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他领导的“十年论战”。
从1956年至1966年，毛泽东领导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十年论战”。
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露出苗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察觉到了，并且在1957年11月给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参看《无产阶级革命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文章的附件）；以后随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毛泽东领导中共与苏共赫鲁晓夫集团的斗争日益加剧，留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以及包括《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等一系列珍贵文献。这些论述的科学性，已经被后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所证明。
在反对苏联共产党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他就联系我国实际，提出了我国如果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到1966至1976年，他发动和领导了十年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和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已经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出现新资产阶级的事实证明。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内确实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证明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符合中国的实际”。
毛泽东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领导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气象宏伟，规模宏大超出寻常。
毛泽东领导反对赫鲁晓夫的“十年论战”，由于这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以中苏两个大党领头，在两个大国执政党之间开展的斗争，其规模之大，震动之强烈，影响之深远，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史上是空前的。
至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震动巨大、强烈。正如他所说的：“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的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5页）现在的一些所谓的“精英”不是主张民主吗？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有吗？
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不仅限于我国国内，而是举世瞩目，还引起欧洲一些国家出现“红卫兵”运动，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
毛泽东不仅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领导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十年论战”，而且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领导和发动了国际、国内的反对修正主义的实际斗争，而且总结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这些理论与实践，已经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的事实和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和符合实际的。例如，王震就说，毛泽东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可见，历史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毛泽东，不仅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相比更伟大，和他同时代的战友相比，就更能够显现出他的伟大。
总之，无论毛泽东领导的“十年论战”也好，发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也好，这二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人类历史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史上，也是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证明毛泽东在同时代的领袖人物中鹤立鸡群，确实是伟大的领袖人物。
社会主义阶段的毛泽东更伟大，是由主客观原因决定的。
主观的原因：
从品格方面看。毛泽东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时，存在着巨大风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由于自然灾害、工作上的一些失误等原因，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国际上帝、修、反又联合起来围攻我们；毛泽东也知道“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72页）；总之，形势非常险恶。但是，他还是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与赫鲁晓夫国际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更知道发动文化大革命会面临众叛亲离的局面，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就给江青写信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72页）以后还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第1781—1782页）可见，他明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少，而且预计有可能“跌得粉碎”，还是毅然决然地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 有这样一段描述：“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经十分严重。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他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89—1390页）
毛泽东为了中国老百姓不再受苦受难，为了党和国家不变颜色，预计到自己有可能“跌的粉碎”，也知道“反对的人不少”，仍然要坚持进行文化大革命，充分显示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高贵品质。如果他和一些同时代的战友一样，“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或者稍有一点私心，不要说“以权谋私”，就是有一点“安度晚年”的想法，也不可能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了。
从才识方面看。他能够在苏联共产党变修的初期，就察觉到“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苗头；随着赫鲁晓夫等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党”、“全民国家”等修正主义理论的发展，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评价，也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修正主义”到以赫鲁晓夫命名的“修正主义”，说：“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十年论战》吴冷西著，第290页）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和阶级实质。要知道当时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个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从政治威望，经济、军事实力看，中国共产党都无法与苏联共产党相比。毛泽东没有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素养和敏锐政治嗅觉，是不可能、也不敢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行斗争，并做出这种科学的判断。
毛泽东作为执政的共产党的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鼓动几亿群众起来造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一回，是震动世界的伟大创举。毛泽东以继续革命理论指导，制定了一整套战略部署，领导中国人民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文化大革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知识，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为世界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至今一些国家还在不断涌现的毛泽东主义政党、组织，就是最好的证明。
毛泽东认真刻苦的学习精神，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不断研究思考的毅力，也是他能够在同时代的战友中成为伟大人物的主观原因之一。
毛泽东的学习精神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学习还受到战争环境和资料的限制，新中国建立以后，他更是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他反复提倡干部学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多次提出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真、细致地研究了苏联共产党和社会的实际情况，研究思考了我国党内和社会的实际状况。与此相反，邓小平就是不学习。邓小平一方面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137页）但是，他却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公开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382页）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自己连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却不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说“读大本子”是搞“形式主义”；另一方面他却非常喜爱打桥牌，桥牌打得非常出色，有时打到深夜，而且1981年还获得过世界桥牌记者协会颁发的桥牌荣誉奖，被称为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的人等。（参看《揭邓小平一生的三大爱好，打桥牌是拥有惊人记忆力》，人民网-读书频道，2012年6月4日）这和毛泽东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形成了鲜明地对比。
毛泽东的主观努力，是英雄造时势的一面。没有毛泽东终身不断地学习、调查研究和思考，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伟大的领袖人物。
客观的原因是他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领导的是一国的革命斗争，逐渐成为中国一个国家的领袖；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则逐渐变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领导的革命斗争，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着的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就是指的这种客观世界对于伟大人物的决定性作用。中国革命如果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就不可能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作出如此重大贡献，不可能创建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真伟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毛泽东更伟大。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也是世界人民的幸福。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真正共产党人，必须按照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指引的方向，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修正主义，为我国重新回归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