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列宁《怎么办》的思考讨论

学习列宁《怎么办》的读书札记               辛德

学习了列宁的《怎么办》，体会点滴，与同志们交流，敬请批评指正。

《怎么办》一书写于1901年秋至1902年春，发表于1902年3月。该书是列宁对于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各种思潮和倾向的分析，同时列宁也针对相应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而为“俄国革命怎样才能搞起来”这一问题探索着答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公开决裂，大约在1915-1916年左右，列宁形成并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他指出，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在帝国主义世界统治的薄弱环节，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首先获得胜利。因此，回顾并综合起来看，列宁在这里谈的，不仅仅是1902年的俄国形势问题，而且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策略问题。

【……】内的宋体字是列宁在《怎么办》中的原话，后文是我的心得。两个小标题是我加的。

                       思想领先   政治挂帅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份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份，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份来参加的。

既然工人群众绝不能在他们的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

革命的思想和理论，来自现代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和斗争，亦即从群众中来、从社会实践中来，它又返回去为群众的阶级斗争服务。这就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或者说，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却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变成巨大的力量。毛主席说得更明确：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思想文化理论战线、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是构成阶级斗争总体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缺一不可，也不能相互替代。毛主席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都要先造舆论，都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作，首先始于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理论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抗日救亡工作首先当成一个对于民众的启发教育工作，首先当成一个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且首先占领意识形态宣传阵地的主动权，把抗日救亡提高到“民主、进步、建设新中国”的高度。我们当今的工作，也应当首先着眼于理论方面，首先抓住理论、方针、战略、策略这些提纲挈领的要害问题。在这个前提下，着重调查社会实际情况，是正确的。离开这个前提，“着重于实际行动”，则是错误的，就变成了“运动就是一切”。

这当然不是说，理论教育和宣传鼓动可以搞教条主义。任何理论教育和宣传鼓动，都要结合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以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切入点，这是毫无疑义的，古人讲“以利愤义”。但是如果仅仅讲切身利益，仅仅讲直观的问题，那么统治阶级也能办到，无须共产党、无须革命者。试想，土地改革给了农民土地，农民如果仅为了这一亩三分地，他们就不会送自己的儿子踊跃参军。

美帝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政策已经推行了20多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都大为激化，国际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与深度也都今非昔比，这又反过来迫使美帝实行更加冒险的全球侵略政策。它表明帝国主义世界统治的脆弱性，越来越多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与障碍正在成片地浮出水面。因此，要注意研究如何把握国际大气候的发展变化，促进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长期陷入的低潮。这是政治中的政治，是必须挂帅的政治。

【......（群众）都是些清醒的政治家和冷静的实事求是的人。他们清楚地知道，甚至控诉下级官吏都不免有危险，更不要说控诉“万能的”俄国政府了。所以他们只有看到向我们控诉真能发挥作用，看到我们真是一种政治力量时，才会来向我们控诉。我们要想在旁人眼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力量，就要多多地和不断地努力提高我们自己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

群众是分为左中右的，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特别是在专制统治之下，在革命正处在酝酿时期的低潮阶段，群众中有很多人是麻木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揭露，难道不是入木三分吗？但是，并不是像鲁迅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完了。只有充分发挥首创精神和坚韧的毅力，再加上高超的战略、策略，才能越加深入地发动群众。这就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做过的惊天伟业。毛泽东在其名篇《愚公移山》中说，我们也要感动上帝，这上帝，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人民。毛泽东为鲁迅提出的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但是，如果不重视鲁迅提出“国民性”问题的意义，我们就会犯左派幼稚病。所以毛主席晚年还一再

号召“读点鲁迅”，就是要让我们弄懂社会的复杂性。

鲁迅深知，对于中华民族这个被压迫民族来说，“国民性”问题绝不仅仅是“国内”阶级矛盾在文化上的反映，离开民族矛盾的“单纯国内的”阶级矛盾当时已不复存在。鲁迅所战斗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文化和与它勾结的半封建文化。毛主席最了解鲁迅，称赞他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表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对于当时的毛泽东和鲁迅来说，人民群众的“自觉性、首创精神和毅力”，首要并集中地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所以，毛主席有这样的结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从诞生到成熟，经历了十分曲折的道路。其中有两个关键时期，为她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最后胜利奠定了必要的历史条件。一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二是抗日战争。首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化了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才有愚公出来移山。帝国主义毁灭和奴役中华民族的野蛮性，“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愚公们前仆后继、挖山不止的牺牲精神，终于把处在民族危亡中的上帝—人民感动了。

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主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是以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对立为中心而展开的。政治挂帅，就必须挂到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上。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怎样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1949年毛主席写道：“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尽管孙中山和共产党人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要不要唤起民众、如何唤起民众、即“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