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

但是，九大的召开和他们当时很多设想，至少到1971林彪问题发生的时候，就让毛知道中国变修的危险并没有因为文革的发动而解除。所以我们没有自己后来仔细去对，有一个说法就是林彪问题出现让毛一下子就衰老。因为林彪在文革中的地位是第二位的，毛占了90%，林彪可能就占了9%。他们跟第三位什么其他人是几何级数的差别。这个人结果有问题。

所以林彪问题出现就产生了怎么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我觉得至少看时间的话，是把毛困扰住了。对他这个问题做一个比较结构性的回答，实际上是到了74年，先是批林批孔。在这个批林批孔里面，思路是林彪这样的人经过文化革命还能出现（反革命），他实际上是跟长久的文化基因，儒家的影响相联系。他的批林批孔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意思。

儒家被认为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向后看的，反正强调克己复礼的这些东西。长久社会文化基础导致了林彪的出现，他这样的好处就是不用否定文革，因为林彪是文革里面第二个象征。毛泽东是第一个。那你现在都有问题怎么来解释才能保住文革。

跟批林批孔特别有关的就是评法批儒，同时但是有些时候可以区分来谈。这评法批儒的问题就更加地复杂，因为通常在大陆批判它的一个说法就是，它是影射史学。在现实当中想法特别叵测。比如打倒周恩来这些人，然后它在知识上完全是影射史学，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评法批儒不是这么简单，它和现实当中的东西应该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我接下来的课有些部分还会涉及到。它和马克思主义进步的历史观有关，但是不完全是，挺混杂的。还有一个我自己从史学视角来看最有挑战性的，很多东西像秦始皇，它看起来是特别被否定的，但是大家好像秦政的很多东西一直都在用。对习惯上被否定的但又长期存在的这个制度和实践到底怎么看？这些我觉得问题都相当的复杂。

这个你看毛泽东的诗就非常有意思，毛泽东在73年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毛泽东的诗非常好看，所以很多人就说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首先因为蒋介石的文章不如毛的白话文。但是他们还说，很多人特别羡慕，因为在中国过去的传统里面一个人字写得好，诗写得好，这都是最大的政治资源之一。

《封建论》是柳宗元的，郭老是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里面你看他涉及到的问题，其实特别复杂的。从秦始皇，祖龙魂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你会发现这些问题都是不像我们过去想的那么简单。因为在过去的话，你通过说一个特别美好的理想传统，然后我们有一些跟儒家的价值和道有关的超越性的价值，我们不断对现实实行批评。那是一种结构性的情况。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一直被否定，但是一直都在呢。祖龙魂死了嘛，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他就说这些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在那个里面，他确实可以是护卫结构的。但是到了当代的一个情况里面，特别关联到毛泽东对所谓的后来讲修正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最后所关联的那样的一些认识。你会发现在这时候他就强调怎么来肯定心中事物，那这个问题就变得相当不简单。包括你看他把儒家里面哪些人挑出来说是法家，你看这些问题其实都不简单。毛泽东说荀子和王安石这种非常典型的儒家，他都说是法家。

这么说牵扯到的东西都特别复杂，我下面有一句最棒的话。（笑）但是呢我就说关于林彪的问题，其实如何做一个像样的解答，其实是非常地困难，所以到了74年的时候才。批林批孔基本上是从74年开始的，虽然这些想法可能73年就有了，但是全国性的一个是这样的。我讲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是在74年下半年酝酿的，75年上半年开始发动的，这个回答又和批林批孔的回答思路不一样。

而这个东西又牵扯到了什么呢？70年代上半，特別是1974年的经济现实也让毛泽东意识到，74年上半年批林批孔发动的时候中国经济再次下滑，武斗那些东西再度非常厉害。在那之前毛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我是一个真正地实践了社会主义的话，一定会带来经济快速的发展，所以抓革命一定促生产。但是这个时期，大家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去做，可是经济表现却不好。

而且，也不见得表现为社会成就和人的精神心理状态。所以，毛当时就说了几句话。一个是74年他说要安定团结，还有一个就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然更核心的关系就是免于变修。批林批孔和毛泽东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但是怎么能把这几个要求结合起来？既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又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社会又一定程度上实现比较好的状况。这个确实是毛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但是这时他们就发现了这些东西的挑战性，过去认为把社会主义解决了，其他问题都跟着解决了。

从这样的一个视野下，什么视野呢？就是毛之前认为文革发动可以让中国免于变修，同时也使得中国免于变修的革命化措施更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之前这么认为，这时候一定程度上还会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他们已经不再乐观了。而且在很多人来说，这么多年，66年、67年文革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后退，特别是67年，但是后退是在预期的，而且也不在乎。就是我革命实现好了，接下来经济会发展很快。但这时候大家的感觉就不再是这样了。

在这个视野下我们看1975年，75年和那个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个，实际上在当时并没有被广泛宣传的，但是后来因为被批判被强调，就是加以扩大的思潮——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潮。三项指示为纲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把毛泽东的三句话，就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然后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这几句话综合起来说，应该综合理解。

你就知道这个小的思潮，虽然在毛泽东还有那个毛派代表人物（后来说成是“四人帮”）看来是非常的错误。他们认为错误是用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上去来压阶级斗争，压毛泽东对变修问题的担心。但是呢，社会上反而对当时的东西有特别的同情。这个同情我们透过事后的材料就可以看到，因为邓小平被批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印成广泛的材料给大家看。大家一看，这个想法挺好的。又照顾了中国不要变修，同时又考虑了社会的需求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大家当时不敢说，因为毛所支持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当时是占压倒性地位的。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里面邓有不顾毛指示的准确内涵，按自己的理解，硬把毛的1975年末、1975年初的谈话综合成一个整体之前，但在表示上，邓的三项指示为纲却有在照顾到毛反修防修关切的同时，正面处理很多毛派回避的保生产的问题。反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深入人心的目标愿望有直接回应的优点。

包括张春桥这些人，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有点奇怪，就是毛泽东唯一批评张春桥的一次，而且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里面也看到，毛泽东一再强调就是让张春桥写文章。就毛泽东知道张春桥和他的想法一样。但是，毛泽东为什么不用张春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治理一个大国你是要运转庞大机器的。但张春桥他们在这点上不行，毛泽东包括让他做副总理，包括让他做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是让他获得这个能力。他现在没有，而且张春桥在思考上也不太关心这个。张春桥自己说过，我只关心中国的社会主义怎么保持的问题，至于生产怎么发展上去那我就不管了。

在文革初的时候，大家认为主要是社会主义保持，那经济一定更好。但是这时候大家不再这么认为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而且意味着你对社会和组织的里面运转现实。其实你也没有掌握，所以张春桥，毛泽东不用他，我想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运转这么一个大的国家机器。

但是，张春桥为什么不能这样，也跟文革后来出现的大家一些心态变化。他自己不有意识去认识，你要有意识去认识，其实你对这个社会可以怎么去运转你也就掌握了。

确实对毛和毛派来说，不管安定团结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都必须以免于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为前提。也就是现代化强国若不以社会主义为前提便没有意义。因此当毛觉得邓的整顿有使中国背离反修防修社会主义路线时，毛反击：「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也就是必然的了。这样，到了1976年，四人帮被抓捕前，与三项指示为纲相对，我们看到的便是在反击右倾下铺天盖地对唯生产力论，对资产阶级法权，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批判和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强调，但是在提及经济问题的时候，只是原则性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原则下的抓革命促生产。

确实毛派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在社会上他们的说服力小了不少。

下面我就对今天讲的做一个小节。以上对毛泽东时代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革命和生产，各种辩证关系的一个粗略的整理已经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1956年国家对工业农业手工业，民族资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之间仍有紧张关系。而在有紧张关系时，社会主义理解通常处于强势主动位置，很大程度上正是毛泽东，毛时代不同时期有关社会主义的感觉和理解和如何才能有效建设富强中国的感觉和理解，和这两方面感觉与理解的关系，决定着毛泽东时代不同时段的政治感。

但不管怎样，毛时代社会主义理解常常在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中处于优势主动位置一样，更被其时社会主义理解所规定的政治相对于经济，也通常处于主动优势制约的位置。而经济经常处于守势被制约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毛泽东时代看到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当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有紧张的时候，当政治和经济有紧张的时候，社会主义和政治通常是处于一个主动优先位置的。但是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个的话，我们再来看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们才会非常惊讶地发现从1976年10月四人帮抓捕到这个时候，虽然不过是短短两年，中国大陆党和国家主导性的政治经济感觉与理解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文革后期的激进毛派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当然会谈到经济问题，欢迎经济快速发展，欢迎现代化，但在具体经济制度，生产组织，经济分配，生产管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等方面当然都绝对优先强调他们所理解的革命、社会主义和政治。即使当时被激进毛派视为右倾方案的三项指示为纲，其强调的具有首要性的第一项指示也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

而到了1978年末，1979年就在中国大陆党和国家最具有主导性的论述上，不仅经济被当成时代中心任务，经济要求被作为经济来对待，而且经济被当成时代最大最重要的政治。并且这一时期说经济是最大最重要的政治，不是经济后面紧随其他可与经济制衡、拮抗的结构要素，从而政治在高度关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仍另有支点，广幅展开政治的关怀和理解视野，而是政治感觉、政治理解、政治想像力，真的由经济来界定。

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在很短时间内中国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一个就是他的政治感的巨大的变化。

提一个问题吧。

刘纪蕙：我想具体了解一下所谓的反修防修的具体意义，所谓的修正主义，苏修之类的。几个相关的就是说，中苏关系一直在57年以后就快速恶化，或者说林彪事情。林彪因为当时掌着军权，已经扩大了，然后69的珍宝岛事件引发几乎是核战。可是因为林彪的动作非常直接，使得危机扩大。

所以，我看了几本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都说这个毛泽东对于林彪已经非常生气了，包括他的军权扩大，也包括他在珍宝岛事件。在加上72年尼克森访中，其实早就已经是中国要往美国那边发展。可是他这个林彪当时所说的话还是要去反殖反美帝。导致中国，毛或者周恩来要往跟美国合作显得有点尴尬。所以才会这个把林彪做掉，林彪不得不逃，听说还有刺毛的一段。所以后来的批林批孔，还说这些都是什么修正主义。可是所谓的苏修的讲法是说在史达林之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就说他要开始反转这个极左的政策。

这个修正主义本身好像并没有这么不对，如果我们说史达林整个的白色恐怖红色恐怖，那它其实是必须做修正的。那为什么这个修正主义看起来在中共的论述脉络中，它其实是反对苏联而已。不是这个修正主义，因为它自己已经走向了跟美国要合作的一个资本发展的。这是我觉得我不太了解的。就是所谓的政治感，这个反修防修的概念。

另外也包括这个，就是陈伯达帮毛泽东撰写16条，内部的问题他在检讨。还有张春桥什么的。可是你似乎是把林彪的位置放得很高。理论上的，因为我过去只了解他对于，当然他比较温和，比较没有冒进、极左。他们是反对的，周恩来也是比较反对的。可是我不太了解你觉得到底林彪的位置在73、74之前他的位置，除了我刚说的珍宝岛事件之外，他的理论性贡献或者其他是怎么样的？

贺照田：这个部分是我这两天加上的，这个东西怎么去整理。我只是刚才在讲毛泽东文革设计背后的考虑，还有就是他为什么一定失败。因为毛泽东觉得这个东西不可思议，他最有名的就是他引用的诗歌：「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就说之前他做什么就有什么，说要实现的目标。最后他这么好的位置，他有这样的地位，结果到文革后来他的想法完全失败了。

林彪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涉及到分期的问题。大跃进以为是能完全超越苏联的经验，而且中国会马上有一个惊人的表现。但是发现不是，这时候重新来看苏联的经验，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建立了核心的内在的，他的情感和价值感就确立下来了。这些他就说哪些斯大林苏联的经验我是接受的，不接受不行。所以文革的发生是后大跃进。就是认为那么短时间内超越所有东西是不可能的。他就在想斯大林的哪些东西是必须接受的，哪些是不想接受的，而且他认为不想接受是可以实现的。大寨啊大庆都是这个例子。

在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情况下，我们就说，原来社会主义有一种理解是跟经济有关的，经济进到什么条件下，人们才容易有什么觉悟。但是林彪在军队实现的就是，我不需要那些政治经济条件，我仍然可以有很高的觉悟。我觉得这个等于支持了毛泽东，坚定了他的想法。

他坚定这个想法，使得毛泽东觉得自己是对的，那刘少奇或者陈云邓小平这些人就是错的。本来可以做，就是你们不做。再一个就是说，军队的经验被社会接受的时候导致了一个变形，最典型的就是我自己写关于雷锋那篇文章，没有展开来讲那个问题，我在讲雷锋这样人的出现，他不能由仅仅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些东西来解释。他要由一个整个革命发展创造出来的那样的一些状况，再加上对毛的著作学习。

但是他们把这个东西解释成了什么呢？他是因为读毛的东西，认真对待毛，他就成为了这么一个人。当时塑造了很多这样的人。有这样一个解释，有点像新教式的，一个人直接读圣经，不通过中间的阶层，他们是能掌握的。因为这些人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毛泽东自己不也说，我也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是在生产实践中的第一线。所以这些人是直接能读懂毛的。

所以文革时候他们为什么觉得要把全中国变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且不管是邓小平还是当时宣传部长陆定一。他们检讨说，他们最主要的问题都在于他们阻碍了大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他最主要错误不是别的，是这个。但是这个东西的想象来源，在经验上大家支持，塑造了很多工农学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模范，但是一个大规模学毛泽东思想局面的是解放军。

这就导致了文革当中激进的人，他有一个想象，所以林彪整个军队创造的经验和对军队经验的宣传方式。导致了社会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坚信。具体开展的就是毛泽东516通知嘛，518林彪有个讲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那些社论。那些社论最核心的逻辑实际上是林彪的逻辑。这个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什么呢？林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文革要迅猛暴力地发展。其实有一个支持他提供论述的就是，毛泽东后来都质疑，就是林彪当时说有可能会发生很多阴谋和什么的发生。这些人真的要马上就....当然他隐指的是贺龙啊，罗瑞卿这些人，但是当时造成了一个情况就是说，让社会有一个情绪就是说，如果不马上行动，就有可能政变。

所以林彪我觉得他是在毛泽东怎么想象政治上，想象中国的可能性上，社会怎么当时有一种热情上，包括文革具体发动的临门一脚。他都是起了最关键作用。他的作用到什么程度，毛泽东自己说，我这辈子比较唯心要跟着别人转，他也就是在那个时期。

然后你讲到的在珍宝岛那个时候，林彪发布了一号命令，还有人说他反对跟美国的沟通。这些我也看到过，我看到时候的印象，我不敢把这个当作历史叙述的依赖。什么原因我有点忘了，我当时的一个直觉。我想给毛泽东震惊的是，庐山会议上他们竟然事先做了。军队变得特别重要，九大政治局的人都是跟林彪有关。

“修正主义”最早是60年跟苏联的分歧，主要是对整个世界史的解释。赫鲁晓夫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和平时期，大家可以和平竞赛；但毛泽东他们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大分化、大瓦解，革命的高潮将要到来的时期，应该加速这个到来，列宁的暴力革命道路绝对不能放弃。然后还涉及到国际关系的看法，毛泽东设想的第三世界，其实是设想世界革命，但最后破产了。

三、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

（回顾上次课内容）

这次课还是讲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及其终结，上部分。进入主题之前，我还是先谈一下相关方面知识的状况。

这几年我写到中国大陆49年以后研究的时候，特别是6、70年代到80年代的研究，我经常写成一个固定的表达：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不能否认的是在…也…。因为确实这些年的研究出版书和质量是相当让人兴奋的，但是问题也是非常多的。而且大家对这些。一个学科如果发展不久一定存在问题，但对问题应该有一些意识，我觉得大陆这些方面进展很快，但是它不光存在问题，而在于问题本身缺少意识。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有几篇研究都是这么表达的。那么落实到文革思潮的研究，就出现特别大的问题。比如后来大家说成是文革异端思潮的，过去近二十年有非常认真的研究，随便举两本书，《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那是一个不太厚的一本书，但是选的文本非常精要，还有就是印红标研究的专书《失踪者的足迹》，这本书也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宋永毅的书是在香港田园书屋。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就更多了，比如大家熟悉的王绍光。他就有长篇论文，大家熟悉的钱理群的《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里面，他也涉及到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大约知道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实际上历史的展开更大程度上由毛泽东和他所支持的那样的思潮，更在主导中国的文革基本面貌。但是相对于异端思潮，你会发现主流思潮的研究，反正大家都会涉及，但是缺少正面、专门、认真的研究。我没有读到特别好的。都是有点随意的；有一些是觉得它很好掌握的。然后呢有一些把握比较有意思，跟美国的左派有关，他们强调巴黎公社传统，他们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谈文革，很多文章都会这个。反过来又会影响中国大陆左派学者怎么谈文革。

但是像这样的东西都过于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过于着急抓离面自己感兴趣的。其实都没有对它整个过程做认真的处理。这就带来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对文革主导思潮还不够正面的关心，没有起码的认真度的话，就带来一个，比如涉及到75、76年的话，非常首要的就是要处理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问题，这个东西别说有人对它做比较好的研究了。我自己的印象也听大陆、日本学者的印象。他们说连这个问题连提都没有人提出来。你就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里面，成果非常多，也值得参考，但是另一方面又处于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但是这样的现状，带来了两个在历史叙述理解上的后果。一个是1975、76两年历史中一些有重要性的问题它就不容易被讲述清楚，因为这个和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特别有关系。包括大家现在在叙述上一定特别会重点叙述的邓小平在75年的主政，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谈深入了。还有一个，由于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被捕后国家在1977、1978所发动的批判四人帮运动，特别是1977年上半的四人帮批判运动，它的核心观念实质便是跟文革后期激进思潮来做一种争辩。当然，它是用批判性的甚至对对方简化的方式来批判，来角力。但是核心要做的就是说要，这个我在下次课，77年怎么终结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但是他们的核心要从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控制逻辑，逻辑就是政治感和政治感所对应的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理解。它都压着，一定程度上是跟着它来。怎么说呢？构造出来了一种观念和实践的空间。文革后看起来是一种特别粗暴的断章取义大批判，实际上是从这里面挣脱出来。挣脱出来才能结束文革，才能开始历史新时期。你们听我下次课就知道，只有结束比较巧妙，才能，在之前，直接去看没有条件的东西它做了那么大的变化，历史为什么还发展特别平稳。

我就是要说由于对文革主流思潮的研究不够，落实到75、76对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研究不够，就使得77、78年在做的那些事情是在跟这些东西来对话。那你就其实不了解77、78很多在做的表达，大家处心积虑在干的事情，它为什么是那样的状态，为什么会带来我刚才说的。我们事后历史所看到的那样一种后果，你就都不能明白。当然你就谈不上对那里面发生的值得分析的做一种讨论。

怎么来掌握文革后期激进思潮？

第一个是文本特别多。国家掌控主要报刊上，特别是后来所说的四人帮，重要的宣传机器都是他们掌握的。所以呢，这样的文本是铺天盖地的，这样的思潮落实在中国这么广大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带来的后果都是值得细致讨论的。但是那个就本身是特别大的课题。不是我们这个课能做的。那我们又不想，没有时间读那么多文本。没有时间看落实带来的方方面面后果，我们要想对它有有力的掌握。我推荐的一个做法也是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把1975、76年的文革后期思潮跟那个导致文革发动的这个文革初期或者前半的主流思潮，来比较异同，从这个角度你一下就能谈得比较深。把握比较深，而且可以把很多核心重要的特征把握住。

1966年的文革发动，如果你回到中国大陆当时的时间点来说，实际上是特别不可思议的。这个不可思议我在这里随便举了它的国际环境，在之前大家一直担心将来会跟美国发生战争冲突。那时中国的方案是，林彪怎么概述的，我有点忘了。它就是讲美国从海上过来的话，大陆的南方是打一打就放弃了，但是到了北方，寸土必争，沿海的话就会一个岛一个岛跟美国打。当时这个情况，但是那样的前提就强调北的策略是因为背后有苏联作为后方。但是到了，大家知道60年代上半以后跟苏联的关系就特别不好，到了60年代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所以苏联根本就靠不上。文革发生到一段时间以后苏联就是甚至成了中国首要防备的危险来源。所以中国在战争上，比如东北和华北，它准备跟苏联打一段就放弃了。我出生在黑龙江，我老家在边境上。那要求我们当地能支撑多长时间？15分钟，就是你这个地方15分钟就可以被苏联占领，因为大家知道，当时苏联在军事上，在很多方面是超过了美国的力量。那美国比中国的军事优势多少倍，苏联也同样，所以它等于跟两个大国同时交恶。但是66年大家知道美国是在越南打。北方又跟苏联关系特别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发动文革必然社会内部要乱一段，按理说这是特别不可思议的事。

为什么毛特别着急发动文革，其实跟两个情况特别有关系。一个就是他觉得当时中国正在往，如果不加以比较大的变化的话，它正在往修正主义的方向走。跟苏联变修前的状态，他觉得差别并没有那么大。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毛对自己的年纪，到66年毛是73岁，他特别急迫要来发动文革。关于战争的问题，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个都是在那个时期讨论历史特别大的背景。中共准备当时跟苏联打的话，东北、华北都会失去，但是他比较想守住内蒙南部、山西北部的山地。当年跟日本打的时候，因为日本就，山西的情况大家可能知道，西面是吕梁山，东面是太行山，然后当年如果山西全部守住的话等于是太行山特别高。日本想利用华北就不太可能。因为太行山能俯冲下去的地方。结果当时军事情况，山西的重要经济交通要地很快全被日本占领了。后来共产党就在太行山和中条山那边坚持抗战。那个坚持抗战重要在什么，不是正面打了多少仗，而是日本无法使用华北的资源。那中共一定程度吸收了经验，它想把山区守住。原来跟美国打，它想的是小三线，往后退，退到湖南西部、湖北西部，然后湖南西部在那里守住。那边的山里到处都是防空洞啊、机场，在山的内部。所以，中共一直说独立自主，你就知道它在这么说的时候，正面可以说是有志气，但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是相当悲壮的。因为确实差距太大了。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的问题是他更关心的，如果中国变成了修正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他就觉得那其他的东西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如果说毛泽东的66年在发动文革是那样的心情，你们有空可以读他的诗，毛泽东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有些时候心情特别复杂的时候会写诗，还有时候他用一种正面方式没法来，就是正面的方式不知道怎么跟社会讲了。比如你文革搞了那么多年怎么经济跟社会情况还不好，他这时候也会写诗，或者说他有些诗也会在人民日报头版登出来，所以毛泽东作为诗人这个事情，不是像通常大陆研究历史或思想的人那么讲的，那么讲的我觉得是最没有建设性的。所以我自己在南方最近经常想到他的有些诗，比如「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我们也特别典型，现在北京发生很多事，我们反正没法关心那个，我们就到好像到南方来，离那个地方特别远。但是心情是特别复杂的。毛在发动文革时就有这样的诗。

肇端于毛的75、76年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就和毛1974年底的如下判断特别相关，用毛的话就是说，虽然文革已经进行了八年多。但是当时的中国现实却仍然处于“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的危险之中。他这么说的话，党国家社会仍然没有足够的反抗、矫正这个危险的能力与能量。这个等于承认此前文革的措施远远没有从根本上使中国党和国家社会本身具备足够的，当出现修正主义危险时的反抗矫正能力。本来毛的文革有很多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他到地方去老问地方，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能不能有能力反抗。包括那时候他提孙悟空。孙悟空也是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能不能做孙悟空啊。反抗中央，这个意思。

但是这些东西，这也是文革特别值得研究的地方。因为之前的共产党它有一个假设，它通过一些设计和逻辑，最后国家就，高层的国家中心应该是对的。这时候你要求在组织上，个人服从组织，下层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个就容易讲得通的。但是毛在这个阶段里面，他就觉得最有可能中心就是不对的，中心不对怎么办？所以他实际上是把自己处在一个，过去逻辑上很顺的状况，现在其实也让自己处于矛盾当中，所以他文革当中发生的很多经验，如果你要从政治学上去讨论的话，他的经验方面展开很多议题。

但是我们先不管这些。我们就说本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展开和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标志成果的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使毛泽东认为中国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在党和国家核心出现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国家和社会抵抗修正主义体制也大有改善，这样在以九大召开为标志的，党和国家重建关键一步跨过之后，接下来便是把文革的精神和成就落实到各具体方面去，从而把中国党、国家社会改造为更无出现修正主义危险，若出现国家与社会本身具备足够反抗和矫正能力能量。

毛在当时对现实比较乐观的感觉，反映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的讲话里面。我下面就引了讲话。毛就说：「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大会能否胜利，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那九大提出的口号：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其实是特别配合毛的理解和心情的。从这样的背景你就了解林彪问题的出现，对毛的理解和认识真是可以说当头一棒。不仅毛九大有关此前文革胜利的乐观断言，在最核心处大打折扣，而且怎么解释林彪问题的出现都成了挑战。

大家知道我自己前面说过，文革里面它发生的情况已经和之前中国大陆的国家特别不一样了，之前中国大陆的国家毛泽东即使远远高于众人，但是他那个高于众人可能还不是神和人之间的差距。到了文革，他已经变成了现世的唯一神。还有一个人大家不敢说他是神，但是给个神的待遇的是林彪。所以它等于，文革里面最重要的第二位怎么一下成了要暗杀毛泽东要搞政变的人呢？大家知道，共产党后来对路线斗争，它们就说林彪当然是路线斗争，但是怎么解释路线斗争。共产党形成的解释习惯，它是要从一个更开阔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视野来解释的，有些时候是从阶级啊什么，从其他的角度来解释。但是林彪这么解释，当时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所以林彪事件出来以后，林彪是1971年9月13号他当时是驾飞机往北方飞。后来一个说法是中国用导弹打下来的，还有一个就说他出事故，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就要批林整风，另外一方面，如何在一个开阔的视野中解释林的问题。其实我们看不到一个思路。实际上对林的问题形成一个解释，一个宏观的大处着眼的解释实际上是到了73年底，74年的上半年才介绍给整个社会。这个采用办法就是林彪和尊孔关联起来。就是说他之所以会像林彪这样，是有中国长期以儒家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是由于那个东西的存在。这个东西，形成了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总算是不伤及文革的前提下为林彪问题的出现做了历史和文化的解释。但是若仅止于此便会有本文要讨论的，也就是今天要讨论的75年到76年全国压倒性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

就是如果林彪事件只是官僚小集团的问题，经过文革锻炼的党和国家内部不容易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或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经过文革锻炼的党和国家社会也会对可能一时取得国家领导权力的修正主义举动有一个广泛坚决的抵制能量的话。那即使再有林彪的小集团出现，也不会在毛去世后的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复辟问题。而若真的如此，那此前的文革努力和到此的文革设计还是成功的。就说，批林批孔，文革里面有一个解释，文革的出现是很混杂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就是破四旧，所有旧东西对革命的妨碍，但是批林批孔就在强调这个根子挖得还不够，清算还不够。批林批孔可以说是对文革理论的补强。如果到这个时候文革已经达到了避免修正主义效果，那它也还是成功的。周恩来代表政府做的关于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他就是按这个方向来讲的。

你明白了这些的话，才会明白毛泽东的「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个关于当时中国现实的判断有着非常强的颠覆性能量的。首先，毛事实上承认，现实证明，毛此前所思想的那一种文革道路在中国并没有取得他预期的成功，就是中国党与国家社会并没有因开展了八年的文革运动而获得他期待的能在相当时间内免除修正主义危险，并获得有效抵抗、克服修正主义的能量和体制。而这无疑是最让他寝食难安的。是晚年的核心焦虑所在，其次，这个判断也在要求解释，为什么前面的文革努力未能使党和国家机体和社会机体获得强有力的抵抗修正主义的体制，从而消除中国变修的危险。第三就是，有关解释，有着以前解释中国存在变修危险没有的新解释方向。那么就还有重新设计新应对方案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在74年底对理论问题的谈话，看着很短，实际上你回到当时的脉络里面他是非常颠覆性的东西。而且也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困局之中的东西。

就像我上次课提到的，直接触发中国1975、76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并在触发同时使它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国压倒性思潮的毛的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虽然很短，不超过500字。但其中不仅包括毛有关中国现实的尖锐判断，而且在很短的谈话中，还包括着对现实会如此发生与以前解释中国存在修正主义危险非常不同的新解释。和对如何应对这一现实的一个扼要指示。所以，这个看起来不超过500字，但是非常重要。鉴于这个文本非常重要，我做了全文引述（74年12月26日跟周恩来单独讲话，后来周整理成《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然后毛泽东说我同丹麦首相谈了社会制度，他就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大的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工资制度也不平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的，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当然，毛这篇点到即止的谈话所以能开启强有力文革后期激进思潮，首先因为这是毛的谈话。我觉得就是，比如耶和华和现世有直接互动的时候，耶和华那时候还有其他神，等到他成为唯一神的时候他已经不出场了。毛是个唯一神又是个现世神。至于他为什么会成为那样的，在大家当时的感觉和反应方式里，后来就成为了一种现实了。那是成为了一个前提了，为什么会那样，也都是特别值得讨论的。其次，毛所昭示的理解思考方向跟之前的文革主流思潮有相当的距离。也就是说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之所以能成为时代笼罩性思潮决定性得益于毛其实无人能比的地位。因为这样的一个基本思路其实在中国早就有了，就是张春桥的很早就有这方面想法。对这个想法的系统表达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72年、73年已经出过两个版本，基本上是这个思路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在很少的人内，很少的人里面所接受的一个思潮，而且表达得也不足够正面和尖锐。但是到了毛这么一讲，那就非常不一样了。毛就说让张春桥来写文章，看来毛也是了解张春桥的想法的。

但是毛自己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想法，这个就是材料不够，有些细节没法讲很细，但是将来课上也会涉及，这个东西在毛泽东的思考中是有很多浮现的。再加上毛对现实的掌握。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接受了张春桥的解释，不太好说。但他自己应该了解，这方面的想法张春桥能做很好的阐发。

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之所以要单独拉出来讨论，就是因为毛这篇讲话对于当时中国现实的判断、当时中国现实何以如此的理解、如何回应这一现实挑战的理解，这些都和当时通行的文革主导思潮存在重要不同，包括那个批林批孔加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但是毛的这篇谈话非常重要，由于是和周恩来谈的，反正就说到就行，点到即止。这个东西就变得很难掌握，因为太短了。所以要想真正掌握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直接通过它确实非常困难。参与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文本多如牛毛，不过以我的阅读了解，张春桥因毛谈话所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觉得是，如果要选一篇文本的话，通过把握这篇文本然后就了解他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那个最主要逻辑、最基本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核心的那个感觉是什么。这个文本是最合适的。今天比较可惜，没时间对张春桥的文本做展开的分析，如果对它进行一个展开分析的话，不光能把握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特点、政治感特质，也能把握住思潮在思想实践困境的一个所在；而且你们就比较懂了，这篇文章的话，通过张的东西懂得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基本构造，再跟之前的文革理解做对比。你们反正也就会了解我为什么要在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上面增加“激进”二字。因为文革已经被认为是激进到无以复加，为什么这个地方还要说它更激进。 

因为文革涉及到非常多的东西，我们先从一个最，在现实毛泽东认为一定有发动必要的，他到那时候开始认为在国家的上层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得，而当时国家、社会大部分人的状态，又对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又对这个东西没有清醒的认识，更谈不上自觉的去抵抗。所以这些人一旦掌权，那些人就会跟着走。当时是这样一个状况。但是他当时那么来发动，因为文革很大程度上有点，把党政严密组织打乱了。有点让社会和权力内部都可以造反，某种意义上可以自由出来组织。这个也包含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在63年强调雷锋的时候雷锋是，希望很多人成为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说这是个细胞。到了64年吧，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的时候，他就要求人不仅成为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些人也能有把周围带动和组织起来的能力。我说这是在要求人成为器官。那到了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希望是说，这些人起来有革命的意识，然后起来革命。他们同时也会去跟工农相结合，这些人获得的能力是，有能力当中国出了比较大的问题的时候，他有能力来改变这种现状。使历史回到他认为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意味着他对青年人的最理想的期望，这些人能成为主导历史的人。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毛一个是用他自己怎么成为这样的人，他把经验做了投射，但是同时毛泽东也是，他对这些人的设计当中，对他们的成长有一种乐观。所以文革是这么发动里面，他一个是现实当中觉得存在危险，再一个他对整个社会和权力内部的大多数人可被改造性他有一个乐观。这两点是最核心的。

关于那个国家内部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中国有很强的变修的危险，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在这个点上当然不会有异议。但是，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和文革后期主流思潮，它们之间的核心差异在于，国家内部的修正主义危险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它们是怎么来的，这个根源方面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因为此前的主导文革思潮，把党和国家内部这些危险存在解释为过去历史社会遗留因素的影响，国内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等等。这个就意味着说什么呢？这些修正主义的危险和走资派在党和国家内部的存在，根源原因是在外面，是外部影响了党和国家内部的结果，这是过去理解，另外一个也就是说在文革发动时也有大量关于什么样的制度存在，什么样的组织运转方式更有助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看法。文革的核心目标便是重构这些制度、这些实践。

关于什么样的制度存在、什么样的组织运转方式、什么样的观念状态更有助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这个认识，特别反映在他们后来批判刘少奇的时候，说刘少奇有“黑六论”，六个方面论述，这是文革要批判清算的，要超越的。所以呢，文革的核心目标要重构这些制度，这些实践，它也要重构人们与这些制度实践相伴生的精神思想状态。所以大家看文革十六条里面也都提出来这个。文革里面特别的，它说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但是这个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呢？它当时的整个设计你又觉得是比较容易的，不觉得这个东西特难。一个是构造了一个非常尖锐的，比如农民挑着一担粪。你走到村头了。左边是集体田，右边是自留地，你往左边走还是右边走，往左边走你就是资本主义，往右边走你就是社会主义（？？不懂—按，这里应该是说反了，往左走是社会主义，往右走是资本主义）。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构造机制。这就是我说的毛时代辩证法的运用问题。在这个之前，他的辩证法就是后来课后刘纪蕙老师跟我说的，他主要是跟毛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他们相信找到了一种特别好的让中国“多快好省”发展的道路的东西。那时候强调辩证法，主要是关于从不平衡到平衡，怎么再构造不平衡，然后达到的一种能导致人的精神和社会，包括国家和党的一种状态的方法。那个他们觉得能导致中国快速发展。

但是到了后来，他的发展，特别包含一分为二什么的辩证法思考里面，它在于构造了一种机制。农民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但是农民在中国以前的定义里面，他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小资产阶级的一面。小资产阶级的一面怎么办？让他革命的一面发挥出来，把小资产阶级的一面克服掉。这时候你要构造一个机制。反过来，他也认为这样的方式能让农民很快变，他那时候是这样的。

如果制度和实践的东西都变了，然后人相伴生的精神思想和精神状态也都变了的话，那人的这个，黑六论所对应的状况，他们也觉得是很容易超越的。那时候在一个相信学习对人的改变，这也真是一个，我觉得中国社会真是乐观的社会，那就是觉得全国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但是核心都是对人的可改造性的乐观。

和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不同的是：由于这时候对人们的精神思想的可改造性特别乐观，一个像伴随的对一时不能变革的中国社会主义最基座的那些制度部分，比如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他对人的规定性也就没有那么悲观。以为通过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世界，精神世界的改造和对社会主义存在可变革部分的变革就能做到使那些本有利于修正主义滋生发展的制度实践模式，使这些东西都变成有利于社会主义巩固的存在。他就认为是这样的。

相比呢，在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中，这些都发生重要变化。一个就是这一思潮在已经相当激进的文革思潮之后，还要再冠以激进之名，就在于它在对中国还存在修正主义危险根源，他有一个特别新的解释，这个解释就跟之前的解释不一样。之前的解释主要是旧历史文化遗存，社会新老剥削阶级的存在，国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过去它认为主要跟这个东西有关。就是它的根源性是外来的。那这个时候开始认为，再加上他们对中国权力内构成人员的可改造性在这时候也不乐观了。

这两个东西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有些东西在当时中国社会是你改变不了的。你再有社会主义追求也改变不了的，因为经过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他们就认为现实中很多存在你是没法短期内变化的。其中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像商品生产，货币的存在，按劳分配的存在，像干部制度的一些基本状态等等。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存在，社会经济运转存在，制度性权力存在，这些东西你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你怎么。。。这个是没法变的。在当时是变不了的。

但是它到这时候就认为这些东西不变的话，那这些东西就在中国不断滋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根源。这个和文革初的东西非常不一样。大家要记住，这个特别核心。

掌握住我说的东西，再自己去读材料，有关历史的纪实性书写，它里面有很多东西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我）其实给你们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背景。

现在就来看我引的张春桥的文章：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里面，讲到这个所有制问题：

「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34.2%，大队只占15.1%，生产队仍占50.7%，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以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然后，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本主义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绝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稳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产，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绝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我们看，如果你把张春桥的这一段表述，你跟之前那么多年里面，文革初的表述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在很多方面的表达上，它是非常一贯的。比如说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地位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占着优势。这个在文革发动的时候，它为什么叫文化革命，跟这些东西都特别有关系。所以呢，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部分是特殊的，就是即使在文革初的时候，大陆有一个说法，什么是姓社，什么是姓资的？在大陆里面，通常理解里面，关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公有制，当然是姓社的。但是你看在张春桥的一个阐述里面，由于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就会导致比如商品生产、货币交换这些问题。那围绕这些问题的话，其实就是产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土壤。所以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本主义分子的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过去被认为姓社的，到这时候就说它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它也是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老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制度性的条件，其实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所以这时候，他们产生了一个思考。他们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有二重性，既产生社会主义要素，也在产生资本主义要素。那你看过去理解当中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现在都变成了也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制度条件的话。那他关于这个方面，说的还是，所有制方面只是没有完全取消，大家在以前那个中国大陆学的政治经济学里面，关于生产关系主要由三方面的要素构成：所有制、分配关系、生产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就说那个东西已经那么有后果了，那个东西还是一个最不严重，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那就非常严重存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最不严重的方面已经是产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分子的相当有利条件，另外两个方面就更不用讲了。非常厉害。

再加上文革初认识里面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整个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在中国就是非常严峻。我们在这里这么看的话就知道，相对于导致文革发动的思想理解的话，这里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两种所有制并存，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的存在、按劳分配，围绕干部制度的一些一是改不掉的东西，它现在都被说成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的要素。

一旦这么来解释，这个东西在中国当时条件下又是不可能变的。它就意味着说，文革发动的时候那些设想，也有很多制度方面的东西要变，但是基本方面不能变。它有很多东西要变，那些东西是通过可以变的东西你对它进行变革，再加上对人们的思想做了变革。实际上资本主义的问题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存在。现在呢，它是在说导致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有利的制度要素，是涉及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存在不能变的部分，这个不能变的部分被认为是有利于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

在这种新的认识里面，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向来被理解为社会主义保障的公有制，到此因为这些理解逻辑实际上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发展、复辟的制度条件，并且在张春桥眼里，这么可疑的所有制现实还不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中最让人担心的部分。因为在张春桥看来，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只是还没有完全取消，在生产关系三要素中是最轻的，相比他觉得更可怕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问题是他觉得中国经济制基础中问题最轻的所有制这么有利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那他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得多的人和人关系方面、分配方面当然就更不能让人心安了，更不能不让人觉得应该时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了。

从张春桥这样的论述，包括跟之前文革论述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75、76的思潮在多方面接续，顺承此前文革主导思潮的看法和能量的情况下。此前文革主导思潮存在的重要差异在什么地方，此前的文革主导思潮在讲党和国家内部有走资派存在，有复辟资本主义土壤。这些文革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时，并不认为这些问题为社会主义内生的。即使这些危险与问题曾经和中国国家制度存在、制度运转有关，这些制度和运转存在也是和社会主义的不成熟不完善有关，其带来的危险是可以通过思想意识、实践探索、制度改革改掉的。

相比75、76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看法则非常不同。就是说75、76一方面接受此前思潮强调外部影响，强调之前思想不成熟所导致的制度问题，实践问题，都和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危险紧密相关。但另外一方面，这个思潮关于两种公有制并存等，这样一些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社会主义都不能不作为现实加以接受的基本制度本身，也在有利参与铸成着修正主义的产生发展的看法，则是这个思潮独有的。

正是这极具关键性的后一点，决定了这个思潮相对于此前文革主导思潮的进一步激进性。就是说它的激进在于，实际上强调中国党和国家内的走资派、修正主义等问题不只是社会主义外部影响此社会主义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内生的结果。而且这不是一般的内生，而是基本结构的内生。而且这不光是一般性的基本结构内生，而是这个基本结构的内生在今天是不可能去掉的。

文革为什么可以作为后大跃进的东西来理解，就是我刚才说的，以前大家觉得集体所有制可以快速地...大跃进是一个让人民公社的道路，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意思是什么，首先比如像集体所有制就会变成全民所有制，首先就这样。那时候就认为当时的一些不理想状况很快就会被超越，但是这时候他知道不行。也就是什么呢？这些会内生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结构是通过多么正确思想指导下的，多么正确的斗批改，斗批改是文革中流行的说法，不同时期斗批改指的不完全一样，后来基本上指斗争走资派、批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制度错误的实践、改正有问题的制度实践。但是这些，它这时候就说，它强调可以产生资本主义那些东西是这个时期，斗批改不可能，改是不可能改掉的。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的条件还是必须要存在。

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不乐观，就是说这些存在对人的意识状态的规定性。这个规定性它现在认为特别强，以前认为在某种人的思想教育情况下，人就会超越这些东西。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大公无私嘛，可以实现，但是这时候它就认为规定性非常强。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呢，文革的目标至少要让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免除变修的危险，既然在1975、76这些思潮的理解里，中国修正主义很大一部分是结构性的内生的，也就是修正主义根源很大一部分是透过当时斗批改不能改变的。那么对这一思潮来说，很长时间内便不存在结束文革的问题，而需要高度警惕意识下连续不断地斗批改，才能在这些有问题的结构被彻底相除前，有效保障中国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之前毛在设计文革的时候，因为设想了文革过几年就能结束。也可能将来要再搞文革，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需搞文革。在这个里面的话你看，它因为是一个这些东西由中国基本的社会经济权力的存在所导致，这个东西产生危害性的速度又被认为非常快。那所以对这个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和紧张，随时对它各种各样的苗头和动向要做出反应来。这就意味着什么，以前以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下结束的文革，实际上应该常态化，是不能结束的。逻辑是如此。

这样的认识当然也意味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要始终强调大胆运用、果决地应用。而不像在此前文革思潮的设想中，既然修正主义危险可以通过斗批改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成为问题，那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又至少可以在这段修正主义危险不在的时段内相对退演，而给建设更充分的舞台。

它意思是说这个时候除非建设是也能来帮助避免修正主义的危险，建设才应该被鼓励。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不存在阶段性。因为在之前，既然修正主义危险不存在了，那我就可以主要努力，这一阶段的工作可以是建设。所以它可以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这个时候不行了。任何时候对修正主义的警惕，强调阶级斗争都是首要的。所以这是它相对于文革主导思潮特别激进的地方。

那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也不是在75上半年核心构造成型以后再没有变化的，而在1976年上半年也有进一步的发展。跟1975年在中国大陆兴起时类似。1976年这一思潮的进一步激进化，也是在传达毛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的一系列有关谈话，作为决定性契机和合法性来源的。这一谈话就被合称为毛主席重要指示。理解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在1976年，相比75年更进一步激进的状态，它是核心开启性的，特别重要。

我下面引述了毛的谈话：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邓小平就说毛主席的三个指示都是纲，毛就是针对他这个。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意思就是说，斯大林大家知道他在党内搞了非常多斗争，清除了非常多异己。当时他们认为斯大林做得好的，斯大林实际上在进行阶级斗争。但是斯大林在理论上认为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这些革命的力量之间应该是不存在冲突的。所以他实际上是不存在阶级斗争的。他们就说斯大林虽然实际上在搞阶级斗争，但是意识上没有，就在很多方面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问题，这就导致他死了以后苏联很快变修。斯大林方面的原因。

「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