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切形式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的阶级划分。但压迫可以有多种形式。除了阶级压迫，我们还发现存在民族对民族的压迫，种族对种族的压迫，以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01年7月18日。由微信账号《阶级与哲学》翻译发表。经我方发现后自行校对，重刊在此。译者：彼得潘）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与一切形式的压迫和歧视作斗争，并同时指出，只有彻底改造社会，废除阶级压迫，才能为废除一切表现形式的奴隶制，建立一个基于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真正的人类社会创造条件。
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并不总是存在于社会内的。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家庭并不总是存在的，而是一种短暂的形式。马克思主义解释说，它是与阶级社会、私有财产和国家政府一起产生的。对女性的压迫与社会的阶级划分一样古老。因此，它的废除取决于阶级社会的废除，从而取决于社会主义革命。
这并不意味着，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时，对女性的压迫会自动消失。当为建立男女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创造社会条件时，阶级社会内产生的野蛮心理遗产将最终被克服。但除非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为实现无阶级社会创造条件，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这也不意味着女性应该等待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她们的问题，同时温顺地服从于歧视、羞辱和男性统治。相反，如果没有目前社会下的日常争取进步的斗争，社会革命将是不可想像的。正是通过争取部分收益和改革的斗争，整个工人阶级才会学习，发展自己的意识，获得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并将自己提高到伟大历史任务所要求的水平。
许多年轻女性首先意识到需要通过争取女性权益的斗争来改变现有社会。ta们的动机是对女性在一个社会中受到的野蛮待遇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个社会虚伪地宣称自己坚持民主和正义，却把一半的人贬低到有辱人格的不平等、歧视和各种压迫的地位。
革命的必要性
我们现在可以而且必须为许多要求而奋斗：在社会和工作场所取缔一切形式的歧视；同工同酬；堕胎和离婚权利；结束对单亲家庭的歧视；保护女性免受男性暴力；采取行动反对性骚扰、强奸和家庭暴力；让每个人都有房子和工作；获得免费的高质量儿童护理，等等。所有这些要求都是绝对必要的。
然而，在一个绝大多数人被银行家和资本家支配、控制和剥削的社会基础上，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为了结束对女性的压迫，有必要结束阶级压迫本身。因此，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是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跨越语言、国籍、种族、宗教和性别的界限，团结工人阶级及其组织。这意味着，一方面，工人阶级必须承担起与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作斗争的任务，并将自己置于社会所有被压迫阶层的首位，另一方面，必须果断地拒绝一切分裂工人阶级的企图——即使这些企图是由被压迫阶层自己提出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之间存在着相当确切的平行。我们有义务与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作斗争。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支持民族主义？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主义的，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新的国界，而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中解散所有的边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按民族主义路线分化工人阶级方面起著有害的作用，他们利用在压迫者民族手中长期遭受歧视和压迫而引起的可以理解的怨恨情绪。列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与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另一方面也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利用民族问题进行蛊惑的企图进行了斗争。他们坚持认为，必须团结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开展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联邦持久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真正保障。
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是从阶级的角度来对待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压迫女性的态度也是如此。在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压迫的同时，我们必须果断地拒绝任何只把问题说成是男女之间的冲突，而不归根到阶级问题的企图。不同工人群体之间的任何分裂：女性与男性，黑人与白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逊尼派与什叶派，只能损害工人阶级的事业，并帮助延续阶级压迫。
女性与革命
实际上，整个运动的历史表明，阶级问题是首要的，被压迫阶级的女性和富裕的女性「进步主义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前者主张革命变革，后者只是利用女性受到压迫的问题来达到自己的自私目的。在每个历史阶段，这种阶级差异都表现出来了，而且是以最鲜明的形式表现出来。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早在17世纪，女性就开始推动对其社会和政治解放的要求。在英国革命中，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反对君主制、争取民主和平等权利的斗争中。1649年，英国出现了一封《伦敦各城市妇女请愿书》，其中指出：
「既然我们确信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像被创造的，在基督里有与人平等的利益，在这个国家的自由中也有相应的份额，我们不能不对我们在你们眼中显得如此卑鄙，以至于被认为不值得向这个可敬的议院请愿或代表我们的不满感到惊奇和悲哀。在《权利请愿书》和国家其他良好法律中所包含的自由和保障方面，我们不是与这个国家的人有着同等的利益吗？」（摘自J.O’Faolain和L Martines, Not in God’s Image, pp.266-7页）
女性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左派的激进团体和宗教派别，他们认为女性可以成为传教士和牧师。例如，玛丽·卡里与激进的「第五君主国」运动有关。她在《新耶路撒冷的荣耀》中写道：
「如果男人有圣灵的恩赐，那女人就更少了。不是说有许多敬虔的妇女，许多人确实接受了圣灵，但那是多么小的量，多么软弱，多么不能说预言，因为我说的就是这段话，这段话说她们要做，但我们没有看到应验……但这应许实现的时候就要到了，圣徒要被圣灵充满；不仅是男人，而且是女人要讲道；不仅是老人，而且是年轻人；不仅是上等人，而且是下等人；不仅是有大学问的人，而且是没有大学问的人；甚至是仆人和婢女。」
法国大革命中的女性
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阶级关系变得更加清晰、敏锐，阶级意识也变得更加明确。大革命不再需要披上宗教的外衣。相反，它以理性和人权的语言表达。但女性的权利呢？法国大革命只能从阶级的角度来理解。不同的党派、俱乐部、倾向和个人，以令人困惑的阵容出现，像动荡的海面上的波浪一样起伏不定，这只是不同阶级为掌握局势而斗争的表现，而每场革命的一般规律是，更激进的人总是倾向于取代更温和的趋势，直到革命的动力耗尽。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的开始进入倒退的尾声。这在法国引发了波拿巴主义和滑铁卢事件。这是每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命运，在这场革命中，来自群众的冲动，最终会伴随着他们的幻想和运动中真正的阶级要求之间的矛盾上消亡。
革命运动中的阶级分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了。吉伦特派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潮流，他们巴不得半途而废，与国王达成协议，建立君主立宪制。这对大革命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大革命只有在群众爆发并开始以革命的平民风格与反动派算账时才能实现必要的扫荡。正是群众的爆发（克鲁泡特金关于这个问题的书对此有精彩的描述）才保证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并如此彻底地瓦解了旧秩序。
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女性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都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我们在这里指的不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她们确实是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但我们是指普通的工人阶级平民女性，她们在反抗本阶级的压迫中起义。1789年发动法国大革命的巴黎平民和半无产阶级女性是因面包问题而起义，一开始并不是因为女性受压迫的问题，尽管在革命过程中自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女性并没有被给予投票权，也被排除在大多数民众团体之外，但她们可以而且确实在起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1789年10月、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以及最突出的1795年春季的起义（根据1792年引入的革命日历的月份名称，应该被称为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女性，即使是最激进的女性。也很少要求投票，因为她们受制于18世纪的性别区分，将男性置于 『公共领域』，将女性置于『私人领域』。但她们确实成立了女性大众社团，其中最有名的是革命共和党公民协会，但这个俱乐部只持续在1793年5月至10月。尽管如此，正如Dominique Godineau和Darlene Levy等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没有分享男性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女性支持，甚至鼓励男人采取行动。她们坐在民众社团的画廊里，她们在面包店外、市场上、街道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政治空间。」（法国大革命，1787-1799。《人民与法国大革命》，格温·刘易斯教授著）。
一场革命将社会激荡到深处，释放出长期压抑在群众和每个被压迫层中的情感和愿望。因此，对女性解放的要求具有迫切的意义。但是，不同的倾向对这一要求有不同的理解，而这些倾向最终是以不同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
贫穷的巴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女性带头行动，这不是偶然的。她们是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一层，是那些不得不承受作为底层群众痛苦的人。而且，她们在没有政治斗争和组织的经验，在没有偏见的情况下登上了历史舞台。相比之下，男人们更加谨慎，更加犹豫，更加「守法」。这种对比后来多次出现。在无数次女性参与的罢工中，她们始终表现出比男子更强的战斗力、勇气和气魄。重要的是，正是在阶级问题上：面包问题，这些妇女开始行动。100多年后，在彼得堡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法国大革命的每一个关键转折点，至少在早期阶段，下层阶级的女性都起到了带头作用。1789年10月，当制宪会议的先生们滔滔不绝地讨论改革和宪法时，巴黎的贫穷妇女：渔妇、洗衣妇、女裁缝、女店员、仆人和工人的妻子，自发地起来了。这些女人组织了一次示威，并向巴黎市政厅游行，要求提供更便宜的面包，其勇敢足以让男人们感到羞愧，她们向凡尔赛进军，把国王和王后（她们对这两个人不加区分—如果说 “奥地利女人 “比她的丈夫更让人讨厌的话）带回来，实际上是进行了软禁。乔治·鲁代（George Rude）对这一场景进行了很好的描述：
「到现在，女性已经开始参与其中了。面包危机是她们特有的遭遇，从这时起，在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她们而不是男人。9月16日，哈代（Hardy）记录说，妇女们在夏洛（Chaillot）拦下了五辆满载粮食的马车，并把它们带到了巴黎的维尔酒店（Hôtel de Ville）。17日中午，愤怒的妇女们围攻了市政厅，抱怨面包师们的行为。她们受到了贝利和市议会的接待。’Ces femmes [written Hardy] disaient hautement que les hommes n’y entendaient rien et qu’elles voulaient se meler des affaires’ （译文：这些女人大声宣称，男人什么都不懂，他们要自己解决事情。）第二天，维尔酒店再次被围攻，并作出了承诺。当天晚上，哈代看到妇女们在三圣母广场举起一车粮食，并将其护送到当地的区总部。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10月5日的政治示威，甚至更久。」(乔治 · 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群》 ，第69页)。
他进一步补充道：
「在这些基础上，女性们现在都集中到了维尔酒店。她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面包，第二个目标可能是为她们的男人提供武器和弹药。一个商人皮匠在八点半经过老市场大厅时，看到一群女人在街上拦住陌生人，强迫他们和她们一起去市政厅，告诉他们：『ou l’on devait aller pour se faire donner du pain』（译文：『人们应该去那里获得一些面包』）卫兵们被解除了武装，他们的武器被交给了男人们，男人们跟在女性们的后面，催促她们继续前进。另一位目击者是维尔酒店的一名出纳员，他描述说，大约在9点半左右，大量的女性，其中还有男人，冲上楼梯，闯入大楼的所有办公室。一位证人说他们带着棍子和长矛，而另一位证人坚持说他们带着斧头、铁棍、棍棒和火枪。一位出纳员敢于向『入侵者』提出抗议，但他被告知 『ta们是市政厅的长官和女长官』。在寻找武器和火药的过程中，示威者撕毁了文件和账簿，一叠100张1000利弗的会计局纸币从一个柜子里消失了。但他们的目标既不是钱，也不是战利品。市财政局后来告诉警察，有超过350万利弗的现金和纸币没有被拿走；几周后，丢失的纸币被原封不动地送回。在尖塔上拉响了鸣笛后，示威者在11点左右退到了外面的Greve广场。就在这个阶段，马亚尔和他的志愿者们来到了现场。
根据他的描述，这些女人正在威胁拜利和拉法耶特的生命。不管是为了避免这样的灾难，还是仅仅为了促进『爱国者』们的政治目的，马亚尔让自己被说服，带领他们向凡尔赛进军12英里，向国王和议会请求为巴黎提供面包。当他们出发的时候，在下午早些时候，他们把大炮从沙特莱城堡搬了出来，并且强迫他们遇到的每一种符合条件的女人都加入他们。」(乔治 · 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群》 ，74-5页)
在这里，我们完全看到了巴黎工人阶级女性理解抗争的必要。她们对男人们的不作为感到沮丧和不耐烦，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斗争中，并在斗争中横扫一切。但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没有把这场斗争看作是「女人反对男人」的斗争，而是看作整个阶层的穷人和被剥削者反对富人压迫者的斗争。从经济要求（「取得面包」）开始，他们游行到市政厅，在这个过程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另一个要求几乎是自动出现的：对武器的要求。其目的是让男人们感到羞愧而采取行动：在这一点上，巴黎的女性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并拯救了革命。
群众进入政治舞台上是每场革命的首要和最基本的因素。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在法国大革命中，女性决不满足于把政治留给男人。在巴黎，我们看到了亲雅各宾的革命女公民组织：Citoyennes Republicaines Revolutionaires的成立，她们穿着红白相间的条纹长裤和红色自由帽的制服，并在示威中携带武器。她们要求女性获得投票权，并要求女性有权担任共和国的最高文职和军职，也就是说，女性有权在政治上与男子完全平等，并有权为革命事业而战斗和牺牲。然而，革命本身的特点是不同政党和势力的不断斗争，这从根本上反映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
吉伦特派代表了资产阶级中害怕群众并力争与国王达成协议的那部分人。这些阶级对立在法国大革命中呈现出特别激烈的形式，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女性问题。吉伦特女性活动家——其中的一些人在女性权利的正式问题上持有相当先进的立场——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被敌对的历史学家讽刺为编织者，因为她们习惯于在贵族的脑袋掉进篮子的时候做针织品。
巴黎贫困阶层的女性无疑是被强烈的革命精神、阶级意识和对富人存在的仇恨所驱使。来自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特权家庭的吉伦特妇女，与巴黎贫困地区的妇女没有共同的直接利益。吉伦特派通过了一项关于离婚的法律，这无疑是对女性的一种进步。但是，吉伦特派的女性对女性的财产权给予了很大的强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种要求对大多数女性来说绝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她们和她们的丈夫都不拥有任何财产。而且在大革命中发挥了如此突出作用的无袖女郎们反对「财产权的神圣」，因为她们是从自己的阶级立场来理解革命的。
这些女性始终敌视富有的资产阶级，当她们戴上革命的红帽子时，甚至会本能地争取建立一个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将真正平等的共和国——不仅仅是在法律面前平等，也就是说，他们争取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没有贫富的世界。我们现在知道，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可能的目标。
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生产力当时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发展水平，所以无法做到这一点。法国大革命的阶级性质必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这一点对于那些如此热情地支持革命，并以自己的鲜血印证革命胜利的群众来说，绝对是不清楚的。他们不是为了把权力交给资产阶级——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而是为了确保他们阶级的正义。不分社会阶层，团结所有女性的呼吁，在广大工人阶级女性中完全没有得到回应，她们与男子一起为赢得一个更公正的社会而奋斗。
女权运动者中的阶级分化
英国工运兴起的早期，也是在工人阶级以及女性中激烈鼓动的时期。新工会主义（New Unionism）诞生于19世纪末的一系列激进的罢工中，它唤起了无组织的工人，即以前从未参与的部分。其中一些涉及工人阶级女性，如著名的火柴女工罢工。马克思的女儿埃莉诺（Elenor Marx）在这次和当时的其他罢工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中产阶级妇女中，对选举权的鼓动越来越大。然而，中产阶级的女权运动者只有意愿获得形式上的平等——她们会很满足于为女业主——也就是为自己阶级的女性获得投票权。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许多男人也没有投票权。然而，事件很快就表明了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反动本质，它表明了对劳动人民—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事业的敌意。
正如简·皮卡德（Jen Pickard）在她关于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的文章中正确指出的那样。「潘克赫斯特家族的名字是为女性赢得投票权的斗争的同义词，但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做法与她的母亲埃米琳和她的姐姐克里斯塔贝尔的做法不同的是在阶级上的态度。其结果是在20世纪20年代，经过近20年的斗争，埃米琳成为保守党议会候选人，西尔维娅成为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由于独立工党在女性投票问题上犹豫不决，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于1903年成立。」
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发展迅速，到1907年有3000个分支机构，吸引了教师、女店员、店员、裁缝和纺织工人。她们的报纸《妇女投票》每周售出40,000份。足够填满阿尔伯特大厅，并且她们曾在海德公园组织了一次25万人的示威。
1911年，在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承诺对爱尔兰实行自治的同时，她们也提出了允许（有产者）女性投票的愿望。但自由党背叛了这两个承诺。当女权运动者为她们的事业采取直接行动时，她们遭到了最残酷的镇压：殴打、逮捕和强迫喂食的残酷折磨。这场运动主要是由中产阶级女性组织的。但是，女权运动的资产阶级派别所倡导的打碎窗户的策略却没有任何结果。统治阶级仍然顽固地反对女性投票。争取女性权利运动的真正出路是与工人运动建立联系，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正与资产阶级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这是英国阶级斗争剧烈上升的时期，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罢工。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派军队去破坏南威尔士的矿工罢工。女性运动的一部分人试图这样做，并取得了一些成功。潘克赫斯特选择在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女性中采用鼓动和宣传的方法。而在伦敦南部的伯蒙西（Bermondsey），来自一家食品厂的罢工女性与来自当地工厂和车间的15000人一起参加了在南华克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ta们要求增加工资和获得投票权。这是一条前进的道路：利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将争取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联系起来，特别是为女性争取投票权的要求。
不同的阶级面向导致了女权运动在阶级路线上的分裂：同时也导致了潘克赫斯特家族的分裂。1914年1月，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西尔维娅被传唤到巴黎，与她的母亲埃米琳和妹妹克里斯塔贝尔会面。在巴黎过著舒适旅外生活的克里斯塔贝尔面容健康，而西尔维娅则因监狱和绝食而疲惫不堪。与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主张的阶级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姐姐克里斯塔贝尔强调了妇女社会政治联盟与所有男性政党的独立性，克里斯塔贝尔要求将东伦敦联合会从妇女社会政治联盟中排除出去。
也就是说，她要求把工人阶级的女性从女权运动中驱逐出去。这个中产阶级势利小人认为，东伦敦联合会有一个民主的章程，而且过于依赖工人阶级女性。似乎她们的母亲试图妥协，但克里斯塔贝尔很坚决，要求与工人阶级「一刀两断」。因此，在1914年1月，东伦敦联合会被迫脱离妇女进步联盟，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东伦敦女权运动联合会（ELFS）。这完美地说明了中产阶级女性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态度。简·皮卡德评论说：「妇联的这种分裂反映了英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普遍两极化。1911年至1914年期间，每一个关键的工人阶层（码头工人、运输工人、铁路工人、工程师）都参与了罢工。即使在被囚禁和强行喂食的工联成员中，遭受最恶劣条件和待遇的也是工人阶级女性。」
在这里，阶级问题又成为了根本问题。女权运动的分裂表明了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对工人阶级女性、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真实态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男人对立于女人」的想法会导致什么。就在分裂后的几个月，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英国阶级斗争的发展。女权运动中的「叛逆者」埃米琳和克里斯塔贝尔很快就变成了最狂热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妇女进步联盟的报纸名称从《妇女投票权报》改为《不列颠报》。它的新格言是「国王、国家、自由」。这是对女权事业的卑鄙和无耻的背叛。它暴露了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真正阶级性质，以及它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鸿沟。就其口头上的激进主义和煽动性而言，归根结底，她们准备与自己阶级的男人——统治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当她们在舒适安全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家里摇旗呐喊时，无产阶级却不得不去面临所有的战斗、死亡和痛苦。这总是重复的上演。
另一方面，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值得称道的是，她反对战争——尽管是从一个混乱的和平主义立场出发——并在工厂中开展运动，为那些被征入军火和工程行业以替代前线男性的女性争取平等的报酬。她出版了一份名为《工人的畏途》的报纸，后来选择加入了共产党，在那里她持极左的立场。虽然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非常有限，但至少她试图采取一种阶级立场。1918年，30岁以上的英国女性获得了选举权。但这不是女权运动者策略的结果，而是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热潮的副产品，它震撼了英国的统治阶级，迫使统治者们做出让步。在这里，改良再次被证明只是革命的副产品。
俄国革命中的女性
1917年2月，工人阶级女性的作用在俄国再次展现出来。沙皇被一场始于国际妇女节的革命所推翻，因为当时彼得格勒的女工们不顾当地布尔什维克担心会发生大屠杀的建议，决定进行罢工和示威。在无产阶级阶级本能的指引下，她们扫除了所有反对意见，开始了革命（并取得胜利）。像亚历山德拉·科伦泰这样的女性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十月革命给了女性从未有过的权利——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得多的权利。
布尔什维克代表着女性的解放和家庭的变革。自古以来，古老的父权制就存在于乡村，奴役和压迫是农民妇女唯一知道的生活方式。革命前，丈夫打妻子是合法的。布尔什维克通过1918年10月批准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给予妇女子与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非婚生子女获得了与已婚家庭出生的孩子相同的权利。离婚可以按要求进行，堕胎也合法化了。「同工同酬」的原则被写入了法律。布尔什维克女子支队在女性中传播革命的消息，为工人阶级和农民女性建立政治教育和文化扫盲班，并与卖淫作斗争。
在十月革命后的血腥内战中，大量女性自愿加入红军，尽管她们没有被要求这样做。到1920年，估计有5万至7万名女性加入了红军。仅这一点就表明布尔什维克在女性中获得的支持程度。
列宁非常重视女性的解放，他强调必须把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以便她们能够更充分地参与社会的管理。然而，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低，布尔什维克解决现实生活中物质问题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在任何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里，一切陈旧的东西都会被复活。」
只有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自我解放时，女性的真正解放才有可能。社会主义将允许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并在男女之间建立真正的人际关系，摆脱残酷的外部压力，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宗教压力。然而，这样一个社会的前提是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要高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行。而在1917年10月的俄国，由于普遍的落后，这样的基础并不存在。
因此，尽管革命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俄罗斯女性的地位却随着时间推移再次位居次位，而史达林主义是首先促成这个结果的进程，而资本主义在俄国复辟更加打击女性。在俄罗斯和东欧，女性的地位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这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在俄罗斯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前进的道路。
我们将在未来看到更多像俄罗斯1917年这样的例子。女性将在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这里，这首先是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女性的问题，她们为自己的解放和整个阶级的解放而斗争。工人阶级的男女通过参与阶级斗争发展阶级意识和信心。在改造社会的斗争过程中，男人和女人也会改造自己。我们可以看到，在每次罢工中，工人们都把自己提高到了新的高度，抛弃了旧有的奴性心态，表现出了ta们从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自信和创造力。在革命的情况下，这将是多么的真实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