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探索以下两个问题：20世纪40年代中共电台中女性播音员的实践经验对党的播音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什么影响？女性对中国革命的听觉文化的塑造起到了何种作用？笔者认为，女性播音员通过创制情感调度技术和与无线电技术在不同层面互动造就了具有鲜明特点的统一的播音风格。前者表现为女性播音员通过体悟革命发明出一套将声音情感化的技术；后者表现为女性先是凭借音质上的特点进驻电台，而后将情感调度技术通过广播网普及到播音员群体之中进而形成统一的播音范式。据此，本文通过突出性别的技术维度来进一步丰富学界对革命时期听觉文化的探索以及中国革命女声的世界意义。
一个女同志用国语报告新闻，
她代表中国人民
向全世界说话，
声音是那么清楚，那么洪亮，那么有力，
那么动人！
——徐明《听延安XNCR广播》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喊出了划时代的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当我们换个角度，从技术与听觉文化的角度向前回溯时，会遇到另一个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声音 ——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1)，1946年5月25日，身为抗大干部的徐明第一次听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心潮澎湃地写下了《听延安XNCR广播》。这首诗最震撼的地方，是“题记”中引用的这一小节。在这一节里，女性的声音代表着中国人民，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喊话，宣示其存在。借助广播，女性的声音升格为国家的声音，而且被赋予世界性的意义。
这首诗中所揭示的性别因素在革命听觉文化的塑造上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是值得深思的。目前学界对革命时期听觉文化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对民间文艺形式与政治互动的讨论上。孙晓忠注意到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在作品中探索农民发声的方式与新的革命主体之间的关联[1](P51)。而更加平民化的文艺工作者，正如刘欣玥在延安说书艺人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不仅同样接受了改造，而且成功地完成了主体的嫁接，使党的声音具备了神性的权威[2](P52)。唐小兵在更广阔的视野内注意到，除了传统的如秧歌等文艺形式之外，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新的音乐结构为革命听觉文化的表达提供了全新的形式[3](P9)。本文沿着这一脉络，以播音员为研究对象，思考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女性是如何在党的广播系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第二，这个现象究竟向世界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信息？换句话说，在无线电技术进驻听觉文化的时代，女性播音员的发声实践对中国革命的听觉文化贡献了什么样的意义？
笔者使用“听觉文化”而非更为常用的“宣传”一词，出于如下考量。既有的研究往往将广播归入宣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局限。虽然“宣传”一词意义庞杂，无所不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它在中国语境中所指涉的内容多与政治直接相关，较少涉及技术、社会与文化因素。相比之下，听觉文化的指向更加明确、清晰与丰富。它强调的是基于听觉符号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共享的表征方式，尤其突出技术在这套表征方式的塑造、表达与变化当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4]。在这个视野下，中国革命的听觉文化，聚焦的是20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如何产生了带有独特历史印记的发声方式、技术，以及这套方式与技术如何在传播的过程中演变为一套共通、共享的声音表征文化。
本文的理论框架借镜于英国广播史家凯特·莱西(Kate Lacey)。莱西在研究中注意到，在20世纪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女性在德国广播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不仅体现在女性播音员的大量出现，还包括使用以女性口吻书写的广播稿，以及专门为女性听众设计的广播节目。莱西将这一系列围绕女性展开的广播事业称为“女性的频率”(feminine frequencies)，突出女性作为一种听觉和听力的开发方式在广播中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重建与整合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民众动员所起的关键作用[5]。莱西的讨论对我们深入挖掘性别与技术如何共同塑造20世纪中国的听觉文化有重要启示。虽然同时期的中国并没有德国那么高的收音机普及率，其广播节目也并非为家庭主妇量身定制，但在中国共产党广播事业初创的20世纪40年代，女性播音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在电台中所占比重远高于男性播音员。不过，莱西并未注意到女性发声上的特点(声带振动频率高、声音尖锐)与无线电信号传播技术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而这种张力的具体呈现形式，在笔者看来，正是区别处于民族解放战争之中的中国与欧美国家播音风格差异的关键所在。
笔者在两个层面上使用“技术”一词：它既包括直接作用于身体的发声与情感调度技术(techniques)，也包括无线电网络中的信号传输技术(technology)。之所以如此使用该词，而不是将后者归入更为常用的科技，是因为这样更便于我们探讨技术如何在多重面向上与性别进行互动。本文认为，女性播音员通过创制情感调度技术和与无线电技术在不同层面进行互动，造就了具有鲜明特点的统一的播音风格。前者表现为女性播音员通过体悟革命发明出一套将声音情感化的技术；后者表现为女性先是凭借音质上的特点进驻电台，而后将情感调度技术通过广播网普及到播音员群体之中进而形成统一的播音范式。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这两种技术的共同作用之下，女性播音员的发声实践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播音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路径，还使中国革命的听觉形象在整个20世纪的广播文化中呈现出显著的特征。这一点，正如笔者在后文中指出的，恰是革命时期中国播音事业的历史与世界意义所在。
一、“情感从何处来”：“自然”语气的发现
女性的频率在中国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表现为围炉夜话(fireside talk)或者悄悄话(chitchat)式的言语[5](P193)。由于革命情景的约束，它一方面表现为“准确”，即对文本(广播稿)的高度忠诚，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播音时的情感调度。这两方面虽然互为表里，但在实践与理论形成的路径上不尽相同。对文本的高度忠诚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即是中共播音的基本原则。相比之下，播音员们对情感调度技术的认识则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样的情形。接下来，笔者将引入中国共产党播音风格塑形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 孟启予来帮助勾勒情感调度技术的发现与发展轨迹。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彼时，在台里工作的女性播音员知识水平不高，有一定的口音，每天工作的重点除了通读稿件之外，就是针对读不准的字词查阅字典，以保证发音的准确[6](P39，P41)[7](P34)。“不播错一个字”成为这一时期播音实践最核心的特征。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这些播音员能力有限，还因为在战争的状态下广播成为传递政令的重要工具。而且，由于延安台是党中央的“喉舌”，它的广播稿基本上是由新华社已定的文字稿改写和调整而成，中间还要送交党的高级干部审阅[8](P20)。因此，保证声音对文本的绝对服从(声音清晰、发音准确)成为播音员的第一要务，以便政令得以准确无误地传递。后因机器故障，延安台于1943年中断播音。但“准确”的原则自革命时期沿用至今，成为人民广播事业的基本规范。
与此同时，播音员们在战争的环境中主动将情感与播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情感调度原则，比如“对敌斗争的稿件要严肃、有劲，给敌人来个下马威。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就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说得娓娓动听，读出感情来”[9](P432)。不过，细究起来则会发现，这仅从宏观的认识论角度回答了“情感从何处来”的问题，并明确地将之归功于自己的革命立场与情怀。然而，在微观的层面，当播音员坐在播音室，面对文本时，究竟应该如何调度情感，依旧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1945年9月，延安台恢复播音，孟启予成为台里的一名播音员(2)。孟启予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对播音方法的探索，接续了因战争而中断的中共播音理念。孟启予认为：
播音第一位的是准确，理解要准确，表达要准确。因此，就要深刻理解稿件的内容，掌握它的精神和实质。准备得很纯熟，到话筒前思想髙度集中于内容，播起来才能自如，语气才能自然。在播的时候，越是专心一意想着稿件内容，播音的感情、语气也会表达得越好。否则，片面注意技巧，只动嘴、不动脑，顺口溜，反而要出毛病[10](P64)[11](P25)。
这段话集中展示了孟启予对20世纪40年代初期播音实践与理念的两点突破。第一，她扩充了“准确”一词的内涵，使其不仅包括播音员们先前所熟知的对稿件内容的如实反映，还延伸到对稿件精神和实质的生动表达与再现。在新的定义之下，播音员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仅仅准确地发音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准确地表达情感。如何做到呢？这也即是第二点，孟启予在情感调度的基本原则之外，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播音员只需同时掌握稿件的内容与精神，临播音时再回到稿件，“专心一意想着稿件内容”，“自然”的语气就会出现，情感也就能准确地表达出来。
需要补充的是，在延安之前，处于革命浪潮之中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对何为“自然”有了深入的思考。康凌在新作《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中指出，在大众化运动的旗帜下，左翼诗人认为节奏作为诗歌核心所在，必须来自于为大众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中常见和习惯了的“自然节奏”，比如劳动时身体的韵律或者纤夫歌声的拍子。诗人必须从人民的劳动节奏中汲取元素，转译至诗歌之中，才会被劳动人民毫无抵抗地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换句话说，在左翼文艺那里，文本的听觉化与“自然”的自由转换，筑基于社会生活、集体劳动与艺术形式这三种节奏之间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之上[12](PP46-53)。相比之下，中共革命进程中播音员“自然”语气的实现突出表现为通过对革命情感的技术化调动使文本的精神得以准确生动地再现。
中共播音理念中的“自然”也与形式主义式的无拘无束、“放开一点”、随意自由的情感调度与表达存在关键性的差异。在这方面，革命时期最杰出的男播音员齐越体会颇深。齐越在加入电台之前，酷爱诗歌朗诵。据诗人牛汉回忆，齐越朗诵普希金《自由颂》的时候“高亢而浑厚的声音，如雷霆一般在整个阅览室轰鸣着”[10](P17)。而且，齐越的声音里有着“永不消逝的气质”，好像是普希金在朗读他自己的诗[10](P18)。加入陕北台之后，1948年5月中下旬，当同事们指出其“播音有些不自然”的时候，齐越“打算要放开一点，要播得自然些”，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将“中华民族”播成了“中国人民”，把陕北台的呼号“XNCR”播成了东北台的“XNMR”。尤其是在5月底，中共中央将《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一文发至陕北台，毛泽东指示“此文不要播错一个字”，齐越虽然顺利完成任务，但将文中一处的“农民”误播成“人民”(3)。在听了上文孟启予对自然语气的解释之后，齐越认识到，在党的电台里，“自然一些”并不等于“放开一点”。“我们在播音技术上所要求的自然，是在严肃负责基础之上的自然，而非任意放开，随随便便顺口溜的自然。”[11](P2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播音员“代表党中央发言”，“服务于人民革命事业”，“自然”的情感必须同时是严肃且准确的，否则就会影响“党的威信”，“对不起人民”[11](P28)。
这其实也指明了，党的播音员在解放战争中如何把握“自然”，是解码革命与播音风格之间互动关系的关键所在。这十分清楚地体现在孟启予自己对“自然”语气的发现过程中。笔者认为，孟启予对“自然”语气的发现，与其经历的革命洗礼和净化(catharsis)效应密不可分。在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讨论中，王斑注意到，当个人遭遇宏大的革命事件时会产生一种净化效应，它激发个人内心的勇气与力量，使其克服原有的障碍，实现自我人格的提升[13](P164)。在孟启予的传记中(4)，这个障碍是演说的技巧。孟启予回顾了她如何在与演说技巧的斗争过程中追求自然的语气。在进入播音领域之前，孟启予曾在学校组织的演讲比赛中获过奖，所以她自认为国语还不错。然而，在真正开播时，孟启予才意识到她“播得平平淡淡，没有感情，没有把文章的气势表达出来”[14](PP79-80)。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孟启予首先寻求技术上的改进，专门学习播音的技巧。她强迫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用“纠正的字音”说话，在稿件上给字词注音，发明了许多只有自己才能看得懂的记号，如重读、快读、停顿，等等。虽然做到了字正腔圆，但整体的效果依然是“生硬不自然”[14](P80)。
帮助孟启予达到“自然”状态的是一起壮烈的革命事件。1946年，新四军军长叶挺(1896-1946)一行人被蒋介石释放，然而在飞机返航途中失事，全体人员遇难。孟启予奉命将这个消息通过广播传达给全国的听众。在播送这条消息时，她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但是，她告诉自己：“此时此刻，我的任务是要把真实的消息，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报告给听众。但是，也不能无动于衷地向大家报告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最后，她“竭力抑制自己的悲痛”，把这条消息“完整地”播送了出去，激发了听众对烈士的哀悼之情[14](PP80-81)。叶挺一行逝世的消息对孟启予的心态形成巨大的冲击，造成了净化效应，恰到好处地帮助她实现了播音上的突破。值得注意的是，回忆录里的叙述方式本身也有意识地将孟启予此次播音的成功归结为她对情感的完美掌控，并认为这是她克服形式主义式的“生硬不自然”的关键所在。孟启予对自然语气的塑造和探索，实质上是其在革命的“熔炉”中打造情感技术的过程。
综上所述，不论是在协助播音员准确表达情感上，还是追溯“自然”语气诞生的过程与机制方面，均可以看到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在其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情感的发现与调度昭示着一个对播音的革命式理解的开启：播音不再是对稿件的口头复制，而是后者在口头和情感上的叠加/复数(5)。它完美体现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观点——“媒介即信息”。当然，孟启予(也即中国共产党)的发现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她比麦克卢汉更早地实践了这个观点，而在于揭示了媒介的双重性的另一个潜在起源：它并不一定是后现代/后革命状态的独特产物，也并非是一个纯粹的修辞学概念[15](PP1-19)，它可能就在革命中、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媒介的双重性被发现和挪用。革命成为革命者的声音实验室。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造革命净化效应下情感与技巧的二元对立，实际上，刚好相反，将情感置于播音实践的中心恰恰是一项非常复杂、精细的演说技术。它要求言说者必须同时掌控来自语言和情感两个维度的要素。换句话说，口语标记和情感因素皆为播音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6)。以孟启予为首的延安台播音员对口语标记的扬弃以及情感的转向，实际上是一种技术对另一种技术的替代。因此，自然的语气，在本质上是一种去自然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自发性(spontaneity)被最终转化为自觉性(self-consciousness)[16](PP18-20)。虽然孟启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离开了播音岗位(7)，但她对这些议题的思考与实践，借助广播收音网在播音员群体内传播开来，成为中共播音理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