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波特列索夫对列宁是怀有强烈敌意的。[19] 当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这种特质视为狂热、不容忍和心胸狭窄——甚至是未来独裁者的种子。他们没有理解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品质在所有伟大的革命者身上都可以找到，无论是法国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还是英国革命中的克伦威尔。 年轻的列宁越是了解自己的角色，这个年轻人的这些性格特征就越是具体化。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他对普列汉诺夫的敬意也是极高的。在与普列汉诺夫的会面中，伊里奇当然还只是一名学生，而不是老师。他仍在深化自己的思想和知识。然而，据波特列索夫说，伊里奇显示出了“一个聪明且强大的大脑。他的每一句话都表现出深刻的思考。”[20] 二十五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895年9月从国外回来，手提箱中塞满了隐蔽的非法文献。回国后，他在圣彼得堡遇到了另一位年轻的革命者朱利叶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他也被大学开除了。马尔托夫同样被马克思主义深深吸引。从那时起，这两个年轻人将在建立马克思主义圈子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并迅速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Union for the Struggle and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学校教师娜·康·克鲁普斯卡娅（N.K. Krupskaya）也参与其中。不久，在敖德萨（Odessa）和图拉（Tula）出现了分支机构。第二年，在尼古拉耶夫（Nikolayev），一个年轻的学生列夫·布朗斯坦（Lev Bronstein，后来被称为托洛茨基）帮助成立了“南俄工人协会”（Workers’ Association of South Russia）。 这时，这些圈子的活动重心从理论讨论转向了在工人中增加政治鼓动。这种变化反映在了列宁的著作中，如《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Explanation of the Law on Fines Imposed on Factory Workers）和《新工厂法》（The New Factory Law）。他还继续写下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纲领、策略和组织方面的任务。由于他们的活动，其组织常常受到国家秘密警察（Okhrana）的监视。在访问普列汉诺夫之后，列宁和他的同志们计划发行一份非法的工人报纸《工人事业》（Workers’ Cause）。然而，1985年12月，伊里奇、马尔托夫以及其他人都在报纸出版的前夕被捕。这些逮捕耗尽了他们的积极力量，扰乱了他们的工作，而新报纸也从未得见天日。 逮捕与流放在监狱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仍然通过探视和用牛奶写的秘密信件（这样警察就看不到字迹）与他的同志们保持着联系。弗拉基米尔在狱中非常忙碌，写着小册子，准备着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一书，该书最终于1899年出版。他还写了《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Draft and Explanation of the Programme for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在这份草案中，他得出结论：
出狱后，他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东部的舒申科村（Shushenskoe），一个有一千名居民的定居点，流放期为三年。在那里，他与他在圣彼得堡的伴侣和战友克鲁普斯卡娅会合了。伊里奇继续写他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书，并与克鲁普斯卡娅一起，花时间翻译西德尼（Sidney）和比阿特丽丝·韦伯（Beatrice Webb）的《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后一个项目为他们带来了急需的收入。晚上，他通常阅读文学作品或哲学书籍——黑格尔、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克鲁普斯卡娅解释说：“总的来说，流亡的日子并没有过得那么糟糕。那是认真学习的几年。”[21] 列宁越来越多地展望未来的工作，并以此在1897年底写下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The Task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s）。他解释说：“俄国社会民主派还很年轻，刚刚在走出那以理论问题占主要地位的萌芽状态。它才刚刚开始展开实际活动。”这样的活动意味着它转向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则显示出不可估量的前景。“总之，同志们，干起来吧！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 除了他的哥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不是他家庭中唯一参与革命政治的成员。他的弟弟德米特里因参与革命活动于1897年被莫斯科大学开除，然后被捕并被流放到了图拉。他的妹妹玛丽亚也因参与活动而被捕，并被流放到了下诺夫哥罗德（Nizhni Novgorod）。 当列宁还在流亡时，1898年3月，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终于在明斯克（Minsk）召开，会议持续了三天。大会发表了一份宣言，并选出了领导层，但在几个星期内，9名代表中的大多数都被逮捕了。宣言是由彼得·司徒卢威撰写的，当时他正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中包含了一个很富有意义的声明：“在欧洲，越往东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越软弱、越卑鄙、越懦弱，落在无产阶级身上的文化和政治任务就越大。这是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秩序的重要一步，但这只是第一步。”[22] 在列宁的西伯利亚流放地，邮局每周二和周四会来送信，带来信件、文件和书籍。列宁很快成为了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人物，他们尽可能多地会去探望他，但这需要得到许可。然而，伊里奇非常想念他的战友朱利叶斯·马尔托夫，他被远远地流放到了北极圈以南不远的图鲁汉斯克（Turukhansk）。尽管距离遥远，他们仍然保持着活跃的通信。 正是在这一时期，列宁制定了一个未来计划，他与克鲁普斯卡娅讨论了这一计划，并在后来的《火星报》（Iskra）以及小册子《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和《就我们的组织任务致一位同志的信》（Letter to a Comrade on Our Organisational Tasks）中作了阐述。这个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建议建立一个全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在国外出版。这将是一个中央机关，它将把组织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工人通讯员的网络帮助指导俄国境内的工作。这项工作非常需要这样一个中央机关来指导工作。 “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收到消息称，“合法马克思主义”（Legal Marxism）的报纸《生活》（Zhizn）发表了司徒卢威和图根-巴拉诺夫斯基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了质疑。“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将继承资产阶级的所有物质和文化成就，”司徒卢威写道。“与此同时，他还指望社会主义会因危机、经济混乱和贫困化而被接管！从这种假设中得出的唯一显示的结论是悲观的，是“破坏性的社会主义”（destructive socialism）。”[23] 这种奇怪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产生于俄国的特殊情况，自由主义者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与之进行的斗争中，需要依靠工人阶级的支持。马克思主义在这群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的增长是完全片面的，并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阶级内容。这些人利用这种被稀释的、被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避免的发展和他们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辩护。毕竟，他们声称，《共产党宣言》不是在谈论历史进步和资本主义消灭旧秩序的使命吗？“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奇怪的生物，由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科夫（S.N. Bulgakov）和图根-巴拉诺夫斯基所代表，他们最终都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当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在法律报刊的版面上阐述马克思主义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是最狭窄、最混乱的，”列宁写道。“这是什么叙述！真难以设想，要怎样糟蹋这个革命学说，才能使它躺到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24]
在工人阶级运动的早期阶段，列宁曾与这群人中的一部分合作过。在独裁的条件下，他们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微弱势力提供了一些传播其思想的合法途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任何政治让步。一旦他们开始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就开始了对他们的坚决斗争。在列宁看来，任务是要推进不掺杂任何杂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鉴于沙皇的审查制度，这种立场只能由非法的地下报纸来得到全面的阐释。 司徒卢威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和德国爱德华·伯恩施坦的许多修正主义思想相呼应。司徒卢威后来总结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说实话，社会主义从未在我心中激起丝毫情感，更没有任何吸引力……社会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而吸引了我的兴趣——它……既可以被用来获得公民和政治自由，也可以被用来反对这些自由。”他抛弃了自己反革命白人移民的身份，这并非偶然。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也有其机会主义的对应物，即“经济主义”（Economism）。事实上，这种性质的修正主义倾向的出现是一种国际现象，它也在德国运动中以伯恩施坦的思想的形式取得了进展。这些“经济主义者”试图将工人阶级的斗争弱化为“面包和黄油”的问题，以粗暴的鼓动和行动主义为基础。他们将理论置于次要地位，并认为理论与阶级斗争无关。 在试图淡化他们的思想——实际上就是放弃了革命者对运动领导权的斗争——方面，“经济主义者”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镜像。“经济主义者”们发行了一份名为《工人事业》（Rabocheye Dyelo）的报纸（巧合的是，这与列宁希望出版却被封禁的报纸同名）。在报纸上，他们敦促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他们的革命政治纲领，而支持经济要求。从逻辑上看，这就是一条通往清算革命党的道路。 一份全俄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抵制这些修正主义影响的任务变得极为紧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在这方面，创办一份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至关重要。因此，他与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进行了接触，并与他们就建立这样一份全俄报纸进行了热切的交流。在达成一致意见后，他们讨论了应该由谁来为其撰稿、如何印刷、如何偷运到俄国，以及其政治立场应为如何。然后，他们制定了出国的计划，与普列汉诺夫会面。在这些讨论中，《火星报》的想法诞生了，它很快就成为了运动的主心骨。列宁写道：“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把所有这些地方工作汇合成一个政党的工作。”[25]。《火星报》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1900年是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是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也是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结束流放期的一年。由于他们被禁止在圣彼得堡、莫斯科或任何工业区居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普斯科夫（Pskov）度过了一段时间后申请了出国。这个请求被批准了，无疑是因为这些革命者被认为离俄国越远越好。列宁在圣彼得堡与维拉·查苏利奇进行了一次令人鼓舞的秘密会晤，利用这次会晤为新报纸争取到了支持，之后他又回到普斯科夫，与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会合。不久之后，波特列索夫去了德国，与劳动解放小组会面，并确定了与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印刷报纸的前景。1900年7月16日，伊里奇离开俄国前往苏黎世，以便亲自与普列汉诺夫会面。 列宁试图争取普列汉诺夫对该报的支持，但不幸的是，这次会面至少可以说没有按计划进行。事实上，它几乎导致了他们关系当场破裂，整个项目也差点因之被放弃。 波特列索夫加入了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讨论。很明显，普列汉诺夫对这两个新人都有怀疑，讨论变得相当紧张。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行为深感震惊和受伤。不久之后，列宁在《“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How the ‘Spark’ Was Nearly Extinguished）一文中，为他最亲密的同志们写下了他对这次会面的印象。 当时俄国海外社会民主党人联盟以多数票通过了“经济主义”的立场。结果，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支持者们退出了该组织。在这次分裂后，普列汉诺夫的神经明显处于紧张状态，这一经历也肯定会影响他的行为。在与这两个年轻人的会面中，普列汉诺夫表现出了过度的不宽容和坏脾气。情况很快就变得不可容忍了。 据列宁事后回忆，“记得是阿尔先耶夫（Arsenyev，即波特列索夫）一开口就说，他认为他和普列汉诺夫的私人关系，从此破裂，而且永远也不会恢复。他说，公事上可以保持往来，但我和他的私人关系就到此为止。他这样侮辱人，使我们不得不怀疑他对我们有非常“卑鄙的”想法（即他已暗自把我们看作野心家）。他蔑视我们，等等。我完全支持这些指责，我对普列汉诺夫的“爱戴”全然消失了，我非常悔恨，非常伤心。有生以来我还没有这样由衷地、深深地尊敬过一个人，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这样“顺从”过，因而也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沉重的“打击”。而事实上我们恰恰是遭到了打击”[26] 然而，在查苏利奇和阿克塞尔罗德的调节下，他们成功修补了关系。在他们对普列汉诺夫的最后一次采访中，他承认那时出现了一个可悲的误会，他当时也非常紧张。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使出了他善于举例、比喻、逗笑和引证的全副本领，使人不禁发笑…” 在此基础上，“火星”被重新点燃了。整个这件事表现了列宁在对待人民和组织时的耐心和灵活态度。这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改良派对他提出的独裁者和暴君的指控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呀！ 平心而论，普列汉诺夫的态度也可以理解。他曾在接触内地其他人的过程中受过伤害，而且对四月的那场分裂记忆犹新，所以急于在一开始就把事情全部搞清楚。必须说，他受到多年流亡的影响，被限制在了一个小团体当中，他的观念落后于实际情况。普列汉诺夫的小组以其业余的方法，带上了宣传鼓动的所有特征。最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妥协，即《火星报》将拥有一个由六人组成的编辑部。普列汉诺夫、阿克塞尔罗德、查苏利奇是老一辈，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则是年轻一代。鉴于人数是偶数，在投票结果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同意让普列汉诺夫的票具有决定性。 “我们决定，除了最接近的几个人以外，不对任何人提起所发生的事情，决定保持外表上的体面，——以免敌人高兴。在表面上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整个机器还得象过去那样继续运转，而只是里面有一根弦断了，公事公办的干巴巴的关系开始代替友好的私人关系，并且时刻记住：欲求和平，先得备战。”[27] 双方就报纸的发行达成了一致，并选择了慕尼黑作为报纸的生产地，报纸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印刷。这个问题解决后，他们在俄国境内组织了一个网络来发行该报纸。编辑部将设在慕尼黑。住在瑞士的普列汉诺夫通过信件和偶尔到德国的访问，与阿克塞尔罗德保持着联系。他们在9月发表了一份宣言，这实际上是对修正主义倾向的宣战。 第一期《火星报》于1900年12月24日在莱比锡（Leipzig）出版，刊头写着“从这个火星中，一场大火将会诞生”。接下来的几期都是在慕尼黑印刷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俄国发行的全俄地下马克思主义报纸。此外，一份新的理论杂志也将在4月发行。一切已准备就绪，以赢得思想斗争，并使《火星报》成为俄国运动中的主导趋势。 “这几期被运送到了柏林，存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方口舌《前进报》（Vorwärts）的地下室里，”孟什维克历史学家大卫·舒布（David Shub）写道。 “在这个地下储藏室里，少数受信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小心翼翼地将《火星报》的副本折叠成小包裹，并将它们藏在包装箱里。这些包裹被送到靠近俄德边境的城镇，在那里被专业的走私者带走。他们会把违禁品运过边境，交给等在那里的《火星报》特工。” “从这些边境点开始，这些文件将由专门的信使送到俄国各地的秘密《火星报》委员会。”[28] 这是一项非常困难且危险的行动。他们必须拼命避开普鲁士警察，以及正在搜寻俄国革命者的俄国警察特工。文件以各种方式被偷运到俄国：底部带夹层的手提箱、特制的马甲和紧身衣，或者被缝进裙子里。克鲁普斯卡娅解释说：“用我们的装备，妇女可以携带三四百份《火星报》。” 据克鲁普斯卡娅说，到达目的地的革命文献可能不超过10%。不论如何，在重重困难下建立起来的《火星报》，是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个集中的组织在慕尼黑期间，列宁不仅通过《火星报》，而且也在《从何着手？》（Where to Begin）和《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等其他著作中寻求巩固党的框架。他提请注意该组织与其目的不相适应的弱点。地方上的圈子之间没有协调、没有领导，以草率的方式从事工作。工作专业化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列宁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明确的想法。 工作需要实行集中制，有两个领导中心：中央机关和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将负责组织的意识形态领导，并在国外指导工作，不受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的影响，而中央委员会将负责直接的、实际的工作。 “我们应当集中领导运动。我们也应当尽量分散对党负责（也是为了集中领导，因为不了解情况就不可能有集中），使每个党员、每个参加工作的人、每个加入党或与党接近的小组都对党负责。这种分散是实行革命集中的必要条件和必要修正。”[29] 列宁强调报纸在党建中的核心作用。在《从何着手？》（《火星报》第四期）中，他写道，报纸的作用不应“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一点来说，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并通过报纸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从事地方性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性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思考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的党对这些事件施加影响的适当措施。”[30] 然而，他的论战主要是针对“经济主义者”的，特别是他们对工人阶级自发性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他强调了党的重要性，以及党要以“职业革命家”——那些能将自己的时间奉献给党的工作和建设的人——为基础。 列宁在《怎么办？》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些关于革命组织专业化的观点。他于1901年完成了该书的写作，并于1902年将其出版。这本书吸引了革命者的极大兴趣，特别是那些接触过俄国工作的人。它成为了关于革命党的建设、职能和任务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一部分。然而，这本书却受到了改革派和资产阶级评论家批评，认为它给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种子提供了所谓的成长基础。例如，安东尼·雷德（Anthony Read）在他的《燃烧的世界》（The World on Fire）一书中称：
当然，这完全是对列宁的诽谤，我们对这种诽谤再熟悉不过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列宁明白，俄国的革命只有在一个植根于工人阶级的、专门的、集中的政党指导下才能进行。这就是他试图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形式打造的东西。 他主张理论上的明确性，正如他在《怎么办？》中解释的那样：
他接着强调了恩格斯关于需要进行理论斗争的话。列宁指出：“一提到“理论家”这个词就做出一副极端鄙视的怪样子”的人正是那些沉湎于自己的无知的人。 在攻击“经济主义者”和他们对自发性的崇拜时，列宁自称他是在把弯曲的棍子向相反的方向扳。结果，他引用了取自考茨基的一个错误观点，即社会主义意识只能由知识分子从外部带给工人，而工人阶级纯粹靠自己只会产生工会的意识。 这显然是错误的。虽然社会主义意识的最高表现，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由工人阶级提出的，而是由当时最先进的思想融合而成的，但工人当然有能力得出政治和革命的结论。英国宪章主义（Chartism）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列宁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一年后，在社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解释说：“我们现在都知道，“经济派”把棍子弄弯了。矫枉必须过正，要把这根棍子弄直，就必须把棍子弯向另一边，我就是这么做的。”[32] 因此，列宁的错误是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论战式夸张，他再也没有重复过这种错误。 尽管如此，列宁的《怎么办？》无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克鲁普斯卡娅表示，这是一部“每一个想在实践中成为列宁主义者的人都必须研究的作品，且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33] 《火星报》系统性的工作，特别是列宁扮演的角色，为1903年夏天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这促成了该党的真正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掌握在列宁手中。克鲁普斯卡娅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多么渴望召开大会呀！” 历史将证明，第二次代表大会成为了俄国革命运动新篇章的开端。随着事态的发展，它将最终导致孟什维主义和后来得名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二者之间的分歧。到这时，可以说列宁对自己未来的角色越来越有意识了。然而，第二次大会及其后果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我们以后再回到这个主题。 同时，为了解释这些发展，以及这整个时期，我们建议读者深究艾伦·伍兹（Alan Woods）的优秀著作《布尔什维克党史：通往革命的道路》（Bolshevism: The Road to Revolution）。 注释[1]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中文版第三卷，附录，“官僚传说”，郑超麟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58.htm [2]《真理报》，1963年10月31日。 [3] 引自奥兰多·菲格斯《一个民族的悲剧》（纽约：Pimlico, 1997），第131页。 [4] 托洛茨基，《年轻的列宁》（纽约： Doubleday，1972），第24页。 [5] 引自维克多·塞尔日，《俄国革命的第一年》（企鹅出版社，1972），第26页。 [6]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6卷，《革命冒险主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6/026.htm [7] 托洛茨基，《年轻的列宁》（纽约： Doubleday，1972），第34页。 [8] 同上，第36页。 [9] 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伦敦：Martin Lawrence，1930），第5页。 [10] 引自詹姆斯·马克斯顿，《列宁》（每日快报出版社，1932年），第15页。 [11] 托洛茨基，《年轻的列宁》（纽约： Doubleday，1972），第118页。 [12] 格雷戈里·季诺维也夫，《列宁》（伦敦：社会主义劳动联盟，1966），第9页。 [13] 托洛茨基，《年轻的列宁》（纽约： Doubleday，1972），第145页。 [14] 马克思与恩格斯，中文版全集，第4卷，《共产党宣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2 [15] 托洛茨基，《年轻的列宁》（纽约： Doubleday，1972），第188页。 [16] 托洛茨基，《年轻的列宁》（纽约： Doubleday，1972），第207-7页。 [17] 恩格斯，中文版全集，第39卷，“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95年2月8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9/213.htm [18] 列宁，中文版全集，第2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02/001.htm [19] 引自理查德·派普斯，《1899-1919年的俄国革命》（The Harvill Press，1997），第348页。 [20] 引自大卫·舒布，《列宁》（企鹅出版社，1969），第43页。 [21] 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伦敦：Martin Lawrence，1930），第38页。 [22] 引自E.H.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第一卷，第4页。 [23] 引自大卫·舒布，《列宁》，第5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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