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第三章第八节）

抬棺西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壮举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又干了两年，因病去世。

遣散嫡系湘军后，曾国藩已无力左右大局。真正有发言权的，是两个继续掌握兵权的湘军系大佬：掌握淮军的李鸿章、掌握楚军的左宗棠。

左宗棠在南京城破后即与曾国藩翻脸绝交，李鸿章则始终以曾国藩的学生自居。左宗棠和李鸿章也自然对付不到一块儿去。朝廷乐得继续“搞平衡”，利用二人矛盾以维持中央权威。

左宗棠出身贫寒，天资聪明、自视甚高，因为喜欢专研军事、地理等“杂学”，科举考试始终表现一般，考了很多年也就是个举人。后来干脆放弃科举，回乡务农去了。机缘巧合，因为一副有才气的对联而得到了两江总督陶澍的注意，与其结为儿女亲家，又经陶澍推荐与林则徐结交，林则徐也对左宗棠的见识才气大为赞赏。

受陶澍、林则徐的青睐，左宗棠成了湖南名士，各路人物争相拉拢。1852年萧朝贵、杨秀清先后带兵围攻长沙期间，左宗棠受湖南巡抚张亮基邀请进入长沙，负责指挥守城。太平军不久就放弃长沙北上攻打岳阳、武昌，左宗棠也因此立下大功。张亮基调走后，他继续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事。

张亮基、骆秉章深知左宗棠的才干，委以重任。这样，左宗棠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四品幕僚，实则相当于“副巡抚”，很多时候是在直接代行巡抚职权。左宗棠恃才放旷，当真摆出“副巡抚”的架子，对湖南的道台、总兵等品级高于自己的官员颐气指使，甚至呵斥痛骂，得罪了不少官员，终于遭到参劾，说他以书吏的身份弄权、欺压朝廷命官、扰乱湖南。朝廷对这种事情十分忌讳，想把左宗棠杀掉了事。经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接连上奏力保，才逃过一劫。不过，经过这次弹劾，左宗棠在湖南待不下去，这才去给正在围攻安庆的曾国藩当幕僚。

李秀成攻破江南大营、占领苏州以后，曾国藩在主力继续安庆的同时，需要更多兵力对付李秀成、李世贤部，于是派左宗棠回湖南招兵。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做了多年幕僚，名气大、关系广，他招兵就不再像传统湘军一样只在本土本乡，而是面向整个湖南省招募了五千人；他不要求理学书生带兵，而是从招募来的士兵中挑选武艺高强、熟悉兵法的担任将领，号称“楚军”。李秀成和陈玉成南北两路“西征”武昌期间，左宗棠带兵在江西击败了李世贤，威胁到李秀成从湖北返回江苏的撤退路线，逼迫李秀成放弃攻克武昌的计划，提前带兵返回了江苏。

江西太平军势力基本肃清后，左宗棠开始准备带兵进入浙江。此时浙江大部分地区已被太平军攻占，李世贤部正在围攻杭州。尽管朝廷一再催促，左宗棠还是决定见死不救，因为曾国藩已经推荐他担任浙江巡抚，而现任浙江巡抚王九龄还在杭州城内组织抵抗。救了王九龄，浙江巡抚的位置归谁就不好说了。一直到杭州城破，王九龄自杀身亡，左宗棠才大举入浙，以巡抚的身份给自己抢地盘。

左宗棠治军严肃，个人操守也很好，从来不干屠城、杀降之类的事情。李鸿章苏州杀降以后，大批太平军将领都选择了向左宗棠投降，也因此得以保全。

但左宗棠也就只能管好自己亲自指挥的楚军精锐。浙江、福建还有众多绿营清军以及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外国雇佣军、海盗、土匪、团练等等，对这些军队的暴行，左宗棠无力控制。他的军队虽然战斗力强，但没有像李鸿章一样依靠上海列强和买办的支持，势力发展也因此远不如淮军。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其先后管理的福建浙江地区，民生恢复的速度也比曾国藩、李鸿章控制的江苏、江西地区要快的多。

1866年，捻军分裂为东捻和西捻两路以后，李鸿章专心镇压东捻。西捻军进入陕西，与当地的穆斯林贵族叛乱结合，声势越搞越大。朝廷放眼望去，天下能打仗的也就只剩下左宗棠的楚军了，于是任命左宗棠为甘陕总督，负责镇压捻军和穆乱。

左宗棠先与李鸿章一起消灭了西捻军，再回过头来对付穆斯林贵族叛乱。西北地区的穆斯林贵族叛乱是一个整体，不仅包括甘陕地区，还包括更遥远的新疆，西南地区的云南也受到波及。自从乾隆毁灭了准格尔汗国以后，中国西北边陲屹立上千年的“佛教长城”崩塌，整个西北地区迅速被伊斯兰化。作为一个外来一神教，其教义在明清时期中国化程度不高，信徒对中华文明的认可程度也比较低，更愿意将伊斯兰教发源地中东地区视为精神母国。加上伊斯兰天生强调以暴力方式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政权（见本书系第三卷），又不像基督教那样经过近代宗教改革，西北穆斯林上层中长期存在脱离中国独立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思想，并积极与境外伊斯兰势力勾结来达到目的。满清对这种离心倾向一直采取恩威并施的方法，一方面给其宗教高层和封建贵族很高的待遇，一方面对叛乱行为铁血镇压，先后镇压了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年间）和张格尔叛乱（嘉靖道光年间），才把局面暂时稳定下来。等到太平天国起义，全国局面陷入混乱，这帮人就又开始趁机搞分裂，于1862年发起大规模暴动。

甘陕地区的暴动，在初期混杂着一些回族群众自发反抗清政府暴政的正义斗争，对这部分斗争，可以称之为“起义”。但原教旨一神教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实在强大，在其驱使下，运动很快就被宗教极端分子和上层分裂分子掌握了领导权，变成了一场针对不信教群众的无差别屠杀和国家分裂运动。据估计，在这场暴动中甘陕地区有上千万不信教群众被屠杀。

与此同时，眼见清军被太平军、捻军和甘陕地区的穆斯林叛军拖住，无力干预新疆局势。新疆的穆斯林贵族也积极联络国外势力发动分裂叛乱。南疆地区的穆斯林贵族建立了五个军阀割据的宗教封建政权，一边屠杀不信教的中国人民，一边彼此之间互相厮杀。南疆地区的喀什葛尔封建主向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国家——浩罕汗国请求迎回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张格尔是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具有和卓家族的血统），以获得宗教权威。浩罕汗国接到请求，干脆决定入侵新疆，派该国军官阿古柏带兵抢占了喀什葛尔。阿古柏也趁机自立为汗王，陆续消灭其它割据政权，侵占了南疆大片地区。

西北穆乱和太平天国运动，在名义上，都是一神教意识形态主导，但一个是非正义的宗教叛乱，一个是正义的阶级革命。很多人搞不清楚二者的本质区别，要么受传统革命史观影响，一概称之为“起义”，要么出于维护中华文明的角度，将二者一概视之为外来宗教入侵诱发的暴动。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二者都有人民革命和宗教暴乱的因素存在，但两个因素在运动中的主次关系不同。太平天国运动，是“人民掌握了宗教”，人民利用宗教来进行反满反官的革命活动；西北穆乱，是“宗教掌握了人民”，宗教极端势力和贵族势力利用普通穆斯林群众的反抗意识来组织暴乱，以建立政教合一的分裂政权为目标。二者的关键差别有这么几个，如下表所示。

表：太平天国与西北穆乱主要性质判断对比

1870年，阿古柏占领乌鲁木齐、吐鲁番，把势力扩展到了北疆。受此影响，北疆最西边的伊犁地区与中国内地已无法连通。俄国趁机出兵占领，宣布它是在替清政府暂时“代管”伊犁，等将来清军可以重返伊犁以后再归还中国。按照俄国的算盘，清政府已经衰落至此，当然绝不可能有机会重返伊犁，这句话是不可能兑现的，不过为侵略中国的行为打个漂亮的幌子。英国是支持清政府的，但它认为以清政府的实力，无力顾及新疆，便背弃尊重中国主权的承诺，承认阿古柏政权，以制衡俄罗斯在中亚的扩张。

左宗棠花了四年时间平定了甘陕局势。左宗棠带兵，一向坚持不杀降、不屠城，在处理甘陕问题上，也是一到陕西就给朝廷上奏，说打击对象“只分良莠，不分回汉”，也就是说要严格按照有没有参与暴动来划线处理，不按照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来无差别打击。当时西安城内的回民被陕西巡抚严格控制，没有参与暴乱。一些主张报复或者害怕留下后患的官员主张把城内回民一并杀掉，左宗棠坚决制止了这样的提议，西安回民最终得以安然无恙。但是，叛军对不信教群众的屠杀行为已是天怒人怨，这种仇恨情绪左宗棠是压不住的。随着清军节节胜利，报复性的杀戮也未能避免。

平定甘陕以后，新疆问题摆上了台面。1873年，甘肃暴乱头目白彦虎被楚军击败，带领残部跑到新疆，投入入侵中国的阿古柏旗下，充当侵略者的走狗。这也表明，甘陕暴乱和新疆问题是密切联系的，甘陕叛乱高层把宗教联系看得比国家认同重要的多。不解决新疆问题，甘陕也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左宗棠遂主动上书朝廷，请求带兵平定新疆。

这个事情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但在1874年6月，日本借口琉球居民被台湾岛居民杀害，出兵入侵台湾。这一下引起了清廷对海疆防御的警觉。英法毕竟遥远，日本可是近在咫尺，将来很有可能成为心腹大患。为此，清廷内部产生关于“片面海防”和“海防塞防兼顾”的争议。甘陕关中地区直接威胁北京，平定这些地方的叛乱谁都无话可说。但新疆距离遥远，用兵成本极高，还有得罪俄国的危险，在内忧外患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耗费巨资冒险去收复新疆？

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片面海防派”认为，中华帝国以前以陆地塞防为主，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强敌从海外入侵已成为常态，帝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必须调整战略，以海防为主。主张放弃新疆，全心经略海疆，投巨资发展海军和加强沿海防御。

左宗棠反对这种意见，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中国毕竟是一个大陆国家，海路必须兼顾。新疆关联到两个地方：蒙古和甘陕。在地理上，帕米尔高原构成了中亚和俄国势力入侵中国的巨大地理屏障。外敌占有新疆，也就越过了帕米尔高原那些海拔六七千米的雪山阻碍，之后再通过蒙古高原进军北京就非常容易，通过河西走廊威胁关中更是必然。现在海疆没有大事，局面尚且稳定，正好趁机一举收复新疆，然后再专心海防建设，不然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没完没了，在甘陕地区持续陈兵防御，花钱更多，海防最终也搞不好。

左宗棠的意见是正确的。新疆的战略地位确实不如海疆重要，这一点李鸿章说的没错。但问题的关键是不能以妥协退让的方式直接放弃。敌人的欲望没有止境，阿古柏得了新疆，接下来必然祸乱甘陕；俄国得了新疆，接下来必然觊觎蒙古，你还能往什么地方退？这也就是苏洵《六国论》中所说的：“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左宗棠的意思跟毛泽东说的“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样，面对外敌入侵，必须先狠狠的打回去，让敌人吃到苦头，才能再来谈和平共处。敌人一亮剑你就退让，永远不会有和平安定。李鸿章一辈子，宏篇大论的战略文章写了很多，看起来很有气势和眼光，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总是犯糊涂 —— 有时候是真糊涂有时候装糊涂 —— 外国列强一旦要“亮家伙、来真的”他马上就主张妥协退让。新疆之议只是一个开始。

朝廷最终接受了左宗棠的意见。这里面有个关键因素是左宗棠不仅道理讲得好，还坚持要亲自带兵进新疆，承担全部战争责任。这种关系国家命运的抉择，道理说破天，如果无人愿意站出来承担责任，往往会在互相推诿中消耗时间，永远没人敢拍板。既然左宗棠愿意解决一切问题并承担全部责任，朝廷拍板的压力就小了很多。

新疆这个地方的特点是：干旱且大部分地方都是沙漠和戈壁滩，但它却主要是个农耕区域而非游牧地区；距离关中平原比蒙古更远，但交通却比蒙古更加便利。由于深处内陆，受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包围，海洋季风吹不过来，常年少雨干旱，但是，周边雪山众多，雪水定期融化形成宝贵的淡水，流到地表的部分会迅速蒸发，只有地下的暗河可以经常性利用。有帕米尔高原阻挡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冬天也远比蒙古高原温暖。这样，在有山体遮挡冬季暴风雪的地方，就会形成一片适合农业耕作的区域。这些区域数量不多，面积不大，基本都集中在帕米尔高原西侧和天山两侧，养育不了很多人口。新疆整个区域地形落差巨大，高山非常高，无法翻越，但高山之间的谷地海拔很低且十分平坦，交通实际上非常方便。军队可以快速运动。连接新疆和关中平原的河西走廊，是一条宽阔的山谷，沿途灌溉农业发达，大宗物资运输畅通无阻。整个新疆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呈一个“横着写的Y字型”分布，天山是“一横”，南疆北疆是两个分叉。天山北侧有一个“古城”，可通往乌鲁木齐；南侧最主要的据点是哈密和吐鲁番，也是入疆主通道。哈密在天山东端，是新疆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吐鲁番在天山中部，是个分叉路口，连接南北疆，往西北走通往乌鲁木齐，再往西就是伊犁；从吐鲁番往西南走就进入南疆。

汉唐时期，中原政权的军队从关中出发，沿着河西走廊征服西域南北，然后在那些小片的农耕区域进行屯垦，就地解决部分粮食问题，以保障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安全。宋朝积贫积弱，连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都不能有效控制，也就谈不上关心河西走廊和蒙古的安全，跟新疆就隔得更远。明朝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恢复了对关中平原的完整控制，在新疆天山山脉的东端哈密建立军事据点，以巩固国防。由于此时丝绸之路已经中断，海上贸易成为主流，主要的军事威胁又来自北方的蒙古，明廷只满足于控制哈密以拱卫关中，集中力量组织郑和下西洋等海外扩张活动，没有再进一步恢复汉唐时期的西域边疆。

满清以北方蛮族征服中原，先征服蒙古再南下灭明，满蒙联盟是其统治根基。新疆对清朝的重要性便远高于明朝。对明朝而言，蒙古是敌国；对满清而言，蒙古是第二本部，是八旗兵的主要兵力来源，仅次于东北，必须保。这也是康熙和乾隆倾尽全力也一定要消灭准格尔汉国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方向的转变，我们在第三卷已做过分析。

针对新疆的特殊地理情况和当时清朝面临的处境，左宗棠制定了“缓进速战、先北后南”的策略。也就是花长时间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快速进军，速战速决，以减少长途运输带来的巨大花销。阿古柏在北疆势力薄弱，乌鲁木齐为新疆经济中心，周边区域是新疆最大的粮食产区，又联通伊犁，及时收复具有战略意义，所以应先收复北疆（主要是乌鲁木齐）再收复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