初，武汉印染厂来的这位仿佛十足内行的新厂长好生了得！毕业于著名高校，是高材生，40多岁，年富力强，之前担任武汉市本行业一家研究所所长，具有多年的管理经验。更难得的是，其父曾是我厂一位资深工程师。儿子履新之前，专程来厂与过去的老同事叙旧，拜托多多关照。现任几位厂领导纷纷表态，你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侄子，岂有不鼎力相助之理？可是，几年功夫，我厂这株历史悠久的大摇钱树，在他的领导之下，突然变成一支冰棍消失了。这套魔术变化的奥秘何在？“一长制下”的“内行领导”使然也。

　　文革之后，痛批否定利润挂帅极左罪行，利润挂帅开始吃香，企业笫一要务就是尽力追求利润。追求利润又需要找一个负责人。为此，需要树立一个模范标杆，供中国国企的厂长们借鉴学习。我厂那位新厂长适逢其时，被官方正式评定为“十佳厂长”。我的印象中，好像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唯一获此殊荣者。官方同时对他奖励了3万元，这在80年代，算得上是重奖。按照“拨乱反正”的逻辑，被认为干扰企业正常运营的政治因素排除了，群众运动更是彻底否定，“破坏作用”降至零点，鼓励能人内行办好企业的政策举措一个接一个密集出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厂长们能够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照理说，增加了这么多的利好，我厂应当更上一层楼才对。事实却偏偏相反。我厂从此成了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先是没有利润上交了，反要依靠贷款有借无还地苟延残喘，后来银行停止救济，只得停产关门。更蹊跷的是，这一结果还是在我厂主要产品质量名冠全国时发生的。

　　在80年代初，突然爆出一条当时中央纺织工业部空前绝后地颁布的好几种印花布银牌产品（没有金牌）被武汉印染厂一家囊括的新闻。据原厂长说，当时纺织部领导拿着本厂获奖产品，得知是在30年代老旧机器上生产出的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印花布，不禁称赞不已。这个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呢？

　　原来，随着上海来的老年工人陆续退休，武汉本地中年工人接班挑起了大梁。质量在上海工人挡车时，还过得去。他们一走，就不行了，特别是印花布生产。有一天，厂长下车间指责当班工人工作马虎，不像上海师傅那样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武汉工人不服气，强硬回应：“我们要是拿他们那样的高工资，可能比他们干得更好！”

　　厂长也赌气说：“你们要是干出他们那样的质量，我让你们也拿他们那样的高工资！”

　　“此话当真？”

　　“君子一言！”

　　那时，好像正在搞企业自主权改革，那班武汉中年工人，也是与我同时进厂的师兄弟们信以为真。我厂有两大主要车间，漂炼车间原由“泰兴帮”唱主角，印染车间则是“金华帮”。我的师兄弟们已有20多年的印花布生产工艺经验。我不知道他们怎样学习和仿照“金华帮”组合的具体方法，但是知道，他们三班人员当时聚在一起，相互切磋技术，每人都把自己长期工作积攒下来技术上的一得之见，一技之长倾囊相授，集思广益，因为利益与共，所以齐心协力，然后共同用之于后来的生产工艺上。大约经过两、三个月，产品质量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在当时每年一届的“上海花布之春”评选会上，武印天雁翎、渡江等多种印花布品种一举夺冠。终于，武汉机制棉织印花布商品，在本市现代工业史上，破天荒地写下了名冠天下的一笔。

　　我想，可能连那位“十佳”魔术师也不知道，更想不通，自己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上任以后可谓殚精竭虑地为工作操劳，一株历史悠久的大摇钱树怎么会在自己的手上变成一支冰棍化掉了呢。但我知道。这倒不是旁观者清，而是因为当年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而深入地参与了本厂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才得知其中奥秘。让我从头说起。

　　改革开放以后，主流媒体对群众路线绝口不提了，代之以“能人治厂”的事迹大加渲染。当时的风云人物有步鑫生、马胜利等人。一个能人救活了一家厂，甚至十几家厂的新闻连篇累牍地报道。改革初期，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万元户”。说的是有人智慧劳动，年收入一万元或以上。“万元户”又同“专业户”挂钩，如 “运输专业万元户”，“养殖专业万元户”，“产销专业万元户”等等。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唯独将国企工人排除在外。能人似乎当然是内行。中国国营企业之前的企业管理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政企分离”鼓噪声中，共产党对企业的领导作用被废除了，“能人”取而代之。让内行在厂内包打天下，这不就是“一长制”、精英路线在中国的翻版吗？这一政策表现，其实反映了当时经济官员心目中对中国社会主力军的轻视。他们可能认为，在经济建设中，广大工人群众的身上没有什么文章可做，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那样，不过是一群任由上层精英人士摆布的木偶。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计划经济时期有精英路线与群众路线的区别。在政企分离后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精英路线与群众路线的区别何在？在新的条件下的精英路线下，主要是看其权益和利益倾向。权益和利益向上层领导者倾斜，是精英路线；向下层劳动者倾斜，则为群众路线。权益和利益向上层领导者倾斜，工人们哪里还有积极性呢？不仅没有积极性，有时，甚至活路都没有了。对此，我有切身经历，有切肤之痛。

　　还是在80年代，我偶然听说，有一份上级“保密文件”，好像叫做《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便跑去问一位厂领导，可有此事？他说，不是什么保密文件，早已发到厂里了，因为工作忙，未向下传达。我问怎么奖励法？他告知，合理化建议采纳实施后，证明有效，奖励年增产或节约金额的百分之一点五。如此低的比例，全厂，乃至全国国企从上到下，几乎没人理会，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异想天开，欲成为中国第一个“合理化建议专业万元户”。说干就干。我没有发明创造能力，提提建议大概还行。文艺评论家胡风先生说：“斗争在哪里？在你的周围；起点在哪里？在你的脚下。”胡风先生的这句话用在这里还是对的。

　　这时，我在武汉印染厂是一名制水工。我的工作任务是，把经过澄清、沙滤后的清水，源源不断地泵送至生产印染布的大车间。在工作中发现，原料供应商以次充优且短吨，攫取暴利。他将暴利的一部分贿赂材料科干部，但又怕使用者不满而抵制，又“惠及”到了制水小组几个“有代表性”的人身上，其中有我。这已是当时社会风气，牺牲企业利益，人们同流合污。

　　了解到有这个文件，我决心痛改前非，便在外奔波了好几天，找到另一厂家，取而代之。试用一段时期，节约消耗一半以上。旗开得胜，一炮打响。我粗略计算，一年可节约几万元，少算为2万元吧。百分之一点五，应有奖金300元，相当于我当时两个月工资。可是，我多次催问，跑断了腿，要求兑现。这位厂长一再 “研究”后，却只发给我30元，只有条例规定比例的十分之一，理由是没有准确统计。这点钱甚至大大少于原料供应商每年都要给予我们的“好处费”。我既自找麻烦，又得罪了他人。如此结果，谁会效法？

　　但我还未死心，吸取教训，再找机会。车间里化染料的一个工作场所，因地势较高，水压上不去。该组需化料时，便打电话给我组值班人员，要求增开水泵加压。其实，化料用水很少，99%的高压水都不浪费在其它地方常开不关的水压上。每天三班增开水泵“加压”的时长不少于10小时。这一严重浪费现象，没人注意，已延续20多年了。由于“大锅饭”的影响，很少有人在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我这次是因为受到“百分之一点五”的激励，动了点儿脑子，发现了它。解决这个浪费问题就简单了。我建议在化染化料场所的低处设置一个蓄水池，再按个微型泵，即用即开，再也不用电话通知我组增开水泵加压了。

　　我算了一下账。电机功率45千瓦，水泵每小时输水量300吨。三班增开10小时计，每天可节约450度电，3千吨水。一年以300个工作日计，节电13万5千度，节水90万吨。只算节水账。当时每吨水最低成本价2角2分。也就是说，一年仅水费就节省了近20万元。百分之一点五，就是3千元。我这一次不怕厂长赖账了，因为有建议实施前后，报表记录水泵运行不同时长为证。

　　可是，他这一次仍然只给了我30元，竟然是万分之一点五！几乎吃咱劳工的白食。老子不干了。原计划先易后难，从小到大，准备接连推出几条效益大得多的建议，成为万元户。既然不可能实现，那就让它胎死腹中吧。

　　我未推出的第三条建议是新改旧。你没有听错，是技术革旧，而非技术革新。前文已述，本厂有三台革新后的双头进出布丝光机。其中一台年久磨损报废，便购进一台新机替换。新机却是单头。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单头新机左右两侧是双头旧机，新旧机速相同，新机产量反比旧机低了一半。也就是说，因一台丝光机旧双换新单，连带地影响本厂产量减少了六分之一，估值千万元以上。

　　当年，亲自动手搞丝光机单改双技术革新的工人大多还健在，只是已退休了。但他们住在与厂区一墙之隔的家属宿舍，我与他们经常相遇，互相问候。本厂有革新丝光机所需配件。技术上驾轻就熟，更没问题。这台新机单改双若实施成功了，年增产哪怕只算一千万元，百分之一点五便是15万元。如果我相信厂长会兑现，因为有十足把握，便会提出此项建议，将此事包揽下来。结果，由于这位厂长不让10来个工人成为万元户，因小失大。

　　假设，领导者对奖励比例学习我厂私营时代唐永昌先生“三马分肥”的成功经验，即合理化建议年增产值利税的三成，约一百万元给予建议的提供者与实施者，效果将会怎么样？国企还会万马齐喑吗？人们可以相信，将会万众效法，掀起一股空前地争先恐后动脑动手的合理化建议高潮，并能经久不衰。工人万元户，甚至十万元户大批涌现，国企还会低效吗？

　　须知，拿出年增产值利税的三成作为奖金也只是小头，而且是一次性的。国家和企业得到利税七成则是大头，像我厂革新成功双头丝光机那样，新增效益延续利用了几十年。小钱不用，大钱不来。守着金山无饭吃。主流经济学家们哀叹国企资产回报率低，原因何在？诸位现在该知道了吧？

　　第四个是简单易行却因一念之差未能提出的建议，令人痛惜。那位厂长上任伊始，欲大展宏图，开发新产品。他多次向上级要求一笔外汇巨款，听说是几百万元（可能指美元），进口了一台当时世界上最新颖的双面印花机，生产供高级宾馆装饰用的窗帘印花布。这种新产品属于国内独家生产，可能销路好，利润高。但是后来试生产，折腾了几个月，浪费了大量布匹，始终生产不出合格品，只好弃置不用，成为一堆废铁。如果我相信厂长不再吃我们的白食，而是会拿出哪怕只有一两万元的奖金，让我这个合理化建议专业户继续发挥作用，就能使这台机器起死回生。因为它不是技术水平问题，而是人们的思想情绪问题。“政企分离”之后，思想问题当然只能靠“孔方兄”解决了。如果连“孔方兄”都不用，那不管你多大来头的厂长都无计可施了。

　　我曾经找到我当年同时进厂的一位师兄弟谈心。我问，你们能在30年代进口的老旧机器上，生产出80年代先进水平的印花布，至少在中国，也可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印花机操作工，怎么新机器生产不出合格品？他激动地说，老子费尽心血创名牌为的什么？就是想加级多拿几块钱。望梅止渴开始，结果空头支票不兑现。上了一次当，还想我卖力？最后，他愤然说了一句：“乌龟哄老子，老子骗王八！”他隐约地透露了生产不出合格品的技术症结所在，其他师兄弟也都知道，就是对技术杰出，为厂创造名牌产品做出重大贡献的工人一毛不拔。我的经验不是特殊的吧？

　　但另方面，我厂新生的万元户，听说已有两位数了，全是某些中上层干部通过损害企业利益的歪门邪道而攫取的。其中一位比较特殊，属于变相索贿。他是本厂一位副书记，多次拿自己私人消费购买的发票要求厂长签字报销。厂长每次照签不误，事后摇头向人抱怨。为什么不拒签呢？因为副书记是其父老同事，抹不开情面。听说，那位副书记退休前后几年，也成为“报销专业万元户”了。

　　如此压优纵劣，厂里经营情况因而每况愈下，但新厂长却被上级官僚肯定领导有方，年奖三万元。这种精英路线否定群众路线的“政治正确”是否可以看成阶级斗争的表现呢？

　　我甚至想像得到，《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本身，恐怕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经济领导层中的左派人士提出了这个条例，意图发动群众。右派一看，这不是同精英路线唱反调吗？但又无理由反对，便提出奖百分之一点五吧。如此低的奖金比例，自然引不起群众兴趣，也就将《条例》消弭于无形了。但右派没想到的是，天下还有我一人对这低比例奖金情有独钟，并也可能成为“合理化建议专业万元户”。若是群起效尤，就“政治不正确”了，于是再降金额，让你彻底死心。

　　中国改革派老祖宗，比北宋王安石资格更老的是秦朝商鞅，他启步于“徙木为信”。今天伪改革派挂羊头，卖狗肉，何信之有？改革的主要本质和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难道复辟资本主义也是改革吗？能实事求是地说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不过，无论实行群众路线，还是精英路线，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中的认识方法问题，因为两者主观上都是想把国企搞好。不妨各行其是，最后由实践结果做出判断。但我后来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厂长和我，其实都是傻瓜，咱俩都不自觉地陷入人家精心设置的圈套中了。这件事得从我的第五条合理化建议说起。

　　武汉市纺织系统原有六大纺织厂，每厂几千人，甚至上万人，还有包括我厂在内的千人级印染厂及其它众多百人级染织厂。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市主要支柱产业，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可是，“改革”以后，有人略施小计，这些国企一个个倒下，现已全军覆没，没有一家幸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原来，当年全国商业部门搞私人承包改革，单兵独进，牵一发而动全身。计划经济是公对公，统购统销。例如，我厂印染布按计划调往全国各地商业部门，售后货款寄来，我厂再付给纺织厂坯布款。如此循环，畅通无阻。可是商业部门承包后，私人将售出的货款截留，不再寄给生产厂家了，我厂也连带无钱付坯布款，纺织厂又只能给棉花收购站打白条……。更糟的是，各生产厂家还得继续照常出货，否则涨库，生产就得停顿。厂长被如此“改革”整得焦头烂额。官方则提倡“合资”。他病急乱投医，找到广东某县，不知私人还是集体，听说对方有销售门路，可利用之，以避开商业部门。此举走了一下群众路线过场，因为名义上，工人还是企业主人翁啊。照例，厂里每年召开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我是小组职工代表，只觉得自己被当作阿斗使唤。厂长决策前不征求我们意见，也未让我们可行性研究。我们只有表态拥护与支持的权力。厂长分明是在重蹈武印二厂的覆辙（见下）。后来果然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使本厂雪上加霜。

　　我的第五个合理化建议是，调整本厂产品结构，适应市场需要，走成品化之路。上世纪50年代，我从报上看到，日本在战后初期，利用其当时廉价劳动力，曾以棉织印花布为原料，做成一个“一元布拉吉”，即单件售价一美元多，女性穿的连衣裙产业，大量销往美国。受此启发，我欲建议本厂可发挥武汉市纺织工业系统龙头作用，将印花布加工成床罩和被套，向市场上直接销售。我认为，一种产品能否做大做强，取决于市场三要素，即适用、美观和廉价。当时（乃至现在）市场上虽然有这两种产品销售，但无一符合这三要素。我为了掌握这一建议的可行性，还买来原料布找人加工成床罩和被套，亲自上街摆地摊销售，以获得第一手资料。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也找到了相应解决方法。一言难尽，不必赘述。但此建议必须动员万千劳动者群策群力参与，才可能成功实施。这就触犯“政治不正确”的天条了。我于是识时务地将此建议放弃。

　　后来，私化派学者又提出了“倩女先嫁论”。我终于明白，所谓“国企低效论”实际上是个伪命题。老子被愚弄了20多年，为提高国企效率，殚精竭虑，一直在“择术”与“路线”方面兜圈子。我怎么斗得过打着“改革”旗号，处心积虑要整垮国企的有权势的官僚！

　　挽救武汉市纺织产业需要我那么复杂的合理化建议吗？商业部门不搞私人承包改革，就不会产生“三角债”问题，各厂也不用向银行要贷款救济，企业哪会有危亡之虞？显而易见，只要简单地废止私人承包，商业部门恢复原状经营就行了。但是，现代赵高指鹿为马，不容置疑地说了：“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不换思想就换人！”请问赵高，武汉市纺织产业，市财政主要收入来源，几十家工厂全死了，是因为不改革吗？

　　诡异的是，商业部门私人承包者耍赖，私吞货款，生产厂家却求告无门，因为法院不予立案受理。尽快地造就一个先富阶层，法律要为之保驾护航。老赖们因而有恃无恐，向暴富的目标狂奔。他们脚下则是数以千万计失业劳动者的悲惨之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分析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根本上严重损害劳动阶级利益的“改革”，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左派以前犯的错误，现在被右派利用了。例如，现行公有制国企的某些机制，即利益分配、领导选拔、经营管理等机制的缺陷与偏差，一直未能改革以补救和纠正。这种存在严重错误的机制，损害着劳动群众的权益而不自觉。于是，右派将国企机制引向否定其体制本身以推行私有化，就轻而易举对人们忽悠成功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具体实行的结果。缺乏具体实践认知的理论是肤浅的，甚至错误。因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探讨解决国企低效问题是在缘木求鱼。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化仍在肆无忌惮地疯狂推进。

　　让我举武汉第二印染厂例子来反证。

　　大约70年代末，武汉新建了一家印染厂，叫做武汉第二印染厂。这家厂的车间主任、生产组长和技术骨干，几乎是完全复制当年上海天一厂接管武汉印染厂模式。但这些来自武汉印染厂的“武印帮”（我替他们起的名字）职工同“二印”其他职工的工资都是全国统一标准，没有差距。也就是说，“武印帮”既缺动力，也少压力。没有调来一个原上海厂职工，因为怕引发工资差距矛盾。

　　二印相比武印有两大优势：一是机器设备全是新的；其二，工人文化程度高得多。但开工后三天晒网二天打鱼，多年一直亏损。后搞合资改革，来了一位风姿绰约、年轻貌美、空手套白狼的女港商。据说她参股的资本是所谓的“海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其实是她的姿色。在一位好色的地方大员全力支持下，女骗子独揽企业大权。后据报载，本市多家银行联合通告，武汉第二印染厂合共贷款三亿元，逾期不还，被列入黑名单。赔掉了一个二印破产远远不够，“合资”后还得再加上好几个。当初怕用了小钱，后来损失了大钱，万倍于小钱的大钱。

　　可能仍然有人认为，二印遭殃，没有干出名堂，主要原因不在于吃大锅饭，而是因为没有选上一位高素质的企业家。那我再讲一个故事。

　　1980年代，有段时期，提倡工业产品创名牌。武汉人觉得尴尬，因为自近现代以来，武汉除了“汉阳造”步枪，再没有一种能在全国闻名、机器规模生产的工业品。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此，武汉市选了一家“底子”较好的厂家——武汉柴油机厂作为试点突破口。特邀一位德国内燃机专家格里希先生来汉担任厂长。这位洋厂长综合素质无人能比，可能比敝厂“十佳厂长”还要高一个档次，而且十分敬业。他有一次率队去常州柴油机厂参观，戴着白手套仔细探查柴油机缸体内有无油污，令在场人们无不惊叹德国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市政府也为该厂“开小灶”，前任老市长亲自上门服务，询问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解决。洋厂长指着厂外马路说，雨天积水，行走不便。第二天一早，老市长连夜组织的人马便去解决了其厂前积水问题。但是，尽管如此，几年下来，武柴还是未能创出名牌。格里希先生黯然无功而返。这位老外来汉多年，只学会了一句中国话：“马马虎虎”，可能是有感而发。

　　武汉柴油机厂引进德国内燃机专家格里希先生担任厂长，欲创名牌，结果几年后无功而返。这是否说明即使是顶级管理专家也对国企束手无策了呢？非也。该厂在文革之前，有一位厂长却干得有色有色。1958年，在他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制成了中国第一部手扶拖拉机；接着，不要国家投资，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又建成了一条生产线，批量生产农村市场急需的柴油机。这两次创举，在当时都是中国经济战线上出类拔萃的大事。

　　此人名叫于志安。据说，他13岁参加革命，“红小鬼”出身，文化程度甚至比我这个小学肄业生还要低。文革后调任武汉汽轮发动机厂厂长，一年后就将这家长期亏损的企业扭亏为盈。接着，市领导又要他接手管理市建材局下属几十家工厂。针对文革后受到冲击的厂长们不愿管事了，他将这些头头们召集来开了一次会，之后第二年，几十家厂就全部赚钱了。

　　于志安授予了他们什么锦囊妙计了呢？很简单。原来，他是在会上告诉他们，必须振作起来，实行严格管理，结束失控状态。诸位不论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只要有利于生产经营，我都坚决支持，出了问题我替你们兜着负责。但若还是亏下去，必将撤职换人！

　　事后，他总结了经验教训：“只有没搞好的国有企业，没有搞不好的国有企业！”在我的印象中，这句名言流行于李鹏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期的媒体上。当时，曾一度成了一道私有化学者既驳不倒、又逾越不了的巨大障碍。当然，后来就不好说了。

　　再讲一个故事。记不清是80还是90年代，有一天，我厂办公大楼有人大吵大闹，惊动全厂。一打听，原来是我厂一个职工，两三年前跳槽去了一家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港资印染厂。他多次回厂索取技术资料，每次都畅通无阻，满意而归。这一次，厂长不情愿了，予以拒绝。因而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训斥厂长：“你这是违背和反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阻碍经济发展。中央领导说了，不换思想就换人。我要告你！”厂长反而理屈词穷，一句硬话都不敢讲。技术如此容易取得，私企还会自己去研究提高吗？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企被搞垮了，你再到哪里去要现成的技术人才和资料呀？这可与如下的两个新闻报道相对照：

　　新闻报道一：一位全国劳动模范，人称“车工大王”。他将自己毕生的工作经验，其中不乏高招绝活，编写成书，却苦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手。后在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关切与过问的帮助下才得以发行。出版社为什么冷淡对之？市场经济讲究经济效益，因为此类工业技术书籍行情长期低迷，少人问津，销路不佳。中国数以万计的车工，没有几人愿意买来学习，提高自己的技能。

　　新闻报道二：曾见有统计说，西方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在其整个工人中占比是35%左右，而中国只有5%。这就是搞平均主义分配的严重后果。高级技工是能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科学创意，从而使高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载体。据说，中国设计能力不弱，但因严重缺乏高级技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瓶颈。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众多类似武汉印染厂的国有企业就是在他们的改革声浪中就破产了，几千万与我一样的国企工人也就被下岗了。这会引起怎样的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