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

「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毛这个地方在讲的，列宁在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那个时候的说话语境和毛泽东不完全一样。列宁当时，大家知道列宁死得非常早，列宁的语境是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但是整个国家还没有变成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状态。他是讲这个。毛在强调小资产阶级的每时每刻都产生资本主义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说中国已经建立了公有制的状态。这点和列宁的语境不完全一样。然后毛在讲八级工资什么问题的时候，他讲形式平等，实质不平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和林老师，我们俩都在工作，然后看起来都是上三门课，我们俩拿的工资是一样的。但是我家里比如我有五口人要养，林老师家里只有三口人要养。那按理说我五口人要养，实质平等的话，我的工资应该比林老师高。但实际上它给的工资是一样的。他说这个就是不平等。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一个矛盾。这个时候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实际上意味着当时有一个争论。因为中国是资本主义非常不发达的地方（49年前），意味着无产阶级也特别少。在这样的国家，你怎么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呢？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呢？按理说是不行的。有一个看法是相当一段时间内要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比较多了，无产阶级也就多了。你这个国家才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这样。

毛就说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矛盾。意思是说在这个阶段要快速、有意识地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因为按照另外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解，你是没有条件的嘛。你的无产阶级这么少。13年以后，重提阶级斗争，这是1962年，这个情况我上次课涉及到了。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你看毛泽东对当时现实的。因为中国当时的叙述是我们取得了重大成果，到处莺歌燕舞。但是毛其实对现实的看法是非常不安的。

「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你看到了现实就搞阶级斗争，但是你为什么反而看不清楚呢？这不是奇怪吗？

毛给的解释是这些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参加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阶段在中国大陆的说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中的一部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差别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搞的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孙中山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对不对咱不管。他是这么阐述的。

所以毛说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毛对等级制，特别跟权力有关的等级制，他一直是非常不满意。但是到这时候就发展到一个极端，他把干部跟等级制有关的那些状态，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在中国导致修正主义，让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他这个时候不满达到了极端。之前他主要是觉得这样会让他们脱离群众。那个官僚主义啊，变得非常主观啊。之前是从这个角度，不符合为人民服务的标准。这时候他认为这些东西，权力的存在状态是让这帮人（变修）不可避免的原因。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里面他用了「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后来呢，在76年的思潮里面，他们就会讲说党内有资产阶级，后来你们看华国锋的辩论，批四人帮的时候，他们就说毛不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当时后来的一个论争点。

他讲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然后他讲，当前的他们在探讨新的文革形式，「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然后他说：「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讲这个。

从上面的引述，我们看到在基本逻辑完全承续的情况下，毛的这些谈话相对1975年的文革后激进思潮状态，为这些思潮加添了不少新的因素，首先就是在毛的讲话里头有着很强激愤的情绪。愤激的情绪使得他即使在表达思想层次上与他的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同样的意思，措辞上也会更加尖锐激烈。比如他这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借用了列宁的尖锐说法。表示中国所建成的只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而这更等于宣布中国离稍高一点标准的社会主义还很远，不配社会主义。等于在理论上对中国必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次给予了强势的确认。你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国家里面要保证社会主义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也是非常正面的课题，既然你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而且毛用刺激的尖锐的语气说法来强调现实是多么不理想，多么令人忧心，等于不仅从理智上，也从情绪上都在强烈支持现实迫切需要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这样一种思潮认识。也就是说就思想内容言，上面两点本来是毛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和张春桥的文章里面都有的。所以思潮兴起时，不可或缺的逻辑支撑和现实支撑点，这些都有了。但是毛的口里尖锐的措辞和强烈的情绪，现实效果，尤其是现实运动效果非常不一样。毛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情绪，重点当然不是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不理想，社会现实不理想是他关于理论问题谈话的要点的现实出发点，他那时就有足够思想心理准备的。

他的激愤毋宁在，在他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已经这么明确地强调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核心内部竟然还有这么多人对这些他认为如此显见的事实视而不见，或表面应付实则不加理会。引发他这种感受和认识的核心因素，是经他特别支持而在75年主政的邓小平的表现。在做毛主席重要指示谈话的这段时间内，毛越来越认为这时邓小平不仅没有实际配合他在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中所传达的核心思想关怀，而且邓对文革实际也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是别有怀抱。毛对邓的失望，清楚表现在他的如下批评。因为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啊，这个原来的发表东西还包含了如下内容的。但是后来在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时候把这个部分去掉了。

这是原来文件中看到的。「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毛这个人很奇怪，他有很多说法我不知道他是就要那么说，为了达到效果呢还是他有直觉，但是他没有讲出道理来。他就会说如果中国不是怎么怎么样，中国就会演变成一个....甚至会演变成帝国主义国家，怎么怎么样。当时你要从逻辑上来说，我们不这样，也不等于要演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实，那真的就很有可能。所以毛的很多讲法，我不知道是出于效果还是他有直觉，但是他没有讲出任何道理来。你要不那么发展，你就会怎么怎么样。当时他们的辩论也是，你看姚文元的很多话，当年大家看，都觉得耸人听闻，瞎说。不怎么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最后，你会发现，欸，在中国大陆全变成现实了。

所以我有些文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的，对中国大陆有种特别的担心。当然，我们那种辩论实在是，不在那个位置上，你辩论起的作用很小。

更让毛焦心的是，邓的有关言论、做法并未在党和国家与社会中遭遇足够强，足够普遍的挑战。反而有相当呼应，这是他所如此概括的直接原因。「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就是一年前，毛泽东讲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时，他应该没有想到他的话言犹在耳，现实竟然真的出现了，他觉得，又出现了修正主义的危险。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即使到这时毛仍然说了，在传达里面，就说对邓小平仍然要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什么，待会我都会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他为应对这些问题而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时（32:48）一定是基于痛苦又不乏兴奋的，痛苦是中国修正主义危险问题如此之严重，高兴的是他还在世，否则这次修正主义危险的现实命运很可能是个未知数。

毛一直认为对他的文革赞同的人少，反对的人多。所以他老，毛就是死以后会怎样，他说他不知道。他说只有天知道。他就觉得可能会有一个特别大的反扑，至于怎么解释这次修正主义危险的来源，毛这次解释和此前主流解释党和国家内修正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相对于文革前期主要用外生来解释走资派，相对于林彪事件批林批孔，主要用儒家的深远影响来解释林彪问题。毛这次的解释则不仅突出了他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与主要涉及的资产阶级法权等对这次修正主义出现的影响问题，还对之作了特别的历史解释。他主要是讲一些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这个，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抵触。而他们围绕干部制度的不平等的那些制度，加强了这个。毛的又历史又制度的解释。

1976年的文革激进派正是通过对毛的这个解释的强化引申和毛如下一段表达：「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革命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一引申发挥，使得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在理论上进一步激进化。

比如我让大家看的署名池恒的文章（阅读材料也在录音下载地址内）。大家可能都知道两校，北大清华，池恒是《红旗》杂志的当时的一个写作小组的署名。在74年的时候，批林批孔当中梁效当时是最红火的，到了后来很多文章都署名池恒。

你看他是怎么表达的，他也是把毛主席重要指示有关看法铺排成一系列的追问：「为什么有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过别人的命，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总是同革命唱反调， 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什么有的走资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发誓“永不翻案”，可是重新工作没多久就大刮右倾翻案风，对文化大革命又是翻案又是算帐，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公然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同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

通过铺排毛的解释展开如下等论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这种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又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相反，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却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对。」就是把毛这个东西铺排成历史的解释。

他们就此得出这批走资派的具有代表资产阶级民主立场的世界观，这是他们实际构成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一个结论。而这样的一种论述把握等于在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开启时就重点强调了，中国相当一段时间内绕不过去的基本社会经济结构存在，权力存在，这一横向时代限制，已经带给中国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不变以严重挑战。他现在又在这个论述外，又从纵的历史方向再度论证，当时中国社会主义江山存在极强的变色危险。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这个是后来文革以后的一个对四人帮的批判重点。1976年三月，距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还不到27年，当时的很多干部，特别是很多中上层领导干部都是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而这篇文章的这些论述等于从历史角度断定其实中国领导层本身便隐含相当的不确定性，而容易成为中国变修危险的关键所在。他这个，正是这样一横一纵的认识把握为认识背景，对毛重要指示中「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的一个过度引申发挥为契机，1976年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一部分参加者大胆提出党内资产阶级的论断。在象征的意义上，这一论断的出现比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论述的出现更具标志性。就是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论断，实际所取代的是毛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是党内一小撮的说法。

理论上没提出什么东西来，历史分析上也没提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它说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起的作用主要是代替毛当年的说法，坏人只是一小撮。现在它要说是一大片。而且这一大片主要是老干部是最危险的。而这个，用来更方便地表明，1976年三月以后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状态相比此前这一思潮的状态有进一步激进升级的现实意义。这个也是大家看材料里面，特别地到这时期他们论述的特点。他们就说，因为中国那时候老说哪些人是黑五类。后来有扩大和缩小，黑五类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这时候你像他们就会说，你天天批那些人假装自己革命，那是打死老虎。然后阶层里面，下层里面有个农民挑粪进到自己的自留地里了，你就批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都是没抓住时代重点。时代的重点应该是眼光向上。看着上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动向、危险。为什么？它的论述就是刚才讲的这个。

所以呢，关于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问题。一个人做点小生意就被批得特别残酷，你看文革以后77年什么的，在有些地方更严重。为什么会更严重，华国锋那时候就说，你看，四人帮说眼光向上才是革命嘛，那眼光向下你抓一般老百姓卖个鸡蛋什么的。他说你这个是假革命。这使得，文革后期中国大陆很多人特别困难，没有现金。使得那些行为没有管制。华国锋就说，你看实际上他们是在纵容和支持资产阶级。他表示自己是革命的，就说这部分要打击。所以，他背后的逻辑是在这个地方。

只有了解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在1976年上半年的进一步激进化，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当时被认为言论最高等级的两报一刊社论，就文化大革命的永放光芒。大家知道文革的正式开始标志是1966.5.16的五一六通知。所以在这么重要的社论里面，它是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弄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它是扣连起来的。它已经和此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述有了很不相同的内涵。你们去对比，比如说1967年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那个通常被认为是关于文革思想的经典文本，还有比如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什么的。都是关于文革理论的经典版本。

这时候你看表述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非常不一样，就说这时候的表述是从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角度来解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你了解了这个才能了解1976年7月1日纪念中共建党五十五周年的两报一刊社论。为什么题目便直接是在斗争中建设党，就是因为它通过这么一套理解和铺叙，你这时候不突出强调斗争意识的话，那是对中国命运，它认为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说对比九大的口号，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你就知道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反映，是整个思想的逻辑装置变了。

而明白了1976年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这一系列变化，当我们读毛泽东逝世以后激进文革派宣誓继承毛的遗志的文章，比如池恒这个《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我们的前进》。我们就会知道它宣誓忠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是文革后期激进思潮。我们就可以理解它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达，也能了解它为什么和之前的经典表达是不一样的。

比如它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在这篇文本里面做了一个概述。这个概述大家读材料的时候应该都看到了。这些非常关键性的文本，你要是不太细心的话，会看起来这些文本都差不多。但是如果你要比较细心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出现了哪些之前文本中没有的表达，去掉的是哪些。它为什么会增加这些，去掉那些。你就会进一步地来想问题。你看这个文本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很多表达是和之前表达差不多的。然后和之后，像77年华国锋《沿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长篇文章，很多表达都是非常一样的。

但是你要是非常仔细看的话，其实非常不一样（所以到底不一样在哪里啦XD）。为什么会不一样，在这篇文章里面就特别清楚，这句话是关键：「毛主席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根源，指出我们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还是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对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就是说它说这个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根源。就是这段话的这整个解释，实际上是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关键。那些看起来特别相同的东西，实际意涵都发生了变化。这篇文章是发在《红旗》杂志的第十期。

大家知道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死的，之前因为有毛支持嘛，而毛又是那样的地位。所以等于这些激进言论怎么表达都没问题。反正毛在那里罩着大家，但现在等到他这么表达的时候，毛已经死了。一旦死了的话，这帮表述者就把自己放在这个表述所能引发的各种各样的心理感觉反应的背景下。

我之前多次说过为什么要对文革后期激进思潮进行整理，一是因为没有人做，想要填补空白，二是因为它对后来影响中国历史的77、78年非常关键。

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既然毛泽东处于这样一个权威地位，他对文革后期激进思潮非常坚定，并且张春桥的想法跟他特别一致，但为什么毛没有让张接班？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邓的言论举措在当时体制内和社会上有相当强的接受和共鸣的基础，包括毛泽东的言论也有很多细节。当然跟我们下面讨论更直接相关的是，毛泽东坚定支持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给在他逝世后，既要高度尊崇毛又要快速结束文革，所增加的困难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看到华国锋在表现上把毛推到了一个比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所做的还要极端的位置，最极端的表现在国歌都改写了。实际上，这个阶段大家看到毛其实说要构想一种新的文革形式，文革是不能结束的。但是华国锋掌权后快速就把文革结束了，高举毛和他结束毛（文革）的同时社会非常平稳，还有一个问题华的权力基础非常弱，基本上来自于毛的指定，他说要坚持毛，但又偏离毛，而他的权力却更加巩固了。这些问题后面都会涉及。

在刚才引毛的言论大家也知道，75年邓主政之后被批评下台，是和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同时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因为76年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表现形式就是批右倾翻案风，主要是针对邓，三项指示为纲。什么三项指示为纲，我下面引用了邓小平的说法：……

也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不了解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就很难理解毛和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为什么对三项指示为纲会这么反弹。因为不仅三项指示是毛的原话，而且毛关于巩固社会主义防修反修的指示还被置于首位。当然一个解释可以是邓把反修防修的指示放在首位只是虚晃一枪，他实际着眼是把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在具体做法上挑战着文革派的做法和利益，或触犯了文革派和支持文革派的毛。这样的解释当然是没有错的，但却掩盖了很多历史肌理层次，就是如果我们设想如果毛对现实如果不是“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这么强烈的担忧，并且先前的文革设计他没觉得那么失败；或现在克服修正主义问题他已经有了自信的新的实践设想，他应该就不会有现在对三项指示为纲做这么激烈不满的表现了。或者相当肯定，或在肯定的基础上加以平衡性纠偏，也说不定。所以说当时毛派，特别是毛泽东对邓的三项指示为纲不满，要看到这和文革后期激进思潮有关的背景。文革后期激进思潮比一般笼统的文革理解更有助于我们贴近这一时期的毛。但并不是说文革后期激进思潮这时全盘左右着毛的思想意识世界，事实上毛这时的思想意识世界远远大于他所开启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而只有理解这一方面才有可能了解，明明张春桥在这一时期思想上更配合毛，毛为什么不特别考虑来用张春桥接班。就是毛这时在如何保持中国社会主义江山不变色的理解和思考上跟张春桥等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弄朝者有相近的看法，并在这时成为他思想意识上的主导焦点；但他长期作为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领导人的经历、身份和责任却使得他不得不考虑有关党和国家的有效存在与运转问题，不得不关心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国民经济的运转状况，而这些都不能不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并影响他这时因年龄和身体而不得不焦虑的接班人思考。仔细看有关文献，我们会发现毛的接班人挑选当然关心政治、思想、立场是否和他一致，但马上我们会发现这只是他挑选接班人时权衡的焦点之一，组织和运转中共这一个大党和中国这一个大国的能力是他权衡的另一个核心焦点。否则，江青和张春桥都是他现成的接班人人选，就不需要在考虑接班人时焦虑了。实际上我们看毛泽东对四人帮，尤其是江青的批评，很少是思想看法上的，而基本上是他们不能很好地团阶人和与人合作，不能有效地运用组织、成熟地运转组织，带有恨铁不成钢的长恨。而毛泽东特别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通过材料我们知道这一称赞主要是对邓从众多问题中抓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的能力和成熟的运用制度和运转组织的能力。

所以我后来听感慨的，中国大陆到80年以后慢慢讲，它最大的政治是经济规模“翻两番”，而胡耀邦和赵紫阳真的就把这个当成最大的政治了。其实你看邓小平主要在做的事，他大量时间在做其他的，实际上是关涉国家存在很多方面；而现在把胡耀邦放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样一个最高的位置上，你当然得通盘考虑这些问题。接着胡和华国锋主要考虑的是经济上怎么翻两番，这简直是奇怪。而毛对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关心，在他当然是希望自己关于革命的理解更充分的转化为社会共识，并在这个共识上有机的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而他对国民经济运转的关心，在他当然是希望革命和生产真正做到统一，通过抓他理解的革命来真正促进生产。但74年的现实却是批林批孔革命的推动造成新的冲突，经济表现也相当下滑。而这一与毛的理想相悖的现实正是毛在74年提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代背景。因为毛在74年的反应和在66、67年完全不一样，66、67年大家当然知道搞文革这个在经济上表现为下滑，但毛那时候认为这不是问题，而是认为这不是问题，因为这个东西搞完以后，经济马上会上去，而且这两年马上就找回来了。而且他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运转情况都会非常良好。但他在74年看到这个情况后的讨论，实际上表明毛发现他在革命上的构想和经济上的指标、社会的状态之间并不必然是正相关的关系，这是他跟文革初期的感觉和假想不一样的。就是说对文革激进派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个指示，应该视之为是毛给他们提出的课题，就是说文革激进派所应关注的课题不应该只是如何保证中国不变色，还应该包括如何把他们让中国免于变修的革命设计转化为积极有效的社会经济成果。

在文革初的时候，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状况在（毛和文革激进派的）想法上是可以服输于革命的；但这个时候（74年）你会发现，毛的这个提法表明他开始对这个东西没有乐观自信了，当年他说“大乱带来大治”嘛，这时候还会有类似的说法，但他没有这个自信了。要不74年的乱和经济状况不理想绝对不会引发他的如此关切，因为74年的乱和经济不理想相比文革前期的乱和经济不理想，实在算不得什么。所以要看到毛的这个变化。

毛的这个变化里边，其实社会也在变化。文革刚开始不太久，日本NHK到大陆工厂拍了一些情况（《黎明的中国》，但是后来文革不理想，他们连这个纪录片都废弃了，好在有人捡回来了），那时候工人他们也相信既然毛主席对自己寄以厚望，那么自己应该也超越刘少奇的黑六论和专家治理等等。在短的时间内他真的表现也挺好，但实际上历史的展开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失望。

是以74年毛提出既要安定团结也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背后隐含着毛对旧的文革模式的放弃，而又为找到让他乐观自信的新的文革模式，因为即使在这时的他，理想的文革模式也是在有效克服修正主义的同时，党、国家和社会经济都更理想，或至少不退步。但令人惊异的是，当时的文革激进派却对文革演进至此的这一思想的促进状况缺少必要的敏感，包括对毛泽东内在的自觉不自觉的感觉状态和整个社会的感觉都不敏感，这个反映在张春桥的说法里面：他说我的兴趣在领导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群众手里，以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革命这一条上，至于物质基础我就不管了。在这之前你可以不用管，是因为之前认为经过必要的环节反正这些东西都会实现，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不再这么觉得，这时候你再不管就出问题了。我们回顾看到张春桥及文革激进派代表人物在74、75年的实际表现，我们确实要承认，文革激进派的这些代表人物不仅在国民经济运转、党和国家组织的运转的经验上先天不足，而且对这些问题在这阶段已变得更加重要缺少必要的思想认识。就是文革激进派并没有把握到毛泽东提出既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背后的观念意识和思想意图。

所以毛泽东在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那句话的时候，其实他也不太希望这样，他希望“纲”和“目”之间是一个更有力的贯穿。也就是说文革前和前期的乐观主义严重受挫以后，在74年的太多人感觉那里，革命已不再是一个被自然连带众多美好现象的存在，而是一个需要被说明和解释才能再度被激发感召力和说服力的存在。因为中国的变化确实是，50年代大陆自己发展很好，并且社会主义阵营整个比资本主义阵营发展要快，尤其当时在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上苏联也是在前的，所以当时毛泽东感觉是东风压倒西风。再加上在理论论述上，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是更加解放生产力的，所以毛泽东那时为什么说我们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一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慢，二是因为人民付出太大的代价，会带来太多的痛苦。那时候他认为社会主义和经济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这个东西越来越没有自信，到后来发展成只要我们用市场的手段经济就一定能好，这个演变的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

邓小平75年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敏锐地回应这个历史-观念-感觉-心理，这不仅表现在毛的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两个指示上，而且表现在很多干部群众的心理状态上。因为在这些人，文革发动时承诺的更美好的社会不仅没实现，而且太多现实感受还不如革命发动前。而历史的挫折当然不能使他们对那些不能有效和他们的经验感受关联起来的号召有特别的热情，转而看重那些对他们更加实在的社会经济议题。邓的这个回应在和更广泛的社会心理相呼应外，其实并不是不能打动毛的，据张玉凤（音）的回忆毛泽东在第一次听到三项指示为纲时虽然有些惊讶，因为这么重大的提法邓事先没有知会毛，后来毛更是知道邓的这一说法也并没有在政治局研究过，没有在国务院上讨论过，但却仍然圈阅下发了有关文件。这实际上反映了邓的说法不是没有打动毛。由于文革激进派缺少全局性之才，再加上毛对邓的品质和才干的欣赏，使得邓即使违反了毛的底线，在75年底毛仍然决定只要邓检讨，只要组织一个文革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的决议，他就仍然任用邓。

其实到晚年毛真是可怜，他可能知道自己死了邓会翻案，但至少我活着你得给我下台阶。毛为什么要用邓，就是毛选接班人（林彪、王洪文）都是非常挫折的经验，而且毛给像张春桥这些人很多机会锻炼以有某种能力，但是这些人根本就不关心这些。其实毛到最后也变得走投无路，而且看他对老干部的做法。说我要不跟他们打招呼，这帮人就不知道站在哪一边，马上就犯错误。你看之前文革不是这样。因为他认为在这个历史里边大家会正确地对待革命，老干部被打了一下其实对他有好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被群众批评有什么。但这时候他知道老干部被批了他会有反弹。到这时候毛也知道邓不好，老干部也不好，但是怎么办呢，还要照顾他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邓对这些异动是会有反应的。但是邓有一个问题，他对三项指示为纲的综合实际上是对毛和文革后期激进思潮重视不够，他要重视够的话他的处理会平衡一些，毛可能也就接受了。你看中国历史的变化也是从语言上，这时候三项指示为纲有三句话，理论学习反修防修然后就是经济发展和安定团结，到89年以后邓就变成两句话，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反正大家对这些有个感觉好了。

我这个分析通过毛泽东的背后来看他的心理感觉和社会的心理感觉。社会的心理感觉跟他共享了一些东西，但他对毛的理念性的东西，比如社会主义、什么才是社会主义，这些社会都开始没兴趣了，他们希望看到是是他们在日常经验和生活状态当中那个希望的东西。这就使得后来被认为代表了邓的言论的东西，包括工业二十条、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论总纲（75年接下来的25年内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试图把毛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四个现代化统一起来），这三个文件当时四人帮就说这代表邓小平翻案的文件。但是当时大家都说这不是挺好的嘛，毛主席的目标也照顾到了，大家关心的也照顾到了。但是你这个东西在文革初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看文革初大家对刘少奇的批判，大家就说刘少奇对我们无产阶级侮辱性的，把我们想成纯粹物质和想当官的。相比邓小平，文革后期激进派由于毛泽东的支持、文革以来的长期主流导向以及掌握宣传舆论工具，使得他们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在媒体上表现一时风光无两。后来有人（林春的丈夫）认为文革激进派被颠覆按理应该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应，甚至全面内战，否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国大陆最后演变的状态却是大家没有起来。实际上这是忽视了文革前期和文革后期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

那他们这些人（文革激进派）不仅在使现有组织如何有效运转上能力和经验不足，从而给他们反感但在组织经验上丰富的老干部留出了更多的机会与空间；而且他们自己在制度内部也难孚众望。你说要是江青和张春桥要是有点这个东西的话，毛（不至于）有些时候要跟邓那么委屈，就说我尽管信不过你，但是只要你做一个决议，我还是要（用你）。邓那时候表现得挺特别，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他没做。他用了陶渊明的那个类似表达“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中人”。所以毛实际上最后虽然说是“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的都是目”，但是他心理上当然希望这个东西统一起来。所以这里边我再度说看毛对四人帮的批评，就是他们对社会和组织没有（能力运转），甚至他们在中央内部都不能团结人，得罪人。大家通过这个也能看出来中国历史有时候有很偶然的面向，但有些偶然又不是偶然。

所以我在这个里边要回复曹天瑜（音，林春丈夫）的话是，表面上他们（文革激进派）风光无限，但实际上他们没有把握住当时人的心理的异动的回应。甚至连毛泽东的一个隐在期待他们都没有回应。实际上他们已经丧失了机会。但是在丧失机会的情况下，由于毛支持他们，实际上毛的那些言论，包括激进的表达都是有上下文的，他们却比如说把老同志表述成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样的一种混沌，这让人感觉他们在千方百计地把老干部参加革命早变成老干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这个论述的氛围中，不仅老革命意味着革命硬保证的通常理解习惯被根本翻转，而且参加革命早甚至被当作一种原罪，成了老干部应该受到特别档案审查的原因，成了他们如果若要证明自己受过一些束缚就必须用符合时代潮流理解的革命表现来洗刷自己的原因。而这意味着把先前并不和文革激进派对立的老干部大力往对立面推，同时为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自己凭空又树立不少敌人。

过去说一个人可以信任是说他参加革命早，但是在这时候参加革命早成了原罪，因为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你那时的思想是非社会主义的，不像后来人参加革命反而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但是你看毛泽东的运动在很多情况下会波及很多人，但是他会说90％的人是好的，8％的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变，最多2％的人会真的反对。毛泽东当然知道中国大多数人都是小资产阶级，这些是不是支持他是不知道的，但是他要这么说，这就建立了这样一个（不那么激进的）机制。但是你看他们那帮人（激进派）就说不是“一小撮”，而是一个党内有资产阶级。那一个阶级你就知道是非常大量的。所以毛泽东这把巨大的保护伞一旦不在，他们变会很快遭遇厄运，一点儿都不奇怪。

那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对之后历史的规定性影响，特别是华国锋一方面高举毛泽东旗帜以保证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的稳定，一方面要快速结束文革更专心致力于现代化建设。那么77年他就不得不在正面挑战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情况下，来脱出这个思潮的羁绊。只有从这个角度，就说华国锋直接接的是文革后期激进思潮。按照文革后期激进思潮说是不应该结束文革的。但是我们看到华国锋是在10个月之内就结束了文革。四人帮被捕是76年10月，中国大陆正式宣布文革结束是77年8月。但是他这个结束文革，我们在现象上看到两点，一是社会上整个过渡非常平顺没有起大的波澜；二是华国锋的权力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毛泽东的指定，但是他在明显背离毛的时候权力基础却更稳固了，华国锋的权力不稳定是在78年底开始的，在这之前他的权力是趋于稳定的，那是为什么？所以只有从这个视角（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下读我给大家开的那些文章，大家才会有一个贴近历史的视点。这些文章就是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向雷锋同志学习》，以及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看他都做什么。因为你要看这些东西可能觉得就是教条啊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你从这个角度（文革后期激进思潮）来看就会知道他在哪些地方是攻、哪些地方是防、哪些地方是为了建立起最小阻力又让社会接受的方式，所以他看起来好像都是很抽象的教条和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他在做最重要的事，对历史和现实做最重要的回应，其中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就是毛泽东所支持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提问：

学生1：40页有句话不太理解，老师提到“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对之后历史的规定性影响”，什么叫做“规定性影响”。

贺：就是中国大陆一直以来就有在做，现在习近平做的慢慢有点在往传统回和强调。比如说，在过去他们让教农民那个社会发展史，按理说农民拥护共产党不就完了么，对共产党所推的那些社会经济运动他在做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让他学习社会发展史？其实是因为他们觉得社会发展史代表了真理，所以共产党在它最自信和最有理想的时期，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真理的政治。那真理的政治就意味着他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应该从正确思想出发。在毛还在世的阶段里基本上真理就和毛扣连起来了，毛特别肯定的东西被认为是真理。文革后期激进思潮是一个毛特别肯定的言论，他也让他支持的张春桥这些人写文章。所以这些东西被认为是代表了真理。共产党在接下来77、78年的情况是紧接着这个历史的，就是一个东西如果在思想上没有一个说法的话，那你就是偏离了这个东西（真理），就是非常违背在当时还是非常强势的真理。所以我上次举过一个例子，林春的爸爸林子力和友邻（音）合作的书《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这个书发行了1400万册，那是因为大陆基本上所有干部都在看这个书。哪怕你觉得现实不对，但是它提供了一套论述的，哪怕它带来的现实实际是不好的，我们也应该按照论述去做。所以我就在这个情况下讲那个东西（真理的论述）对现实的规定性。所以华国锋他想要结束文革，他必须要编出一套书法来让大家能够接受。

这个“规定性”呢下次课你一听就特别明白，我们看华国锋的那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面对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给他的规定，他已经设计好了，你要把那个东西（文革后期激进思潮）拆解掉的话，那怎么拆才最不容易引起反弹。而且他在这个做法上尽管有了一个那么大的急转弯，但他在论述上是他最遵守毛泽东。你看华国锋的核心东西其实也是三项指示为纲，而且他后来越来越把所谓革命的部分悬置了，其实是强调经济的，但他就把这个东西说圆了。所以当时汪东兴就说过，他的原话“实践证明了邓不行”。

学生2：这两节课讲的都是毛时代的政治感，我想问的主要是研究方法，主要就是围绕中央文件，所以它是一个围绕文革上层设计的政治感的变化，可现在要怎么去从中把握上传下达、整个社会主流思潮的政治感是什么？这方面如果我自己来做的话，我会很没有把握。包括像当时张春桥他也只能从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来对社会进行一个把握，那么作为一个现在的研究者我们要怎么去回溯这整个社会状况？还有就是如果文革的革命思想是在思想层面发生作用的话，那当时的上下沟通机制有没有发生相应的转换，还是说它仍然是一个上层设计、下层接受的状况？因为我比较的是近年有一些做文革异端思潮的研究，他们其实就会看地方档案。但是我不知道在您那边您会怎么去判断。

贺：文革在研究上为什么有很多重要性，有一个它在共产党国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因为共产党国家它会公开讲很多东西，并且认为（这些公开讲的东西）是有功能的。它也会在内部通过它的政府或党的系统讲很多东西。所以它有两个系统。但是文革这个太特殊了，它有一段时间内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允许大家造反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和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这实际上是（政府和党内部系统）一定程度上瘫痪的。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毛泽东代表的中央国家要直接和社会讲话。所以这个时期很多时候能看到国家和社会非常密切的互动。特别典型的就是516讲话到67年中叶那段时间的社论，这个社论通常半个月就有一个新的。这个变化一方面是他的想法在不断进展，毛泽东一开说我不见得要深入到工人和工厂农村去，但后来我要深入进去该怎么进去比较好，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但是他会发现他和社会和他想的不一样。我前面不是说毛泽东一开始认为革命中应该涌现一批他理想中的青年嘛，但是后来他否定了文革初最具代表性的蒯大富、聂元梓这些符号性的、召唤性的青年人物。还有就是他之前认为工人阶级之间不应该有根本性的利益对立，所以工人阶级之间打坏仗这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这些东西不断的出现，中央在不断的回应。这里边提示我们的是什么呢？社会的表现应该怎样去理解，然后中央的回应在哪些方面有效和无效，这和后边的失败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阶段是一个挺特殊的阶段。但是那个时期研究上确实有很多困难，在于当时情况下有一个特别的规定性（经验的变形），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国家在某个时期有一个主导的表述，那社会要照这个表述来表述，国家才容易懂和肯定它，这就导致社会的经验可能是被变形的表述；另一个是不同的地方造反派之间对立，大家都拼命表现得跟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中央表述一致以此来压倒对立方。所以说这个规定性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统的国家-社会运转方式，另一个是社会之间的特别残酷的变动情况。这种情况下怎么通过有限的经验不被掌握的材料，更大程度地来通达经验，这就看你的本事了，我接下来会涉及到。

四、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终结

上次课我主要讲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构造问题，这次课主要讲它的终结问题。这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次的内容：

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对文革后的历史有一个非常强的规定性，因为按照文革后期激进思潮或开启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毛泽东广为人知的想法，这个时代仍需要激进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意识，上次讲到的《在斗争中建设党》非常清楚。沿着这样的观念，文革的任务是没有完成的，那么文革就没有结束的道理。当然他们说以前的文革形式（就是我们现在历史上记述的文革形式）不是特别好，那这时候最多是要探讨一种负面作用更小、且更有效的新的文革形式。那我们看到当时毛泽东有了一种唯一神的现世神的地位，在那种情况下，本来经毛泽东承认的华国锋的权力基础就非常脆弱，他之所以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因为毛泽东的指定而非其个人成就和威望，而他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快速结束文革以便专心致力于建设，便非常明显偏离75、76年毛的思想。也就是说，他要保住权力同时又不想引起大的历史动荡的话，他就不得不在历史给定的规定性条件下，不得不处心积虑通过巧妙的设计，以在不正面挑战毛泽东权威和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情况下结束文革。

从华国锋所处的那样一个历史条件来看，从毛泽东逝世不到一年的77年8月12号，华国锋做了一个政治报告，宣布文革结束。在这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华国锋其实同时达成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目标：1.看起来没有伤及毛的权威，但是却明确偏离了毛75、76年广为人知的“不能结束文革”的关怀，这个关怀背后的理路上次课我已经讲到了。2.权力合法性主要来自毛的华国锋却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没有伤及自己的权力，反而于这个过程中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你要看77、78年历史的话，华国锋是权力在什么时候是越来越巩固的，在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这有便于我们掌握住历史中一些方面的线索。但是想要做到这些就涉及到怎么从毛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牵绊中摆脱出来，找到一种巧妙方式的问题。

我上次说明了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的背景，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从毛逝世到四人帮被抓捕，再到中共十一大召开这段时间里，当时中央最着力推的文本，就是我让大家读的这些文本。我们才能明了这些文件到底是在干什么，才能明了在一个看似普通的面貌下实际所拥有的历史-政治-社会-观念的功能。这次课的文本都是最极端的情况，这些文本是当年严厉掌控社会的中共中央大力推的文本。但是现在历史学研究里有一个大问题，对国家在某些最微妙时刻最要推的文本及其意图的忽视。

今天的课以上次课为背景，对国家当时为什么要强力推出这样面貌的一些文本做深入分析，以使我们对文革结束这一当代中国大陆重要的历史事件有更深的认识与体会。

现在的通行非历史叙述，大家为什么想不到去质疑？（我认为）就是说华国锋要真的是（在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到78年5月期间）“两个凡是”的话，那他就决对不会结束文革，并且他没有特别的条件来结束文革，所以他结束文革一定是处心积虑的。反正大陆的当代历史知识发展让我挺惊讶的。大陆历史学家他们也觉得用“两个凡是”去过度垄断那段历史是不对，但是他们又找不到一个清晰的问题来把这个东西推翻掉。这里边涉及到，下次课会涉及到，就是他明明不是“两个凡是”，但是“两个凡是”这样一个历史叙述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也被很多人所接受。这是为什么？这个我下次课会涉及到。

今天课所讲述的是华国锋怎样处心积虑从文革后期激进思潮跳出，并且理解76年10月到78年5月，至少是到77年8月这期间，华国锋不仅不是“两个凡是”，反而是处心积虑地跳出两个凡是，而他们为终结文革所推出的正面内容，这些对我们切实理解77年主导华国锋政治感的“抓纲治国”的设想非常有帮助。

我们对华国锋“抓纲治国”的具体内容和实际其实并没有足够的问题意识，但实际上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呢？

1.（华国锋时代有两个特殊性，第一，）你要看主导中国大陆的政治感，要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关系视角去看，这些都是毛泽东到晚年一直思考的。在毛泽东时代，他最主导的时间里，他就认为如果我要是社会主义解决好了，现代化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好。所以他主要的关心是在解决社会主义这个部分。现代化的部分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连带的结果，所以他对这个问题关心得不够。但到了邓小平这个时代的话，他们就会为了所谓的现代化，或者说经济建设的速度，就不断地修正社会主义。在华国锋这个时代，你看起来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他在形态上有一个特殊性，他那个时代是真的认为社会主义，而且是跟毛泽东时代的很多理解相通的社会主义，可以跟现代化兼得。所以那个时候他反而造成了一种观念的特别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在思想上看没什么，但是他对应出了很多实践的特别形态。这种（华国锋时期）特别的形态，在你看邓时代和毛时代特殊性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是之前和之后都不容易有的。有很多经验在毛时代和邓时代的表达中是不很容易展现出来的，但是在华国锋时代却很容易表达出来。这个今天讲的有点稍微抽象，但是后面讲课我会涉及到，就是说实际现在被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有些经验，它实际上在华国锋时代产生的，为什么？

2.第二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他怎么做到这些？他跟毛时代贴的那么近，而且毛时代的那些想法那么强势，他的权力合法性也来自于毛，最后他却这么快的偏离于毛。看他怎么做到的问题，就会让我们对很多东西有特别的理解。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他是在一个给定的历史舞台上发生的。但是在这个给定的历史舞台上，它到底给想做事的人有多大的规定性？我们看到华国锋实际上是最不利的被规定的位置，但是他都做了很多。可是他在大陆历史上却是被大家都看不上的一个人。

下面我们从一个新时期还是两个新时期出发，我当年想到这个题目最主要是跟现在的中国大陆的历史认知状态较劲。还有一个就是围绕新时期的语词不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现在这些争议的方式更多地暴露出现在这些对有关历史的理解是多么的非历史。现在大陆新时期通常的用法被设定在78年末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此相对，另外一些对历史有兴趣的人则从对语词的事实出发，把新时期的设定在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十一大。前面一种的用法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它连带了很多非历史的理解；后一种用法根据的是语词的事实，因为确实77年8月十一大上华国锋做的报告、叶剑英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邓小平的大会闭幕此里边都使用了“新时期”、“新的时期”、“新的发展时期”的表述，而正是十一大和领导人的这些表述使得到78年开始，“新时期”的表述被普遍公开的使用。但问题是强调这个点的人他只是就语词来论事，而缺少对语词对表征的历史观念的理解，因此当这种说法碰到如下质疑时便溃不成军：语词变了意味着事实变了吗？反驳者举的例子是十一大不还是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嘛，这些的终结难道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嘛，如此还能说新时期开始于77年8月的十一大吗？这样的话后一种说法就马上垮掉了。

所以通过这个我要说有关“新时期”用法的分歧，恰恰呈现的是有关非历史理解已经是多么的深化。就是中共十一大真的被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束缚吗？78年思想解放运动的横空出世真的和当时华国锋所主导的历史现实无关吗？讨论的人连这种念头都不会有，当然也谈不上接着去问78年底所诞生的这个“新时期”没有被之前所主导的历史特别塑造和助产吗？华国锋所主导的那段历史真的只具有过渡意义，而没有对后来历史的特别规定性吗？这些都不会问。

所以我们说这两种用法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都在压抑和封闭那段历史的诸多面向。这次的课要从压抑和封存中释放这些历史，是为了把当中值得思考的点提出来，然后对那些东西加以反思性的分析。

下面我们一起来推究华国锋十一大讲的新时期的另一面——结束文革的问题。中国大陆的事情我反正越看越困扰，就说这么明显的事情为什么会没有人问呢？结果就是没有人问。但是这也给了我一个好处，现在我提的问题大家都说这是最基本的问题，要不历史叙述都没法叙述了。所以说，“两个凡是”过于笼罩那段历史（76年10月-77年8月或78年5月）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那么接着就会想到华国锋到底是怎么做到（在最不利结束文革的条件下结束文革的）的。

关于文革的结束，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是这样表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十大以后，毛主席也一再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十一大叙述文革结束的问题之所以特别适合我们作为突破流行历史叙述的一个切入点，首先是因为从上引有关华国锋十一大报告的陈述看，华国锋好像是按照“两个凡是”结束文革的，但如上所说，了解这些毛逝世前想法的人便清楚，如果真的按照毛泽东逝世前的想法（在华是“两个凡是”），那么文革是绝对不会这么匆忙地被结束的。就是说毛泽东当时不认为中国解决了变修危险的问题，这样一来他虽然不要发动文革初的那样一种战斗队，那样一种有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危险的文革，但是他仍然不想就此终结文革，而想摸索一种新的，他幻想的更有效的文革形式。关于这一点，华国锋当然非常清楚。所以说如果华国锋真的“两个凡是”，至少他不会主动地结束文革，即使用他的 “抓纲治国”取代毛泽东的文革新规划，开启新的时期。就更不会在由他主导的平衡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两方面的“抓纲治国”刚确立达成共识不久的时候，就那么着急地由此迈向实际注意力进一步向现代化建设倾斜的“新长征”。

“新长征”这个语词是在78年2月提出来的，这个提法和“抓纲治国”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偏移。所以崔健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因为那个语词整个所表征的状态其实延续了很长时间。那个语词的延续的状态是说它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好的东西，它还是想延续下来，但是它的主要关注点已经放在了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上，这是“新长征”的意思。

（“抓纲治国”是对之前毛泽东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一个偏离）这时候提“新长征”已经是对先前的又一个偏离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华国锋还在大力强调解放思想。这个最典型的表现在国庆29周年招待会，78年9月30日华国锋的讲话里。这个讲话最有意思的说法是“我们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个讲话的时候已经是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时间，但是华国锋还是不满意，说“我们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而且落脚点在“思想再解放一点”。

但是在大陆的非历史的历史叙述里，大家就觉得我引用华国锋这几句话是不是搞错了，大家认为华国锋是“两个凡是”，是一个躺在毛泽东遗产上睡觉的人。其实不是的。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统一党的高层思想，好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就着急在做这个事儿。

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家知道，一个重要的就是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但这个东西实际上之前在华国锋他们已经达成共识了。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有一点变化，是华国锋原来所不希望的。他（华国锋）没有否定文革、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他确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上没有再提这些。在之前所有公开的东西里，华国锋都会先把这个东西做肯定，然后实际干另外的，但是我（华）会肯定这个。所以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从语言表述上唯一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的基础，也就是最核心要推的那个内容（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早就已经（形成）共识了。而这个（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华国锋来说，至少在语言层面上面临着问题，因为华国锋之前把自己的东西尽量包装成延续毛的想法。抓纲治国这个纲是阶级斗争为纲，他把这个界定成批判四人帮。现在把重心转变到现代化叙述上来，完全不照顾到这个（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这个纲就没有了。所以你能看到他当时来推这个历史的变化，其实是很急迫的。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稍微有一点儿条件就推到下一个环节。

今天的课的重点当然不是指华国锋这个阳奉阴违，我要指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当时的各种环境是不利于快速结束文革的，但是华国锋后来在77年8月宣告文革结束时说了一句暧昧的话：历时11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而宣告结束。如果以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标志的话，那早就该在76年10月结束了，为什么反倒延后了10个月才宣告结束呢？其实中国大陆现在也说“文革十年”，都接受76年四人帮被抓的说法。但实际上当时怎么敢宣布文革结束呢，宣布了就乱套了，所以实际上他是到77年8月宣布的。这里边就有10个月的问题。今天的课就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