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如何带领中国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

2021-9-9 22:4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483| 评论: 0|原作者: 滠水农夫|来自: 食物天地人

摘要: 今天是毛主席逝世45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通过本文一起回顾毛主席带领中国农民开拓合作化道路的历程，尤其是他对农业发展道路的构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

　　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波折和推进

　　在合作化运动兴起之初，就出现了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认为山西省委支持合作组织发展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毛主席知道后借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手工工场的例子说服党内同志，批评了刘少奇的错误。在毛主席的支持鼓励下，更由于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亿万农民迸发出强大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不断涌现实践合作化道路的典型，毛主席亲自编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编写按语，总结经验，宣传推广，不断推动合作化运动向前发展。　　

　　针对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愿望，毛主席及时对人民群众中蕴藏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给予大力支持和精心引导，指出面临着农业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瞻前顾后。同时毛主席还指出，“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他们满足于农民已经从地主手中取得的土地，希望稳定农村现状，或者认为在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问题上应该采取特别迟缓的态度”。

　　合作化运动开始之后，中央高层中又出现了因为运动中出现某些偏差的问题，而对合作化运动发生怀疑，并以“反冒进”为名，给如火如荼的运动泼冷水，提出实行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毛主席没有偏听偏信，而是亲自到各地考察，得知大部分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是愿意以合作社做靠山搞合作化的，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对农业合作化发展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提出了“停、发、缩”的三字方针，指出一味强调停止收缩，势必损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在新解放区就是要发，不能停，有的地方是停，但一般是发，重点要发在发上，这样毛主席就联系实际，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和主流，防止了片面化、绝对化，在扎实巩固基础上把合作化运动更好、更快。

　　在党中央正确政策引导下，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初级社、高级社一波接一波竞相推进。在初级社彻底普及的基础上，高级社得到广泛推广，至1956年底，已经参加初级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民个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六

　　及时纠正合作化运动的偏差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缺乏现实经验，并受左、右倾思潮的干扰，难免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困难和挫折，发生了像大跃进那样的问题。毛主席总最先警觉并站在斗争的前沿，领导全党“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及时指导纠正运动中再现的偏差错误，克服困难，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1958年下旬，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视察河北、湖南一些农村时，就开始发现人民公社所有制、分配等方面的许多错误现象，特别是“共产风、供给风”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区别，已经伤害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影响到生产的发展。

　　毛主席为解决“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问题和公社化后所发生的农村生产、分配、经营管理、生活、福利等方面的问题，从1958底年到1959年中，通过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形成了《关于公社18个问题》文件，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作了若干原则规定，概括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预算、各讲盈亏；分配计划、社内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质劳动、特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对于纠正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偏差错误，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起到重大作用。

　　在阶级社会中，党内左、右倾思想的产生既有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源，又有思想认识(如唯心论、机械唯论、不可知论、形而上学)的来源，因此在前无古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出现左、右倾倾向，既是应该尽力避免，又是难以避免的。即使是毛主席本人，对党的工作是否含有左、右倾倾向的危害性，也需要一个实践中观察和逐步认识的过程。

　　但毛主席总是最先洞察和警觉到左、右倾现象的出现，总是率先带领全党光明磊落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总预先尽可能防范左右倾倾向，他这种对人民利益的强烈责任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气度，使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规避了重大曲折，少走了许多弯路。但是毛主席逝世后，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采取温水煮青蛙的卑劣手段，一时诱惑欺骗了不少人，把中国引向了背离社会主义的不归路，其人的人品风格，恰与毛主席形成鲜明对比，极好地充当了“反面教员”的角色。

　　七

　　50-70年代两种路线的斗争

　　在农村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以及人民公社建立后，始终交织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我们应该看到这不仅是中国在三农发展问题上的主线，也是新中国60多年来政治斗争的主线。而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表现在新民主主义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要不要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核心问题上。

　　以刘邓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认为只有先完成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普遍使用了，农村富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方可实行农业合作化。因此在合作化运动初期，他们对群众自发的互助合作采取限制打压的办法，而对农村富民经济给予积极鼓励。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他们又对运动中产生的个别问题夸大，企图拖群众后腿，强调反冒进，被毛主席批评为走路东摇西摆的“小脚女人”，他们实质上是对农民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热情，而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农路线则非常上心，念念不忘，时刻总相走小农经济的回头路。　　

　　王盛烈《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丰收》 1953年

　　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认为：必须强化人民民主专政，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巩固工农联盟，通过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发展互助合作经济，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毛主席也总是敏锐地发现社会主义萌芽，并细心养护培植，不断总结经验，作为典型范例向全国推广。同时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农路线保持高度警惕性，及时批判和纠正，保证了合作化运动顺利向前推进。

　　合作化运动完成、人民公社建立后，两条路线斗争又表现为是坚持集体化还是“分田单干”，这就关系到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成果是要继续巩固提高还是解体倒退的大是大非问题。尤其是经过大跃进的挫折和三年自然灾害，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沉渣又起，非常活跃，对集体化道路由怀疑到反攻，包括陈云、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田家英等一大批领导人化身分田到户。陈云就讲“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邓小平讲“不管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社会上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相互推动，加上相当多干部群众对路线斗争意识薄弱甚至混淆，一时间单干风势头汹涌，甚至在全国有蔓延之势。毛主席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这股单干风予以迎头痛击。他找陈云、刘少奇、邓子恢等人谈话，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

　　毛主席说：“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至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什么产量责任制，什么包产到户，统统是单干。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分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搞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生产，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

　　今年我们来看，毛主席对分田单干的批判难道不是句句是真理吗？中国农业30多年的发展道路完全印证了毛主席当初的判断，延续至今严重的三农问题不就是由此而来的？可惜的是面对严峻的三农危机，小农经济道路走到尽头的困局，一些人还是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他们对农村集体化道路视而不见，对坚持集体经济获得巨大成功的南街村、华西村不宣传、不提倡、不推广，而一心一意强行推行不得人心的资本下乡、土地流转，大搞变相私有化，扶持资本大农，消灭小农。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既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又造成了诸如跑路、骗补、抛荒、非粮非农等严重的负面影响，但至今没有看到某些人的反思，更不用说改弦更张，回归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人们看到反而是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改造变本加厉，加速推进，向着与集体化背离的道路愈滑越远。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只因为他所处的阶级立场决定的，他们只会向资本主义那里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会向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答案，这既暴露出其腐朽没落的阶级本性，又预示了他们不可能真正求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会距离更大的彻底的失败愈来愈近。

　　鉴于分田单干问题发生的顽固性、紧迫性和严重性，毛主席警觉到“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这就是将农村中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上升到坚持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高度，起到警示全党全国人民的作用。毛主席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主张嫉恶如仇，他反复强调包产到户对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危害性，反复教育身边的干部和全国人民，认清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社会主义。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又一次严肃地谈到包产到户，他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讲了一段极为精辟的话语(见马社香《前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又一次敲响了警钟。毛主席从我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并直接在包产到户的斗争中，引申出了“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并不仅仅限于对包产到户的简单否定，他要追根溯源地深入批判党内高层中的修正主义，并且要为我们党确立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路线，以便于全党能及时识别修正主义。

　　毛主席针对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问题深入剖析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问题。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死定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见微知著，高瞻远瞩，从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的发展中，总结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和特征，并提醒全党全国人民，警惕资本主义重辟的危险性，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可是后来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毛主席逝世后，走资派利用利用农民群众中存在的消极落后意识，并以所谓尊重农民意愿为由，以实行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相推行早就被毛主席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从而在中国开启复辟资本主义的阀门，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一泄千里，直到今天。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八

　　人民公社的大胆设想和实践

　　毛主席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及时发现和纠正左、右倾错误，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确立了一条正确思想路线，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

　　我们说，这条新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又与苏联的集体农庄体制有别，是毛主席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伟大创造。这个创造既包括了由小农经济向集体化大生产过渡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造之路，又包括了由集体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之路，甚至还包括了由社会主义向未来共产主义过渡的新路。

　　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贫下中农，通过思想教育和实践示范，组织广大农民群众有计划、分步骤地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逐渐从生产资料私有制过渡到半私有半公有制，而后又过渡到完全的公有制，一面动摇、削弱、消灭农村中的私有残留，一面建立、巩固、扩大公有制经济，最终完成“一化三改”任务。

　　而人民公社理论，则更体现了毛主席思想的精华，是毛主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最为闪光的成果，也是毛主席关于三农理论的核心关键。正如人们指出的，人民公社绝非单纯的大型集体农庄，其与高级社相比，虽然同是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量的扩大，更在于质的升华。

　　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就体现在人民公社具有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农林牧业副渔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社会学校、合理有效过渡形式等诸多特点。一大二公的体制便于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社会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迅速提升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力。政社合一体制便于劳动人民实行社会主义大民主，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和农林牧业副渔全面发展蕴含了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就地城镇化的雏形，而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社会学校则起到培养大批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合理有效的过渡形式表明了人民公社是我国三农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是国际共运的重大创举。

　　毛主席对人民公社的探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的摸索探求中，在克服和战胜困难中，在不断分析和调整中，最后才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体制，并且保持了二十多年，给中国三农注入了强大力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夯实了坚实的基础，源源不断支撑着新中国生产力、战斗力的不断发展。

　　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毛主席的制度设计，毛主席的思想非常开放，非常久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毛主席就讲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带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然而我们知道，自从农村实行分田单干，人民公社解体，中国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城乡和地区发展失衡，呈现出凋弊落后农村中国和繁华现代城市中国的两个中国两面一体奇观，一边是农村的空心化、衰落化，一边是城市的扩张化、稠密化；一边是严重的三农危机，一边是不断加剧的城市病，这不都是背离人民公社发展道路造成的恶果吗？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实践雄辩证明，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广大劳动农民群众才能具有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基础，才能具有劳动者在上层建筑领域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充分条件，才能具有劳动者主导的社会化大农业，才能不断缩小三大差别，才能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中国的现代化。否则，一切希望必然落空。

　　九

　　为了人民的光辉未来的深切纪念

　　虽然毛主席带领亿万农民进行合作化、集体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被否定、被污蔑，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早已洗尽了泼在上面的一切污泥浊水，是珍宝总要发光，是真理总会被人民接受和认同。当此三农问题引起国人热烈争论的时刻，大家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坚持集体化发展至今的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等共同富裕农村，这就显示出了真理的强大力量。

　　正像学者张文茂同志指出的，毛主席创造的人民公社道路，是中国国家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两条腿并行的道路，是中国得以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绝不是如某些人污蔑的所谓集体捆住了农民的手脚，是没有自由的农民集中营，更非如某些人颠倒黑白地说农村集体化道路饿死了多少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贫困问题。他们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是认识问题，而是阶级立场问题。而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受其宣传误导，难免有一些模糊错误认识，这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好在人民公社的理想之花并没有完全被资本主义潮流摧残，现存的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等坚持集体经济的农村作为活的宣传榜样，昭示了人民公社实践的正确。正如华西村吴仁宝同志总结出的华西发展道路：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不正是一步一步地实现了毛主席当年规划的人民公社远景图画吗？

　　抛弃人民公社，解体集体经济虽然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拓了道路，但是也将中国引向了依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而且造成了现今愈来愈严重的三农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农村及至整个中国的社会稳定，都形成了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束缚。面对今天的重重困局，三农道路怎么走，中国走向何方，正拷问着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

　　我们今天在这里回顾毛主席当年带领亿万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实践，并非如古人般的吊古伤怀，徒发感慨，而是要透过历史，面对现实，更好地开拓未来。时代向前发展，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都与毛主席那个时代不同了，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更不能随大流消极无为，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创造属于我们时代最鲜活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