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对《讲话》的研究都与具体的文学艺术活动有关，将《讲话》视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也就将毛泽
东思想分成若干部分，其中之一是“文艺”。这种理解一方面带来的是对《讲话》字面内容的重复；另一方面带来的是以后世评判标准来议论这一历史文献。因此首
先要强调，对《讲话》与文艺问题深刻的理论距离的认识是确保我们在今天反思《讲话》精神的重要前提。毛泽东以文艺问题为引导对“立场”、“感情”、“态
度”、“学习”等概念进行全面阐述，而这些概念中，最重要的是“人民（人民大众、工农兵群众）”，围绕着对“人民”的特殊理解，形成了《讲话》的基本理论
结构。 《讲话》的立论中心一开始就围绕着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个主题展开。这里的“人民”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如对“人的本 质”的哲学理解），也不是一个感情描述的对象（如鲁迅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这个概念在《讲话》里的界定有其在毛泽东思想中的特殊位置。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引言”中明确了“文艺座谈”的范围，这个范围即“人民”的现实经验范围：这次座谈会不是一般性地“畅谈”文艺问题，而是要 讨论“革命文艺”；进而，不是对革命文艺的泛泛而论，而是就具体的“民族解放”来讨论文艺。关键在于，“民族解放”在当时乃至现在的语境中，都非常明晰而 没有争辩的可能。毛泽东正是在这种自明的民族解放观念中，在《讲话》里展开了一种政治一理论的迂回，他要在得到大多数认同的普遍观念（“人民”的观念）中 形成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全新的人民革命理论。 毛泽东从《讲话》的“文艺”问题人手展开他对革命的探索，这绝非为了形成一种适应现实需要的文 艺政策，而是要为新中国奠定真正的思想基础，这类似于古人所说的“大略”，长远到难以揣度的“大略”，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设计的超出个人生命极限的长 远规划。这也不仅是在文艺（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一种理论，而是在整体革命的有机关系中进行思考。假如认为《讲话》属于孤立的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方 面，就很容易在后世语境中将文艺问题剥离开来，《讲话》思想的完整性就受到了破坏。很难想象，毛泽东会离开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问题来孤立地进行只属于知识 分子圈子的“文艺探讨”。在《讲话》中，毛泽东通过对“人民”概念的界定将一个特定历史时刻所可能涉及的“形势”要素汇聚在了一起。 《讲 话》一开始，毛泽东就强调了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斗争的统一性，他称之为“文化军队和军事部队”。可以说这既是陈述，也是隐喻。一方面，文化军队在武装军队 的“后方”，“首先要依靠”武装军队，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军队是附属物。另一方面，文化军队有着“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使命。团结自己，使“自己人”形 成凝聚力。文化战线虽然没有军事组织的形式，但它构成了军事战线的基础，最广义地团结人民。“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 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毋宁说，这里军事战 线反而要依靠文化军队提供的支持。在此，毛泽东对“人民”的理解就是“自己人”，一个能被切身直接理解的对象，辨认出敌人和自己人是最直接的现实政治活 动。《讲话》对人民概念的具体分析建立在历史评述和形势介绍的具体性之上，“人民”成了《讲话》展开理论召唤的潜台词，同时，这一人民概念又超出了现实 “民族解放”语境，形成了能够在不同时代发挥理论号召力的概念图型，这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得到了明确的继承和回应。 在“文 艺座谈会”的议题下，毛泽东选择了“五四”这个当时最具体的文化问题展开阐发。“‘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这个历史问题引出了人民概念 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独特性。对“五四”新文化的理解既是《讲话》的理论基础，也是它面对的问题。经过十多年时间（十年内战时期），“五四”新文化的“新” 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和能指符号，成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模型。但同时，“五四”的很多口号观念也已变成了陈词滥调，《讲话》结尾部分对若干观念的批判 （“人性论”、“人类之爱”等）正针对的是种种习见话语。《讲话》对“五四”文化战线“没有互相结合”、“隔断”的判断，预示着毛泽东对“五四”的重新定 位，或“扬弃”，用毛泽东的话讲，“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发生了领导权的转移。20多天座谈会中极端尖锐的辩论对立从思想史层面上说应该针对着建设扬弃 “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议题。当前学术界已就这个历史议题（“五四”精神的内在批判、曲折展开等）形成大量论述，如鲁迅研究就广泛地涉及这一论域（《讲话》 中对鲁迅的强调已包含了这一路向）。而《讲话》是以最独特和强有力的方式呼应着这一讨论。文化运动“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知识分子的 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些论断决定了毛泽东的基本方向。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学习等问题，目的就是要团结、教育、打击、消灭、帮助和斗争。 “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人民革命的方式、方法、组织原则等与以个人为原则的抽象的人的改造完全不同。毛泽 东方法抛弃了从精神、文化、内在修养等方面进行文化革命的路径，他对文艺（文化）问题的解决站在了一切为了人民的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机器的基础 上。进而，他不仅是从革命的角度来审视文艺，而是从文化的“立场”来设计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革命。 文艺工作首先要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 而关键在于对人民立场与党性立场的一致关系的认识。党性与文学在更早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传统中已有全面论述，如列宁。而人民的立场即党的立场，这个等式 决定了整个《讲话》的理论基调。这时，对于立场的“认识不正确或认识不明确”，就不是“认识论”问题，不同于“取精去粗，去伪存真”的认识，毛泽东在《讲 话》中形成了一种非哲学的认识概念，“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的认识不足，要在“态度”的转变上来纠正。这种认识同样适用于对党性的理解，党不是一 个固定不变的政治组织，而是由“党性”，即党与人民的关系所决定的团体，“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党的 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没有与人民达成一致，失去了人民立场的党就只能 是“少数个人的”党，对人民的认识态度决定了对党的态度，这样，党的立场就和人民的立场合二为一了。“人民一自己人”是容易辨认的，更重要的是要让自己成 为和人民一样的人，“革命的政治家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政治家、文艺工作者、党所做的事情无非 是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因为“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 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是具体的态度，而非对抽象对象的一般态度，如对真理、哲学、文化、文学、文艺问题的“表态”。所以歌颂和暴露、普及和提高就变成了政治选择和倾向问题。一 切具体的态度都是情感可能性的体现，关键在其针对性。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毛泽东对敌人、同盟者和自己人的划分清晰具体，这是在民族解放的主题下展开 的阶级区分。第一，对敌人的态度很明确，“坚决地打倒他们”，“残暴、欺骗和必然失败”的敌人在理论上是单纯的，没有分析的余地。第二，除了敌人（帝国主 义者、大资产阶级）和自己人（无产阶级），就是同盟者，同盟者的构成包括小资产阶级、职员、店员、学生，还有知识分子。对同盟者的联合和批评与对座谈会上 的文艺工作者们（“失掉了自己正确的立场”的文艺专门家）的态度一致。可说“联合与批评”是座谈会召开的直接原因，但这并非座谈会的唯一目的，“我们的 党，我们的队伍……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整顿一番”的整风运动才是重点。到了根据地，而没有完全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结合的文艺工作者有成绩也有不足，甚至 也有可能“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同样，“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气味”的党员更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对联合和批评的对象，要有“好好说理”的态度，而 “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座谈会中强 调的“态度”就与这种“说理”相关。第三，“自己人一人民”也是复杂的，因为“也有缺点”，自己人的缺点在于他们有时会具有不是人民的思想，受到“落后的 思想”的影响。对此，应该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而这里的教育和帮助的性质非常特殊。这里的教育不是已经启蒙了的人对蒙昧者的开导，而是要争取他们自己“同 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他们会“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这改造的来源、动力和过程都在“他们”中间，用自己改造自己，而不是根据某种外在的 模型，从外部引进一种机制，按照某个“先进”的理念来重新塑造“人民”。“民智未开，民主不行”的话题从晚清到当代都被不断复制和照搬。“人民”在各种语 境中一直是改造的对象，“改造国民性”的议题高于一切。毛泽东强调“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人民内部的 自我批评所持的标准只是人民自身，人民不需要来自其外部的知识指导。作为每一个个体的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现实谋划，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就会在不同的 情形下形成统一的声音，进行批评，进行实践，站在人民的一边，采取“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态度，群众才会批准。 《讲话》的文艺讨论 超越时代的关键在于对人民革命本身的独特把握。毛泽东不仅从民族解放的直接要求和限定出发，而是将一种新的完整的革命观贯彻进了《讲话》之中。抗战是一个 明确存在的事实，以民族解放斗争为起点的共产党的斗争才是文艺座谈会的“结构”，对列宁的论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有着 深切的认识，渗透到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例如在“教育”问题上就是如此。在根据地的文艺接受者，除了工农兵，还有与旧式学生不同的学生，久经锻炼的革命 干部，他们的人数众多，对革命文艺的需求大，“对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意义显著。只是，“教育”的概念在这里被重新界定了。不存在一种先验的教育，而是“只 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这里的教育、学习和改造都是人民革命的组成部分。革命不只是推翻和建设政权机关，更要确立 革命斗争的基础。“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教育人民是在人民的要求之上的教育提高，普及实际上是要求比较低的提高。 要 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成为人民，就需要“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打成一片”首先是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学习语言并非掌握 语言的外在特点，而是在思想感情上彻底转变，从文艺专门家转变成和人民群众一样的人。感情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毛泽东在1957年甚至 称之为“抽筋剥皮”，“脱胎换骨”。文艺、革命文艺，乃至整个革命事业的基础是感情的转变，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感情变化。起变化的不是抽象的感 情，“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感情必须要破坏，人民大 众的思想感情则要培养。同时，这里的“感情”也有着特殊的规定，人民大众的感情是一个统一体，在生存、实践、斗争中，这些感情能够凝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 力量，“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统一的人民的感情意味着统一的人民的行动的到来，换言之，只有能够导致统一行动的统一的感情，才真正属于人民。对知 识分子而言，这是一场发生在“灵魂深处”的革命，原来觉得是脏的，现在觉得最干净，“无产阶级不能迁就你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没有这个 改造，什么事情都会格格不入，这个改造需要彻底地与自己的过去断绝关系。毛泽东用他“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来说明这一问题，“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 熟悉了我”，当人从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时候，他只能对过程的结果有判断，却不知道过程的实际机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些开导，实际上也起到了对工 农兵群众的现实政治作用，“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使人民真正成为历史主体，因为这颠倒了旧有的社会秩序，把知识文化相对于人民大众的崇高地位 也颠倒了过来，工农兵大众的知识有时比知识分子要多得多。 可正是这样一群有待提高，落后于人民群众的基本觉悟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却要 担负教育人民的任务，这就必须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革命作家、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列主义知识，毛泽东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存在决定意识” 的概括之后，《讲话》的要点落在了学习的态度上，而不重在对马列主义思想的学术研讨，抽象分析。“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 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学习马列主义，其次才是学习文 艺创作，这个态度是重心。如果有文艺工作者积极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学习了社会，但他的学习结果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态度，没有有助于他完成阶级的转变，他就什 么也没有学，没有成为“自己人”。对文艺工作者而言，更重要的工作永远是“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 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的目的只在于此。能不能在感情上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要看态度是否能扭转过来。毛泽东对“学习”的理解 同样很特殊，学习不仅是对对象的逐步深化的认识，不仅是对某种特定知识的逐步掌握，而是要求在学习之初先确定学习的效果，先预设学习的结果，为了达到这个 结果而学习，要想学习到的东西在学习之前就存在了，“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 间”才能把态度“逐步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对长时间的强调不仅针对着对“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作品”的学习态度，更是对“一切 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的态度，“不能有任何迟疑”、“很虚心”的态度。学习首先是态度的转变，感情转变是学习的目的， 有“真正的好心”，“有完全诚意”的学习效果才会好。 经过学习，文艺工作者变成了人民，“文艺为什么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本来早已解决 了”，但在毛泽东看来实际上却根本没有解决。不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激烈的争论表现出没有解决，在座谈会一致认可的表态中也是如此，虽然“我们队伍中没有一 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但这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包括萧军这样座谈会上的异议人士，发言在主题上和毛泽东基本没有区别，围绕 着抗日救亡展开文艺运动的思考，诸如立场、学习、普及提高等问题在萧军发言里都得到了体现。能够看到萧军是作为一个作家发言，将革命文艺工作仍旧划在“专 门家”的操作范围之内，文艺是专家的工作，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接受者，作家有能力有义务做得比一般群众更好，只有这样才能谋求“全人类的解放”。当然萧 军和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但《讲话》的历史复杂性之一正在于它是在普遍认同中展开的“划界清算”，在几乎一致的讨论氛围中形成理论上的 甄别工作。《讲话》认为，即使在那些已经有了很大成绩的努力工作、经历辛苦的文艺工作者中“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进而明确地将“理论上口头 上”的解决与“实际上行动上”的解决对立起来，理论上口头上提出的文艺超阶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反映，那么同样，理论上口头上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也完全 可能是同样的东西。虽然对原则问题没有分歧，没有人会在口头上理论上轻视工农兵群众，但这反而意味着问题更复杂更严重。确立起人民的立场，就等于形成了一 个永无休止的斗争战场。人民的广泛性首先需要有严格的边界，“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决定了对少数敌人的区别和斗争，人民首先是阶级政治概 念，站在人民一边，就必然要和另一边的敌人做斗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一个无产阶级 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之所以毛泽东认为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是统一的，也在于文化战线的革命斗争和军事斗争一样，有着同样的组织原则，需要在敌我双方 之间展开持久残酷的争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借助文艺而联合起来的“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所形成的 人民根本不是一种常识理解的，或由政治机器整合（如代议制）的对象，不能用统计的方法来计算，不能用个人的感受去替代，不能用抽象的思辨去分析。整个《讲 话》都在深刻的论述这个不可化约、不可常识化的人民概念的复杂性，也就是要论述毛泽东的人民革命理论的复杂性。如果现在仍然在“人民”的理解上对毛泽东感 到困惑，只能说那种有着“许多痛苦，许多摩擦”的“互相认识的过程”如此漫长，远远超出了1942年那个特殊的瞬间。 综上所述，“人民” 概念奠定了《讲话》的文本结构，形成了《讲话》主要观念的核心，同时也弥散在毛泽东思想的各个角落。“人民”正是在这种历史所赋予的复杂性和源头性里，被 深深地镌刻进了我们现在的“国号”当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深邃思考不可否认地变成了当代史现实，理应得到超出“文艺”的更为严肃和普遍的思考。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80期，摘自2012年第3期《文艺理论与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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