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前文我在描述山西那位卢俊峰书记时提到，“一年半之前的那个1月16日，当时疫情还没有大规模向全国笼罩铺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恰是去年的新冠疫情，让中国人民、特别是在网络世界借助信息垂直传播，第一次深彻感受到了举国体制与国有企业的强大优越性。 中国在抗疫大业中能够脱颖而出，凭借的就是举国体制动员、公有制医院和中医国家队这三大法宝。 不得不警惕的是，当前我国私立医院的占比已经达到64%，这是非常成规模的数量。 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国医院数超过3.2万个，其中公立医院仅12072个。 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恰恰是数量不占优势的公立医院，在去年抗击新冠肺炎的国家级战役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绝对领导作用。 恰如数量不比西医、却在功效贡献上让世界惊叹的中医那般。 就在今年年初，因防疫指挥不力，沈阳市两家私立医院被吊销执业许可证——沈阳皇姑秀水门诊部和沈阳谱康医院有限公司，因未严格执行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相关规定、未按照卫生行政部门要求采取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导致了新冠疫情在沈阳的复播。 纵观去年上半年惊心动魄的抗疫作战，私立医院在战胜新冠疫情中所起作用实在甚小，仅治愈了1400余人，占治愈病人2%，其余98%病人皆为公立医院救治。 以初期的暴风眼武汉为例，当地私立医院占比高达恐怖的72%——公立医院过少，是造成武汉在疫情初期严重泛滥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另两大因素是当地主管部门在抗疫初期官僚主义作祟，以及南方系媒体的夸张报道造成武汉民众恐慌而挤瘫了医院承载）。 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3月10日，全国共有643家非公医院参与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工作，累计收治确诊病例3419人、疑似病例1627人、治愈出院1484人。 然而截止当日，我国彼时已治愈61567人——也就是说，私立医院治愈病人仅占2.1%。 两天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电视讲话：“此次疫情启发了我们，必须将某些商品和服务置于市场规则之外，将食物、防护、医疗和生活环境托付给别人是一件疯狂的事情。我们必须重新夺回控制权，建立一个比现在更独立自主的法国和欧洲，一个牢固掌握自己命运的法国和欧洲。” 再两天后，西班牙卫生部长萨尔瓦多·伊拉与西班牙国防、交通和内政三部门的部长召开联合发布会，宣布西班牙的医疗体系将“国有化”，所有私营医疗配置将置于西班牙国家卫生系统的管理之下。 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于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由亿万工农阶级用汗水打造出的举国性的公有制，在2020年这个被疫情定义的“大变局之年”，成为了世界的灯塔。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曾在疫情被成功控制后，公开直陈： “全国民营医院所占比例已近64%，但它只是数量很多，在床位、能力等其他方面，与公立医院比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武汉此次医疗服务整体力量严重不足，其中原因之一是武汉公立医院占比显著低于全国，2017年武汉市有公立医院96家，民营医院258家，民营医院占比72.9%，显著高于全国民营医院占比64%。” “国家调集全国各地医务人员奔赴武汉抗击新冠疫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致命威胁，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请缨出征，奔赴武汉前线，支撑起抗疫防疫的大局，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相比之下，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龟头缩脑，应者寥寥，有的私立医院干脆关门停诊，以逃避责任。有的私立医院在不承担患者救治任务的情况下，居然和公立医院争抢医疗物资。”
上面这个视频在3月份曾火遍全球，这名美国女议员对美国CDC的质问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关于医疗制度变革的深思，尤其是在经历过奥巴马医改失败（被利益集团掐灭）的美国。 当时，一个中文互联网上令人忍俊不禁的场面出现：澎湃新闻也发了这个视频，然而原视频5分20秒，澎湃新闻却剪掉了其中一分钟。 它剪掉了什么内容呢？如下： “美国40%的人拿不出400刀” “33%美国人放弃治疗” “美国人检测一次新冠需要1331刀” ……… 如上文所述，南方系媒体的屁股真的坐得太正了，他们看问题从来可能从来只用腚眼。 所以他们看不到对比之下的中国公有制医疗：
去年的疫情，置身于如此巨大的全球性公共灾难，我国的地铁公交没有涨价、基本民用商品没有涨价、全员核酸检测政府包办、军委调动军力进驻疫区仅一夜之间、湖北武汉换将换帅超3000人（没有西方的“中央地方矛盾”）…… 这一切，都是公有制的伟大，都是共和国的“老底子”在保护中国人民。 一场疫情，凸显制度优势和制度底线。 我无意在这里刻意切割历史，但是观察到许多清晰可见的宏大又温暖的场面：武汉几近沦陷时全国各省公立医院调动医力“点对点”组建援鄂医疗队、武汉方舱医院内后期呈现出一片歌舞欢腾的人民公社式的“无阶级景观”、前线医护战士昼夜不分地为了一座距离家乡可能是千里之外的湖北拼命…… 我必须忍不住感叹一句：建国前三十年毛主席亲自为民族铸下的公有制与公有制精神，直到今天依然在护佑着中国。
7 对民营企业的吹捧和对市场经济理论的迷信，在1992年被定调，于2001年后沦为一种政治正确。 以至于二三十年来，在2012年十八大之前，国有企业和「党的领导」逐步被边缘化，特别是在與宣领域更是不受主流媒体的待见。 但其实仔细查阅数据和真实的现实，不论是国计还是民生，国有企业依旧是共和国响当当的招牌，「党的领导」依旧是社会主义经济金闪闪的大旗。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2018年时投资规模中国第一的华为公司在世界排名第五，当时就有声音在聒噪：中国的国有企业都不搞研发、只会混日子？只能让华为撑门面？ 这显然是无知中的无知。 除了华为这个顶级民企大咖（实际也已经深入嵌入国家战略版图），事实上中国的绝大部分科技研发重任都是在由国有企业在承载。 可以看一看当前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排名如下：中国建筑（218.72亿）、中国石油（214.1亿）、中国铁建（165.25亿）、中国石化（155.39亿）、上汽集团（147.68亿）、中国交建（126.47亿）、中国通讯（125.48）、中国中车（122.65亿）……… 清一色的国有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来就不是过去许多年里被南方系媒体与体制内经济专家们定义的所谓“依靠垄断赚取利润、科技研发一毛不拔”。 相比于日韩等看似经济发达、实则没有主权的半资本半殖民地国家只能在半导体、钢铁、汽车、电子等领域创造本土托拉斯巨头，而如能源开采（比如石油天然气）等核心领域依旧是欧美跨国财阀掌控的窘境——中国的一大批“中字头”国有制造集团，则完全是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的象征。 像中石油（旗下已有37家石油装备制造企业）、中石化、中海油等，就硬生生从欧美油气集团的垄断格局里（石油开采其实是妥妥的高科技产业）分了一杯羹。 如果中国把这一块领域让给了“市场经济”、让给了民间企业，那么国有资源的控制方会迅速在欧美资本的侵略下买办化，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源也会一夜之间被殖民化。
在军工领域，中国国有企业的成绩更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标杆：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15至2019年的世界军火出口情况，排名前10的国家中有8家都是白人国家，只有第5位的中国和第10位的韩国是非白人国家（但韩国事实上还不如以色列）。 要知道，美国的军火出口占到全球份额的36%，俄罗斯占到21%，中国能够在已经极为狭窄的赛道里杀进前五，这里面正是我国军事制造国企实力强大的体现。 比如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工业公司），世界500强第140位，生产出了99A坦克、红箭10反坦克导弹发射车、04式步兵战车等； 再如千寻位置公司，它是北斗导航系统的技术支撑； 再如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南方工业公司），世界500强第367位，重庆长江汽车、江西江铃汽车等都是它的子公司，还有天威保变电气（中国最大的输变电设备专业制造企业之一）也是它旗下。 再如中航工业公司，众所周知的沈飞和成飞两大飞机制造厂均为其旗下，是白人国家企业外，世界上唯一能够制造喷气式舰载机和第四代战斗机的机厂； 再如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旗下江南造船厂在2017年夏天下水了我国首艘055万吨国产驱逐舰（去年1月服役），旗下的大连造船厂更是中国的航母基地，不用多介绍。 ………………… 近四十年来，随着“一切向钱看”“一切唯GDP至上”的思维束缚，对待国企和民企的评价出现了西化。 需要看清的是，国有企业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为了利润，更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和国家相关领域的命运前途。 像熟知的中核集团——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它既是对外担负着为我国寻找矿产资源的任务（2019年收购纳米比亚的罗辛铀矿，跻身世界前五大天然铀供应商），又要对内肩抗扶贫脱贫的重任。 2019年，中核集团的四个全国指定定点扶贫县：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宁夏同心县、陕西安康市的浔阳、白河两县，全部摘帽脱贫；中核旗下的各个单位在全国超过二十个省市还支援了五十多个县的脱贫攻坚战，甚至还有干部因公殉职…
这些，都不是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外域外资在中国能够扛起的。 哪怕某些民企搞“慈善”、搞“环保”也看似风生水起，但“利润当头”“慈善粉饰”的外皮下，资本家搞慈善，2021年，民众应该不那么好骗了。 我只想说，在长久以来的宣传层面，对于我们的国企和民企的区别对待、两面口径，媒体群体是不是也该整顿整顿了？ 真正不搞研发、不搞制造业而只想着玩金融算数游戏和消费主义洗脑陷阱，然后败坏了年轻人的消费风气、抬升了年轻人的生活就业压力之后，又反过来来奚落年轻人被迫“躺平”是不求上进之表现的——到底是国企，还是民企？
动辄席卷舆论、收买控制媒体将自己吹上天际的某些民营财阀，每每真到了自己一再作死而无法收场的地步时，不还是得哭天喊地得要国家出手、要国企下场捞救自己？
一次两次，两次三次，那么我又想问了：属于全体人民的国有企业资产，凭什么一次次地被拿来给这帮烂泥扶不上墙、只会满世界海岛注册离岸避税公司的私企做兜底？ 某些官员一见到民营资本家就恨不得点头哈腰、召集管辖区域内的群众待其如救世主般的群媚，当休矣！ 跋 爱因斯坦在1949年5月目睹了美国财阀收割了世界大战的红利后，说过这样一段话：“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 恩格斯也曾指出：“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是我们绝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集团。” 像卢俊峰书记那样的对民营经济趋之若鹜、对警惕民间资本者“杀气腾腾”的官员，我很愿意引用一句列宁同志的话：“徒有虚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 列宁同志还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有过一句更辛辣的揭露：“当资本力量雄厚，奴役着千百万劳动者、奴役着整片整片地区的时候，它便开始直接地和肆无忌惮地对政府施加压力，把政府变为自己的仆役。” 社会主义中国想要永葆工农阶级的主人翁利益与地位不受伤害，想要永葆与世界发达国家（通过殖民侵略实现）的先进生产力进行抗衡的工业实力，不二选择即是做大国有企业资本、遏制民间资本无序扩张。 从事实看来，当前，国家走的路径与实施的一系列举措也非常正确， 只愿那些蝇营狗苟不要负隅顽抗得想着蚍蜉撼大树，小心“撞得头破血流”。 最后奉上毛主席的三段话：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2年6月。 “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 1953年9月。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 1970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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