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政权的比较分析

（本文转载自：《全球对话》2021年4月刊）

极右政权的比较分析

Walden Bello，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美国

“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极右翼都没有任何真正创新的想法，他们有的有趣的想法，比如去全球化，都是从左翼剽窃来的。然而，极右翼拥有政治势头。”

COVID-19的大流行引起了一波思想热潮，人们开始讨论：如何从左派的思想出发，以更进步的路线重组社会？在遍及全球的线上研讨会中，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方案，包含复兴的左翼凯因斯主义、去增长、去全球化、生态女性主义、粮食主权、解放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美好生活（Buen Vivir）”的概念。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些看似美好的想法在政治上难以被广泛接受，即便是目前的主流典范——民主新自由主义经济，也面临了更深层的危机，甚至如同Dani Rodrik描述的那样，正逐渐走向消亡。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头，不管是保守派或是极右派，都没有发展出什么创新的想法；就算有一些像是去全球化这种新奇思想，也是从左派偷来的。如今，极右派的声势壮大，而COVID-19带来的变动，更可能加强这股势力。

前半个世纪中最令人惊讶的两个事件，其中之一是极右势力在全球崛起，另一个则是二十世纪末十年，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　　

2010年时，除匈牙利以外，全世界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为“新极右派”的政权。如今，极右翼人士已经在七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中掌握了四个政权，包括印度、美国、巴西和菲律宾。虽然这些政权并未结盟，其国家的选举结果却时常有重大的影响力，促使政治倾向朝右派移转。德国、丹麦和义大利等国便是很好的例子。

右派政权已在全球南方与北方逐渐掌握权力。这些统治集团当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却也因其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同位置，而有着各自的特殊性。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应将这些政权分开来讨论，并注意到影响这些政权起源和变动的因素，不是只有全球政治经济的位置而已。

全球北方的极右派　　

极右政权崛起的背后有哪些原因，其政权特性又何以构成？　　

首先，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人们的生活条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而欧洲和美国的极右势力懂得利用这点。社会民主党或那些中间偏左的势力，参与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导致很多选民不再信任社会民主党，认为社民党无法给予自身相应的保障措施，也因此而更容易受到右派势力的利诱。右派很聪明地抛弃了中间偏右人士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盘支持，并投机地选择以左派拥护的“福利主义”为主要立场。　　

其次，在欧洲的极右势力，则利用民主制度的争议，来激起民众对欧盟的不满；他们声称欧盟的技术官僚领导阶层并非经由选举产生，其势力却凌驾于经过民选的成员国领导者之上。因此，当“三驾车”在2015年时罔顾公投结果，强迫对希腊实行紧缩计划时，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Marine Le Pen便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声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不是民主，就是欧洲独裁。”　　

第三，极右政党一直以来都在移民议题上有着主导地位，几乎所有人都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不仅指责中间右派和中间左派在移民问题上没有可行的政策，还提出了一种阴谋论，认为中间右派、中间左派与欧盟，已经与所谓的“移民大军”串通，正打算颠复欧美社会。　　

反对移民，以及确保白人社会能统治少数族群，是极右派推广与动员的核心价值；其以种族主义作为整体架构，并投机地将自身的立场定位于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亲民主之中。举法国Marine Le Pen领导的国民阵线为例，他们在几十年前还反对各种形式的累进税制，如今却正呼吁要恢复财富税。正如经济学家Thomas Piketty所述，这是该党“社会转向”的过程之一，借由对富者增税，以表态政党对工人社会保护体系的支持。在匈牙利，Viktor Orbán领导的青民盟也扩张了家庭福利，并为失业者创造了补贴就业机会。极右派领导人认为，只要受益者是拥有“正确”肤色、文化和血统的人，设立特定的措施以保障社会福利、就业机会与经济处境都是好的。当然极右派可能没有明确地这样表示，但他们的确呈现出这样的观点。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立场在选举与政治上，都是很有效的。

全球南方的极右派　　

接下来是南半球的情况。与北半球相同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民主国家中多数公民的生存环境，变得比原本还要更糟；在菲律宾、印度和巴西等地的问题更为深远——人们从根本上排斥自由民主。菲律宾的Rodrigo Duterte、印度的Narendra Modi和巴西的Jair Bolsonaro等人的政权，正反映出这样的风潮：Duterte在数千人的现场主持法外处决，并骄傲地声称自己违反了正当程序，Modi则为印度正日渐衰落的的世俗化和多样化处境而自豪，Bolsonaro则率领人们重返曾经统治巴西20年的军事独裁政治。　　

在这三个社会中，公民和自由民主间的疏离，主要来自于自由民主承诺与现实的巨大鸿沟。印度宪法、1987年的菲律宾宪法和1988年的巴西宪法所描述的那套光荣理想，与现实世界里的大规模贫困、不平等和权力剥夺差距之大，早就注定公众的不满将在某天被引爆。　　

要理解极右势力的崛起，就必须讨论到中产阶级的理想破灭。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中产阶级是全球南方独裁统治皆曾被推翻的核心因素；然而过去二十年中，自由民主并未兑现其承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转而对更激烈的政治方案抱持期待、甚至开始支持新自由主义，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带来的成果有好有坏。这些政策侵蚀了一部分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却也同时惠及一些下层阶级的人，形成了所谓的“充满野心的中产阶级（aspirational middle class）”——也就是那些在收入上不是中产阶级，却渴望成为中产阶级的人。为了迎合后者，Modi与Duterte、Bolsonaro已经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作为政策的一部分。相较于此，全球南方的极右政权则因机会主义的考量，而与新自由主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由于不平等和贫困猖獗，许多人转向毒品与犯罪事业；对于犯罪和所谓“危险阶级”的恐惧心理，也在此情况下被加强，成为中产阶级向右派靠拢的原因之一。中产阶级对犯罪和毒品的恐惧，无疑是巴西和菲律宾选举结果的核心因素。Duterte手段高超，他将毒品和犯罪问题，与人民的社会背景分离，并将其形塑成一个所有阶层——不管是富人、中产阶级或穷人——都共同面临的主要问题。

反贪腐的立场同样对人民——不仅是中产阶级——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赶跑贪污者”的竞选主轴提供了选举活动动能。每个打着反贪腐诉求的政党，都在上台之后变得同样腐败；人们因此而对选举活动感到愤世嫉俗，并被Modi和Duterte这样的领导人吸引。民众也许和这些候选人在许多观点上不同，甚至认为Duterte会损害人敏的政治权，但他们能够展现清廉的形象——即便现实可能并非如此。　　

在巴西，大量选民支持Bolsonaro是为了惩罚工人党领导层的腐败。虽然所有政党都有腐败行为，但Lula的政党成为了众矢之的；这也许是因为工人党在上任前曾以自身的清廉为卖点，却在掌权后成为腐败的政府。事实上，前几任政府的腐败程度，和Lula与他的继任者DilmaRousseff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比起毫不掩饰的恶行，伪善的代价反而更加庞大。

Duterte和Modi在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和农村的穷人间，也同样享有广泛的支持，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下层阶级对这些领导者的支持程度与原因，或许与中产阶级有所不同。借AntonioGramsci的话来说，相较于中产阶级可能呈现于电视、网际网路和平面媒体上的观点——也就是“主动共识”，下层阶级更常以“被动共识”的模式为主。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是舆论的主导者，在印度和菲律宾，有很大一部分这个阶层的人，便是Duterte和Modi的支持者。

最后，我们也必续将这些极右人物的魅力纳入讨论，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成功。Modi和Duterte正是极具魅力的人物，不管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似乎都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与容忍，这是难以用理性演算、阶级和政治恩惠（patronage）去解释的。和这两者相比，在全球北方，没有任何极右派人士能和他们一样，拥有如此庞大且全面的吸引力。不过在2020年的选举中，有超过七千四百万的美国人把票投给川普，比他在2016年获得的选票还多出了一千一百万张——这恰恰证明，川普的确有着能紧紧抓住政党与选民的超凡魅力。

结语　　

全球南方与北方的极右派政权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性，这篇文章则探究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极右派在当前全球规模的政治中，发展出了超越中间左派的政治声势——本文旨在为这样的现象，提供更加完善、深入的解释。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人观点，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