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性视野中重估八十年代

　　鲁太光：谢谢卢老师，让我们看到了1980年代艺术界的多重面向。下面请杨庆祥老师发言。

　　杨庆祥：首先祝贺贺老师这部著作的再版。我看了贺老师的一些访谈，说到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历时很久，最早是博士论文，中间推倒重写，博士毕业10年后再出版。贺老师后来很多研究的方向，比如最近几年关于民族形式的研究，其实也是从这部著作里面延伸出来的。2010年出了第一版，今年出了第二版，前后历时近20年，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本书的写作史与中国21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构成了一种互文的对话关系。

　　我先谈一下对这本书的看法。刚才贺老师用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80年代人”，就是大概在1950年代出生，在1980年代奠定其历史地位的这一代人。这一辈人在中国当代文化史里面拥有最多的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实际上中国学术的体制机制，包括整个中国文化的生产机制，现在依然还笼罩在这一代人的“阴影”之下。

　　杨庆祥：《80 后，怎么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

　　这里面涉及历史的讲述问题，对历史讲述的垄断是每一代人都有的倾向，每一代人都希望垄断历史讲述的权力，并与后来者的讲述形成一种“敌我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自觉的意识去反对或者去解构上一代人的历史讲述，历史的叙述就会停滞，这种历史叙述就会构成单一性的霸权叙述，并会遮蔽对这一段历史的丰富认知，从而导致对自己当下历史认识的不清晰。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祝东力老师的发言也非常有启发，提供了跟贺老师不一样的视野，这恰恰说明1980年代历史本身是多元的。我记得祝老师在《精神之旅》中对“人民”的讨论，和阿甘本关于人民的论述有互文关系。

　　贺老师是“70后”，祝老师是“60后”，我是“80后”，现场还有一些199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不同代际的人对历史的感知、触摸、介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正是在这样多元互动的关系里面才能够构成一个多元丰富的1980年代叙事。我相信10年、50年以后对于1980年代的认知，有新的经验的人做出描述和书写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的。我有一段时间想写一篇介于散文和论文之间的，从一个相对平衡的角度理解1980年代的文章，但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觉得贺老师这本书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它突破了既有的尤其是“80年代人”对1980年代历史的垄断性叙述，建构了独具贺氏风格的历史叙述。

　　其次谈谈研究视角的问题。贺老师在书的序里面谈到她的视角借鉴了曼海姆，实际上尼采早就强调这个问题，他说“没有视角就没有判断”。贺老师的视角，包括2000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2020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序言的重写、结尾的重写、章节位置的重新编排……这样一些操作折射的是视角的位移。从贺老师的这种位移我们可以看出1980年代是在不停地当代化，也就是在不停地问题化、历史化。我觉得这个视角不仅仅是外部的视角，也不仅仅是贺老师个人经验的视角，而是因为1980年代的历史本身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历史的内部就已经有多个视角了。只不过这个视角在我刚才讲的霸权式的叙述里面被遮蔽了。

　　我举两个小细节，一是第一章讨论1980年代的“人学”思潮，其中对“家”的想象和建构的分析非常精彩。“五四”时期“家”被想象成一个压迫性的机制，“五四”一代人的主题是离家出走。但是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家”变成了一个小而坚固的共同体，是能够对抗宏大叙事的堡垒，在这一点上，1980年代相对于“五四”而言是一个逆向的建构。如果我们继续考察更年轻一代的想象，比如“80后”作家的写作，这个“家”又变成一个压迫性的封闭小系统，也就是阿兰·巴丢所批评的：“一个小爸爸、一个小妈妈、一个小宝贝。”个人变成了孤独的个人，没办法进行社会化。“80后”作家张悦然的一个短篇小说《家》处理的就是这个主题，我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来论述这个问题，并得到了同代批评家的认真回应，可见这个问题已经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内化。另外一个细节是关于1980年代作家的“书目”问题。贺老师注意到余华、莫言他们在塑造历史传统和文学谱系的时候不停地强调他们的阅读书目，他们阅读书目的一个特点是以20世纪欧美作家的现代派作品为主。我最近在指导博士生做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阅读书目，把《平凡的世界》里面提到过的书都列出来了，然后做了一个分类，发现他的阅读书目跟余华、莫言等人完全不一样，他的书目更丰富，包括苏联作品，19、20世纪欧美作家作品，中国“十七年”时期作品，还有《人民日报》的社论等。路遥的阅读书目和余华的阅读书目共同构成了1980年代的知识史，但是在“80年代人”的历史叙述里，路遥的“知识史”被部分地遮蔽了。贺老师的著作恰好是对这种“遮蔽”的“去蔽”，重新打开1980年代历史的种种势能。

　　基于以上两点，我认为贺老师的这本书实际上有三个层面的指向：第一，文化史或者文学史的指向，文化史和文学史的指向主要是讨论话语和文本之间的关系；第二，当代史的指向，当代史就是讨论十七年、1980年代甚至延续到2020年代，在当代史的框架里面历史的机制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机制之间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和对话，在这个对话之间生产出来什么样的知识和想象；第三，贺老师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为当代知识提供一种思想力和理论力，贺老师很喜欢用“想象力”这个词，这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思想和理论诉求。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以1980年代为个案或范例，由此发展出一套综合性的批判理论，这种综合性的批判理论在中国当代知识谱系里面非常稀缺。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悖论，贺老师试图建构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的批判理论，但借用的很多理论资源却又都是非中国式的，可见这里面有一个多么大的悖论。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必须在欧洲的时间里面扭曲它的时间。我觉得这可能需要数代学者的努力。

　　鲁太光：谢谢庆祥老师，虽然简短，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现在三位对话人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请贺老师进行回应。

　　贺桂梅：听了几位老师的讨论，我有了更多的想法，也对自己关注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判断。我和祝老师对1980年代的判断确实有所不同，庆祥将其归结为“代际”差异。确实，如何叙述1980年代会受到代际经验影响。但我想说“代际”差别并非自然而然，只有对自身成长经历有了自觉才能形成代际意识。同时，只有在这种自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对“当代性”的创造性理解，才有可能形成与前面几代人和后面几代人的明确的对话关系。我如此叙述1980年代与我的成长经验有关。我出生于1970年，1980年代刚好对应着我的青春时期，所以我对这个时代也有特别美好的印象。1990年代在北大读书学习，使我不断构造起一种批判性的知识谱系，获得了对我影响最大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而1990年代形成的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和批判思想都是以反思1980年代为前提的。我同意庆祥的看法，目前关于1980年代的叙述还不够多元，这与1980年代形成的“新主流”以及“80年代人”长期稳固的权威位置有一定关联。今天如果要重新释放出1980年代所蕴含的活力，就必须要去不断重新阐释1980年代，而且要更明确地意识到如何重新叙述1980年代。一方面要看到1980年代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也不要规定谁更拥有对1980年代的解释权，而应将1980年代作为不同代际、不同立场的人在当下的定位参照。

　　祝老师刚刚提到自己从《精神之旅》到今天对1980年代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在《精神之旅》中，祝老师对1980年代的批判是比较直接明确的，当年也给了我很大震撼，因为很少能够看到有人如此深入地在1980年代内部讨论其构造自身的方式及其问题。祝老师今天对1980年代的判断，也是基于他对当下中国的思考。有一些地方希望还可以同祝老师进一步讨论，比如祝老师提出要关注1980年代丰富的“观念-符号”下的“真实诉求”，对此其实还可以借助解构主义进一步反思。那些“真实诉求”是我们能够感受、体验到的，但到底用什么符号、观念、语言来言说、表述它们，同样重要。因为“观念-符号”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当人们用一套语言去讲述诉求、欲望时，实际上那个“真实诉求”已经被改变了；“真实诉求”“原初欲望”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无法真正触摸、抵达。在这个意义上，“观念-符号”依然值得分析。祝老师特别启发我的一个说法是他认为相较于五四，1980年代更加封闭，我认同这个判断。但我同时觉得，1980年代要求变化、要求冲出中国内部，这种诉求是全方位的——从知识分子到农民以及社会各阶层，所以1980年代的变革可谓势如破竹，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的结果。但五四时期的求变更多还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阶层，即鲁迅所说的“铁屋子”里面的“觉醒者”，而当时的中国底层社会，特别是内陆中国、乡土中国的农民其实还没有那么强烈的变革诉求。可能要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革命深入到中国社会下层后这个“老中国”才真正发生转变。

　　卢迎华老师从艺术领域、美术实践的脉络展开她的对话，反身呈现出文学、电影的媒介特性。文学、电影和美术在1980年代共享着同样的诉求，但文学、电影的媒介反思没有像美术这么激进。就小说和诗歌而言，小说也在1987年发生变化，出现了余华、苏童、格非等后现代的先锋小说家，他们真的可以抛开一切谈论语言与形式的革命；诗歌界则在1986年有现代主义诗群体大展。这些都与美术界的情况形成互文，而我们在将文学领域和美术领域互相参照时需要进一步思考，它们有着哪些共同诉求、它们的具体表达又有何不同。处在同一历史语境中，不同艺术媒介之间的差异性与共同性，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

　　祝东力：我也回应一下贺老师提到的两个概念，一个是代际差异，一个是解构主义。刚才休息的时候跟庆祥老师交流了一下，他也讲到代际问题。我作为“60后”，80年代是经历过的，在1990年代也对1980年代进行过批判，那是当时的角度，今天我的看法有很大调整。所以，这里的代际不是自然年龄的概念，而是文化思想意义上的分界。一个人的自然年龄属于上一世代，但在观念上可能属于更靠后的世代，就是说能够采取一种更具综合力的眼光，像黑格尔讲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不断综合、反省自己已有的经验和角度。后代人能够看到更完整的历史景观，所以更容易做到辩证综合。这是补充的第一点。

　　第二个，解构主义。我也明显看到贺老师以解构主义方式处理1980年代。我想起一件事，1988年在成都开会，遇到一位刚从巴黎留学回来的朋友，我们聊天形成一个共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不可超越的，它什么都能解构，我们不喜欢它，因为整个稳定的世界都瓦解了，但拿它没办法，因为它那套逻辑我们跳不出来。后来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思考解构主义，觉得它的30%是有效的、犀利的批判工具，70%是智力游戏。解构主义的逻辑是把索绪尔的“差异”原则推向极端：既然语言只有在差异中才能显示意义，那么这种差异是没有止境的，这就是所谓“分延”。所以，语言的意义总是无法完全呈现，总是含混不清的。那么，怎样破解这种逻辑？就是承认所有存在和意义都是含混的，没有100%的确定性。但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还是可以确定：一个正常的表达与编织的谎言之间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即使承认了“分延”的逻辑，事物间的这种区别仍然存在。

　　回到刚才贺老师讲的欲望诉求也是被构建的，我也可以说，那种被构建出来的欲望与完全没有欲望、与完全编造出来的欲望还是有区别的，解构并非万能的，而是有限度的，我们要注意解构之后的剩余之物，真实世界是无法被彻底解构掉的。我就补充这些。

　　鲁太光：现在我们请一位“90后”的学者，我们所的李静老师发言。

　　李静：大家好，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的李静，我是一个“伪90后”，生于1989年。非常感谢刚才各位老师角度各异的分享，让我受益良多。首先要祝贺《“新启蒙”知识档案》的再版，我对这本书很有感情，第一时间就重读了。因为我博士论文所写时段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这本书曾经帮助我进入到1980年代的基本情境中。这次重读，确实有了更深的体味。虽然贺老师强调1980年代结束了，一定程度上说确实如此。但就像今天论坛的主题“在当代性视野中重估80年代”，我们一直是在当代性的历史机制中有意无意地与1980年代发生关联，或者说仍然活在1980年代的历史后果中。“新启蒙”思潮为种种基本问题范畴，提供了“后革命”时代的回应方式，包括如何处理个体与集体、国家的关系，文学与政治，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多种基本关系，甚至塑造了我们对于“人”的原型化想象。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就指出陈景润所代表的脑力工作者，其实就承载着当时树立起来的关于现代化的人的想象。

　　前段时间看了一部电视剧《隐秘而伟大》，讲的是国共内战。里面有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是通过德国诗人席勒的诗句“人要忠于自己年轻时的梦想”，而非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来理解与认同革命的。这是经历过新启蒙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叙述历史的方式。1980年代给予当下生活的这种毛细血管般的影响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认为贺老师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正是将1980年代留下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认知装置，那些一直盘旋着的“历史幽灵”，或者用今天的互联网语言来说，那些“底层逻辑”，那些“80年代的主导文化”，清晰地呈现出来。贺老师去年出版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著作，其实也是显影那些最底层的文化结构。因此我觉得这本书也是贺老师著作里最具有出圈能力的一本，不管是跟祝老师所做的美学、哲学研究，还是与卢迎华老师所在的艺术史领域，都有很强的互动性。再比如，我们所之前召集的一期青年文艺论坛上，秦兰珺老师邀请到一位游戏开发者。他表示，在做以1980年代为主题的游戏时，读了贺老师的这本书，觉得帮助很大。

　　简单来说，这本书所解构的新启蒙历史意识，就是指当时建立起来的各种二元对立思维和现代化范式。跟贺老师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书有着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借助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于“知识”与权力体制的关系，对于话语谱系的梳理都很透彻，尤其对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向第三世界输出现代化理论的情况，反复加以论证。下面我想围绕这本书的方法论，尤其是围绕知识社会学提几个问题。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第一，贺老师在处理思潮的特定构造方式时，充满了人文学的想象力。尤其是她和祝老师在还原人道主义的构造过程时，不约而同地拓展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维度，非常有说服力。再比如对寻根思潮的索解，也同样如此。而我的问题在于，在考察知识形式与整体社会结构的关系时，如何避免社会决定论？换言之，如何恰当地评估知识形式、观念思潮的能动性？另外，怎样才可以获得整体社会结构的视野？立足当下的当代性与整体性视野是否为一对矛盾的概念？

　　第二，贺老师在335页有一段自我反思很打动我：“正如‘知识’这一范畴本身所携带的‘冷冰冰’的理性意味一样，这种立足于文本的话语清理工作，无法同时包容曾经在历史‘现场’发挥巨大能量的情感与情绪内涵。这些今天被作为‘历史档案’的文本，曾经召唤出强大的情感和力量，那种认同感的建立、它们与之呼应的更为细腻和微妙的语境，以及人们投射于文本的‘过度诠释’，这些却很难被知识考古学或谱系学纳入。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绝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同时还包括如何理解80年代历史的‘主体性’以及80年代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并且可以渗透到对研究对象的处理中。”确实，这本书呈现出很强的理性反思色彩，这是我们重估1980年代必须进行的一步。那么，1980年代的情感结构，那种历史现场中强大的情感力量乃至无意识，是否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又应当如何开展研究？而文学的价值是否可以由此得到更进一步的挖掘？这里也就涉及前面贺老师提及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

　　第三，也是我自己研究中的困惑。当我们以今天的视野，去指认1980年代思潮的特定语境时，也会有其他人指认我们所言说的话语的特定语境。这是否会落入一种相对主义的陷阱，或是手电筒只照别人，却照不见自己？这是否也很容易演变为由自身立场驱动的“批判”？由此延展出的疑问是，我们今天怎样才能获得一种更加有效、有力的批判话语，以及批判话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感受和困惑。谢谢！

　　鲁太光：请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冯巍老师发言。

　　冯巍：贺老师提到冷战时期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进行了文化层面的战争，我们应该承认美国在占领话语权方面做得特别成功。早在冷战之前，美国在1930年代就已经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抢夺文化上的话语权，只不过冷战之前美国的竞争对象是所谓的“老欧洲”，因为美国在建国初期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是被笼罩在欧洲文化的阴影里面的。这时纽约就有一批人致力于美国文学文化走向独立，比如特里林、威尔逊，还有卡津，他有一本书冯亦代在1949年就翻译过来了，在美国国内出版也不过是1942年。周宪老师主编的“名家文学论坛”，其中也翻译了这批纽约批评家的一些书。所以说，美国的文化战争早就有了。卢迎华老师一定知道沈语冰老师很推崇格林伯格，格林伯格也是纽约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格林伯格所谓的现代主义立场，实际上是“纽约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总体立场。格林伯格当时写美术评论是有明显倾向的，否定当时人们认为优秀的美术作品，推崇抽象表现主义，实际上就是推崇美国绘画作品，为美国的绘画艺术抢夺在世界的话语权。

　　鲁太光：时间过得真快，已经5点32了！我们给贺老师留15分钟时间，在这之前，请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赵志勇老师谈谈。

　　赵志勇：我现在对1980年代这个话题感兴趣，是因为我想梳理一下1980年代西方当代戏剧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传播情况，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荒诞派戏剧。荒诞派戏剧在西方也就是在1950年代流行了10年，它跟二战后欧洲具体的社会语境密切相关。1980年代译介到中国之后几乎没有人讨论这个背景，大家对它有很多误读，比如把荒诞派跟存在主义混为一谈。在1980年代的文化语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理解？我觉得值得探讨。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话题是布莱希特。他在中国的接受一直非常暧昧，从1950年代到后来都很暧昧。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的个案，是左翼现代主义的背景，但又在1950年代苏东集团遭遇很多政治上的曲折。1978年到1990年代初，国内有几出布莱希特的戏上演，放到那个历史语境里面去讨论会特别有意思。

　　我比贺老师小几岁，1980年代我是小学生、初中生，现在回忆起来，我的审美趣味是在那个时候确定下来的。后来上大学，老师基本上都接受了自由主义、新启蒙思想，我从老师们那里想当然地接受了一套没有经过反思的观念，后来开始思考，一些新左派的老师又影响了我，把1990年代上学时习得的那套东西给反思、解构了。但最近这几年我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一方面我发现在整个学术体制里面，1980年代那套话语虽然还占据主导位置，但其实已非常僵化，失去了感召力。如果我们进入网络空间，就会发现其实今天中国已经没有1980年代意义上的自由派了，那套东西早已经被更新迭代了。1990年代新左派以及它所演变而来的各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一种新的具有垄断性的东西，把我们对当下生活的切身经验和对它的反思给遮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识生产的切身性，或者说知识生产面对当下现实其实是非常空洞的。刚才有老师说到人文学的想象力，我特别赞同。我觉得人文学的想象力就是要建立一种知识生产和现实社会的连接。

　　段超：我是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我想请教贺老师一个问题。您一直关注民族形式，那么在全球化出现拐点，或者说“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当前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呈现为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与1980年代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鲁太光：剩下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贺老师吧。

　　贺桂梅：今天到底怎么看待1940—70年代与1980年代的关系，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研究1940—70年代的“民族形式”，某种意义上包含着对1980年代“新启蒙”的批判。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在思考中国问题时基本上是将“中国”和笼统的“西方”二元对立化，“中国”对应着“传统”，“西方”对应着“现代”，由此认为中国自身的经验、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完成西方式的“现代化”。在这样一种地缘政治格局造就的文化心理认同的推动下，中国在1980年代认知自身的方式跟1940—7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1980年代中国基本将自己视为全球体系中的落后国家，它思考的是如何才能像进步国家那样发展，由此中国的民族认同实际上处在一种特别焦虑的状态中。这在“寻根”思潮中体现得格外明显。“寻根”思潮一方面强调要“现代化”，和全球接轨，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有中国的主体性，要“寻根”，好像我们把民族性之“根”丢了，不是要在现实文化中而是要到过去、边缘、地方、少数民族中去寻找我们的民族性。现代性与民族性这两方面无法有效统合，所以“寻根”思潮仅仅持续了两年就中断了。相对而言，1940—70年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要更加自觉有效。简单地说，这一时期“民族形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但这个普遍性的东西必须和中国经验相结合，必须要与中国长时段形成的日常生活、情感结构发生有效交融，而后才能表述出来。用“民族形式”表达出来的这种“现代”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1940—70年代的“民族形式”构建经验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回应21世纪中国所面对的全球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今天，不是说有一种更高的、有待学习或追赶的“世界”存在于中国的外部，而是中国本身就已身处世界格局之中。今天中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也与198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我们相信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并希望把它讲出来，在这里民族心理发生了转型。包括今天我们强调经济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格局，也呈现出了全球性与中国性之间的主次关系。中国现在必须要在大的世界格局中依托于自身长时段的经验转换、创造出它独特的东西来，在这方面，其实1940—70年代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方面。

　　刚刚祝老师、庆祥老师、李静都谈到如何使用理论、西方理论和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我一直都不是试图用某种理论去解决某个问题，我更关心的是一种理论内在的思考方法，包括之前提到解构主义也是如此，我并不是要将中国问题嵌入德里达的理论模式中去，拆解1980年代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验证解构主义是否有效。正因为1980年代尚未完全过去、依然活着，其塑造的知识体系和历史叙述方式依然占据主流，所以才要把它拆解，把它的表述放回到其最初的逻辑中观察。这也是我试图表明的一种研究姿态。我想强调的是1980年代如此具有影响力的一套说法，同样也是被制作出来的；既然是被制作出来的，也就能够被拆开；拆开则是为了释放出祝老师所说的在“观念-符号”下难以被言说的那些历史的情感、欲望、“真实诉求”。我认为没有绝对的“中国理论”，也没有绝对的“西方理论”，因为从19世纪后期开始我们就已置身于西方式的理论体系中，几乎不存在绝对纯粹的“中国理论”。或许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接近于一种所谓的“中国理论”。在《“新启蒙”知识档案》中，我只是借助一系列源于西方的理论，以其为方法，打破了1980年代的“硬壳”，即那套陈旧僵化但持续影响至今的知识话语，这是第一步；真正释放出1980年代所蕴含的情感能量和历史记忆是我尚未完成的，这真的需要创造一套新的语言来重新叙述。如果要展开这第二步的工作，我能想到的是用一些在当时影响特别广泛的文学、电影、美术等文本，从个案研究深入下去，在分析符号和欲望的博弈关系中把其背后的东西呈现出来。

　　其中需要我们去回答的一个“真问题”是1980年代塑造的这一套关于“人”“现代”“文学”等的观念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覆盖力和影响力，这一效能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美国所构造的全球意识形态的巨大成功，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经济上的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1950—60年代美国、苏联、中国都在各自探索描述世界的理论语言，但中国在“文革”时遭遇困境、苏联自身也遇到问题，包括60年代全球革命的失败、第三世界的崩解、社会主义的自我转型，这些都使得美国这一套“现代化范式”的叙述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转化为全球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观被人们接受。所以，一套话语的有效，实际上还是与一定的政治经济语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