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历睹的“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四

关于人口减少与饿死人问题的考证

(一)

最近30年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说法。这个说法首先出自两个国际人口学家科尔(1982年发表的“1952-1982年中国人口的迅速变化”的作者)和朱第思•班尼斯特(1987年发表的“中国的人口变化”的作者)。后经专家考究“饿死三千万”的说法是蓄意编造的。但后来被印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广泛宣传和西方资本主义媒体的反复炒作，以至在读者头脑中形成中国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好像不是虚构而是成了历史的真实。随后，中国的一些学者也接过科朱第思的观点，对饿死人的问题进行研究。他们通过研究，有的认为“大跃进”饿死人超过1400万，有的说超过2600万，有的说超过3000万，还有的说超过了4000万。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中共中央是不回避的，党的历史文献也是承认的，但在党的文献中确认的数字是不超过1000万。这些人的估计都突破了党史文献认定的数字。这个问题关系到党史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不能不引起党史工作者和学者们的关注。必须揭穿科尔和朱第思•班尼斯特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在这方面，印度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帕特奈克，2008年和2011年先后在印共马机关周刊《人民民主》上发表《论（再论）中国大跃进时期所谓饿死3000万人的问题》的署名文章。文章以翔实的说理和论据，彻底批判了所谓饿死3000万的“学术根据”，并指出编造“饿死3000万人”的谎言是反毛反共势力攻击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武器”。该文后由美国《每月评论》网上杂志转载。在国内，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先生紧随之后，用三年的时间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的文章。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概括为四个基本结论：（1）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2）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3）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4）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依据以上4个结论，孙经先做出饿死人的数字不超过250万的结论。2012年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曾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此后，孙经先又撰写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等文章，进一步宣传自己的观点。[4]

孙经先的文章像是捅了马蜂窝，立即引起超越派的反击。《炎黄春秋》副主编杨继绳先生是超过3000万的代表人物之一。2012年他发表了名为《脱离实际必然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的文章，从数据和历史常识角度反驳孙经先的观点。他指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紧要的是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认为孙经先"人口迁移后不上户口"的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这场争论还在继续。

（二）

两者的考证谁更接近实际呢？

笔者通过对长垣的考证基本支持孙教授的观点。

据县志记载，长垣县在“困难”时期人口减少了12305人。为什么减少了这些人.？

笔者通过考证大致有以下方面的所致：一是在最困难的两年，人口出生率极低，人口增加很少，死亡照常发生，这是人口减少的相对原因；二是随着大办钢铁，在近1万人的人员中有一部分人随后转移到国营钢铁企业和煤炭行业；三是有一部分青年当兵和考上大学，离开了长垣（如仅长垣一中1959—1961年向国家输送大专生232名）；四是有一部分人避荒迁徙到新疆、青海、黑龙江等地；五是由国家各条战线招工部分年轻人离开了家乡；六是因营养不良患病死亡的；七是婚姻嫁娶迁到异县。这七种数据是长垣人口变动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比孙先生的还多，从而印证了孙教授观点的客观性。

为接近人口减少的实际情况，笔者又从长垣县人口自然增长情况统计进行考证。长垣人口增长的真实情况是：1959年人口出生率为21.39%，比1958年降低了4.6个百分点；1960年人口出生率为14.80%，比1959年降低了6.5个百分点；1961年人口出生率为19.07%，比1960年上升了4.27个百分点。而死亡率的情况是，1959年比1958年增加了一个百分点，1960年比1959年增加了26.2个百分点，1961年回升25.09个百分点。从这个统计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1959—1960年长垣人口出生率是下降的，死亡率是上升的；到1961年人口出生率是上升的，死亡率是下降的。1959年和1960年比1958年少生了4704人，多死了11624人；1958年和1959年平均正常死亡指数是4548人，两年正常死亡人数是11096，多死人数冲去两年正常人数后，非正常死亡人数仅为528人，约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25%。这表明，即使非正常死亡都是饿死的也不会超过528人。实际情况是，在这500多人中，大部分是“营养性死亡”。  

我哥哥参加过1959年人口普查，我请教了他。他说孙教授的观点符合实际，他和嫂嫂就属第一种情况。他还特别指出，杨先生说的，"户口关系"是随"粮油关系"转移的，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具有城镇户口职工和公职人员在职场变化时发生，被下发或转移到农村的城镇人员，只有户口关系，没有粮油关系。把户口落到哪里就在那里建立口粮关系。当时全国有大批盲流，根本不存在粮油关系。他认为杨先生的说法不符合实际。

1958年——1961年长垣县人口自然增长情况统计表

（三）

笔者在这里还要告诉后人和读者，我们能安全地走出灾荒年，除了家人的共同努力，这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不能分开的。我们那里的群众都没忘记，在最困难的1960年到1962年，国家从广东等省份发来大批的救灾物资，其中大多是海带、带鱼、薯干、干菜等各种代食品，还有粗糙的原粮.。在1959—1960年国家还对特困的4476户的37079人实施了特殊救济。因国家及时救灾，我们那里几乎没有出去逃荒要饭的。我村是1000多口的自然村，得浮肿病的不少，而因营养不良患病而死的不足5人。我叔父家被大队定为重点救济户，1960年还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儿因营养不良到3岁才学会走路。从这个女儿的身上可以看到三年困难的伤痕，但却同时表明，我村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发生像精英学者所鼓噪的达到无法想象的程度。还有两个实例很有说服力：一是我们村上的五保户，没儿没女大多都度过了重灾年。其中一位贺氏老人一直活到100多岁。她逢人就说：“不是社会主义早就饿死了。”二是我们生产队的几位老光棍，有两位还领来了媳妇。到后来，女方带来的孩子还为老光棍养老送终。我们村所发生的这些使我联想到，在三年困难时期，遭灾程度超过长垣的县恐怕不多，这个人口大县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并不大，比长垣受灾的轻者还能比长垣更多吗？

一位60后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它给人们带来痛苦是没有那段生活经历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历史的情况究竟怎样呢？我所在的乡在全国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我们这里就是这样，无法想象吗？这位学者没有那段生活经历，他的感慨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要么是从西方反动学者那里抄来的，跟着人家学舌。要么是为了跟风跟着反毛派起哄。他很可能属后一种。这里有人可能会拿河南信阳事件为例批驳我的推论，信阳地区严重的县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平均达到8%，这是极其罕见的，那只是个例，绝对不能以信阳推导全国。党中央毛主席对信阳事件发现的很及时，处置也非常果断和严厉，给全党全国人民作了交代，得到信阳人民的拥护和全国人民的理解，我们决不能容许虚无主义者用信阳事件诋毁“大跃进”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五

长垣县闹饥荒的主要原因及其教训

长垣县在“大跃进”时期工农业的基础建设虽然取得巨大的历史成绩，是不是没有大的问题呢？当然不是。到1961年，由于多种历史因素的作用，长垣成为饥饿最严重的地区，以后连续多年成为全国的贫困县。

是什么原因酿成这个结果的？

应当从中汲取哪些教训？

通过考证，今天的长垣人不同的年龄和层次，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

现在的国家工作人员和80后接受过教育的大多数的回答是：“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他们是从理论高度评价的，意思是“大跃进”违背了经济规律，没有好的路线和政策。他们的依据来自教科书和《关于建国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而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走过来老百姓，并不都认可这个说法。大多数认同早年流行的说法，即是“天灾人祸”遭成的。这里的天灾是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人祸主要是指基层干部强迫命令和瞎指挥造成的损失，另加苏联逼着还贷，灾占七，祸占三。也有部分人认为是大跃进搞糟了。还有人认为，上边的经（政策）是好的，到下边被歪嘴和尚念歪了，走了板，跑了调，好心没有得到好报。怎样评价这些说法呢？笔者经过考证，并联系自身经历，非常认同多数老百姓的观点。认为，长垣在“大跃进”之后坠入饥荒和贫困县，主要是天灾人祸双重因素累积的结果。天灾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人祸主要是违背科学的瞎指挥，而瞎指挥却不是有意的。“大跃进”兴起时，长垣同全国形势一样，当时在全国泛滥的“五风”也席卷长垣。从上头刮来的浮夸风逼着基层干部说假话，不吹牛就会被戴上右倾的帽子，轻者遭批判，重者被撤换。为保证大炼钢铁，砸锅收铁，林木遭伐，生产力遭到破坏，引起群众不满。共产风没收了社员全部财产，都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强迫命令风在干部中很盛行，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批判，甚至会遭到打骂批斗。而这些在全国是普遍性的。据我的经历，这些问题并未伤及群众的大多数。而五风中的瞎指挥风却給长垣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前边已经介绍，长垣的“大跃进”是防洪和解决十年九旱的问题，实现水利化是长垣“大跃进”的中心任务。长垣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只奋斗一年就基本实现了水利化的目标。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辛辛苦苦建成的水利系统，许多做法违背了自然规律，好的愿望却没有得到好报。因为前期的水利工程只注重蓄水，造了许多“水库”和坑塘，水是存足了，但没有注意怎么棑出的问题，阻塞了水的自然流势，结果实现水利化的第二年，全县水灌区发生大面积次生盐碱地，这些次生盐碱地有的连种子都收不回来。1960年次生盐碱地近30万亩，1961年超过48万亩。当时长垣可耕种土地不足190万亩，盐碱地超过四分之一，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除了盐碱地，那几年气候异常，也是农业减产的重要原因。大豆是长垣秋季庄稼主要的农作物，由于气候问题，大豆只开花不结荚，亩产由过去的100斤降到40斤上下。此外，那几年蝗虫也闹的很凶，对粮食产量又是雪上加霜。蝗灾很难控制，国家不得不派飞机洒药控制蝗灾的蔓延。由于上述两方面自然灾害的袭扰，长垣粮食产量大面积减产。196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4218.5万公斤，仅为1956年最好年头的32%。61年全国年人均粮食207.3公斤，长垣县只有198.5公斤，这是导致饥荒的关键原因。这个原因从根本上伤了长垣的元气，也是长垣坠入贫困县和多年积重难返的原因。有人认为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长垣的情况看，如果把水利化的教训定为人祸，这个估计不为过，如果定为自然灾害，七分人祸就不能成立了。水利化的失误是人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因未知而引发的，定为人祸似乎不大恰当。如果接受这个观点，导致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在长垣就不能成立。

六

长垣人民在困难时期受了大苦为什么无怨无悔

几十年后我曾反思一个问题：“大跃进”闹出那么多的乱子，还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中国却始终保持稳定？即使受到过伤害的人大多数也无怨无悔。通过考证使笔者坚信：不是我们的人民愚昧，而是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形成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坚信，毛泽东一心为人民，即使暂时错了，也会很快改过来。一句话，无怨无悔源于对毛泽东共产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前边笔者已经交代，由于长垣地处黄泛区，千百年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时刻都有可能流离失所的生活，对能安居乐业十分珍惜。据县志记载：元末明初，因“多年战乱，人口大减，十不存一。”过中原的见闻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长垣地处中原，当属此景。从县志查得：明初建立时长垣仅3万余人，洪武至永乐年间几次从山西向长垣移民，至洪武15年人口增至9236户82911人。明正德年间因内乱，到正德七年（1512年）骤减至6000余户3.7万余人。到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又逐渐发展到8.4万余人。“明末，经过多年战争，加之天灾频仍，致使人口减少。清顺治康熙年间，曾几次招徕逃亡，迫令逃民复归。--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增至 20余万人。”清末民初人口无大变化。到民国26年（1937年）增至32万余人。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三光”政策和天灾连年，到1942年人口又降至28万余人。至建国时的1950年又回升到41万余人。从历史上看，水害和战争始终是影响长垣人命运的主要祸根。

像1958年那样大水灾在长垣历史上无计其数。太远的不说，从清初到民国就发生三次。第一次发生在1650年。据县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年），黄河决封丘荆隆口（长垣西南40公里太行堤决口处，笔者注），黄水直注长垣，毁田园，漂庐舍人畜，大水涨溢，城垣被毁，水数年不退，人逃亡，地抛荒，蛙生灶底，鱼游市中。”灾后，官府虽搭粥篷救急，但不能解决安居问题，大批百姓逃离长垣，流落山西陕西青海等地。如今天的西安市，不少市民还保留长垣口音，他们的爷子辈就是长垣人。笔者从县志查得，我们绒线李村（因祖上多卖绒线得名）在这个时期几乎逃光，荒村达百十年，到乾隆年间才得以复村。第二次大灾发生在1933年（民国22年）。据县志记载：民国22年，“夏，黄河水势大涨，出现特大洪峰，流量每秒22000立方米。8月12日，河水漫堤，冲决口门40处，县境河西地区村庄（即指临河四乡）被淹90%，大水围城数月未退。”灾后，百姓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第三次发生在1938年（民国27年）。据县志记载：民国27年，“6月5日，蒋介石妄图以水代军阻止日军南侵，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洪水一股南冲徐州，一股直冲长垣。老百姓把直冲长垣的洪水称黑炭水（水过煤场携大量煤沙）。据母亲讲：水到时在夜间，来不及逃跑，都爬到房顶和树上。水越来越大，一栋栋房子被冲塌，爬到房顶的都被冲走了，到处喊救命。我母亲无处逃爬到门前的一棵枣树上，父亲爬到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他们在树上呆了三天三夜，总算逃过这一劫。灾后没有吃的，成家成家的到他乡逃难，饿死多少人无从计算。据后来考证，蒋介石炸开花园口，殃及20多个县市，致死人口近百万。这三次水灾都可以说是灭顶之灾。每发生时没有不家破人亡的，灾后没有不流离失所的。

而1958年的情况和前三次发生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1958年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超过了民国27年22000的流量，被淹的面积基本相同，但结果却大相径庭。58年大水发生时，在县委的领导下，把灾区的群众都及时地转移到临黄大堤以西安全的地区，在友邻公社得到妥善的安置，未死一人。县志记载，大灾过后，仅1959年和1960年两年间，就有4476户37079人受到救济。遭受灭顶之灾的几个公社，除了少数人避灾外流外，基本都坚守故土，重建家园。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从自身经历中深深感受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社会主义比旧社会好。走集体化道路比单干好。他们坚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即使暂时错了，也会很快改过来。他们还有一个觉悟，说党中央毛主席的经（政策）是好的，但到下边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大跃进”虽然发生许多违背群众利益的事情，但与取得的成就相比，实实在在是支流问题。我们这些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走过来的人，佐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念。

此外，笔者还深深地感受到，长垣人民能在大灾之年战胜特大洪灾，得到最恰当的安置，创造超越历史的成就，充分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体现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颠覆不破的真理，是大灾连年人心不变的根本原因。对于这些，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精英们觉得不可思议，无法解释，主要是他们的立场有问题。历史虚无主义者为什么要歪曲真实的“大跃进”？不能不说他们包藏祸心。我们要揭穿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大跃进”的污蔑，教育我们的后人客观地认识那段历史，不要相信那些蛊惑人心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