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子女的大学梦难圆

2012年1月15日，上海700多名打工者和子女，坐上返乡大巴，奔向安徽、湖北、四川，但他们只是回去过年，他们的新家在上海。

王雪蒙家住上海，在上海市三门中学初三（3）班就读。这个班级因专门招收打工者子女而被称为“工人班”。

　　初三下学期刚开学时，班上就只剩下4名学生了。另外14个孩子，都提前一个学期进入杨浦职业技术学校读“预科”。老师们说，中考对他们无意义，不如先入职高多学半年技术。

　　王雪蒙不想放弃。作为“工人班”的尖子生，王雪蒙在模拟考试中英语考了130多分（满分150分）。她对生物最感兴趣，甚至想专攻学术，念到生物学的博士，再回高校做教师。但她在中考的志愿表上，只能选择一所根本不开设生物课程的职业高中。

　　原因是王雪蒙没有上海户口。为了谋生，三岁那年，母亲带着她和哥哥姐姐从安徽来到上海。曾做过乡村代课老师的父亲，在一所设在废品站里的打工子弟校教数学，妈妈在学校门口卖早点。

　　王雪蒙一家几个孩子原本只能在上海就读打工子弟学校。2008年，上海确定向打工者子女开放公办教育资源，王雪蒙得以进入公立学校的“工人班”。

　　不过，因为高中阶段的教育尚未向非户籍人口开放，仅有少数非户籍的引进人才子弟才有资格入学。打工者子女要想考大学，只能返回原籍就读。不愿回家的孩子，只有两条路，或初中毕业开始闯荡社会，或进入职高、中专，“学门技术”——数控、酒店管理、烹饪等，毕业后成为蓝领工人、服务员或厨师。这是上海市政府为这些外地学童敞开的惟一一扇门。

　　2011年4月，王雪蒙上职高的姐姐王新月，在为打工子弟提供课外辅导的公益组织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下称久牵）帮助下，被加拿大世界联合学院全奖录取。从此，王雪蒙和她的伙伴们都想到国外上大学。

挤入独木桥

　　王雪蒙一家在上海的第一站是废品站大院背后的棚屋。父母希望孩子们将来都能考上大学，不再当打工者。

　　2009年暑假，王新月初中毕业。她深知返乡读高中会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不愿只身离开上海。

　　公益机构歌路营致力于打工子弟素质教育，理事长陆晓娅曾与同仁总结出打工者子女“回乡考学”的必备条件：小学毕业必须回老家，方能适应教学进度；小学阶段需在公立学校就读，自办学校教学质量太差，孩子难有好的基础；父母必须有一人跟回家，仅留孩子一人寄宿，成长风险大；孩子需要适应故乡的生活方式，听得懂老家话；此外还有最重要的，孩子的成绩足够好——在中国高考分省投放录取指标的制度下，中西部省份学生的招生名额，比一线城市稀缺太多。最后真正能走通这条路的学生，在陆晓娅看来实在太少。

　　王新月试着去打工。初中毕业的文凭，仅让她能找到一份在超市发传单的工作。再三考虑之后，她最后决定就读可以参加成人高考的成人高中。她想通过成人高考读专科，最终再专升本。

　　在成人高中最后的暑假，久牵为孩子们拿到了几个免费托福培训名额。抱着“体验一下”的想法，新月参加了一次托福考试，成绩并不理想。久牵创始人张轶超鼓励她去申请世界联合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她觉得只是“做梦”：英语不够好，托福成绩不够高，成人高中的三年，也并未打下扎实的学业基础。

　　没想到世界联合学院的面试官对她印象深刻，“我们一致觉得只要给她机会，她就能够发光发亮”。

　　2011年，王新月以成人高中学生的身份，拿到了世界联合学院的全奖录取通知书。同年夏天，新月去了加拿大。

　　王新月的故事点燃了打工者子女们心中的希望。有关报道被仔细剪下，贴在久牵活动室的墙壁上。

　　“她现在的视野和我们完全不同了。她想要去联合国工作，促进世界公平。”谈及姐姐，18岁的王泽方满眼钦佩。王雪蒙和王泽方，也要沿着王新月的人生轨迹走下去。

梦想易碎

　　2011年下半年，久牵一共有九个孩子向世界联合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今年2月，面试通知下发，有六个孩子入围。王泽方是其中之一。

　　但是，今年世界联合学院的招生规模和奖学金的发放规模都有所紧缩。王泽方收到了拒信。久牵有一个读高二的学生最终被全奖录取。但录取率只有10%，明显冲淡了孩子们的激动和喜悦。

　　王泽方没有泄气。“我这才高一，明年还要再申请。”

　　出不了国怎么办？王泽方不排斥职高毕业后直接工作，不过也很想再读个专科，“专升本”，然后从事和计算机编程相关的工作。“无论如何，不会再走和我们父母一样的路。”

　　王雪蒙则还未细想，她初步打算专心学好英语，并在久牵志愿者的帮助下，自学生物课程。她也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她有上海本地户籍，如果她可以进入公立高中，那一切都会变得容易很多。“确实很不公平。但政策就是这样了。”她说，“人生是有多种可能性，就算出国的路走不通，还有其他的路在。”

　　孩子们的这些想法，也是张轶超多年来想要带给他们的理念——不是对现有社会、制度的愤世嫉俗，而是寻求多元的上升渠道和空间。他一直想为孩子们创造出一个“久牵模式”，从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外学习，职业教育阶段的职业规划、升学辅导、出国培训，尽可能地开拓平台，在现有户籍为标准的资源分配体系之外，给打工者的孩子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但张轶超也不确定，能够真正沿着“久牵模式”走下去的孩子会有多少。这个自身运营经费也常常捉襟见肘的草根组织，两个教学点一共吸纳了120个孩子，已经达到饱和。而对比将近50万的在沪就读的打工子弟，民间的力量显得极其微弱。

　　在复旦大学熊易寒博士看来，打工者子女的“初中后”问题，已是上海解决打工者子女教育问题中面临最大的挑战。民进上海市委参政议政部部长干建达透露，上海市教委方面已有开放高考的动议，但会设置较高的门槛。

　　熊易寒认为，职业教育整体的社会评价低、出路窄，且最热门的专业并未向打工子弟开放，有限的职业教育资源，并不足以支持其向上的阶层流动。开放高中教育乃至开放高考，成为学界和新移民群体的最大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