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女声的世界意义 —— 性别、广播与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革命 ...

　　二、情感调度技术的普及与听觉共同体的诞生

　　“自然”语气作为一种情感调度方法被孟启予发现之后不久，以两种方式在播音员群体中普及开来。第一种是孟启予本人对延安台播音员同事的帮助与指导。根据高国庆的研究，孟启予曾先后对王洵、钱家楣、杨慧琳以及齐越进行过指导，帮助其走向播音岗位[17](P99)。王洵曾回忆自己1946年1月加入延安台后，孟启予指出他“播通讯，还不够生动，缺乏丰富的感情”，然后像“姐姐对弟弟讲话那样，耐心、亲切地”对其进行指导[18](P53)。受孟启予影响更大的是上文讨论过的齐越。他在孟启予的指导下意识到“片面强调技术‘自然’是有毛病的”[11](P29)，必须要将之放在对革命事业的热情里去把握。这被齐越认为是自己播音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19](P224)。

　　当“自然”语气在延安(陕北)台播音员之中普及时，情感技术进一步发展，“憎爱分明”的播音风格得以诞生。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了钱家楣关于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的播音后，专门夸赞：“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词(辞)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20](P152)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虽然以“憎爱分明”称赞了钱家楣的播音，但她在自己的回忆性文章中，毫不认为这是她个人的成绩，而以“我们”一词将认可归功于整个播音组。这或许体现出了钱家楣的谦逊品质，但同时也指向了另一种可能：“自然”语气在以孟启予为首的延安(陕北)台女播音员与革命情景的互动中不断发展，并最终在毛泽东这里获得了新的命名。至此，在“自然”语气的黏合下，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憎爱分明”与40年代初期女播音员形成的“准确”以及对情感调度的初步尝试(“对敌斗争的稿件要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就和颜悦色”)实现有机衔接。以“准确”“自然”“憎爱分明”为核心的情感调度技术由是形成。

　　情感调度技术的第二种普及方式与日益扩大的广播收音网密切相关。早在1941年，中国共产党就指示所有的地方电台必须转播和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8)。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延安台恢复播音，张家口与其他地区的敌伪电台在中共接管后陆续开始转播和自办广播节目。1946年6月，在孟启予重新发现“自然的语气”之后不久，新华社就制定播音守则，规定播音员“要用普通话的口语，句子要短，用字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并要注意音韵优美和响亮”[19](P153)。借助不断扩大的广播收音网，延安台重塑的播音风格很快传播到其他解放区的中共电台。因此，当华北和东北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收听延安台节目的时候，它们也在积极参与后者所建立的播音范式的全国化。严林回忆自己1945年下半年在辽宁本溪新华广播电台做播音员时，每次转播延安台的节目，她“不仅仔细聆听播出的内容，还特别注意播音员的吐字发音和声腔语调，有时还用小本本记下来”。渐渐地，她掌握了“抑扬顿挫的规律”，学会了利用声音来表达感情[21](P165)。1946年7月，邯郸台的柏立每逢转播延安台节目时，她就和另一位女播音员“集中精神收听，从延安台的播音中找差距，取长补短”[22](P207)。在延吉台，刘竞和她的播音员同事们“学习陕北台孟启予、齐越等同志的播音”，在转播陕北台节目的时候，还“注意学习他们的播音速度”(9)。

　　当规范化的情感调度技术通过不断扩大的广播网散播开来的时候，共享一套情感表达方式和听觉符号的共同体就形成了。虽则共有一套听觉文化，但共同体内部却绝不同质。这是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各解放区电台的播音员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专业化的训练(10)。她们没有可供借鉴学习专门发音方法的播音教材，也无法通过培训班向有经验的同事学习吐字技巧。除了张家口台之外(11)，许多电台都如上文所述，在转播延安(陕北)台节目的过程中，通过模仿的方式自发地提升自己的播音技能。至于更加基本的字词发音，则是通过查字典来掌握[23](PP197-198)。这种情况为各地出现水平不一、风格略有差异的播音方式提供了有利的土壤，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表现出革命时期各地播音员充分利用地方条件，发挥主动性，为听觉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地方元素。正如姚喜双所指出的，中共播音范式的形成，并非通过自上而下的指示，而是自下而上地经由广播网内各地播音员采纳和实践延安台主导的播音风格的方式来实现的[19](P174)。

　　正是在与各地略有差异的实践方式的融合过程中，延安台研发出的统一的播音规范不仅赋予了党一个特征显著的声音人格，并且为这一人格生产出了多个声音身体。1947年早期，国民党进攻延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迫撤退。由于不甘心失声，党命令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代替延安台进行播音工作。为了做好“替身”工作，邯郸台特意挑出两名女播音员，一名是南方人，口音、语气很像延安台的南方口音播音员，另一名则十分接近延安台的北方口音播音员。经过反复模仿和试播之后，她们的声音几乎与延安台一样。于是，当4月初听众听到延安台播音员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的时候，他们很难想到这是其他播音员在模仿她们[24](P24)。这个“冒名顶替”的试验的成功，自然得益于邯郸台播音员高超的播音技巧，但核心的因素则是自然语气已经不再是某一个人的特征，而是成为了群体的惯习，成为党在听觉上的辨识符号。

　　与此同时，借助这套共享的情感表达方式，广大士兵听众也得以亲耳体会革命的节奏。据一名战士的日记记载，当战役胜利时，邯郸台的女播音员时而用“高亢激昂的声音”、时而用“以清脆响亮的声音”来宣读捷报。遇到嘲讽敌军的场合，陕北台的女播音员就会“用明快、嘲弄的口吻，一顿一扬地”展开批评[25](PP264-266)。据另一名战士1947年3月的记录，当战斗遭遇挫折时，陕北台的女播音员又会“以满怀信心，但有些沉重的声调”报告解放军撤出延安的消息[26](P268)。在这些士兵的耳中，女播音员声音中的情感变化，不仅准确地反映了战争态势，更是生动地将个人同步到革命的合奏之中。1946年5月25日，身为抗大干部的徐明第一次听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更是心潮澎湃地写下了本文开头的《听延安XNCR广播》，将播音员的女声当作开启新时代的动力。

　　三、无线电技术与顶层设计者的听觉共识

　　以上笔者讨论了革命情景之下性别与情感调度技术和无线电传输技术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了20世纪40年代中共播音风格的走向和听觉共同体的形成。接下来，本文将讨论无线电通信作为一种媒介环境，如何参与了中国革命女声的塑造。如果说前两节是从播音员群体的内部思考这一时期的听觉文化，那么这一节则是从外部的战争与技术环境来探索女性播音员成为发声主体的原因。

　　就技术环境而言，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目击了不同政治力量在地面和空中的竞争与遏制。共产党所掌握的电台，因为输出功率较低，在受到来自国民党和日军的电子干扰后，信号扭曲更加严重。正如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1906-1996)所说，男播音员的声音很难在经历信号干扰后依然清晰可辨。因此，他建议电台使用女播音员，因为女性声音尖锐，经得起外部干扰和自身低功率输出而导致的对声音的伤害[24](PP27-28)[27](P126)。也即是说，在中共的革命过程中，通信技术上的劣势反而使得女性高频的声音成为她们进驻播音部门的友好条件。

　　这就从技术的角度解释了为何女性播音员在中国共产党播音事业草创之时即占据了核心地位。1940年12月，党的第一座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第一任的两位播音员均为女性(12)。随后加入的两名播音员也均为女性。此外，每周三用日语播送的对日军广播节目，也是由一位女播音员负责[6](P39，P41)。1943年，由于战争和技术问题，电台发生故障，停止了播音。在1945年9月11日恢复播音时，延安台重新启用了两名女播音员，以填补之前播音员离任留下的空缺。1946年1月，第一位男播音员加入延安台，但他工作不到半年就离开了。直到1947年，延安台才有了第一位固定的男播音员。而且，即使到了1949年，女性依然主导着延安(陕北)台的播音工作。换句话说，是女性播音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代表党中央向外播发通告、指示和文件。也即，在听觉上，党中央是以女性形象出现在听众耳朵里的。实际上，女性主导广播电台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延安，还出现在关内外解放区的许多其他重要电台。1945年8月，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成立，播音员是一名女同志[28](P3)。1946年9月，沈阳新华广播电台成立，两名播音员均为女性[29](P8)。同年9月成立的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也只有两名女性播音员[30](P49)。1947年，陕北、邯郸两台合并，10名播音员里只有1名男性[31](P33)。迟至1949年2月成立的华东新华广播电台，播音组也“只有四个女播音员”[32](P268)。这些信息表明，女性播音员在共产党掌握的大量广播电台中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赋予了党鲜明的女性听觉形象(13)。

　　此时再重新回到上文提到的陆定一的指示，就会发现，它或许不仅是一个对20世纪40年代早期播音实践的总结，还有可能是对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初步形成的统一的播音风格的认可与强调。陆定一的指示是在1947年9月以书信的形式从陕北发出的，到1948年初才送到已经转移至河北涉县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中间相差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根据权威描述，这正是当年3月新华总社和陕北台的工作人员北渡黄河，从延安步行至涉县所需的时间[33](PP58-59)。速度较快的那一部分人员，也花了1个月的时间[34](PP72-73)。与此同时，延安与涉县之间依然保持着电话和电报上的联系，而在重要议题上，涉县将广播稿拍发至延安，由陆定一，甚至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后再发回电台广播出去更是常事[33](P62)。因此，从时间上来看，陆定一选择通过书信的方式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当时负责广播事务的廖承志，可见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件紧急的事情(14)。

　　笔者之所以在这份重要指示的时间上大费笔墨，是因为它指向了一个我们过去忽略了的重要可能：处于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顶层设计者如何思考性别与革命的听觉文化之间的关联？上文的分析倾向于认为，陆定一不觉得自己的建议是需要被迫切执行的。鉴于中共对广播事业一贯的高度重视，因此没有可能将陆定一的心态作为他放任广播不管的依据。如此，另一种可能就浮出水面：陆定一或许已经意识到电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的这封信更像是在共识的基础之上进行强调，而不是纠错式的立令改正。

　　共识的来源，除了上文讨论的播音规范的确立之外，还有陆定一以及顶层设计者群体长期以来作为广播收听者的体验的参与。不止陆定一，党和军队其他高级领导人喜欢收听广播的还有陈毅[35](P108)和张云逸[36](P128)等人。最为著名自然是上文提及的1947年5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对陕北台播音的夸奖。随后，播音员们收到了新华工作总队代中央发的电报嘉奖[34](P73)。这些证据表明，党与革命的领导人不但熟悉陕北台女播音员的播音风格，而且对她们的这种风格持高度肯定的态度。这同时也意味着，在革命的听觉文化形成过程中，共识的建立并非完全来自于下级对上级指示的尊重与执行，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通过作为广播听众的上级向播音员反馈收听意见而形成的。也即是说，这是一种经由听觉共同体的构建而形成的共识。

　　或许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影响下，党与部队在接管和组建地方广播电台时，不约而同地倾向于选择女性作为播音员。如果追踪这些女播音员早期的职业生涯就可以发现，她们大多有从事抗战文艺工作的经历。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不少抗敌剧团随之出现。它们有的是由进步学生自主创办，有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剧团通过表演文艺节目的形式，一方面慰问前线的士兵，另一方面对民众进行爱国教育。后来，剧团成员或者被整合进入部队，或者响应党的号召进入解放区工作。例如延安台的孟启予，在进入电台之前长期在抗敌剧团从事文艺工作[14](P27)。有的抗日剧团甚至可以代表党参与接管工作。1945年，隶属八路军某部队政治部的“前锋剧社”宣布接管日伪在辽宁本溪的放送机构，并随即任命自己的女性文艺工作者为本溪新华广播电台的首任播音员(15)。

　　四、中国革命女声的世界意义

　　以上的讨论充分说明，女性成为党的播音与革命听觉文化的主要塑造力量，不仅受到外在的技术环境影响，还与早期的女播音员充分参与播音规则的制定等因素密切相关。在这个过程中，以孟启予为首的中共女播音员们找到了一条将情感技艺化的道路，并且通过不断扩大的广播网将该情感技术普及开来。普及的结果，一方面指向了播音风格的范式化，另一方面围绕该范式形成了包含党的高级领导人、普通士兵、国统区革命志士在内的广泛的听觉共同体。由此渐成的中共女声，成为革命时代听觉文化的基本辨识标志。

　　本文从技术的角度突破，将女性由幕后移至前台，强调20世纪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从静默中解放出来，以有声的形象呈现，女性播音员与技术的互动至为关键。这里的技术既包括调动情感这样的直接作用于肉身的方法，也包括由各地方电台、播音员与收音机共同组成的基于无线电信号生成、传输与接收的跨区域广播网。在这个意义上，性别本身即是某种关于频率的技术。技术的内在逻辑与中国革命的具体语境共同将女性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女性反过来也成为形塑中国革命的听觉文化和听觉共同体的重要推动力。

　　女播音员所展现出的主体力量也使得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显著区别于同时期的许多其他国家，并为突破以西方为中心的广播与听觉文化史书写提供了丰富且关键的经验。一般认为，20世纪初期女性难以进入播音领域，是技术屏障导致的社会后果。由于生理结构上的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声带振动频率高，声音也相对尖细，因此在从声波转换为电子信号的时候，女性声音往往容易遭遇巨大的扭曲而导致失真。而且，这一技术的偏向与性别的等级化密切勾连，以致后来即使技术问题解决了，女性迟至20世纪40年代初依然被认为不适合从事播音工作[5](P198)[37](P225)。即使她们从事播音工作，也多局限于时尚、日常和家庭类节目[38](P20)。这一观点在20世纪西方广播史的叙述中是有理有据的。在美国，虽然女性播音员确实存在，但绝大部分电台播音员都是男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38](P7，P20)。在德国，虽然第一名女性在1932年受雇于电台，但与第一位男性播音员相比，落后了近十年[5](P200)。英国则是到1933年才出现了第一位女播音员[37](P241)。在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女性在受雇为播音员的电台，其作用是有意识地激发女性听众的兴趣从而进行家庭改造[39]。

　　但是，在中国，由于无线电设备与技术上的劣势，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异不但没有成为她们的阻碍，反而促使她们比男性更早入驻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共播音事业。中共的女播音员虽然也播送文艺节目，但播送的绝大部分是通令、战况等政治与军事信息。听众的主体并非家庭主妇，而是散布于各地的国共军队，以及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他们负责抄收并以小报形式传播[40](PP80-81)。总的来说，这些女性播音员，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基于电磁技术的不平等的性别层级与分工，通过创造性实践将革命从静默的状态中解放，赋予其鲜明的女声特征，并借助一种亲密的感官体验将不同地域、阶层与性别的革命者联结和凝聚起来，形成强有力的致力于民族解放的听觉文化与听觉共同体。

　　这些足以说明，性别与技术和听觉文化之间的关系比许多既有英文文献中所呈现得更为复杂：技术并不天然地将女性置于被动地位，民族解放运动所造就的巨大声音场域能够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赋权，使其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女播音员用声音介入了20世纪中国最为男性化的政治(也即战争)之中即是最佳案例。她们可以比男性更具革命性，更加政治化，更能激发革命的潜力。这既是女性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是中国女性对20世纪听觉文化的丰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