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丁玲精神转向研究

　　三、空间场景的构造与新现实感的生成

　　(一)隔膜感的渐进破除

　　上一节旨在讨论丁玲不同时期小说对自然风景的构造，这一节则尝试围绕空间场景考察丁玲不同时期小说的书写方式。丁玲早期乡土小说对乡间自然风景有集中性的描摹，却往往疏于构造农民日常生活的空间。比如，在丁玲“左转”后写作的《田家冲》中，丁玲有心将叙事的着力点落在地主阶级出身的三小姐与乡下佃农一家关系的动态演变上，意欲描绘三小姐的革命教导在普通佃农家中激荡起的涟漪：伴随三小姐的到来、离去，一种刻苦的生命态度、新的生活信念正在困苦的佃农家庭中奋力生长。但是，在小说中，丁玲勾描佃农心绪心境被搅动的过程，却不是通过革命者对大众生活具体、细致的行动介入，而是运用三小姐的宣说、品格、教养所牵引出的感动力。于是，这位缺乏革命行动力的三小姐便只好出没于包裹着怀旧、忘忧风景的山坡、田野、树林；或在幺妹栖身的茅草屋宣说含蓄的启蒙理念。因此，《田家冲》中的空间场景，不仅与人物性格、行动并不密切交集，而且其丰富度与细腻感远不及小说中的乡村景致，这使得《田家冲》呈出的“以风景为轴心”的农村整体图景多少渗出一种单薄感。或许更重要的是，尽管丁玲尝试以“从地主女儿转变为前进女儿”的革命者为摹写对象，但她却无法写出具有更深连带的革命者与大众关系、具象的革命者介入基层的行动方式。丁玲的这种书写状态，既彰示出左翼革命话语感召下丁玲的热力，又透视出她直面乡土的无力感：面对时局转换中的新现实、新对象，丁玲虽然持有“真实的材料”，却无法为新人新事赋予更生动、细腻的日常细节。在丁玲同时期的其他乡土小说中，大众的生活空间则近乎隐没不见。如在以农村水灾为题材的《水》中，丁玲意欲展现水灾中民众“无名的”汇集及其抵抗自然、压迫时所爆发的“群力”。但在具体描绘过程中，丁玲将无法分辨出处的人物对话，洪水、锣鼓、哀嚎、骂詈交织的沸腾“声音”[24]视为小说的重心；而将支撑对话、声音展开的堂屋、堤坝、镇子此类空间，仅仅作为抽象、模糊的标识性地名——这使得人物的生活细节、细腻行动、鲜活性格都没有在这些空间中被展开。冯雪峰因此指出，“(《水》)是在于以概念的向往代替了对人民大众的苦难与斗争生活的真实的肉搏及带血带肉的塑像”[15](P252)，不可谓不确。

　　但是，丁玲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中透射出的书写状态，却并非丁玲早期非乡土题材小说的写作状态。比如，在《梦珂》(1929)中，经由梦珂的身份转换、步履移动，美术学校、姑母家的大别墅、梦珂栖身的房间、电影院、无政府党人聚居地、大东旅社、园月剧社等都市生活空间在纸上跃然而出。这些“现代教育空间、普通市民空间、上流社会交际空间、消费娱乐空间”[25]，汇聚成繁密的空间集合，构筑出一幅“繁荣又堕落”的都市图景。在这些空间内部，器物群与人群结构成立体、具象的场景，共同铺陈出梦珂对“纯肉感社会”的绝望体验。由此可见，在《梦珂》中，空间不是抽象、模糊的标识性地名，而是以其实在感、内外两维，参与小说的情节推进、旨趣传递与人物塑形。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1929)、《日》(1929)，则以莎菲、伊赛起居的公寓为空间中心。这些空间既是都市女性匿身的生活空间，亦是繁华大都会中被隔断、幽闭的空间，而人物终日闷处其间，不惮烦地重复毫无意味的行径——昏睡、幻想、恋爱，莫名地感到疲乏、厌憎、烦恼与无望。因此，这些空间与人物、行动结构成了立体的动图，暗示出都市女性空虚消沉、百无聊赖的生活样态，烘托出有热力却被阻隔的都市女性形象，彰显出后五四时代女性的生命困局。透过《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日》中的精细空间场景、人物举止、心灵辗转，可知长期在都市生活的丁玲，对大都会空间中都市现代女性性情、生活方式的熟稔；由此反观《田家冲》《水》等文本，则可见出匮乏于乡土经验的丁玲对农村、农民的隔膜。正是这种隔膜，造成丁玲早期乡土小说的多面困境：描摹的整体农村图景过于空洞、单纯、安定；不能在立体的日常空间、生活细节中雕刻出有厚度的农民形象；对革命者在农村基层展开实践的行动力描写过于薄弱。由此可见，虽然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积极响应左翼号召、转向描绘工农大众、以乡村萧条为叙事背景，但由于她长期寄居在城市，缺乏农村生活经验，无法获得深度介入乡土社会的机遇，她对中国乡土社会虽然有观念上的认知，却匮乏扎实、真切的经验体认；她对农村农民虽然持有同情心，但这种感情不仅抽象而且存在很深的隔阂。正是因此，多年后丁玲检讨自己这一时期的写作，批评自己虽然“很早就写过农村”，但“对于生活在农村里面的人物，真正农民的思想、感情、要求”，“还只是一些抽象的表面的了解”[15](P81)。

　　“左联”时期主要活动于上海亭子间的丁玲，并没有获得与农村农民深入接触的在地机会。而丁玲得以深入农村、与农民展开频繁交往，是在她1936年进入陕北延安之后。对于丁玲而言，陕北是一个与她既往生活判然不同的异质空间：延安“城小”，“党、政、军人数也不算多”，“周围全是农民”，实则是一“农村环境”。生活环境的变化，又逼促丁玲锻炼出与农民打交道的能力，建立起她对农村农民更深厚的察知：只要你一“走出机关，无论你干什么，总要和农民打交道”；而且，在与农民打交道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八路军的声誉”是不足够的，而必须要与农民“搞好关系、和他交朋友”，使他“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1](P 81)。除此之外，延安时期的丁玲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接触工农兵大众的机会。比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达成后，中央军委委托中央宣传部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方从事宣传工作。丁玲被任命为该团主任，率领团员们辗转于陕西、山西等地，践行文艺大众化的方向，在街头演讲贴标语、为当地群众作巡回演出、慰问八路军战士，历时约10个月。又如1942年2、3月，因为与萧军、舒群在编辑《文艺月报》时选稿意见不同，丁玲决定退出《文艺月报》的编委，并向张闻天“申述了工作中的苦难和渴望写作的心愿”，决定离开文协到延安川口区农村体验生活。丁玲在川口农村体验了为期约1个月的生活，并在这次下乡过程中写作了短篇小说《夜》。由此可见，转入延安之后的丁玲，因为环境的转换，得以获得多次下乡机会、与农民展开频繁交往。不过，总体考察丁玲这时期的状态，一方面，20世纪40年代的丁玲虽然获得了与农民密切来往的机会，但她始终是以流动的状态而非以在地实践的方式介入村庄。丁玲这样“流动”的状态，缓慢拓展了她的农村生活经验，也多少限制了她对乡村基层的观察。另一方面，《讲话》前的丁玲尚未经过意识的调适，这使得持有左翼立场的丁玲并没有充分觉察到自我与农村农民之间横跨着深远的隔阂，也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有必要放下固有的意识去贴近理解基层群众。带着这种现实感与自我意识踏入乡村基层的丁玲，不仅很难真正深入乡土基层，而且不易从多次下乡经验中积淀起更丰厚的社会感知。

　　不过，外部生活环境的变化、反复的下乡经历，仍然增进了丁玲对于农村农民的感知，同时促成了她文学书写的缓慢转变。比如，与丁玲20世纪30年代“左转”后的乡土小说不同，丁玲进入延安后以乡村为背景的作品——诸如《新的信念》(1939)、《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夜》(1941)等，对农民日常生活空间的筑构有所递增，对人物与空间关系的描绘趋向细密。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村公所、窑洞、杂货铺、教堂；《夜》窑洞中的灶、猫儿、孵豆芽的缸、炕角上的篓子、院子外的牛栏……构成一幅不同于丁玲之前小说的复杂化农村基层图景。这意味着延安时期的丁玲，通过在山区奔走、多次下乡，开始建立对乡土基层、农民生活形态更深厚的身体感知与体察。不过，在这些小说中，相较于空间场景，丁玲对自然风景的叙写仍更充分，而且她没有将书写自然风景的耐性、激情注入空间场景写作。如在《新的信念》中，丁玲展现老太婆“倔强灵魂的塑象”[15](P 242)，使之浮现在她对自我伤痛、耻辱的公开言说中。小说在推进时，则将女性人物意识的觉醒、成长作为核心线索[26]。在丁玲这样的构思中，空间场景本身并不重要，涌动在场景中老太婆的话语、其与周遭人的情绪共构才是描绘的重心。同样，在《夜》中，丁玲对何明华形象的建构，主要不是依靠人物动作与举止，而是依托其在返家途中、与妻子争吵中的发散意识、心灵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何明华生活的空间仅仅只是故事布景，空间中何明华与妻子交锋时起伏变换的情绪才是叙写焦点。但在《桑干河上》中，丁玲描写顾涌的“归途”，却有意为人物编排一系列的动作，借此牵引出“中农”顾涌沉默、稳重、勤劳、谨慎、隐忍等多面的性格。丁玲前后写作的差异表明，《讲话》前的丁玲在塑造人物时，不仅颇为关切农民的心绪心理，而且意图运用心理剖析的手法塑造人物。在这种状况下，丁玲尚未明确形成将空间场景作为重要、独立部分加以勾画的意识，亦没有注意到空间与农民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联。丁玲对空间、空间与农民关系的这种理解方式又进一步说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丁玲在构造乡村图景、理解农民的感知结构时，很大程度上仍是将审美式自然风景作为农村图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民对其生活世界的核心感知。

　　(二)在地实践下的突进

　　上文提及，《讲话》对于丁玲的影响在于调整她既有的左翼立场：破除她原有的现实感，使她觉察到自我与中国基层社会的隔膜；打破她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她先行搁置自我意识、内在地深入对象。正是经历了《讲话》带来的这种意识调整，丁玲决意离开知识分子局限的圈子，将自我“投向更广大的人民”[27]；决心在顺承政治实践方向介入中国社会时，暂时放下固有的自我意识，努力深进基层群众的生命世界。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中共的“土改”实践对于丁玲而言，不仅是一场关涉经济分配、重组基层社会的政治运动，更是丁玲以中共“土改”运动为依托进入乡土基层，重构自我感知结构、社会现实感的锻炼场。在经历了这一“土改”实践之后，当丁玲写作《桑干河上》时，其书写状态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呈现在上文述及的风景描写方式中，也展现在丁玲对小说空间场景的构造里。丁玲塑造空间场景的“转变”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对空间场景的独立营造开始成为丁玲的关注点。前文提及，20世纪40年代的丁玲更为着意的是农村人的心绪心理，她尚未明确形成将空间场景作为重要、独立部分加以描绘的意识，亦没有注意到空间与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但考察《桑干河上》的整体写作，丁玲却在其间打造出了多个村庄异质空间：以钱文贵、李子俊为核心的地主家庭，以董桂花、赵得禄等为代表的先进农民之家，女巫白银儿的神秘空间，还有果树园、学校、合作社等诸多公共空间。《桑干河上》中的这些异质空间展现出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就空间内部而言，这些空间与村庄村民各自的经济状况、身份地位、性格特征形成纠结难分的关系，因此形态各不相同，呈露出多样性。比如，丁玲刻写暖水屯女巫白银儿的生活空间，有意择取“飘香的香烛”“烧尽的纸钱”“沉沉的红绸帐”“绣字的白飘带”等意象烘托出一副神秘诡谲的景象，暗示出白银儿特殊的身份。丁玲塑造村小学教员胡立功生活的空间，则选取“孙中山石印像”“毛主席画像”“‘为人民服务’标语”“墙上的作文和图画”“挂着纸花的霸王鞭”[17](P 108)等意象，暗示出胡立功的小学教员身份、多面兴趣、正直品性与盎然活力。透过丁玲的书写状态可知，这一时期的丁玲对“空间”形成了更丰富的理解：生活空间对于农民而言并非可有可无，而是颇为重要；空间与农民关系密切，因为空间不只是农民日常栖居、活动的空间，更是被农民各不相同的职业、爱好、品格所共塑的空间。丁玲注意到农民与空间之间的复杂关系，喻示着这一时期的她已注意到农民生命丰富的面向，对农民的生活世界、感知结构产生了更深厚的体察。第二，就整体村庄而言，《桑干河上》中的这些众多空间集合，组成了相当密集、权力化的公私空间集合，拼贴出立体的整体村庄图象，浮现出埋潜于基层的错综社会关系。丁玲对一个村庄如此多面的观察，表明依托政治政策在地实践的她，开始注意到村落中的诸多空间及其背后的复杂性；而且在深度介入村庄的过程中，逐渐把握住暗涌于村庄之下的复杂权力格局。概言之，《桑干河上》对村庄多重空间的敏感、对空间更丰富的审读，写映着“土改”后的丁玲对农民感知结构的感受日渐丰厚，对乡村基层社会复杂度的感触日益深刻。

　　其次，除了增加对空间场景的构造，《桑干河上》亦力图增进人物与空间场景的共构性，这使得空间场景逐渐演变为丁玲塑造人物的一个手段：丁玲意欲通过制造特定空间，勾勒活动于其间人物的行径，渲染出人物内蕴的心境。如丁玲这样描写董桂花初见杨亮时的心情：她当时“只穿一件打了补丁的背心”在院子里松土，在“看见”穿制服的杨亮后，便不顾劝阻“跑”进屋里要给杨亮端高粱米汤；当她再次出来时，已顺便“把那件破背心脱了，换了那件唯一的白布单衫”。通过构造屋里、屋外场景，状写董桂花拿米汤、换衣服等系列行为，作者暗示出她初见外村人拘束、尴尬的驳杂心理。这是丁玲“从行动、生活细节中塑造人物”(9)经验的文学表达。《桑干河上》的这种人物心理叙写方式，与丁玲早期乡土背景小说有所差异。如在《新的信念》(1939)中，对受邀上台、宣说耻辱记忆的老太婆刹那间的心理，丁玲不厌其烦地将之叙述出来：其写老太婆望见熟人“老远招呼她”，感到“一种新的感觉稍稍使她有一阵不安，似乎是羞惭，实际还是得意”；听到上台的邀请，她觉得一种“说不出的羞愧和为难”，但又“突然有了勇气”；而当她走上主席台，在高处望见密密杂杂的人头，她又“有些昏眩”，不知从何谈起。由此可见《桑干河上》《新的信念》的差异：前者旨在使人物以行动言说自我心灵；后者则依赖作者“代替”人物作心理分析与叙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丁玲在《桑干河上》中放弃了后者——它仍是小说构造人物心灵的重要手段；而是说在丁玲之前乡土小说中并不常见的心灵构造模式，在《桑干河上》中愈加被关注。这使得《桑干河上》中的农民形象，较之丁玲之前刻画的农民，获得了细腻的行动与生活细节。由此可见，“土改”后的丁玲已开始有意识地变换她对于农民的观察：丁玲试图更进一步深入农民的生活世界，琢磨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行为举止、语言方式、性格特征，扩展其观察农民的视点。而正是这种观察状态、视角的转换，使得丁玲在《桑干河上》中构造出了更立体鲜明的农民形象。

　　概言之，对丁玲的创作做一整体性的回顾，可知其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中的农民日常生活空间，或疏离于人物及其行动，或沦为无足轻重的标识性地名。丁玲早期的这种写作状态，归根于她对农村生活经验的缺乏、对农村农民的隔膜。而延安时期的丁玲，则开始逐步深入农村基层、民众生活，积淀起对乡村基层更丰厚的体认，这使她笔下的空间群也更为繁密、精细。但此时的丁玲尚未意识到空间与农民的复杂关系，形成用“空间场景雕塑人物”的意识，这些空间因此未被充分述说。但是，经历了长时段的“土改”历练，当丁玲以这段经验为素材写作《桑干河上》时，她在意识和写作上发生了很大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丁玲开始注意到一个村庄中多样、复杂的日常空间，以及空间与农民的密切关联性。因此，丁玲不仅在小说中制造出诸多村庄公私空间，而且依托“空间—行动—心灵”的共构刻画出立体的农民形象。丁玲在《桑干河上》中呈现的意识、书写转变表明，将自我深度投入“土改”实践的丁玲，对农村农民皆产生了突破性的理解。第一，在历时长久的“土改”过程中，带着“研究政策正确与偏差”[6](P109)意识的丁玲把握到了基层复杂的政治情势、农村工作推展的艰难度，并在艰苦的在地实践中建立起对基层复杂权力格局深切的体会，由此拓展了她对乡村基层社会的认知。第二，在“土改”过程中，与农民反复打交道的丁玲开始愈加熟稔农民的日常生活，而且有意识地扩展观察农民的视点，将目光投射从农民心灵扩大至人物举止，由此建立起更立体、多面感知农民的眼光。丁玲的这一状态表明，“土改”实践对于丁玲的一重重要性在于，使她在以“政治政策”为中介摸索村庄内在肌理的过程中，拓深了她对中国农村农民的“社会感知”。不过，仍需指出的是，丁玲之所以能够深度介入乡村，并在实践中获得现实感与经验的推进，建基于《讲话》开启的主体改造之上：只有当丁玲放弃原有的现实感、开放固有的自我意识，使自我更深地卷入被政治搅动的农民生活、村庄风暴之中，她才有可能形成对村庄内部复杂权力格局、村民生命世界多层面的体悟。

　　此外，强化农民生活空间、转换自然景致的总体书写状态，也表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丁玲对农村现实的认知已发生很大变化：在丁玲20世纪30年代“左转”后写作的乡土小说中，审美式的自然风景核心承载了丁玲对单纯、安定的农村世界的想象。在丁玲20世纪40年代的初期小说中，自然景致同时承担两个主要功能：一方面，它依托其象征性成为人物情绪、心境的对应物；另一方面，它作为农村自然景观成为丁玲农村认知图景的一部分。但是，伴随这时期丁玲现实感觉、文学写作的演变，其描摹的农村图景不再仅仅由自然风景构成，农民多样化的日常生活空间也逐步步入视野，映照着丁玲农村图景认知的微妙变更。在《桑干河上》中，丁玲试图将诸多与农事生产相关的意象纳入乡村自然风景，从而使外部审美式风景转变为村庄内部人所感知的农村日常风物；同时，小说对村庄不同处境村民的生活空间展开扩张性的书写。伴随这种写作方式的急剧变更，丁玲笔下的农村图景显现得更为立体、完整：整个乡村被别致的乡村风景、农村作物、生活空间等不同板块包裹，而且褪去了早期单质、明朗、空洞的表象，裸露出复杂、厚重、凹凸不平的内质。丁玲的这一总体文学书写转变表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丁玲对于乡土社会的认知、把握愈加复杂、深化，而正是丁玲在《讲话》、“土改”后拓进了的现实感，增进了《桑干河上》刻写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广度。

　　四、结语：主体改造的复杂性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丁玲、1948年诞生的《桑干河上》，背后皆存在一个纵深的历史生成脉络，呈现的皆是一种过渡性、探索性而非完成性的状态：对于丁玲而言，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她是被《讲话》、“土改”两个重要历史环节所逐步打造的丁玲，经历了较为剧烈的精神变迁；对于《桑干河上》而言，生成于1948年的它作为一个尝试性、开放性的文本，是丁玲调适自我状态后创作的作品，融入了她精神转向的痕辙。而本文以这种“生成史”的视角审视丁玲、《桑干河上》，意在指出《讲话》、“土改”实践对“丁玲主体改造—《桑干河上》写作”这一事件的关键作用。其一，《讲话》对于丁玲而言，是一个具有思想启发性的政治文件。它的作用在调整丁玲固有左翼立场下的现实感与自我意识，使她意识到自我与基层社会的严重隔膜，催促她先行搁置自我意识，依托政治实践艰苦深入对象世界。正是以《讲话》对主体意识的调整为基点，丁玲顺着政治实践的方向进入乡村基层，才能突破她1942年前虽多次流动下乡却始终不能扎根基层的困境。其二，“土改”对于丁玲而言，为她提供了一个在基层咀嚼《讲话》意识、在政治政策指引下探索基层社会的锻炼场域。可以说，当丁玲带着经由《讲话》开启的意识，搁置自我意识进入被政治运动激烈搅动的基层社会，她既在重新摸索基层社会、民众状况中校验了《讲话》的说法，最终又用切实的实践经验丰富了《讲话》的内容。如丁玲20世纪50年代关涉知识分子与群众、工作事务与文学写作等关系的表述，即基于丁玲在“土改”过程中积累的生命体悟，不少观点实则溢出了《讲话》的内容。其三，就丁玲的整体创作而言，其文学书写与中共革命历史、自我主体状态形成了相互磨合又互为促进的关系状态。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丁玲文学书写演进的内在逻辑出发，倘若没有1942年《讲话》开启的精神转向、1946年借助“土改”急剧积累的乡土经验，丁玲很难在1948年创作出长篇小说《桑干河上》。正是借助主体改造、政治中介、在地实践等因素的相应配合，《桑干河上》成为丁玲从现代文学转向当代文学写作颇为关键性的文本。

　　“丁玲主体改造—《桑干河上》写作”作为《讲话》与革命主体互动结构中的典型个案，具象化了《讲话》、“土改”实践调适革命主体的过程与效果。而透过上文呈现的丁玲精神状态、文学书写的迁变过程，恰恰可以看到《讲话》、“土改”实践对于丁玲的调适效果。20世纪40年代的这一系列历史环节，为丁玲的左翼立场、自我构成、文学书写带来了以下三个正向性维度。一是对于20世纪30年代即持有左翼立场的丁玲而言，《讲话》、“土改”实践潜在回应了她渴望与基层民众密切结合的心灵冲动，深化了丁玲原有的左翼立场。20世纪30年代的丁玲接受左翼立场，意欲在话语、情感上建立对工农大众的认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丁玲没有意识到左翼立场下的自我与农村农民之间的隔阂，自我需要做出诸多调适才能贴近基层群众的生命世界。这使得1936年奔赴延安后的丁玲，虽然拥有多次流动下乡、深入基层的机会，却始终没能真正深进乡土社会。直到在《讲话》的调整下，丁玲才转变现实感、自我意识，依托政治运动展开在地实践、重新认知基层农民与乡村社会。由此可见，《讲话》、“土改”实践启发丁玲找到了更扎实深入中国现实、基层群众的方法，并由此深化了她固有的左翼立场。二是对于丁玲的自我状态而言，《讲话》、“土改”实践带来的意识调整与现实经验，拓深了丁玲的自我构成。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丁玲曾受到“左联”文艺大众化运动影响，尝试将写作视角投向农村农民。但是《讲话》前的丁玲在感受、叙写农村农民时，实则并没有真正放下自我、内在理解农村农民，而常从自我趣味、审美出发来感受、叙写农村农民。在这种状态下，丁玲很难在与外部世界的对碰中，借由外部对象的丰富性突破自我。直到受《讲话》激发，丁玲才开始逐渐破除自我、参与革命实践、沉入对象世界之中。当丁玲开放自我卷入被政治翻动的村庄中时，她不仅获得了对于农村农民新的认知，并且借此拓展了自我的感知结构、丰厚了主体的构成。也正是依托这样一种主体改造方式，丁玲开始真正脱开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状态，逐步向社会主义主体过渡。三是对于丁玲的文学书写而言，《讲话》、“土改”实践带来的并非是简单化的主体性压抑、文学性丧失，更有文学把握、刻写现实能力的增进。丁玲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左翼视角，既有开拓性又有限制性的面向：一方面，左翼视角使丁玲将书写范围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转向抗争的工农大众，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其社会观察的视点、拓展了其现实感知力；另一方面，这一视角下有缺陷的现实感、自我意识，却时常阻碍丁玲以更内在的视角感受、捕捉农村农民的复杂性，又多少限定了其社会现实感。正是左翼视角既开拓又限制的双面性，规约了丁玲文学刻度现实的深度。《讲话》则尝试在丁玲固有的左翼立场上继续调整其精神状态，既保留其冀望与基层民众结合的意识与冲动，又转化其存在缺陷的现实感、自我意识，从而使其能够凭托政治运动进入基层社会、重新认知中国社会。正是《讲话》对丁玲左翼立场下这一主体困境做出的建设性调整，增进了其在“土改”实践中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把握力，进而拓展了其文学刻写现实的能力。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检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语境中逐步生成的对《讲话》与丁玲、《桑干河上》关系的几种认知。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当革命的合法性、革命文艺的先进性均遭到质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如何阐发《讲话》、整风运动与丁玲的关系曾一度成为颇为棘手的问题。在这一学术风向转换中，学界形成了以下两种较为典型的关涉《讲话》与丁玲关系的认知。一是部分学者倾向于在政党政治规训革命主体的意识前提下，将丁玲的主体革新作为政治干预作家自由的典型案例，或暗中否定丁玲主体改造的必要性[28]，或探寻丁玲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的龃龉[29]。细察这些论述，其价值在于指出了1942年革命语境中丁玲主体改造缘起的被动性，描述了丁玲主体改造过程的艰难度，由此揭示了《讲话》与革命作家形成的某一层关系。但是，这些论述从政党组织干预作家自由观念出发来阐释《讲话》与丁玲，似乎很难解释为何丁玲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始终坚执自我改造的重要性，也难以回答丁玲在《桑干河上》中呈现的自我感、现实感的扩展。由此可见，这种说法忽视了丁玲与《讲话》的正向性关系，并进而简化了丁玲与中共革命政治的复杂关系。二是部分学者尝试突破压迫/反抗叙事模式对于丁玲与《讲话》关系的解析，声言丁玲乃是为毛话语这一“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所感召而逐渐认同《讲话》与整风，并由此开始自觉适应此规范而从事文化和知识生产[3]。一方面，这种论述突出了主体改造运动中丁玲主动性的向度，指出了《讲话》、整风可能具有的正面性；另一方面，这种论述没有具体论及《讲话》、整风的正面性所在，使得丁玲对于《讲话》的认同变得抽象而单薄，从而简化了丁玲精神转向的厚度。就此而言，本文的具体工作是尝试提出《讲话》给丁玲精神转折带来的正向性维度，并且细致辨析这些正向性维度如何深化了丁玲的左翼立场、自我构成、文学书写；本文的根本意旨是希望通过复杂化《讲话》与丁玲精神转向的关系，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丁玲与《讲话》关系、20世纪40年代革命历史中的主体改造运动提供一种补充性、多面性的视角。不过，虽然本文反复论证了《讲话》、“土改”给丁玲精神转向带来的正向性向度，但这并不意味写作《桑干河上》的丁玲的主体改造过程已经就此完成，也不意味这种主体改造就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理想方式与形态。只是说《讲话》所提供的主体改造路径，对于特定历史状况中的丁玲而言，确实开启了丰厚自我构成、深化现实感知等这样一些具有建设性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