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斯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赋予了劳动以现实性维度,但斯密仅将劳动当作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故把劳动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黑格尔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继承了斯密的劳动观,但他唯一承认的只是"精神劳动",虽然他赋予了劳动以超越性维度,但他的劳动观只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观念性模仿",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而看不到"劳动的消极方面"。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结合的基础上,揭示和论证了从"异化劳动"到"自由劳动"的"劳动解放"的全面意义,从而建构了取代"资本政治经济学"和"精神现象学"而实现人之自由个性的"劳动政治经济学"。
—— 白刚
马克思所实现的伟大的“哲学-经济学”革命, 在根本上就是“劳动”的重新发现。而这一重新发现, 实际上就是继承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性, 借鉴黑格尔“精神劳动”的超越性, 建构取代“资本政治经济学”和“精神现象学”的“劳动政治经济学”, 从而开辟从“异化劳动”走向“自由劳动”的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劳动解放”的过程。
一、斯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在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中, 劳动一开始并非就是积极的、肯定的和值得赞扬的创造性活动, 反而是一种人为了原罪而不得不承受的苦难和惩罚。只是宗教改革之后, 特别是近代市民社会兴起之后, 它才成了人们生活中创造财富的基础性和支配性的真正“实体”。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 真正把劳动与财富联系起来的, 就是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国富论》的开篇, 斯密就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 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 (斯密, 第1页) 在这里, 斯密既突破了货币主义把金钱、重商主义把贸易看作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 也超越了重农主义仅把农业生产看作价值的源泉的片面观点, 而是抛开劳动的具体形式, 把劳动一般或一般劳动看作价值的源泉。斯密强调:“世间一切财富, 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 (同上, 第27页) 这就是说, 劳动作为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 是“第一性价格”。同时斯密认为, “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 换言之, 只有用劳动作标准, 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斯密, 第32页) 由此可见, 在经济学史上, 斯密第一个提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两个教条”:一是劳动创造价值, 二是劳动衡量价值。但到底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什么劳动衡量价值?在斯密这里还是模糊不清的。如果说, 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斯密还没有明确区分开“购买的劳动”和“耗费的劳动”, 那么, 作为斯密的后继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者的李嘉图, 则在斯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 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参见李嘉图, 第7页) 也就是说, 李嘉图想把构成商品“真实价格”的“耗费劳动”和作为“真实尺度”的“购买劳动”区别开。但斯密和李嘉图共同的缺点, 就是局限于在交换价值形态下过分关注价值量的分析来探讨和阐明劳动价值论问题, 所以他们势必要陷入混乱和模糊之中。在任何地方, 古典政治经济学都没有十分有意识地和明确地把“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参见马克思, 2004年, 第1卷, 第98页脚注31) 但不管怎么说, 正是斯密首创了劳动价值论。在此意义上, 恩格斯把斯密称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并非言过其实。在劳动价值论的意义上, 斯密达到了比以往所有经济学家对劳动的最大肯定和最高赞扬, 因而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成为了马克思所谓的“启蒙国民经济学”。
通过劳动价值论的提出, 斯密确实大大提高和肯定了劳动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但对斯密来说, 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创造价值、增加国民财富, 而是有“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分:“有一种劳动, 加在物上, 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 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 可称为生产性劳动, 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 (斯密, 第304页) 在斯密看来, 只有制造业工人把劳动投在物上, 使物的价值增加, 才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反之, 家仆等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 只能是“非生产性劳动”。这实际上是斯密完全站在资本家的立场, 仅仅从收回资本并赚取利润, 即实现价值增殖的意义上, 来看待和限定劳动, 并错误地理解了劳动分工的不同形式。因此, 斯密看重的是带来利润和创造增殖的生产性劳动, 贬低单纯消费而不增殖的非生产性劳动, 他的最终目的是增加私有财产而不是丰富劳动和解放人。对此, 马克思在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 专门对这一区分及其引起的争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斯密对生产劳动与不生产劳动的区分, “只是从货币所有者或资本家的立场讲的, 不是从劳动者的立场讲的。” (马克思, 2006年, 第1卷, 第202页) 很显然, 斯密对劳动的这一理解和划分跑偏了。而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 却是从与斯密不同的劳动者的立场上来讲的。马克思要建构的是“劳动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国民经济学”或“资本政治经济学”。在劳动者的立场上, 马克思认为“劳动之实质的性质, 从而, 劳动生产物之实质的性质, 就其本身说, 毫无关于生产劳动与不生产劳动的区别。” (同上, 第203页) 斯密对劳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区分, 实际上只是把劳动作为资本增殖自身的手段, 而否定或忽视劳动作为人之自由个性的解放意义, 斯密完全是在为资产阶级获利作合法性论证。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像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的使命, 只是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 并证明这些范畴和规律比封建社会的范畴和规律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 即“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第615页) 。换言之,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只看到了劳动创造和增加社会财富的方面, 而看不到个人在劳动中受资本奴役而丧失自由的方面。所以在《资本论》及相关文本中, 马克思竭力否定和批判斯密对劳动的简化理解和粗暴划分。
在斯密这里, 劳动虽然具有创造财富的价值之源的作用, 但总体上劳动还是被当作“苦难”和“诅咒”来看待的:“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 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 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 (斯密, 第26页) 也就是说, 商品的价值是人不得不为之付出的“劳动代价”, 而不是人心甘情愿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此意义上, 马克思认为斯密对劳动的如下论断是正确的:不管是奴隶劳动、徭役劳动还是雇佣劳动这样的“劳动的历史形式”, “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 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 而与此相反, 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第615页) 实际上, 由于阶级立场和理论视野所限, 斯密更关注的是劳动的“心理感受”而不是其自我实现的“解放意义”, 或者说是难以看到和把握其深刻的“解放意义”。对此, 马克思倒是有着深刻的洞察:“亚·斯密是从心理方面来考察劳动的, 是从劳动使个人愉快或不愉快这方面来考察的。” (同上, 第618页) 但同时马克思也强调, 除了个人对自己的活动在情绪方面的关系以外, 劳动毕竟还是某种别的东西。这种“别的东西”, 正是斯密没有看到或忽视的劳动作为人之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客观表达。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对劳动有如上理解, 主要根源在于: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 以实现资本增殖和获利为目的, 只是从交换价值来理解劳动及其意义。实际上, 他们都无法理解和解释作为“看不见的手”的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是如何转变为不等价交换的“剩余价值规律”的, 即不平等是如何在市场的平等之外产生的。对此, 马克思自青年时期就有着充分而自觉的认识:“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 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第179页) 从根本上看, 斯密的作为价值规律的“看不见的手”, 实际只是“丢掉封建外观的自然秩序” (陈岱孙语) 。斯密所看重的, 仍然是见物不见人的私有财产关系;他所维护的, 仍然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说, 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劳动的方法是本体论式与形而上学式的———而不是历史性的”。(麦卡锡, 第275页) 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 我们说《国富论》作为“资产阶级的圣经”, 既是经济管理者的手册, 更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富论》摇身变成了介绍和论证一个人与物颠倒的“奇怪世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在疯狂跳舞的世界的“史诗”。在那里, “物骑在鞍上, 驱使着人” (爱默生语) 。
在马克思看来, 斯密提出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对劳动本质的理解和劳动形式的区分, 只是对重商主义的一种“变形”和“回声”, 他的“劳动价值论”做的正是商人用贵金属和货币做的同样的事, 他以为发现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任务就完成了, 但事实上这仅仅是开始。问题不在于区分“劳动”, 而在于发现“劳动者”。斯密的错误在于为“生产性劳动”大唱赞歌时, 却忽视了其劳动主体———劳动者。而对劳动者 (劳动主体) 的发现和重视, 正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劳动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推进和创举。
二、黑格尔:“积极劳动”和“消极劳动”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 斯密的劳动创造财富及满足人的需要的劳动观, 也被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所承认和汲取。早在《精神现象学》中, 黑格尔就把劳动看作一种“陶冶事物”的活动, 而奴隶正是通过这一活动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在晚期的《法哲学原理》中, 黑格尔则完全站在了斯密的立场上:“政治经济学就是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 “这门科学使思想感到荣幸, 因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到了规律”。(黑格尔, 2007年, 第204-205页) 可以说, 在劳动创造财富并通过纷繁芜杂的经济现象来寻求和建立经济规律的基础和意义上, 斯密的劳动范畴在黑格尔这里得到了最好的哲学化的思辨表达。也正是在此前提下,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转向了对市民社会 (政治经济学) 的关注和研究。也因此, 卢卡奇才强调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唯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人;卡尔·洛维特也认为黑格尔“在哲学上就像除他之外只有马克思做到的那样, 认真地对待新生的国民经济学” (洛维特, 第365页) 。所以说, 黑格尔也像他同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 是以肯定和赞成劳动的积极意义为出发点来关注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由于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接触, 黑格尔在思想发展上起了一个重要转折的作用:“黑格尔把劳动当作人的自我证实的中心方式, 把劳动当作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扬弃僵化的外界客观性和自我发展的推动力。” (贺麟, 第42页) 可以说, 正是斯密的劳动观启发和推动了黑格尔的哲学发展, 并为之提供了“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 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后来看重和借鉴黑格尔劳动观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实质所在。
洛维特曾指出, 黑格尔在“耶拿讲演”、《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中, 有三次以劳动为主题。(参见洛维特, 第358页) 在耶拿讲演中, 黑格尔主要强调劳动是一种“精神的方式”和“理性活动”, 而不是动物式的“本能”活动, 此时还处于对劳动的“哲学化”理解。在《精神现象学》中, 黑格尔通过劳动“陶冶事物”来阐释主人和奴隶之间关系的辩证转换, 开始从“哲学”转向“经济学”来理解劳动。而在《法哲学原理》中, 受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观的影响, 黑格尔已经完全在“劳动价值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劳动:作为“造形加工手段”, 劳动通过各色各样的过程, 加工由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物资, 这种手段具有价值和实用, 而“人通过流汗和劳动而获得满足需要的手段”。(黑格尔, 2007年, 第209页) 在这里, 黑格尔完全就是在重复和转述斯密的“生产性劳动”及其价值论。但由于黑格尔对劳动的阐释和把握根本是在普遍的精神概念下进行的, 所以劳动对他来说既不是特殊意义上的“非生产性劳动”, 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性劳动”, 而是在绝对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劳动”:“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第205页) 而且他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 只看到了劳动创造财富和实现价值增殖的积极的方面, 而看不到劳动奴役人和异化人的消极的方面。也就是说, 黑格尔只看到了人在劳动中的自我实现, 而看不到人在劳动中的自我异化。这早在《精神现象学》中, 谈到奴隶通过劳动证明和实现自身时就体现出来了。
在黑格尔这里, 奴隶的自为存在和自我实现是与他从事的作为“陶冶事物”之形式的劳动直接统一的:“因为这个形式正是他的纯粹的自为存在, 不过这个自为存在在陶冶事物的过程中才得到了实现。因此正是在劳动里 (虽说在劳动里似乎仅仅体现异己者的意向) , 奴隶通过自己再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 才意识到他自己固有的意向。” (黑格尔, 1997年, 第131页) 所以说, 在实质性的积极意义上, 黑格尔的劳动观就是对斯密之劳动价值论的“观念性模仿”, 他仍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观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是观念领域里斯密最忠实的学生。
黑格尔虽然受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劳动观的影响, 特别是在《法哲学原理》中, 认可和阐发了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满足人的主观需要的“经济学”意义, 但根本上, 黑格尔认为精神的自我运动才是劳动的真正实质。对此,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进行了明确而深刻的揭示:黑格尔的这种精神劳动就是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 即“神秘的主体-客体”, 其实质就是绝对主体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第218页) 在此意义上, 黑格尔的劳动只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设定, 仍然缺乏真正的客观性和现实性:“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 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 而不是现实的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第208页) 在精神劳动中, 黑格尔只是达到了劳动和自由的概念, 而绝不是真实的劳动和自由本身。可以说, 在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中, 劳动依然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 依然是远离人和敌视人的。这正是黑格尔与斯密劳动观共同的本质。对此海德格尔曾深刻指出:作为“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的“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本质”, 在黑格尔这里实际上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海德格尔, 第383-384页) 所以说, 黑格尔的“精神劳动”仍然只是一种“精神现象学”, 它最终只是从哲学上或在概念领域建立了劳动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范畴———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 它只是实现了对劳动的抽象化、概念化和逻辑化的思辨表达, 而决不是对人的劳动———人之自由自觉本性的具体化、客观化和现实化表达。后者正是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
虽然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 只是抓住了劳动的积极方面而忽视了劳动的消极方面, 但对于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所表达的劳动的“革命性意义”, 还是慧眼识珠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 但《现象学》还是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不放, 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的“批判的一切要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第204页) 而在黑格尔这里早已“准备好”和“加过工”的, 就是马克思明确肯定和借鉴的“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创造和推动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 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 把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同上, 第205页) 因此可以说, 正是黑格尔的精神劳动, 在斯密赋予劳动以现实性维度的基础上, 又赋予和体现了劳动所具有的超越性维度, 同时也为马克思批判和超越黑格尔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在黑格尔这里, 精神劳动才是劳动的本质, 自我意识的异化就是人的劳动的现实异化而不是相反, 即人的劳动只是自我意识异化的一个环节, 劳动完全依附于自我意识。而马克思则与之相反, 强调自我意识只不过是人的劳动外化过程的一个表现和环节, 自我意识依附于劳动。所以在马克思这里, 劳动的积极性和超越性决不是“精神现象学”———精神的自我显现过程, 而是“劳动现象学”———世界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克思通过作为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之活动过程的“劳动现象学”, 实现了对黑格尔作为抽象精神自我运动的“精神现象学”的“物质赋形”, 从而开辟了一条从“异化劳动”走向“自由劳动”的“劳动解放”的新道路。
三、马克思:“异化劳动”和“自由劳动”
马克思的劳动观及其革命变革, 就是在充分汲取和借鉴斯密“生产性劳动”的现实性和黑格尔“精神性劳动”的超越性的基础上, 进一步扬弃和改造二者而建构起来的。可以说, 在劳动及其价值问题上, 马克思真正把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内在地结合起来了。马克思的劳动观, 总体上是一种从“异化劳动”到“自由劳动”的关于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观点。在马克思这里, 劳动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手段, 也不仅是抽象的意识活动, 而是人之自由自觉活动本质的客观显现。在从劳动方面来探索人的异化的过程中, 马克思曾经迈出了把哲学建立在具体的人类活动中的漫长而艰巨的革命性步骤, 通过这个步骤, 他把自己从抽象的概念中“解放”了出来。(参见贝尔, 第413页)
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这里, 劳动虽具有创造财富和带来利润的价值论作用, 并赋予了劳动有史以来真正的客观现实性, 但在根本上劳动只是增加物质财富的手段, 是人不得不从事和付出的艰辛和代价, 劳动只是人为了生存的动物性的一面, 还远不是人之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而斯密也只认可创造物质财富和实现资本增殖的“生产性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 否认其他“非生产性劳动”。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这里, 一方面他承认和继承了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满足人的主观需要的“经济学”意义, 另一方面他又只承认抽象的“精神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 从而赋予了劳动以能动的超越性, 并把物质劳动看作其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的一个环节。所以, 黑格尔精神劳动的超越性, 也只是其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体现, 只具有主观能动性而不具有客观现实性。在此意义上, 斯密的片面劳动观和黑格尔的抽象劳动观都是马克思批判和超越的对象。
在马克思这里, 劳动既不仅是斯密作为创造物质财富手段的“生产性劳动”, 也不仅是黑格尔作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精神劳动”, 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 它是物的易逝性和暂时性, 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撇开价值增殖过程不谈, 在简单生产过程中, 物的形式的易逝性被用来造成物的有用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第329页) 而劳动作为“活的造形的火”, 本质上也就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马克思, 2004年, 第1卷, 第207-208页) , 它不仅仅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和抽象的自我意识, 更是人之为人的自由自觉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和直接体现: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 它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第162页) 所以马克思才会强调, 个人是什么样的, 既不是上帝决定的, 也不是精神决定的, 而是生产劳动决定的:既和他生产什么一致, 又和他怎样生产一致, 生产是反映人的本质的镜子。马克思关注的生产是全面的生产, 既是物质生产, 也是精神生产, 还是社会关系的生产, 更是人自身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 它的生产是片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 而人却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因此,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同上, 第162-163页) 这种“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全面的劳动和生产, 正是人之自由自觉本性的具体体现。在此意义上, 马克思作为全面生产的劳动观就超越了斯密作为创造物质财富手段的劳动观。斯密料想不到的是:虽然劳动尺度是由必须达到的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 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 即外在目的失掉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 就是自由的实现和实在的自由, 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第615页) 。由此可见, 在劳动与人的自由问题上, 斯密再往前迈一小步, 就接近马克思了。遗憾的是, 斯密没能也无法迈出这关键的一小步。但在劳动创造财富和确证人的本质的客观现实性上, 马克思还是认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 所以马克思才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第192页)
无论是斯密作为创造财富之手段的“生产性劳动”, 还是黑格尔作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环节的“精神劳动”, 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与人之为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相反对、相乖离的“异化劳动”。正是这种“异化劳动”, 在为资产阶级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 却造成了工人阶级自由本性的丧失。本来作为人之自由本性的内在肯定的劳动, 却变成了对人的外在否定。工人的劳动不是内在的自由劳动, 而是外在的强制劳动, 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幸福和自在, 而在劳动中则感到痛苦和不自在。因此, “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 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同上, 第159页) 劳动本来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 但异化劳动却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 这正是马克思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所要批判和扬弃的。由于异化劳动, 马克思一方面批评国民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 却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 “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同上, 第166页) , 它根本不能为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的原因的“钥匙”;另一方面他批评黑格尔只是为人及其历史的运动作了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 而其全部异化及其消除, 也不过是纯粹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有人认为异化劳动只是青年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表现, 到成熟时期他就抛弃了这一思想。实际上, 异化劳动绝不仅是青年马克思走向黑格尔的残余, 而且是马克思解剖和分析资本主义的“中枢”, 资本主义的整个政治-经济体系, 都是由它奠基并围绕着它不停地旋转。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青年马克思就高于斯密和黑格尔, 抓住和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本质和内涵。正是通过揭示异化劳动的本质和内涵, 马克思既抓住和理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古典哲学劳动观各自的片面性, 又获得了批判和超越它们的有力武器, 从而开辟了一条从“异化劳动”到“自由劳动”的“劳动解放”之路。
马克思是通过劳动者的“联合劳动”来扬弃异化劳动而获得人的彻底解放的。在“联合劳动”的基础上, 劳动不再是奴役、压迫和剥削人的手段, 而是成为了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为此,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 个人奴隶般地服从的劳动分工就会消失, “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第435页) , 个人也就获得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为国际工人协会所写的《成立宣言》中, 马克思更是明确称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取代“资本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政治经济学”。(参见同上, 第12页) 所以在劳动解放的意义上, 马克思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既是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胜利, 也是对“精神现象学”的胜利。在古典经济学的现实性与古典哲学的超越性相结合的基础上, 马克思通过解剖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而揭示和论证了从“异化劳动”到“自由劳动”的“劳动解放”的全面意义, 从而建构了取代“资本政治经济学”和“精神现象学”而实现人之自由个性的“劳动政治经济学”。这一“劳动政治经济学”, 也就是雇佣劳动者和资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雇佣劳动者实现自身解放和自我发展的“劳动现象学”。虽然阿伦特在解决“生存必然性”的意义上质疑和否定马克思的“劳动”, 但对马克思这一“劳动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解放意义, 她却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充分的肯定:马克思真正反传统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劳动的赞美”, 他是唯一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劳动的解放”这一“19世纪的重要事件”的思想家。(参见阿伦特, 第12页) 实际上, 马克思的“劳动”决不仅仅是停留于解决“生存必然性”问题, 而是最终超越它去解决“自由必然性”问题:“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参见马克思, 2004年, 第3卷, 第928页) 所以说, 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劳动政治经济学”, 才在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说明和改变了作为“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 (恩格斯语) 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从而开辟了一条通过“劳动解放”而走向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现实性道路。说到底,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 决不是“关于价值的劳动理论”———劳动价值论, 而是“关于劳动的价值理论”———劳动政治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