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石峁文明的来源、族属及其与唐虞、夏文化的关系 ... ...
二、石峁文明属于鲧为首的羌夏盟族（续） 朱先生的精准观察,令人佩服！他看出的“龙首近方形，水滴状眼，睛描黑；吻部前凸，前凸吻部的两侧呈内弯勾状”，就是“∨”形古数字九加勾云纹，即禹族族号甲骨文“∨龙”的前甲骨文字；他看出的“眼上端两侧呈半卷云状；龙首后端呈“山”字形，就是上述“↓”（古数字“∣∨”竖向组合）形有夏部族姻亲高阳部族族号文字；他看出的“龙身躯呈宽体“Y”字形；尾部连接龙身躯末端宽体“Y”字形的分叉处……整个龙身躯与龙尾形成两节分叉的“Y”字形鱼尾状”，就是上述“Y”（古数字“∨∣”竖向组合）形羌部族族号文字。由此，这左右对称的双龙，配环绕人面神像（待解）协同齐飞的图像，也是在以統掌云象、天象之神威，向天下昭示夏、羌族号所代表的夏羌盟族祖先神。 还值得注意的是，孙院长为首的诸位（2020）也从石峁遗址所出石雕像中看出了这些族号文字，他们报道：“这件编号为47的立柱式石雕恰矗立于夹道中部的地面上之外，与夹墙和南护墙的距离基本相当。石雕为扁圆柱体，直径约50厘米，高于地面约1米。图像在圆柱顶部和柱身两宽面上，浮雕而成。柱顶平整，……中央有一圜底小圆窝，圆窝周缘对称雕出呈十字分布的四组“Y”形纹样，将平面四等分，“Y”形纹样间又雕 有同心圆。整体观察，似可解读为以“Y”形纹样为鼻、同心圆为双眼、中央小圆窝为嘴呈旋转式连续分布的4副面部形象。柱身两面均浮雕出神面，两侧图案基本一致。神面头上戴冠，冠两侧有上下翻卷的发式；鼻呈 “王”字形，鼻梁纤细，鼻翼宽大，上有“Y”形装饰；“臣” 字形双眼，向上外斜；阔嘴，咧口露出牙齿；下巴处有似胡须的“火”字形纹样；双耳雕于柱身窄面，呈垂滴状， 佩饰耳珰；整体显得面目狰狞，但一些细部却又十分生动传神。与之前发现的平面式嵌入石墙的石雕不同，立于地表的47号立柱式石雕更具标志性的功能，功能与用途类似于图腾柱，但在雕刻的内容及风格方面，这件立柱式石雕与平面式石雕基本一致，一起承载着石峁先民们的精神信仰。” 从公布的石雕神像中找到的人面神像（图6.3.4.1） 所示，正如他们所说，正是 “圆窝周缘对称雕出呈十字分布的四组“Y”形纹样”。 他们的对这个神像的观察也精准。他们看到的“上有“Y”形装饰”的神面头冠，与三星堆最高立人青铜雕像头冠上的“Y”形羌族族号文字一样，是代表羌族始祖神的标志；他们看到的“圆窝周缘对称雕出呈十字分布的四组“Y”形纹样”，代表統掌周年四时的羌族祖先神；他们看到的“‘Y‘形纹样为鼻……鼻呈 ‘王’字形，鼻梁纤细，鼻翼宽大，上有‘Y’形装饰”，代表当古国、方国王的祖先神；他们看出的“下巴处有似胡须的‘火’字形纹样”，代表其羌族祖先神是以“∧”（古数字∧∧横向组合的简体）为盟徽的炎帝族团为总根的祖先神体系。可见，这是一个由有序排列其族号代表的神人像来宣告羌族祖先神宗教体系的神像柱。 图6.3.4 石峁神像与大地湾四期授时图的比较 无独有偶的是，他的同行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报告中也报道：大地湾四期出土“彩陶花纹”中有“Y形纹，仅见一例饰于罐腹部图案下方，在平行线下一周有4个偏斜的”Y“形纹”（图6.3.4.2）（F58）。 尽管这二者相距一千多年、相隔数千里，但这两幅图像都共同展示了环周对称分布的4个“Y”形纹，前者用“Y”形族号代表其祖先来昭示其統掌四时的神威，后者以“Y”形族号代表其羌族祖先传授其观测四时的物候历算知识。随著其世代的延续，其历代所处时空及面临的现实大变，但这个“Y”形族号文字的形、音、意一直不变，且其（书面）表达的方式和形式也完全一致，还能如此跨时空地口耳相传。可是，其记录的内容却完全不同。这同我们当今用同样的文字记录不同的内容有何区别？其记录、传播和交流信息的功能与当今汉字有何不同？ 遍布客省庄二期文化分布地区各地遗存器物上的族号文字，与石峁皇城台遗存石雕神像的族号文字组成的出土文字证据链，将其同出实物证据整合成如山铁证直接证明：石峁文明是由其创造者——鲧为首的羌夏盟族先民，在距今4300-4100年间，以盟族共同的祖先神为崇拜主体的方国宗教狂热，将族众聚集在与临汾盆地中的陶寺遗址相对峙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的石峁地区，并动员和组织其人、物、财力资源，集客省庄二期文化发展之大成，在鲧王族统一指挥下，以石砌筑王城、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城堡，配之以相应的青铜器制造业、骨器作坊、宫殿、宗庙等礼仪建筑及其中配备的使用文字的官员、巫师等文职人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构成以其石城为都邑的青铜时代早期方国，在军事上以其石城作要塞形成明显的战略态势，来对付以临汾盆地陶寺遗址为中心唐尧邦国势力。这就回答了该遗址发掘者提出的这个问题：“石峁遗址对陶寺遗址的中晚期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可能起到了改朝换代的作用。既然说陶寺是尧都，石峁有能力去在尧都那里搞破坏，那么石峁又会是什么样的文明? ”(邵晶 2020） 上述实例说明，先秦遗址出土文物上的文字，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大都以数字组合和图画的形式出现，只要精细观察，也可从文物的纹饰中看出这些文字。如能进一步突破西方文字学的局限，逐渐按这些文字进化成甲骨文的谱系和时空分布（详见本书系第二卷第四册），学会养成识别这些文字的习惯，就能越来越多地认识和释读这些文字，进而识别其载体——遗物和遗迹的文化主体和族属。（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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