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发言后毛主席接着讲话。毛泽东说：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要大家出气，把话说完。毛泽东宣布“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长时间鼓掌。有兼于此，毛主席作出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的决定。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参加会议的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五级领导开展了向上级提意见的“出气”活动。使这次大会开得生动活泼，达到个个心情舒畅，达到了“统一认识，鼓起干劲”的会议目的。 然而，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错误负责的刘少奇，从庐山会议到七千人大会，却没有主动地开展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反而怨天尤人，带着很大情绪，把失误和造成严重困难的责任都推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没有办好上，实则是向毛泽东撒气。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如出一家，也是人民公社办早了，“大跃进”搞糟了。彭德怀因为“糟”论遭到毛泽东的批判。没想到两年前积极批判彭德怀的刘少奇同志却转变了立场，讲出同彭德怀一样的话。当代表提问为什么不给彭德怀平反时，刘少奇说：不给彭德怀平反不是因为一封信和他讲了错话，而是他有一个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的国际背景。毛泽东心里明白，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矛头是指向刘少奇的。毛泽东为保护刘少奇，违心地接受他们打倒彭德怀的决议。而今，刘少奇要重蹈彭德怀的覆辙，这才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为什么“憋气”的真正原因。 四、刘少奇邓小平在社教运动中推行一条与毛泽东对立的路线是毛刘政治决裂的根本原因 根据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反修防修的需要，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城乡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社教运动是针对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和国内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做出的。毛泽东估计这场运动大致需要2~3年的时间，并指定由国家主席刘少奇挂帅。为加强对这场运动的指导，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决定（草案）》。这个决定共10条，后被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10条。5月18日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然后下发各省试行。前10条的基本内容是：（一）形势问题；（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的问题；（五）依靠谁的问题；（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前10条通过后下发各省试点，应当说基本解决了社教中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但试行还不到五个月，刘少奇、邓小平于同年9月，又制定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规定也是10条，被称为后10条。后10条的内容是：（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三）组织坚强的工作队；（四）建立坚强的贫下中农组织；（五）团结95%以上的农村干部；（六）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七）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八）认真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九）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 从后10条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10条关于运动的性质、运动的对象、阶级矛盾的分析、运动的目的及其实施等重大问题上有着质的差别。后10条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虽然批准下发，但毛泽东用两个10条同时下发的方式表达了对刘邓的不满。两个10条下发后，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率工作组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试点。工作队在此工作了40天，总结出社教的桃园经验。桃园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工作队进村后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是既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在情况没有弄清之前，“一切依靠基层组织”是错误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要先解决群众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要注意掌握火候，防止群众产生过激行为；干部犯严重的“四不清”错误，是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地富反坏右的腐蚀，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社教是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问题，其中也包含严重的阶级斗争；桃园党支部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干的是国民党的事”，这个党支部书记把持的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在“四不清”的干部中大部分上边有靠山，要解决下边干部的问题，必须解决追上边的问题；从试点得出的结论，“四清”已不是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库（仓库）的问题，现在是要解决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四不清”问题。 通过两个10条的比较和桃园经验的介绍，可以看出，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推行了一条与毛泽东根本对立的路线。这条对立的路线表现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目的上对立。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运动的目的是提高干部群众的觉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刘少奇认为，社教中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目的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组织上解决农村的问题。在组织方式和依靠谁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两个依靠，即依靠基层党的组织和基本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刘少奇认为基层组织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群众中有10~20%的有问题，“两个依靠”靠不住。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按照桃园经验，由上级派出大批的社教工作团领导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尽管毛泽东对桃园经验有看法，因为毛泽东明确社教运动由刘少奇“推帅”，还是同意下发刘少奇的桃园经验。为迎接全国性的社教运动，刘少奇在全国组织了1000多万人的工作队进驻农村，至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然而，桃源经验在全国推广，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了一系列让毛泽东不愿看到的情况。这些情况是：工作队对基层干部采取了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撇开基层党的组织于不顾，非法剥夺基层干部的领导权，一切由工作队决定。工作队动不动就批斗干部，甚至用逼供信和对付敌特分子的手法收集他们需要的材料。在许多地方，工作团把持了县以下各级组织，有权决定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县以下干部职工的提拔、调整，任免、撤职、退职和补进，对所谓“四不清”干部可以任意进行隔离审查，用逼供信的手段对付他们。这种极端的工作指导导致不少干部逃跑或自杀。据河北通县情况核实，这个县来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个工作队打人，发生自杀事件70多起，（死50多人）。陕西省长安县发生自杀事件182起（154人身亡）。其他各省也有类似情况发生。面对社教中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中央政治局于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段社教工作，对下步社教作出部署。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乘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会议开了两天，到15日就结束了。没想到刘少奇邓小平的这一做法引出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 12月15日晚，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陪毛泽东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曾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少奇。”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有的走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几天后，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到北京。 12月20日，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和刘少奇的政治分歧公开化。毛泽东在会上批评刘少奇：这次运动的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这一次没有附和毛泽东。他说：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不要什么都往阶级斗争上拉。他还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我们应“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毛泽东接着讲：这次“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插话说：“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头上。” 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本问题就在这里！”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接着说：“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这一句脱口而出的定性，“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奉为圣旨，把张霖之活活打死。 与会的常委们面面相觑，会场有些僵持不下。 毛泽东转换话题，批评社教运动中的做法。他说：“挤牙膏，挤那样干净？宽大处理嘛！退赔从严要合情合理，不必讲彻底。”毛泽东说：“有的地方只有18户，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过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去泼！现在还在反右”。“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毛泽东既强调“打击面不要太宽”，一方面又强调“不要泼冷水”，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根据毛泽东12月20日讲话精神，政治局对16条进行反复修改，加进了关于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重点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包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当权派”的内容。修改后的文件加了两条，删去一条，新文件变成了17条。修改后的17条27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签了“照发”。12月28日，17条以中央811号文件发出。然而，毛刘间的政治冲突并未平息下来。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寿辰。毛泽东以反过去不让别人为其祝寿的做法，在中南海的住所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代表和领导人吃饭。赴宴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夫妇、胡耀邦及陶铸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还请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宴会开始后，毛泽东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诸侯”坐下，开场白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了。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饭……”毛泽东提高嗓门道：“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因为你不下乡！”“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这段开场白谁都能听出，这不是说李敏的。李富春和蔡畅夫妇与毛泽东是世家友好，关系与众不同。毛泽东扭过头来大声地对李富春说：“富春啊，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这没头没脑的责备，使李富春先是一怔，接着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释，只是大口地吸烟。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只是批评李富春。只是拿他当话由而已。刘少奇、邓小平心里明白，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席间，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那天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过了一会，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钱学森是两弹的功臣，毛泽东不表扬钱的贡献，只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也另有寓意。接着，毛泽东又旁敲侧击的批评了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曾志回忆说：“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瘆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嘻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这就是文革炮打司令部的来路，笔者注） 12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会场。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毛泽东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毛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毛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毛泽东讲这些话许多人摸不着头脑。刘少奇、邓小平沉默不语。会场的空气近乎凝固了，瘆人的寂静。毛泽东气愤之烈溢于言表。 12月30日，毛泽东又授意陈伯达在“17条”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中作了如下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31日，毛泽东又将加批的内容批转刘少奇：“照改的第二页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经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文“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说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举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 当天，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又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文件40天不进村搞“繁琐哲学”。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毛泽东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说第二个“10条”“太长了，太繁了。”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中央对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内容从17条变为23条，改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月14日会议讨论通过后由彭真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23条时，在开头部分加进了一段措辞严厉话，指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提法不妥。他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段话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事实上毛刘的争论已经半公开化了。 知情的上层干部忧心忡忡。毛刘之间的分歧不同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分歧，这意味着党可能发生分裂。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受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数人的委托，进言刘少奇：“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无论如何不能和毛主席发生矛盾啊！”刘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又在自己的家里举行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检讨了不尊重主席的错误。常委们批评了刘少奇。之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却对刘少奇说：“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让步的。”至此，两个主席之间的裂痕已难以弥合了。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但毛泽东已不再同刘少奇和书记处通气了。毛泽东在文化革命开始时讲过“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可能这才是毛刘政治决裂的根本原因吧！ 通过上述回顾笔者深深感受到，毛刘之争不是是非之争，是理论之争，是路线之争，用认识与是非之争解读他们的歧见，只能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 五、怎样评价刘少奇“大跃进”时期的历史贡献 刘少奇是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创始人和“大跃进”的推动者。研究人民公社就不能回避对刘少奇的评价。毛泽东把刘少奇打成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革”中被推下政治舞台。这是不是全盘否定刘少奇呢？不是的。纵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发展史，虽然刘少奇后来对人民公社的认识产生动摇，但刘少奇不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者和“大跃进”的推动者，开始时他是百分之百的促进派，在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史的功劳薄上仍应有他一席之地。笔者通过考证认为，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贡献。 第一，对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刘少奇由于受全国人民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的感染，太乐观地估计中国社会革命的客观形势，认为被马克思批判过的空想共产主义在中国有了实现的可能性。正是立于这样的判断，他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已经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在这一理想的驱使下，刘少奇一反过去冷静谨慎的处事风格，亲自指导制定了徐水共产主义的蓝图，在徐水进行了共产主义公社的试点，为全国性人民公社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许多内容虽然被毛泽东否定了，但它具有许多共产主义的萌芽，其组织形式仍然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在毛泽东的精心整顿下，初期人民公社的极左做法得到纠正，使人民公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刘少奇虽然因前期左的理论指导受到批评，但刘少奇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创造精神是不能否定的，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也是不能抹杀的。 第二，刘少奇提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农工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组织模式，后来成为人民公社存在发展的组织基础。使人民公社既是基层政权，又行使领导和组织生产的职能。实践表明，在人民公社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得到加强，使农业真正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挥了巨大的统领作用。按照五位一体的组织模式，农村不仅以粮为纲，还发展农副业生产，还要办学校、办工厂、办商店、大办民兵组织。在“大跃进”时期，农业大学、农业中学在城镇普遍兴起，对农民知识化和推广科学种田创造了文化条件。通过发展社办工厂、社办企业，促进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为农村城镇化准备了条件；后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工业两条腿走路方针中发挥了一条腿的作用。人民公社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还普遍建立了地方民兵武装组织，有条件的还大办民兵师，在不脱产的情况下，实行全民皆兵，在巩固政权和加强国防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人民公社还开办农村福利事业，对贫困户进行救济，对和鳏寡孤独失去劳动能力的实行五保，农村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大队办起合作医疗，这些举措受到农民的欢迎。 第三，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以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伟大斗争。仅在“大跃进”的三年里，全国建成大中小不等容量的水库上千座，不仅解决了大城市的用水问题，还解决了 几百亿顷农田的灌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靠天吃饭的问题。据国家统计资料，1956--1966年间，就修建大中小水库8.4万座，“其功绩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的影响。这功劳也有刘少奇的一份。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些打着拥护刘少奇的人却向人民公社猛泼脏水。他们想诟病毛泽东，岂不知，刘少奇同志是人民公社的创始人，全盘否定人民公社，就等于要全盘否定刘少奇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改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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