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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经济的分化与转型 —— 重返列宁与恰亚诺夫之争

2021-10-27 22:3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4469| 评论: 0|原作者: 张慧鹏|来自: 《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

摘要: 本文认为,在农业资本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小农家庭经营的外在形式虽然得以延续,但其内在的性质和运行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农民经济已经不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嵌入于资本主导的分工体系,从属于资本积累的逻辑。 



本文认为,在农业资本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小农家庭经营的外在形式虽然得以延续,但其内在的性质和运行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农民经济已经不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嵌入于资本主导的分工体系,从属于资本积累的逻辑。

  【内容提要围绕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民经济的性质、农民分化的性质与发展趋势、农民的前途命运等问题,列宁和恰亚诺夫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恰亚诺夫强调农民家庭经营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以及农民家庭农场相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竞争优势,列宁则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家庭经营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化的内在动力。本文详细梳理了列宁-恰亚诺夫之争,并对这一争论在当代中国的回响进行了评述。本文认为,在农业资本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小农家庭经营的外在形式虽然得以延续,但其内在的性质和运行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农民经济已经不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嵌入于资本主导的分工体系,从属于资本积累的逻辑。

  【关键词】资本主义 农民经济 内在转型 列宁 恰亚诺夫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农民群体的前途命运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重大问题。围绕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相对于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俄国较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9世纪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农民仍然占人口绝大多数。对于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农民经济的性质与发展前途,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认识,列宁和恰亚诺夫分别是两个阵营最重要的代表。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深入研究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化的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恰亚诺夫则从俄国当时的经验现实出发,强调农民家庭农场相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特殊性,以及农民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质,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农民经济理论。列宁与恰亚诺夫所开启的理论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然在延续,并且在当代中国引起强烈的回响。通过对列宁和恰亚诺夫相关理论的系统比较,可以让我们从内在机制上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区别,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农业转型和农民分化问题。

  一、农民问题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特殊重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西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资产阶级使人口集中在城市,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在城市的工业领域。马克思在他思想成熟时期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中,主要是以英国经验为案例。当时英国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手段剥夺农民,使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成为自由到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马克思对圈地运动的残酷性进行了严厉抨击,指出这个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血腥,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成的,但马克思同时又认为,圈地运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确实一度认为英国的道路代表着世界普遍的发展道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因而,农民和农业问题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重点。在英国之后开始资本主义转型的法国、德国等国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英国道路,经历了较为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俄国的情况与西欧非常不同。19世纪中叶的俄国还保存着野蛮落后的农奴制,是欧洲反动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暴露出俄国农奴制度的落后。沙皇的专制统治激起人民的反抗,各地农民暴动此起彼伏。面对内忧外患,186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农奴制改革,俄国也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本身是由封建农奴主阶级进行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农奴主阶层的利益,因此改革很不彻底,保存了大量的封建残余,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号称是世界第五大工业国,但仍然十分落后,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四十左右,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这是当时俄国的现实国情。

  农民问题直接关系到俄国社会的性质、俄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和领导权问题。19世纪后期,俄国思想界流行的是民粹主义,民粹派知识分子认为俄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偶然现象,是人为措施的结果,俄国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村社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俄国的村社对农民具有保护作用,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对农民的侵害。相对于早期的革命民粹派,自由主义民粹派已经放弃了推翻沙皇的革命纲领,其政治主张转向祈求政府保护小农经济,维护现有的村社制度。列宁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民粹派的观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俄国农民的分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指出当时的俄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农民群体必然两极分化,产生农村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俄国的村社制度并不能保护农民,反而使俄国农民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在他看来,俄国的前途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消灭封建农奴制残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后再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列宁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也是为俄国革命做理论上的准备。

  二、列宁和恰亚诺夫有关农民经济的争论

  (一)主要观点的差异

  对于农奴制改革到十月革命前这段时间俄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与发展趋势,列宁和恰亚诺夫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观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家庭经营的性质

  恰亚诺夫认为,农奴制改革后的农民是追求劳动-消费均衡的生存小农,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不具备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农民经济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恰亚诺夫指出,把农民农场当作农业企业来看待,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特有的现象,工资、利润、成本、雇佣劳动这些认识范畴完全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而俄国的农民农场在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农民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农民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农民劳动者受其家庭需求的驱使而从事劳作,并随着这种需求压力的增强而开发更大的生产能力”。家庭内部的劳动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手段,农民不会去使用雇佣工人。农场经济的劳动投入量,是以生产者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加的产品带来的“消费满足感”之间的均衡来决定的。如果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农民便会不辞辛苦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即便这种劳动投入带来的边际效用递减,甚至在资本主义企业看来是亏损的,但只要劳动投入能够增加产出,有助于满足消费需求,农民也是愿意的。反之,假如消费的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即便有更好的“获利”机会,农民也不愿投入劳动,而是选择更安逸的生活。这就是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用通俗的语言来概括,就是“小富即安”。相反,资本主义企业主的突出特征则是“唯利是图”。正是由于农民满足于“小富即安”,生产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家庭的消费需求,所以就不具备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只是进行简单再生产,不会内生地产生资本主义。

  列宁则认为,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农村所处的环境已经是商品经济,农民是面向市场追求利润的商品生产者,已经具有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指出,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社会分工的深化带来交换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瓦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对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关土地、牲畜、农具、雇佣劳动、农民生产和生活水平的统计数据表明,俄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都严重依赖市场,依赖货币权力。“现代俄国农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商品经济,甚至在中部农业地带(这个地带与东南边疆地区或各工业省相比,在这方面是最落后的),农民也完全受市场的支配,他们不论在个人消费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经营方面都为市场所左右,至于赋税那就更不用说了。”俄国农民已经不是自然经济中自给自足的农民,而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参与市场竞争,追求利润最大化。商品生产渗入农业的程度越深,农民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

  2. 农民分化的性质

  恰亚诺夫认为农民的分化是农户处在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所带来的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不是阶级分化,不具有可积累性,因此不会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并不否认农民的分化,但是基于家庭劳动经济的特殊性和劳动消费均衡理论,他认为农民家庭生产以家庭自有劳动力为主,不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农民家庭农场虽然存在规模上的分化,但这种分化只是人口学意义上的分化,而不是阶级分化。农民家庭状况随家庭生命周期而变化。当家庭劳动力多,抚养人口少时,家庭就会扩大规模;当家庭劳动年龄人口少,需要抚养的人口多时,家庭农场的规模就会缩小。总之,农场规模是由家庭人口结构决定的。人口分化具有周期性特征,不像阶级分化那样具有累积效应,因此农民家庭由穷变富,由富变穷,周而复始,小幅波动,不会走向两极分化,更不会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列宁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俄国农民的分化是阶级分化,农民分化形成农村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认为,俄国所处的环境是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竞争必然产生分化,这种分化并不是人口学意义的分化,而是阶级分化,具有资本积累的性质。传统村社中的农民在彻底瓦解和消亡,分化成为三个阶级——贫农、中农和富农。贫农是农村的无产阶级,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的经营规模在大多数情况下超过了本户劳动力可以胜任的程度,因此需要雇农、日工队伍。他们积累的资本也会用来购买土地,改善经营。这些农民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只占少数,大约占农户的五分之一,但在整个农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他们是现代农村的主人。至于中等农民,则处在极不稳定状态,极少数能够爬到上层,绝大多数要沦为下等户。村社尽管存在一些排斥资本主义的因素,却并不能阻止农民的分化,村社内部资本主义因素在不断形成。列宁指出,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地。“所有这些旧制度根本不能保证农民不分化,而只能增加工役和盘剥的各种形式,严重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

  3. 农民分化的后果

  恰亚诺夫认为农民家庭经营能够比资本主义企业更有竞争力,即便处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家庭经营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也仍然会继续稳固。在他看来,农民家庭劳动的特殊性增强了农民农场抵御资本主义企业竞争的能力。农民没有成本和利润的概念,他们为了自己的消费需求而投入劳动,在生存的压力下,他们可以实现高强度的自我开发或者说自我剥削(self exploit)。“自我开发的程度极大地取决于劳动者承受的来自于家庭消费需求的压力有多大。”同时,农民为了生存,对土地形成严重的依赖,为了获得土地,农民可以承受远高于资本主义企业可以承受的地租水平。这些因素使得农民家庭农场相对于资本主义企业更有竞争力,至少不会轻易被打垮。恰亚诺夫也认识到,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发展,俄国农民家庭所处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农民的家庭农场已经卷入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体系之中,受到工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尽管如此,恰亚诺夫仍然坚持认为,农民经济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套独特的经济体系,能够与资本主义经济并行不悖。资本主义是外部生成的,而不是因农民经济的分化而内在地产生的。在恰亚诺夫看来,农民家庭农场这一生产组织形式可以适应多种社会形态,与多种经济制度相结合。“它可以是自然经济的基础,可以是由农民农场和城市家庭手工作坊构成的经济制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封建经济的基础。”恰亚诺夫认为,农民家庭农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也完全可以适应外部的资本主义体系,以不同方式嵌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大生产并不会直接介入劳动生产过程,而是从产前、产后等环节迂回地控制农民的小生产。“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农业中资本主义影响的增大与生产集中的发展,不一定如人们曾经预料的那样采取大地产的形成与发展的形式,更为可能的情况是,商业与金融资本主义会建立起对数量极多的农业生产组织的经济控制,而就农业生产过程而言,仍会一如既往地由小规模家庭劳动农场来完成,后者的内在组织方式则遵循劳动消费均衡原则。”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大生产必然会排挤小生产,小农户尽管还保留着一小块土地,却严重依赖工资性收入,事实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在农业和农民的问题上,列宁坚定地认为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小农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中,小农的自然经济只能混一天算一天,慢慢地被折磨死,绝对不会有什么繁荣。”“小农不管怎样勤奋,也不能大致抵得上产品质量要高一倍的大生产的优势。资本主义使小农注定要劳碌一辈子,白白消耗劳动力,因为在资金不足、饲料不足、牲畜质量低劣、牲畜棚简陋等情况下,精心照料牲畜也是白费力气。”尽管如此,列宁也认识到小农的消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小农户并没有完全消失,农民没有走向彻底的无产化,这是马克思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论不断受到挑战的地方。对此,列宁给出了解释,“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其过程要比工业中复杂得多。就是在工业中,发展的基本趋向也往往同资本主义的加工活扩大到家庭等等现象交错在一起”。“完全排挤小生产,对于大地产也是不利的,因为前者能向它提供劳动力……小农业在不再是大农业的竞争者,而成为大农业劳动力的供应者的时候,是可以得到巩固的。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土地占有者的关系越来越近似资本家和无产者的关系。”此外,列宁也认同考茨基的看法,“农业中小生产稳固,绝对不是由于它在技术上合理,而是由于小农拼命干比雇佣工人更多的活,而同时却把自己的需要水平降低到后者的需要水平和生活水平以下”。这种极高的劳动强度和极低的消费水平,正是恰亚诺夫所说的“自我剥削”,是农民抵抗资本主义企业的终极武器。

  列宁认为商品经济中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必然产生分化,形成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里的无产农民虽然包括彻底无产的农民,但最典型的是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包括雇农、日工、小工、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人。这主要是由于俄国村社保留了土地公有制,具有平分土地的传统,因此避免了小农彻底的无产化。列宁认为,尽管农民仍然拥有小块土地,但由于小规模经营完全出于衰落状态,单靠小块土地完全不能生存,农民必须要出卖劳动力,寻找农业生产之外的收入来源,否则就无法生存,甚至主要靠农业之外的雇佣劳动收入为生。列宁认为,这样的农民应该被列为农村无产阶级。这样的农民,其生活水平极其低下,连彻底无产化的农业雇佣工人都不如。民粹派之所以否认农民的无产化,仅仅是因为农民那一小块土地。对此,列宁批评民粹派学者过于死板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需要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工人,事实上,无产化是一种基本的趋势,但这个过程比较缓慢,也有多种形式,这也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必须“自由到一无所有”,保留小农的部分生产资料,使之处于半无产阶级化状态,比彻底的无产阶级化更有利于资本的剥削。在这一点上,列宁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4. 对小农未来出路的设想

  恰亚诺夫设想的小农家庭农场的出路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式的大农吞并小农,也不在于社会主义集体化农业,而在于通过农户之间的合作实现纵向一体化的整合。恰亚诺夫坚持认为农民经济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套经济体系,能够与资本主义经济并行不悖,农民经济不会由于分化而内在地产生资本主义。他坚持强调小农家庭农场的生命力,农民家庭农场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以个体家庭农场为单位进行经营,比大规模土地集中经营更具有优越性。因此,他既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大农场取代农民家庭农场,也反对苏联对农民家庭农场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生产已经高度社会化的背景下,单家独户已经不能完成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而大资本可以控制整个产业链,对小农户进行排挤。为了能够与大资本进行竞争,小农户必须联合起来,通过农民合作组织,把生产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实现纵向一体化。“我们必须寄希望于劳动农场通过合作组织形式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从而能够抵御大型资本主义的农场,维护住自己的地位,就像它从前所做的一样。”他用几个合作社的案例,介绍了农民合作起来的优越性,描绘了一幅美妙的景象。但是,农民如何才能合作起来,农民合作的动力机制是什么,遇到怎样的障碍,如何克服这些障碍,恰亚诺夫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述。

  列宁认为农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社会主义的、集体经营的大农业。列宁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列宁则认为,资本主义的“使命”就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会瓦解掉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农民彻底摆脱农奴地位。“与依附的或被奴役的农民的劳动比起来,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是一种进步的现象。”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慢,是因为受到封建制度残余的阻碍,列宁还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俄国的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列宁认为,俄国革命首先要通过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铲除封建农奴制残余,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小农经济,使之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农业。为此,列宁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应该是土地国有化。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土地国有化可以扫除一切封建农奴制残余,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就将进入第二阶段,无产阶级就要夺取政权,此时,土地国有化可以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二)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上的差异

  列宁和恰亚诺夫所研究的都是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俄国村社的农民经济。面对同一事物,甚至使用相同的研究资料,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截然相反的。对此,我们很容易从政治立场去理解这种差异,以为两位作者都是立场先行。诚如前文所述,有关农民经济性质的争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俄国社会的性质、俄国革命的领导权,是高度政治化的。列宁和恰亚诺夫都有鲜明而强烈的政治立场。列宁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职业革命家,毕生致力于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恰亚诺夫在政治立场上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希望保留农民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走一条改良道路。然而,无论是列宁还是恰亚诺夫,他们对农民经济的研究都不是简单地从政治立场出发去随意地裁剪事实,而是秉持科学严谨的态度,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用事实说话。

  列宁有关农民经济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在准备和写作这本书期间,列宁正在被监禁和流放。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列宁耗费了4年多时间,阅读了大量的材料,收集了大量的官方统计资料,使其立论有理有据。恰亚诺夫著作等身,在其20年的著述生涯中出版了60种专著,发表了不计其数的论文。《农民经济组织》被公认为是其思想理论最系统的阐述。恰亚诺夫本人就曾经是地方自治局的土地调查员,亲自参与了大量的农村调查。他的理论建构可以看作是对俄国民粹派持续四十年大规模社会调查资料的系统总结。在笔者看来,列宁和恰亚诺夫在农民经济问题上观点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的差异。

  1.理论视角的不同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同一事物,观察者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列宁和恰亚诺夫关于农民经济的研究,分别沿着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理论路径展开,因而看到了不同的侧面。

  列宁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大量的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他在青年时期就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最初投入革命活动时,他就在马克思主义小组、工人小组中宣讲过《资本论》的内容。为了研究俄国农民问题,列宁大量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以英国为例,从“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开始,考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资本的循环等资本运动规律。马克思之所以选择英国经验作为案例,是因为英国在当时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最具有典型性。马克思通过英国经验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凡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都将遵循这一规律。列宁对俄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延续了《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运作的内在逻辑。一些学者认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看作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直接继续。列宁沿着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路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关注俄国社会分工的深化、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阶级分化等问题。

  恰亚诺夫是一个标准的学者。他长期从事农村经济问题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在理论上,恰亚诺夫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比较大,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在于强调俄国国情的特殊性,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可能性。民粹派还接受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西斯蒙第(Sismondi)的思想,否定大生产的优越性,试图维护小生产。民粹派知识分子的这两个特点在恰亚诺夫身上都有体现。恰亚诺夫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也不认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他认为每一种经济制度都应该概括出自己独特的经济理论。在他看来,农民经济理论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独特的基本范畴和逻辑体系。他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把经济行为的参与者都抽象和简化成为“理性经济人”的做法,突出农民行为心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试图构建一套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理论,用以对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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