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上海特色

我做了很大规模的《上海文革日志》，已经一百多万字，最后的成果可能要超过二、三百万字，厚厚的几大本。能出版最好，若不能出版，自费印刷出来送给图书馆、送给需要的人，为文革研究打下基础，尽心尽力就是了。我们这一批文革研究者都是牛，不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最起码拓荒是我们的职责。

现在文革史研究有一个非常大的倾向，就是脸谱化、概念化，特别是文学、影片、电视剧，大多是脸谱化的。有人说是“妖魔化”，我不使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本身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文革是意识形态化的斗争，但研究文革要“去意识形态化”，就是要回到历史学的学术轨道上来。从下往上看文革，上面的文革是什么样，中间的文革是什么样，下面的文革是什么样，一下子就打开一个宽阔的视野，对文革也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把握。

文革中的“地下交易”

比如说，文革上海夺权，那么疯狂那么热烈的夺权。可当时的上海老百姓在抢购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全国的武斗时，上海的老百姓却在抢购煤球，为什么呢？因为包括煤球在内的很多东西断货，进不来了。

这类现象，我们还发现很多，比如毛泽东像章，很多人围在那儿交换，大家很热爱它。原来集邮等活动都被作为资产阶级扫荡了，于是收集毛主席像章成为新的审美活动。其实，这背后有很多地下生产和地下交易，甚至还有地下流水线。交易起来不是一百二百，是成千上万。

还有群众报刊也数不胜数，当时上海从南京东路永安公司到南京西路美术馆大概四五百米的路程，街道两旁全是交换报纸、印刷品的摊主。有的摆地摊、有的甩在自行车车架后边，然后大家交换买卖，形成一个市场。

其中就有地下报刊的制作和买卖，比如说我们三四个人，可以办张报纸。我们先到市场上花二角钱，买十张小报。然后回到房间里，你来编头版“毛泽东最新指示”，林彪、江青最新讲话；你来编第二版“国内要闻”，北京怎么样，贵州怎么样，湖南怎么样；他编国际版，美帝国主义怎么样，苏修怎么样；第四版再编些趣闻故事。

于是，根据十张报纸的内容，变出第十一张来。这可称为《报刊文摘》的前身。

对此，上海管得非常严，所以地下报刊多半要到无锡、宜兴去印。还有一个点在浙江，那边印了以后批给杭州，然后再带到上海。找一群小学生，小报童，在延安路、淮海路、南京路、陕西路一带两三分钱一张卖掉。

他们一期报纸就可赚三四百元，当时这个收入很不错了。开始发月票，拿提成，小报童们一起下馆子，开始是吃馄饨、面条、酒酿圆子，后来吃八宝饭、奶油蛋糕。所以你不能想象上海这个社会有多精彩。

“动口不动手”

我发现一个档案，巴金家有个客厅，当时被一个地下红卫兵小报给占领了，编一份叫《前锋通讯》的报纸。后来我把相关研究发现写了一篇文章，也得到了巴金后辈的认可。他们说，当时这些红卫兵进屋也不是凶神恶煞，而是蛮“安稳”的占领那个房间。

上海文革有一个很大的“抢房风”。对此，很多房主或资本家的心态是，不赶也不反对，甚至内心里还暗暗地愿意让他们进来。因为这批人来了以后，就没有第二个人进来再来找他的麻烦了。

关于红卫兵打人，我认为上海文革初期的暴力行动主要是北京红卫兵带过来的。上海这座城市更多具有工商业的气息，北京则是典型的政治气质。对武斗 “牛鬼蛇神”，上海人总的来说是比较温和的，而且上海人长期的理念是“动口不动手”，谁先动手谁就失理。

但不是说上海就没有打人了，戴高帽子、泼墨汁、批斗也都有的，很大程度受北京红卫兵的影响。但上海总的来说是不激烈的。

所以，截止1966年9月30日公安部对北京殴打致死人的统计，注意不是自杀，是殴打致死，同期上海9月30日也有一个关于殴打致死的统计，北京是1772人，上海是11个人。这11人当中有还有3个是被北京红卫兵打死的。而且当时上海被殴打致死的人，都是发生在社会上，没有一个发生在单位里面。在单位里面大家都是同事，这很需要作社会学的分析。

相比之下，对“牛鬼蛇神”、对资本家，上海还是很宽容的。他们还住自己的大房子，还有佣人。当然他们也被抄家，也被批斗，有些大资本家家里还有冰箱，还有电视，还有沙发。社会上男女青年还在外滩、苏州河边手牵手地谈恋爱，很多房子上面那些精雕细刻的工艺还都在，这些是北京红卫兵完全不能接受的。

于是，北京红卫兵就在上海散发传单，题目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实行“红色恐怖”，就要打人，认为这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

以商品换猪肉

关于上海文革的特色，我还提出一点，上海当时没有肉票，这似乎很有悖于常识，上海的朋友也都“讨伐”我，不相信我。

讨伐我最严重的是作家叶辛，他说你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我在贵州插队，一年多没吃肉，回到家走到弄堂里闻到肉味，我就赶快回家跟我妈妈讲，赶快买肉，赶快买肉，他妈妈讲没有肉票。而且他说他家里有一大本关于票证的图案，他说你肯定是错的。

我们做了很多关于当时的副食品和粮食的档案，还为此在三十个人当中做了十人一组的微型调查，询问当时要不要肉票？结果29个说不可能不要肉票，只有一个人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个人说，他在家最小，由他负责每天买菜烧饭，他每天拿钱去买一小块肉，今天肉片炒卷心菜，明天肉片炒青菜，后天肉片炒花。

我们查档案，上海的肉票从1955年统供统销，到1992年断断续续地发放过五次，不是一直都有的。

文革期间，直到1976年7月16日以前，上海都没有发肉票。主要原因是“全国保上海”。文革期间，山东、湖南、湖北、四川，还有江西都向上海调肉。我们所里有个资料员，她曾在江西插队的，她跟我讲：“金老师，我们镇上有个姑娘，她说最大的心愿就是嫁给一个卖肉的。”

当时，上海市场上百分之七十的猪肉是外地供应，而且这个量是节节上升的。当然上海的轻工业品也是源源不断出去的，缝纫机啊、手表啊、衣料啊、自行车啊、糖果啊、文化用品呀，都是哗哗哗大量出去的，这是计划经济调控下的运作。

我们还采访了王知常等原市委写作组的人，他说，1967年1月4日，张春桥从北京回上海，听说上海的猪肉在减价卖。张春桥就说：“你们查一查，是不是有走资派在捣乱。”结果发现，有两列车给苏联的猪肉太肥，苏联人不要，冷库又放不下，于是上海的猪肉紧急降价，从原来的八毛五一斤，一下子降到六毛五。

所以我提出这是一个“上海视角”，我没有做北京，但估计当时北京也不应该有肉票。

（本文由《报刊文摘》提供。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