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左宗棠花了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准备，大量精简老弱士兵，在哈密就地开展屯垦，又从河西走廊、新疆东部、河套平原等地大量采购军粮囤积，甚至还找了几个俄国商人购买来自伊犁的粮食。 其间最重要的其实是筹措军费。左宗棠想直接找英国等西方列强借款，初步预计要借1000万两。战争经费的特点是峰值高，“枪炮一响，黄金万两”，但不是每年都有，仅有极少数年份会有大规模战争。“一次举债、分期偿还”也有利于把战争成分平均分摊到各个年份，减轻战时财政压力。通过举债来打仗的做法是近代欧洲国家的惯例，也算是国际先进经验。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就开始不断向国外银行借钱来支撑军费，但之前一般都是几十万两的水平。最大的一笔战争借款是台湾防御战。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问题侵略台湾，朝廷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去台湾负责防卫，沈葆桢找汇丰银行借了200万两银子来解决军费问题。左宗棠就去跟沈葆桢商议，把这里边的程序搞清楚。但想不到，竟然被沈葆桢给顶了回去。 —— 曾国藩手下镇压太平天国的四大湘军名臣，李鸿章、曾国荃是一路人，做事情喜欢公私兼顾，以权谋私有一套；左宗棠和沈葆桢是一路人，有公无私、清正廉洁，不搞阴谋诡计。曾国藩位于中间，自己不收钱敛财，生活也很简朴，但会照顾自家兄弟，功劳和钱粮都优先给曾国荃，其他兄弟在湘乡老家利用其权势代理诉讼、包办钱粮等多种方式疯狂敛财、横行乡里，他也明知故纵。至于其部下各种贪腐劫掠，也一概纵容。所以沈左二人与曾国藩决裂，彼此之间又惺惺相惜，私交甚好。 沈葆桢当船政大臣是接替左宗棠的位置。左宗棠离任前往陕西的时候，极力向朝廷推荐“此事（船政）非沈葆桢不可”。但沈葆桢完全不考虑左宗棠推荐自己出山的“恩惠”，坚决不同意左宗棠借外债。不仅不同意，还主动上奏朝廷公开反对，说借钱用来搞建设可以，用来打仗不行，因为搞建设能赚钱，打仗其实最后还是财政还钱，反而多出来很多利息，增加国家财政负担。 沈葆桢此举，实则是“片面海防”和“海塞防兼顾”争议的持续。沈葆桢做事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虽然在操守人品上与左宗棠心心相通，但在国防战略上，他更倾向于李鸿章的“片面海防论”。当了那么多年船政大臣，又亲自前往台湾组织防御，沈葆桢对来自日本的威胁比谁都感受强烈，而对在遥远的西部边疆大举用兵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为了海疆防御向外国借钱可以，为了新疆借钱那就不值当了。为此，沈葆桢开始跟李鸿章走近，鼎力支持其海军建设计划，而与左宗棠疏远了。 朝廷看到沈葆桢的奏折，最后决定户部出200万两，各省出300万两，允许左宗棠借外债500万两，用于西征军费。各省的300万两没法按时凑齐，只给了大概100万两，左宗棠就拿着800万两银子先开打了。后来又于1877、1878、1881三次举债，总共借了接近2000万两银子的外债，才最终解决了收复新疆的军费开支。 真正进兵的过程非常顺利，一切如左宗棠所料。1877年4月正式出兵，从肃州到乌鲁木齐路程超过两千里，远征军在路上就走了四个月，8月中旬开始围攻乌鲁木齐外围要塞古牧地，用了五天时间攻克。消息传到乌鲁木齐，敌军直接弃城逃跑。北疆（除伊犁外）在11月初全部荡平。此时新疆入冬，部队在北疆休整并就地解决粮食问题，第二年春天出兵南疆，也是一路势如破竹，阿古柏自杀身亡。1878年1月，除伊犁外，全疆恢复。 战局如此顺利的原因，首先是清军准备充分，粮食弹药充足，且武器先进。阿古柏手下有五万军队，且三分之一是骑兵；清军只有两万，骑兵比例不足五分之一。但阿古柏军队的火器大部分还是火绳枪，其中有一万支左右的后装击发枪，也全是老式单发枪。清军直接从美国进口的斯宾塞步骑枪，又称“后膛七响洋枪”，可以七连发。这对于单发步枪而言就是碾压性优势。 跟镇压太平天国一样，清军真正的优势是重武器而非轻武器。其主力火炮是左宗棠所称的“螺丝开花炮”。所谓“螺丝”就是拉了膛线的炮，“开花”就是炮弹能爆炸，炮弹也因此从圆形变成了尖头，方便后装击发。这东西比传统滑膛炮轻便许多，运输方便，射速更快，威力巨大而且准确度很高，非常适合用于远征军攻城。 比后膛炮更先进的重武器是从美国买的加特林机枪。它是美国人加特林在1862年发明的，是马克沁机枪发明之前最先进的机枪，虽然比较笨重，但每分钟可以射出600多发子弹，这在晚清战场，简直就是穿越武器。 这些新式武器在英国德国俄国等列强的军队中都还没有大量装备，说左宗棠的西征军已是当时全世界装备最先进的陆军也不为过。 左宗棠平定甘陕期间就已开始谋划收复新疆，提前在西安和兰州建设了兵工厂，生产需大量消耗的弹药，避免花大价钱进口和从沿海高成本运输。这样，那些先进武器的弹药供应也相当充足。 要办成这些事儿都要花大价钱，左宗棠不惜举借巨额外债，就是为了赢得在装备方面的优势。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阿古伯的军队是侵略军，战斗意志极低。浩罕人占据了几乎全部中高层职位，用“拉壮丁”的方式在占领区强制征兵，又征收极重的税负，搞得人民苦不堪言。清朝之前在新疆一直是财政补贴，是倒贴钱而不是征税，驻军开支全部来自中央国防经费或屯垦，不用本地居民出一分钱，甚至连士兵都来自内地而非本地。两相对比，民心自然倒向清军这边。这样，阿古柏政权的基层士兵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绿营士兵一样，缺乏国家主人意识，毫无意愿为这个侵略政权拼命，属于被逼着上战场，只能在长官的监视下躲在城墙堡垒后边消极防御，没有主动作战意识。被清军的猛烈炮火一通狂轰，堡垒出现缺口，立刻就一哄而散。相反，清军主力—— 楚军内部的满蒙特权现象已不复存在，士兵的工资待遇比八旗兵还好。太平天国以后，满洲特权被限制在中央枢机，普通中国人对民族歧视的感知已经很淡薄了。士兵们的国家意识较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绿营军队有极大提高。加上左宗棠治军严谨，手下将领也都比较公正 。双方军队的战斗意志差距极大。 第三个原因是阿古柏跟明末的孙承宗、袁崇焕，北宋的范仲淹等不懂军事的文官统帅一样，采取了分散消极防御的“堡垒战术”。将五万兵力分散在十多个大小不等的城市或要塞，消极等待清军进攻。让数量仅为自己三分之一的清军几乎在每一场战斗中都占据了兵力优势，被清军集中火力挨个轻松攻破。 消灭阿古柏以后，清政府乘机要求俄国兑现承诺，交还伊犁。俄国刚开始态度强硬，清廷则准备妥协。左宗棠坚决反对，摆出一副要拼了老命的架势，亲自带兵从肃州出发前往新疆，增兵到4万人，还给制作了一口棺材，命人从肃州一路随军抬到哈密，说自己已经快七十岁了，不打算活着回到中原，一定要收复伊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左宗棠抬棺西征”。俄罗斯继续增兵伊犁，并派出黑海舰队的军舰到东南沿海巡逻，以示威胁。天津、辽宁和山东也拉响了战争警报。双方似乎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清廷考虑再三，还是不敢跟俄国打仗，将左宗棠调回北京。俄国这边其实也是虚张声势，因为它刚跟土耳其打完第十次俄土战争，打是打赢了，但旷日持久、消耗巨大。战后，英国、德国、法国等列强跑来干预，逼着它吐出了大部分胜利成果。它与西欧列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局面高度紧张。俄国人民对连年战争带来的痛苦极度不满，革命形势高涨，革命派和保守派都对沙皇不满，多次发生沙皇遇刺事件。这个时候在新疆大规模动武实在危险。伊犁之所以能长期被清朝控制，就是因为它从中亚过去非常困难，而从乌鲁木齐过去十分方便。一到冬天，从俄国前往伊犁的通道就会完全中断。伊犁本地的物资并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消耗。万一战局不利，跑都没法跑。装备了最新式枪炮的清军消灭阿古柏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绝对不是开玩笑的。1875年，阿古柏在北疆的扩张引起了俄国的警惕，集结了2万军队准备对付阿古柏。俄军对阿古柏军队的战斗力评价是比较高的，想不到会被清军像开推土机推土一样的轻易铲平。加上主帅左宗棠抬着棺材要来拼命，想快速击败清军几乎不可能。 这种情况下，俄国方面也表示愿意谈判。最后，几经波折，双方终于在1881年2月达成一致，清朝向俄国支付900万卢布的军费，以换回伊犁。 —— 和约签订一个月以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如果清廷不召回左宗棠，坚持在伊犁用兵，可以肯定还能谈出来更好的条件。 1882年到1884年，清俄双方又签订了一系列边界和通商条约，双边形式趋于稳定。从1880年开始，清政府开始大规模裁减塞防军费，并停止将海防经费用于偿还西征债务，国防战略正式向以海防为主转型。左宗棠先西后东、先塞防后海防的思路变成了现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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