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迄今公布的三星堆文物上的文字，大都是以数字组合和图画形式出现，这些就是前辈古文字学家唐兰所说的“数字组合文字”、“最初的文字是书契，书是由图画而来的；契是由记号而来的。”在未考察这些文字之前就先入为主地认定“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 是造成三星堆谜团层出不穷的内因。无视或矮化三星堆文明遗存中的文字，是上西方中心论双重标准的当，使三星堆之谜成为永远无解的历史大悬案。为不再上这个当，请你与你的所有群和朋友通过此文看到：
三星堆文明遗存中，文物与文字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的实物证据依文字证据链才能整合成如山铁证直接证实：三星堆文明的创造者——羌夏盟族先民，是炎黄子孙中的一支冠军团队，在世界各国青铜文明竞争中蝉联千多年世界冠军！厉害了，我们的蜀方国！一切“外星文明”、“域外文明”论及“三星堆没有发现文字”的自欺欺人之谈，皆可休矣！
(一)蜀方国的文字与人口构成及其联夏抗商
与入主中原的夏商周三代同期而在四川成都平原广泛分布的三星堆文化，作为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文明，曾行用和发展羌夏部族历代流传下来的数字卦原文字和卦象文字。尽管迄今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公布的出土文字材料不如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那样多，但现已公布的三星堆文化器物上，就有其历代流传的数字卦、数字卦的简化体或美术体，和由数字卦与卦象符号组成的文字。如现已公认的“三星堆现在已发现的7个刻划符号”中，就有数字卦的简化体“×”、“∧”，美术体组合“SZ”，“∧ ”的美术体“∩”及其同不同象形符号组成的文字（阿余铁日 2007），这些都是蜀方国早期原文字和前甲骨文字行用到晚期向成熟化发展中的文字，就像古彝文的成熟化一样，走的是在本部族传统语言环境中独自发展的道路，以致其成熟化文字，既脱离了原来的数字卦原文字和前甲骨文字形态，也不同于甲骨文和汉字。后世散落于蜀地民间诸多文物上的成熟象形文字就是这类文字。
蜀方国早期文字中还有一些因不认识而忽视的数字卦原文字。如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 铜人首额头上，有“H”形符号，也是神农时代以来各地居民在天文观察中用来做记录的数字卦“∣一∣”。还有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铜铸塑象和两件牙璋上的S纹和山形的符号，不仅显示了早期蜀文化居民对黄帝时代流行的数字卦“ ˇ”和“↑”、“↓”之美术体的忠实继承和运用，而且将这些数字卦作当时行用文字的内涵昭告于世。彝族古文字学者们已在探索用古彝族文字来破译三星堆文化刻符，并发现三星堆文化与彝族文化在器物、文字等方面的相似性和同源性。其实，三星堆刻符与古彝文的相似性和同源性，就在于它们同源于数字卦。对此，本书系第一卷第四册有详论。
只需将拙著第二卷第四册证明的鲧族（Z）、夏禹族（ˇ）和羌族（Y）及羌族的一个分支氐羌族、后世称姜戎族（××）的族号及其图案画，与三星堆文化各地遗址出土器物上的族号文字相对照，就可发现这些部族的族号被标记到很多器物、特别是一些重要器物的重要部位，如图1.3.4所示的这些器物，就以其标记的族号及其图案画，宣告了当时以三星堆遗址为中心之方国人口构成的多个族属。
图1.3.4中的1-3图所示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是夏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自鲧部族与羌部族于距今4300年间在关中地区结盟，随之到陜北石峁遗址筑“三仞之城”（《淮南子•原道训》），对以晋中陶寺遗址为中心入主中原的唐尧王朝发起挑战而招致接连失败后，逐渐迁移到甘青地区，将当地马厂文化转变成齐家文化，而发展成夏羌盟族再度向中原王朝夺权之根据地的重要标志。铜牌87GSZJ：36 上排列的双列“Z”形纹（图1.3.4.1），是夏禹部族父辈部族族号Z 的图案画；其另一铜牌87GSZJ：16（图1.3.4.2）每层双眼以上的几何纹实呈V形，都是夏至日出入方位数字卦简体“ˇ”的图案，配上其间环绕的云象纹，同上述前甲骨文“ˇ龙”字一样，是以夏禹为首之夏后氏的族号和族徽。三星堆遗址东北部的仓包包出土的铜牌突出两个“Y”形纹竖向重叠图案（图1.3.4.3），显然是羌族的族号。因此，铭记这三大部族族号的铜牌，在三星堆文化中的出现明显宣告了：三星堆文化的主人，于距今4100-2400年间，凭著夏羌联盟为基础的夏王朝这时向外扩张的强势，由分布在岷江上游的夏羌部族联盟的一个分支迁移而来。这既合乎杨雄《蜀王本纪》关于蜀人始祖“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的记载；也一致于考古学家家们以玉器、铜器和陶器演变特征对三星堆文明来源的论证（刘新生 2016，彭燕凝 2016，朱乃诚 2020）。
至于金沙B型玉戈上的古数字“××”组合所代表的氐羌族号（图1.3.4.4），既同上述三星堆遗址二期陶罐上刻划的“×”形族号简体相类；也与石峁遗址出土器物和夏文化遗存出土铜器上标记的同样族号一样（苏荣誉1995），表明曾与鲧氏族为首的有夏族结盟创建石峁方国、与禹氏族为首的有夏族结盟创立夏王朝的氐羌族的后裔中，也有些人来到蜀地，参与了羌夏盟族蚕丛分支主导的建都立国活动。这也佐证了金沙遗址的主人依然属于羌夏盟族的族属。
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青铜牛首“额上饰菱形纹”，实为数字卦组合“∧×Y”（图1.3.4.5）。其中的数字卦“∧×”， 曾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偏壶上以朱书的形式出现过，本书系第二卷第四册已释读为甲骨文前文字“文”，有表示“经天纬地”之义，那里尧部族的人将其与卦象文字“尧”连用，表达“尧文王”之意。这里的主人用此字与羌族号“Y”连用，同样，有表达“羌文王”之意；且这个文字组合刻铸在象征神农炎帝族团的牛首上，显然，是在强调自己是神农炎帝族团下属的羌文王。
陜西城固出土的这件青铜戈上铭记的“Y”羌族号，在表明它是蜀戈的同时（图1.3.4.6），也表示了当时羌族军队为捍卫和发扬其祖先荣誉而战的意志；段渝（1996）判它为“形制略类于蜀戈”，与他断为蜀戈的第三种戈一起，都存于“商文化”中、“是蜀戈向北扩散的结果”。作为蜀国出师北征商国战争中留下的武器，它们见证了蜀方国与商王朝之间的敌对关系。这与甲骨卜辞所载的夏人、羌人与商人之间长期争战的史实相符。
(二)蜀方国的文字与其作为成熟文明特征的宗教(略）
(三)蜀方国的文字与其王朝及其助周灭商（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