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的基本制度 ...

　　三、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在哪里？

　　社会主义要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但公平不是平均，要反对平均主义。改革，就要改变传统体制下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就要根据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拉开收入差距。对贡献大的科学家、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给予较高的报酬是公平合理的。简单地反对收入差距扩大并不科学。针对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各自劳动贡献的差距相一致，是合理的，不应反对。需要缓解和消除的是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是贫富分化的出现。水稻专家袁隆平，为水稻高产做出重大贡献，即使他收入再高，人民不会有意见。体育明星姚明曾年收入亿元，也不会引来不满，钱学森的收入与他的贡献相比，恐怕是非常偏低的。讲财富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不应也不会包括上述这种情况。事实上人们的不满与批评指向并不在这里，而是指向贡献与收入脱节，或是低贡献、无贡献而高收入，或是依靠压低职工收入进行剥削致富，或是靠投机钻营致富，或是通过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致富等等，是指向这类富人阶层。

　　造成我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应分清浅层次的、枝节性原因和深层次的根本性原因。

　　腐败是不是根本原因？需要具体分析。腐败，是指为人民所痛恨的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非法行为。如果把腐败只理解为贪污受贿，那就难以说明它是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在贪官的行为暴露前，他一般作隐蔽状，其所贪财富不会计入基尼系数。而当贪官败露后，其所贪财富一律交公。再者，贪官毕竟是少数，占人口比重很小。即使将贪官纳入暴富阶层，他们至多是增加点富人数量，影响点基尼系数，而不会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不是造成弱势困难群体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不过有一点应注意到：贪官接受开发商的贿赂后，会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代价，让开发商获得暴利，增加了非法致富者的数量。

　　分析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即根源，要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弄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占有财富很大比重的富人阶层；二是弄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所占财富比重很小但所占人口比重很大的低收入群体，二者的统一才形成贫富分化。贪官与前者有联系，但与后者无因果关系。

　　如果讲腐败，应看到腐败的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在国企改制中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腐败事实。我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与企业主管和政府官员们的腐败(包括经济腐败与政治腐败)行为有关。这既造就了一批损公肥私、一夜暴富的私营企业主，迅速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又制造了大量失去生活保障的工人群体。这里可引用“反腐作家”张平亲身见闻的材料作为事例。由张平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曾在国内产生过重大影响。张平2008年被选为山西省副省长。张平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原以为天下只有农民苦。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下岗失业，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比农民还苦。”他曾采访过数十个国有大中型企业，他发现“一个个工厂迅速完蛋，全都与领导者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有关。而工人们很可怜，他们也知道腐败在发生，但他们没办法。我没想到工人这么苦，原来的三线工厂X厂，工人大批下岗没人管，集体自杀40多人，他们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视，以期待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亲人家属”。张平还具体讲述了企业蛀虫们侵吞国有财产以自肥的千奇百怪的惊人事例(见《报刊文摘》2008年2月20日)。根据宗寒的《两只眼看中国资产层》一书提供的统计资料，1982年至1992年，国有资产年均流失500亿元，而在90年代，年均流失5000亿元。全部流入私人腰包，造就了多少个千万、亿万富翁。1998年至2002年的私营企业中，有25.7%的企业是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根据2005年的调查，私营企业中的35.2%原是国有企业。2007年的资料表明，私营企业的7万亿元的资本中，有至少1/3或以上是由国企和集体经济转移来的。这种转移，除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化公为私外，更多的是由大量国有中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而来。而原公有制经济中的职工则成为由私人资本支配的低收入的雇佣劳动者，还有大量国企工人下岗，成为生活困难群体。

　　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大量资产流向私人，又有大量工人下岗，是造成贫富分化的一个途径。但需要将其与私有制经济的大量发展和公私经济主体地位逆向发展联系起来统一考察，才能说明问题。

　　认为垄断是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源也难成立。首先，国有企业并不都是垄断企业，垄断企业居少数。《人民日报》2012年5月17日发表的由三位记者撰写的《竞争让国企更优秀》一文明确指出：“提及国企特别是央企，很多人自然地就会想到‘垄断’。事实上从目前的行业分布看，90%以上国企处于高度竞争的行业。”即使是垄断企业，利润额高，但上缴税收额一般高于利润额，也高于私企外企税收与利润之比。国企利润的主要部分用于积累，扩大生产，仍归国家和人民所有，不像私营外资企业，利润全归私人占有。第二，有些国企高管的收入偏高，为世人所诟病，需要调整，但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在数量、产值和所占GDP的比重上日益降低，私营和外资企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80%。根据《人民日报》2011年8月10日的报道，国家工商总局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私营企业达903.49万户，外商投资企业44.59万户，个体工商户3601.13万户。而国有企业则不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虽已减少很多，还有238000个。2007年下降到112000个，减少了一半多，现在更少了。2009年，国有工业企业只剩9105家。中央国企2003年有196户，2011年减少为117户。年收入几十万、百万元或以上的国企高管数字未见到统计，但亿万富翁统计中未见国企高管，即使假定有几千个或上万个国企高管拿了高薪，也构不成全国贫富分化的原因。第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国有企业内部，无论属于竞争性或垄断性行业，都不会造成低收入的困难群体。有人指责国企职工的工资偏高，但国企普通职工的平均工资高于私企和外企职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正是社会主义企业优越于资本主义企业所在。正好说明认为垄断是产生两极分化的原因的观点不能成立。还应看到一点：私营外资企业从银行贷款还本付息后，其增殖的部分除缴税后全部归业主私有，而国有企业贷款还本付息后的税后利润，用于积累仍归公有，而且还需要上交一部分利润。由此看，国企普通职工收入高一点、相当于私企职工的近两倍也并非不合理。当然，有的企业连抄表人员也年薪高达10万元，是会引起非议的。

　　有人靠炒股致富，有人靠炒房获得暴利，影星、歌星、体育明星、金融证券行业从业人员、国企高管、画家以及科技教育界的某些人士获得高收入，可以增加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扩大了高收入群体，会增大基尼系数，将其算入贫富分化的富方也可以。演艺界、金融证券界和国企高管的过高收入与低收入困难群体相比，存在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过高收入应予以调节。但这不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并没有造成大量低收入困难群体。

　　有的学者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不规范。似乎只要市场经济发展好了，差距就会缩小。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理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西方学者认为，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承认分配不公平。例如，《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一书中，讲到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的三个基本原则时，指出：“私有财产当作生产资料使用时，就成为利润活动的源泉，容易利用所有权的优越地位剥削工人”；市场机制的分配“是以不平等为前提”，“分配一般就是不平等的”；“在一夜之间既有可能变为大富翁，又有可能变成穷光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也告诉人们，在私有制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除自发配置资源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外，还会促进两极分化。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事实来看，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2011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转载了德国学者舒尔茨的《美国贫富差距史无前例》一文，文中指出，“近10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从来未像现在这样严重，一边是占总人口1%的幸福的超级富翁，另一边是占总人口99%的那些人。目前，400个最富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我们看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就是99%对抗1%。文章又说：连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的报告中也说：“美国的贫富分化比突尼斯或埃及更为严重。”“从本世纪初开始，问题就不单单是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了，问题还在于分化在加速。2002年到2007年间，65%的收入落入了最上层的纳税者的腰包里。虽然美国的生产率自新千年以来得到巨大提高，但大多数美国人没有从中受益，民众平均年收入减少了10%以上。”

　　寻找造成全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必须是既造成了一批财富日益增大、人数日益增多的富人群体，同时又造成了人数众多的低收入群体。这就必然涉及所有制问题。应当注意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评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抽象地谈论“平等权利”、“公平分配”的错误。他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这里所讲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就是指生产资料条件分配在谁手中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着社会主义分配方式。马克思尖锐批评“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学者(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为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所谓“真实的关系”，就是分配关系取决于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离开这种真实关系，不考虑所有制关系去围绕着分配兜圈子，空谈“公平分配”，是在开倒车，解决不了问题。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资本主义经济即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大量发展。私有制的小商品生产就会产生分化，我国有些私营企业就是从小商品生产起家的。而资本主义经济则会扩大两极分化的范围和趋势。私营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两方面的分化，一方面是企业间的竞争，优胜劣汰，会发生分化；另一方面是资方与劳方的贫富分化。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是天然矛盾的。资本处于强势，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处于劣势，工资被尽量压低。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前20多年中，私企外企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有的还严重侵犯工人权益，迅速发展，扩大资本积累，而工资一般低于劳动力价值。加之地方官员重引进，重维护外商利益；重内外资本，轻劳动；忽视维护工人权益，劳资利益分化就更加明显。亿万富豪群由此产生，低收入的雇佣劳动者群体也由此形成。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贫富分化的趋势已较明显，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2000年已超过0.45。但多年以来，还宣传处理收入分配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重视效率，再分配重视公平”，表明初次分配可以不重视公平。事实上，收入差距严重扩大，正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靠再分配是不能有效缩小差距的，何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这是重抓发展生产力而轻抓共同富裕的表现。

　　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在私企和外企就业的比重已达80%以上。据《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显示，2009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下降到20.6%。另据《京华时报》2012年3月27日文章显示，我国国有企业员工与就业总人口之比已不到8%。集体企业的数量和就业人口也已很少。这表明，我国绝大部分城镇职工，成为受中外私人资本支配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劳动处境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从2009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公布私营单位工资调查的主要数据。数据表明，2008年“我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大，但平均工资较低，约为17071元。”这个平均数中包括收入较高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收入，纯工人的年收入比这个平均数会更低。有统计资料表明，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多年来几近私企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国企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35053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均工资仅18199元，只相当于国企的52%。

　　再看看外资企业的情况。美国苹果公司是一家全球著名的电子科技产品生产企业。在美国，苹果公司的员工待遇很高，年薪平均高于10万美元，但它在中国搞“血汗工厂”。2010年1月至5月，苹果公司在华最大供应商富士康公司的员工因不堪诸多压力发生连续12起跳楼事件，震惊社会。为苹果公司生产产品的在华三家富士康工厂，经国外维护劳工权益协会进行广泛抽查，发现了很多问题。它“违反中国法律以及行规，要求员工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有时还要求员工连续上班11天以上”，每天工作14小时也是常事。该维护劳工权益协会说：富士康公司的三家中国工厂存在“重大用工问题”，“有相当多的工人对自身健康和安全没有把握”。经过对3.5万名以上的员工进行调查，“发现了多处违反劳动法的现象”。美国多家环保组织和公平劳工协会的调查报告指出：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的产品是以“毒害环境、伤害社区、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存在严重的健康与安全危险，以及劳动时间过长、拖欠工资等问题。工资低，60%以上的员工工资无法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有的员工拿不到加班工资。富士康拥有120万中国员工，靠剥削大陆的廉价劳动力而获得高利润。据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3月31日的报道说，“在拥有数十万富士康员工的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从2005年的每月635元提高到现在的1500元”，“以美元计算的工资由于人民币升值，增长更快。在2005年，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最低工资为80美元，而现在已经达到240美元左右”。这个增加了的工资水平也远远低于我国国企的平均工资水平。

　　在维护劳工权益协会调查和富士康员工抗议的压力下，在“西方消费者对工人工作条件的种种担忧”下，富士康宣布要减少加班时间和大幅提高员工薪酬。决定加薪25%，达到月薪约400美元(合人民币2600元)。大幅加薪后依然低于中国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

　　总之，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前，我国强调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生为重、共同富裕，强调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以扭转抓发展生产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软的格局。但是，中央的正确决策也遇到种种杂音的干扰。有人反对公平分配，说什么公平不能用秤称，没有衡量标准；有人仍主张效率优先，认为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自然会趋向分配公平；有人提倡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目前的分配不公，种种矛盾，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和被扭曲的结果；有人主张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垄断、妨害了效率和公平。有人继续宣扬“国退民进”，并谎称这是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其实，中央是一直不赞同这一提法的。这些主张和观点都是不正确和不符合实际的。

　　我国要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和完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只有公有制才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国有经济需要深化改革，完善其管理和运行体制与机制。但是，如果把已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也进行资本主义私有化，让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则决不可能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看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达的市场经济状况，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前面讲过，10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是随着蛋糕的做大而趋于缩小，而是扩大了。另据统计，百分之一的最富裕美国人的税后收入自1979年以来增加了两倍，而处于金字塔底部的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同期收入只增长了1/3，美国企业主管的收入与普通工人收入的差距，由以前的30倍，增加到现在的300倍。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又出现的债务危机，宣布了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破产。西方民众和学者在纷纷议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行不通”、“欧美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全面危机”、“应为资本主义看病”、“欧洲资本主义面临最大考验”、“资本主义体系行将瓦解”、“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世界”、“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终结”，等等。从这些媒体的报道标题可以看出：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已日暮穷途，私人资本主义制度正处于危机，需要变革。而有人却主张将新自由主义的一套搬到中国来实施，主张我国放弃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如果这种主张在我国实现，还会有什么以人为本、民生为上、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将不复存在！

　　将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外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公有制经济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否定或轻视私营外资企业的重要作用，更不意味着主张“国进民退”压减私有制经济，也不意味着主张限制富人人数的增加和财产的扩大。只是主张应按邓小平理论、我国宪法以及中央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坚持和发展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搞全面私有化。富人可以继续富，但穷人不要继续穷。富人应回报社会，尽些社会责任。除多交税外，还应有善举，关心和扶助困难群体，缓解社会矛盾和仇富情绪。私有制经济可以继续发展，但不应妖魔化国有经济，搞“国退民进”，排斥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把国有经济搞好搞活，做大做优做强，有效发挥主导作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为全国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增加全民的利益，以永葆社会主义的江山不会变色。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