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理论家，革命的理论家

　　革命战略和军队

　　自从1848年6月卡芬雅克残酷镇压了巴黎工人后，恩格斯敏锐地意识到革命史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52年，他写道：“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又成为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34]晚年的恩格斯在他著名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895年）[35]里重申了这一历史教训。这篇导言在他生前遭到删节，在他身后又经常被误读。

　　自1848年起，恩格斯逐渐确信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将会取决于它使资产阶级军队保持中立的本事。直至1871年，受到1793年发生的事情的启发，他仍然乐观地设想一种事态：在对外战争中，军队即便不被击败，也将可能被削弱；这样，革命者可以带头关注“陷入危机的祖国”。鉴于上文讨论过的原因，普法战争以及对1871年公社的血腥镇压，让恩格斯担忧“战争—革命”模式将会有不可预见的重大后果，因此他更青睐于从内部摧毁资产阶级军队的战略：

　　“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君主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而这就意味着从内部炸毁军国主义并随之炸毁一切常备军。”[36]

　　因此，“粉碎”资产阶级军队不仅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一项必要任务（正如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揭示的）。根据恩格斯阐述的战略观念，它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否则，革命将会被大屠杀葬送。此外，当服兵役制度的普遍推广使得军队与民众的相互融合不断加强时，由于无产阶级可以进行公开的政治行动与合法组织，因此可以运用政治手段来执行这一必要任务。这就使得社会主义者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随着军队的规模日益扩大，理解恩格斯始终强调的这一革命观点（由列宁与共产国际继承），便更为必要了。[37]

　　我们应当记住恩格斯革命战略思想的这一关键观点，否则我们会混淆他在晚年公开发表的文章的含义。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不得不受限制地、时常要隐晦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他担心德国工人运动的惊人发展会遭到反革命政变的破坏，或是遇到新的反社会主义党人法，[38]尤其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还未准备好应对决战，还未在军队取得足够的影响力。也因为要想发表这些文章，恩格斯不得不考虑到社会主义者对镇压的恐惧与对合法性的膜拜——在1895年恩格斯所写的《导言》受到删节时，恩格斯仍然辛辣地批评了这些心态（尽管表达上有所克制）。[39]

　　此外，作为一名军事史爱好者（当然他本身就是历史爱好者），如果说恩格斯喜欢引述法国人在1745年丰特努瓦战役的话：“英国绅士们，请你们先开火吧。”，代之以“资产阶级先生们，请你们先动手吧。”那是因为他认为时机与合法性有利于社会主义者，他也因此意识到，或早或晚，资产阶级将会侵犯自己亲手制定的法律。“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40]那时他们将会收获自己当初播种的收成，即一场革命。“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里……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的确，现在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的地位。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41]

　　恩格斯可能会说：随着时机的成熟，工人阶级必须采取战争的立场。他在1895年使用的说法似乎涉及到军事隐喻（被葛兰西等后辈吸收了）。[42]他写道无产阶级有必要“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 ：[43]　　

　　“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译注：作者认为把Gewalthaufen译为“突击力量”，要比译为“突击队”更符合恩格斯的原意，详见注释。）[44]

　　在如同1871年巴黎流血事变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临到危急关头时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搏战就会延迟、拖远并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牺牲。”（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9页。）

　　因此对恩格斯来说，“战争的立场”是指为了形成更加有利的力量对比，去作漫长而耐心的准备。因为在关键性时刻，“调兵遣将本事的比拼”（war of manoeuvre）对于关键性的斗争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起义的技艺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译注：这一段在最初发表时完全被删掉。）[45]

　　显然在恩格斯看来，能够弥补平民在巷战中的劣势的“其它因素”是指社会主义者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而这来自于他们之前开展的政治工作。1891年在法国，恩格斯提到了德国由于拥有比以前更为开放的言论自由，德国同志们在选举结果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但紧接着他便补充道“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决不在于选民的人数”。他认为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是由士兵构成的，因为事实上“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46]

　　这是否表明恩格斯希望争取拖延时间，直到社会主义者把军队完全争取过来呢？在这一方面，他的革命战略是否有明显的缺陷呢？这似乎是马丁·伯杰的观点，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在恩格斯的战略中军队所具有的意义，他将恩格斯的战略称为“军队消融理论”（‘Theory of the Vanishing Army’），形容这“简直是一种消极的教条”。[47]伯杰认为：恩格斯主张等待时机 ，经过一种“自然而然的”进程，军队中将会有“足够数量的社会主义者”，那时军队就会自愿地“消亡”。[48]

　　按照伯杰的说法，列宁主张的争取军队的斗争，和“恩格斯的观点是不相干的”。但事实上，倒不如说伯杰误解了恩格斯的观点。1906年，列宁在一篇关于莫斯科起义教训的文章中（伯杰引用了这篇文章）强调了一个传统的观点：当一切工作都准备后，起义者的武力手段与决心可以将动摇中的军队争取过来。[49]恩格斯在1895年导言中也持相同观点：

　　“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起义者方面的全部问题，在于用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不成功，那末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武装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战斗力量有计划运用和遵守纪律等优点的作用。起义在纯粹战术意义上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进攻，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这句话在发表时被《新时代》编辑部与单行本的出版方删减掉了）。”[50]

　　不过在将来，当革命力量争先取得了大部分士兵的同情，从而弥补他们的军事劣势时，到那时当他们不得不投入到巷战中去，无论是在革命的开端还是在革命展开之时，他们应当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这句话在发表时被《新时代》编辑部与单行本的出版方删减掉了）。”[51]

　　晚年的恩格斯依旧坚持他在四十三年前写下的关于起义技艺的著名文段。这些文段已经精准地把握住革命新时期的军事方面。这些文段是列宁战略的灵感与依据，也是列宁喜欢引用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革命战略思想的惊人连续性呢——两位胡子佬在其身前身后都在影响着整个世界：

　　“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起义是一种用若干极不确定的数进行的演算，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你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你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的最初胜利给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用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52]（丹东原话是恩格斯加的粗体，其余粗体是本文作者加上去的。）　　

　　注释：

　　[1]  R. Aron, C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London 1983), quote from p. 1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ebknecht-w/1890s/10.htm

　　[4] 出于与马克思同样的革命志向，在马克思的衷心支持下，恩格斯决心尝试通过从军事—政治的角度、从德意志民族利益的角度来驳斥“自然边界”的原则，去影响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军队。他证明了德国没必要通过侵犯意大利的领土，以便联合德意两国的国家统一运动，来保卫自身。恩格斯也证明了拿破仑三世扩张意图的反动性与侵略性，并且提出了关于普法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一些军事见解。这种预判在20世纪成功地经受住两次检验。

　　[5] 《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6] 恩格斯：“致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信”（1884年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8页。

　　[7]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ebknecht-w/1890s/10.htm

　　[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4年12月11-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8页。

　　[9] E. Meade Earle,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1943).

　　[10] S. Neumann, “Engels and Marx: Military Concepts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aries”, in E. Meade Earle, op. cit., pp. 155–171.

　　[11] G. Chaliand, Anthologie mondiale de la stratégie (Paris 1990). 不过，他的文集在介绍恩格斯时至少有三处错误的表述 (p. 937)：将恩格斯形容为“德意志犹太人”（恩格斯生前就曾经遇到这种情况，详见“论反犹太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8-60页），以为恩格斯在1870年后不在伦敦居住，以为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成为了第一国际的领导人。在这本文集的英译本中（G Chaliand, The Art of War in World History (Berkeley c1994)），保留了认为恩格斯是犹太人的文字，但修正了其它两处错误的表述。

　　[12] J. Wallach, Kriegstheorien: Ihre Entwickl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1972). 他曾写过一本专门研究恩格斯的军事学说的著作: Die Kriegslehre von Friedrich Engels (Frankfurt 1968).

　　[13] J. Wallach, op. cit., pp. 253–254. 作者在他早期的著作中，这一评价有所深入。而在Kriegstheorien一书中，他仅仅关注恩格斯的“革命战争的观点”。

　　[14] 这是克劳塞维茨奉行的准则：“……因此在实际生活的园地里，也不能让理论的枝叶和花朵长得太高，而要使它们接近经验，即接近它们固有的土壤。”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7页。

　　[15] 《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三章“暴力论（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1-182页。原文是“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竞赛，还远远没有结束，以致军舰现在几乎总是不再能满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经过时了。”、“……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像以前建立整整一支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而且它还不能不眼睁睁地看到，这种贵重的军舰甚至还没有下水就已经过时，因而贬值了……”。

　　[16] 这并不表明1914年后列宁的分析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标准。相反，列宁的分析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意义与历史地位的评价。为了支持自己的“革命失败主义”立场，列宁并未花费太多精力去研究敌对国执政党的外交（在克劳塞维茨的上述著名观点中，外交是政治的首要内容。关于这一点，详见雷蒙·阿隆的Ludendorff – Clausewitz: Philosopher of War, pp. 265–267），而是主要研究参战国经济的结构与发展。列宁证明了无论发动战争的人最初抱着怎样的意图，“一战”依然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必然发生的战争。

　　[17]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页。

　　[18]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90页。

　　[19] W.B. Gallie, Philosophers of Peace and War (Cambridge, 1978), p. 92. 不过，这位作者并未隐藏他对恩格斯个人的好感。他认为恩格斯往年讨论战争的著作“将在日后由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恢复名誉。”

　　[20] 恩格斯：《波克罕‘纪念一八○六至一八○七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01-402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经讲过：‘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着两难的处境：要么迈向社会主义，要么倒退回野蛮的状态’……大家一直在不加深思地复述这句话，却没有领会到它的可怕含义。此刻（1915年）只要环顾四周的环境，我们就能理解什么是资产阶级社会恢复它的野蛮状态了……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前所预见的，当下的我们面临着非常棘手的任务。”引自R Luxemburg, The Crisis in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New York 1919), p. 18.

　　[21]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6年9月13-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4-515页。          恩格斯非常明确地强调了这些看法。几年前即1882年，他以更为确信无疑的口吻，表达了对德国社会主义者在战争面前所持态度的悲观看法：“我们的党在德国会立即被沙文主义洪流淹没和冲垮，在法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15页)

　　[22]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9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62-163页。

　　[23] M. Berger, Engels, Armies and Revolution (Hamden 1977), p. 129. 要想了解恩格斯对战争与革命之关系的看法，莫过于阅读马丁·伯杰的这本著作。不过，这本书的缺点并不是没有完全地把握恩格斯的观点，不是没有总结出恩格斯的方法的理论一致性，也不是没有总结随着世界形势的演变恩格斯的观点的变化。因此，当伯杰说在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为了革命的目的而期待爆发一场“可怕的”战争，甚至是一场“大屠杀”时(p.99)，伯杰陷进了过时的观念，致使他很难理解恩格斯在他最后二十四年生命中的执念。

　　[24] “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1882年2月22-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72页。

　　[25]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87-303页。

　　[26] 恩格斯明显想到了在德国占领军的密切关注下，凡尔赛军队镇压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

　　[27] 1914年，革命国际主义者谴责了“社会爱国主义”人士对恩格斯这篇文章的歪曲。例如，罗莎·卢森堡在著名的《“尤利乌斯”小册子：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1915年，见《卢森堡文选（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35-457页），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在他的《第二国际与战争的问题》(republished in V. Lenin and G. Zinoviev, Contre le courant (Paris 1970), pp. 197–200)澄清了恩格斯的真实观点，同时强调了由于恩格斯去世以后的帝国主义转型，任何试图将他在1891年提出的观点应用到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爆发的世界大战上的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28] 恩格斯希望由法国人来解释为何要反对与沙俄联手发动对德国的战争（“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9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7-158页）。当数月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在德国发表时，恩格斯十分仔细地补充说明由于沙皇俄国的不走运，俄国对德国不再构成重大的威胁，因此再也没有必要主张“革命防御主义”。1892年10月，恩格斯向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尔·博尼埃解释说一旦德法之间爆发新的征服性战争，两国社会主义者的角色都跟以前不同了（“致沙尔·博尼埃（1892年10月中旬）”，同上，第498-499页）。1893年6月，恩格斯指责保尔·拉法格的爱国主义：“关于爱国主义者一词的使用，关于你们自称为唯一‘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这些我不想谈了。这个词的涵义片面——或者说词义含糊，依情况而定——所以我从来不敢把这一称号加于自己。我对非德国人讲话时是一个德国人，正象我对德国人讲话时又纯粹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一样。”（“致保·拉法格（1893年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6页。）

　　[29] 恩格斯提议最高两年的服役期限，并且补充说“在未来几年，可能可以继续缩短服役期限”。他主张除了必要的、合理的军事训练外，不应进行非必要的仪式与其它“弱智行为”，比如他嘲弄的正步操。

　　[30] “欧洲是否裁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35页。

　　[31] 在欧洲社会主义的知名领导人中，只有让·饶勒斯从行动上落实恩格斯对改造军队的看法。饶勒斯的激进和平主义立场，使得他遭受了法国国家主义者的谋杀。

　　[32]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年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1页。

　　[33]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

　　[34]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十一卷，199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1页。

　　[35]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95-3-6.htm

　　[36]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三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十六卷，2014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79页。

　　[37] 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准则中的第四条明确规定：“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义务包括在军队中积极开展系统性宣传” in J. Degras (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vol. 1 (London 1971), p. 169.

　　[38] “我写了导言，它很可能先在《新时代》上登出。由于我们的柏林朋友在我看来是过分的要求，这篇导言受到了一些损害，他们希望凡是被帝国国会作为通过防止政变法草案的借口的话都不要讲。在目前条件下我只好让步。”（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95年3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九卷，1974年，第430页）

　　[39] “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恩格斯：“致理查·费舍（1895年3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九卷，1974年，第401页）

　　[40]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2页。

　　[41] 同上，第292页。1895年《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遭到了删改，其中最引起恩格斯的愤慨的莫过于对以下文段的删减：“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11页 ）。从这里开始，我会用斜体或粗体的形式标明被社会民主党人编辑部删减的恩格斯所写的文段。

　　[42] P.安德森对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的观点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对恩格斯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战略的辩论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详见：P.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in New Left Review 1:100, November–December 1976, pp. 5–78. 不过，无论是葛兰西还是安德森，都没有将这些辩论追溯到恩格斯本人，尽管事实上，恩格斯是以这种角度来思考问题的第一人。

　　[43]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98、603页。恩格斯在本文讨论议会道路的斗争方式时，是明确反对他与马克思一直严厉批判的“议会痴呆病”的。这和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观点更为一致。这表明早在1914年以前，恩格斯等人就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萌生裂痕。而且，当恩格斯满意地描述社会主义者在其它国家的议会中取得的成就时，他紧接着又补充道：“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同上，第608页）

　　恩格斯没有修正自己年轻时候作出的革命承诺，而是忠于他所写的第一篇原则性宣言（1847年）：“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强力的压制，共产主义者的敌人这样做无异是想尽办法引起革命。”（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66页。）

　　[44]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7、609页。我在这把Gewalthaufen从原来的“突击队”改为“突击力量”。这是因为“突击队”会让人联想到人数较少的突击队员，而恩格斯指的要在德国培养有相当数量规模的社会主义支持者，即“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同上，第608-609页。中译本在这里译为“突击队”）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被后来的一些评论者误解为是他的“政治遗嘱”。但他在发表这篇文章后不久，就强调过文章内容的相对性：“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5年4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6页。）

　　后来，爱德华·伯恩斯坦用恩格斯这篇被误解的文献来为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辩护，从而让大家以为恩格斯在晚年突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紧接着，从卡尔·考茨基到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的一些人认为为了反驳恩格斯，有必要“坐实”对这篇文献的误解。总之，自从1930年梁赞诺夫发表了恩格斯这篇《导言》的完整版本后，许多评论者不得不正视恩格斯这篇文献的真实含义，用恩格斯的信件为自己辩护。

　　[45]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6页。

　　[46]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1页。粗体是本文作者加上去的。“如果我们能把东普鲁士六个省的农村地区争取过来（那里是大地产和大庄园占优势），德国军队就将是我们的了。”（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1年8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三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0页）

　　Ernst Wangermann(London 1968)曾经给恩格斯的《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英文第一版）写过一篇简短而精彩的导论，他认为恩格斯“的政策主张是要削弱普鲁士士兵的绝对服从精神，当时普鲁士的新兵仍然主要从受压迫的农村劳动力中招募而来。”在这里没办法详细地解释恩格斯提出的却被德国社会主义者拒绝的土地纲领，是如何与他的革命战略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或许可以证明恩格斯在土地问题与军队问题上采取的纲领方法，是后来被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采纳的“过渡要求”的先声。

　　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零散但严厉的批评，表明他是第一位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有着不祥预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是罗莎·卢森堡，而列宁要在1914年社会民主党人背叛革命后才开始惊醒过来）。

　　[47] M. Berger, Engels, Armies and Revolution, op. cit., p. 169.

　　[48] 英国社会主义者埃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对恩格斯的评价，与伯杰的这种解读是很不一致的：“尽管会因应不同的形势来考虑实际的迫切需要，作为马克思老铁的恩格斯始终认为社会革命必须以暴力起义的方式发动，至少在德国需要这样做。我曾经多次听他讲到只要德国军队中有三分之一的力量值得党领导层的信赖，那么就可以发起革命行动。”（E. Belfort Bax, Reminiscences and Reflexions of a Mid and Late Victorian (London 1918), pp. 48–49.）

　　[49] “我们已经着手在思想上‘影响’军队，而且今后还要更加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在起义的时刻还需要进行实际具体的斗争来争取军队，那我们就会成为可怜的书呆子。”（《莫斯科起义的教训》，《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8页）

　　[50]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二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3-605页。

　　[51] 同上，第606页。

　　[52]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