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思想构造及其终结

2022-4-28 13:17| 发布者: 俞聂| 查看: 17632| 评论: 0|原作者: 贺照田

摘要: 物质文明超出了设想，但精神文明跟当时设想相比是惊人的不理想。关于物质文明为什么会发展那么好，确实有很多人认真研究。但关于精神文明为什么不理想，有很多人回答，可是回答得太粗率直观。我在潘晓文章里面做了概述和评论。

今天的课的重点当然不是指华国锋这个阳奉阴违，我要指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当时的各种环境是不利于快速结束文革的，但是华国锋后来在77年8月宣告文革结束时说了一句暧昧的话：历时11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而宣告结束。如果以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标志的话，那早就该在76年10月结束了，为什么反倒延后了10个月才宣告结束呢？其实中国大陆现在也说“文革十年”，都接受76年四人帮被抓的说法。但实际上当时怎么敢宣布文革结束呢，宣布了就乱套了，所以实际上他是到77年8月宣布的。这里边就有10个月的问题。今天的课就是要讨论这10个月的问题。

其实中国大陆很多讲法都很有意思，里边也很值得探讨。比如说“两个三十年”，这是建国60周年时提出来的，它其实指代的是毛时代和邓时代，从49-09年，各三十年，但是毛其实在76年9月就去世了，这两个三十年里其实不包括77、78年。再一个，大陆讲80年代通常截止到89年6月份，90年代通常从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以后开始。这里边有一个问题，80年代和90年代并没有把这20年完全包括，实际上这中间差了一个89年6月-92年春天这段时间的问题。所以这些语词有些时候更加能暴露历史表征在时间中的意识和无意识状态。

对这个东西的追问为什么特别重要呢？这种离我们非常近的历史叙述形成通常有两种情况。第一种认为它是关于有些段落不知道怎么说，那就不说他，这些段落也就慢慢在叙述和理解中不存在了。但实际上不知道怎么说的东西，你知道了怎么说以后那不就是一个很大的进展么。第二种就认为它有些东西不需要去说，没什么意义。比如说前后三十年，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那中间华国锋时代呢？不需要说，他就是个过渡，没有意义。那如果你在这个没有意义的地方发现了意义的话，大家知道你就挑战了整个全部的理解。所以这个暧昧的时间点（76年10月-77年8月）大家读书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

下面我主要分析两个历史文献，一个是华国锋76年12月25号《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还一个就是77 年2 月7 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先看华国锋76年12月25号《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反复读和体味华国锋的这篇讲话，我们才会发现这篇直接看上去谈不上任何思想理论价值，甚至除了因缅怀毛泽东、批判四人帮这些因具体历史时刻所规定的话题外，其基本的表述语言和方式都和文革后期一般表述没什么两样的讲话，它的历史作用却高度重要。而且其作用之所以能如此重要，正来自其看似特别自然，提别无着力用心的表述。因为正是在这些最自然的地方，它最含射用心，最具借势运力、借势脱困的一个巧妙匠心。我自己也是在看这个历史的时候慢慢明白，我们有时候认为重要的、争论的地方，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都不太重要。而我们都认为是当然的东西却有时是特别重要的。

华国锋的这篇讲话在开始强调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通过《论十大关系》强调出一个经营建设十分重要的基本方针。在此伏笔后他马上转入了四人帮问题。他的这段看似平常的对四人帮的历史叙述对以后的历史展开根本相关。

第一个他就认定四人帮的错误不只是政治错误、党纪国法问题、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其实说这些已经可以在政治生命上把四人帮打倒，但是他强调了四人帮从根本上篡改了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竭力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后果，为了准确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什么？因为当时认为共产主义的历史有三个标志性的阶段。第一个是马克思代表的，第二个是列宁代表的，第三个是毛泽东代表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说无产阶级掌权以后如何保证自己始终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而不被资本主义复辟。华国锋就说四人帮篡改了毛泽东的话，这实际上就有在思想理论上把毛泽东和四人帮区分开来的问题，而这就为重新解释毛创造了一个最义正词严的契机。

第二个方面他讲的特别有意思，他一方面断言四人帮及其党羽只是穷凶极恶的一小撮反革命，而“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军队，广大的党员和干部，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团结。”这个做法第一个是说我要严格限制四人帮的打击面，让多数人安心，但另外一方面又说“‘四人帮’长期控制舆论阵地，大量散布修正主义谬论，任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篡改和歪曲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然后又说“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实际上他的重点在切割文革后期毛与毛派的激进思想。

但是我们看到他一方面说“一小撮”，规定打击面，另一方面又说“揭发批判‘四人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不会涉及到很多人的政治大革命，但是是我们需要一个全方位开展的东西。开展的原因是什么都给界定好了。他开展要达到的目标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所以你看他通过这个认定，就给全方位修正、前进和变革预留了充分的理由和空间。

他一方面宣称“四人帮”这一反党集团在思想上危害很大，然后他另一方面又相当自相矛盾地高调宣称：“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军队，广大的党员和干部，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团结。党中央一声号令，广大群众奋起响应，立即行动，一枪未响，一滴血未流，就解决了问题。全国军民，一片欢腾，形势非常稳定。”包括再说上海——因为四人帮也被说成上海帮，然后上海也是怎么怎么（轻松平息）。

他就把粉碎四人帮这个事一方面说成文革思想理论的正确，另一方面说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了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但是你看这个解释模式和林彪出事以后毛泽东的解释是非常不同的。毛泽东的解释模式是“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华国锋的自相矛盾——一方面说四人帮怎么怎么坏，另一方面又说他们在中国根本没留下任何影响就轻而易举的清除了，而在于我们看毛的说法讲起来可能会更顺，就是说我们现在制度、党和国家的状态都还不理想。但是华国锋不是这样解释的，他其实把毛泽东的解释给闪躲过去了，尤其把“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这个问题给闪躲过去了。因为毛的这样一种解释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不能结束，还必须深化；而华讲话的这种解释自然引出的结论就是四人帮被揪出是党、国家和人民的表现，意味着毛的文革设计至此已经取得了决定性、阶段性胜利，至少是在人们的觉悟状态上取得了胜利。当然，你在觉悟状态上取得了胜利也还不是能结束文革，为什么呢？因为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特别的激进性在于，它认为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最基本存在方式（包括权力的具体存在方式）都是资本主义不断出现的基础，所以说你即使现在人民（思想觉悟）好，但是那个制度会帮助你产生这个东西（资本主义），就是说一时大家好，但是还是不能在一段时间内放松。

华国锋要想结束文革，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回答文革要解决的修正主义危险的问题，华认为它不是来自于基本制度的规定性——即最基本的制度不是帮助产生修正主义的，这样的话他就要实现一点，即把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主导性中移除出去，但是他不需要对这个东西告别得特别远，他只要回到当年的（初期）文革讨论就行，当年的文革讨论是讲“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认为修正主义产生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机体的外部，是外部的影响，既然来自外部影响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基本结构性内生的（事物）。当这个基本结构里的危险（即修正主义）被清除，同时外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的话，它至少可以在相当时间内不再搞文革。我（华）可以说这个理论非常伟大，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我不用，等到这个东西（修正主义）再有危险性的时候我再搞（文革）。所以说他（华国锋）必须要实现两步，第一步是要告别文革后期激进思潮，起码要回到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之前的主流（文革）理解。如果回到之前这个主流理解，他就必须要说文革任务其实已经阶段性完成了。所以这他这个里边为什么和毛泽东当年所谓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那个判断非常不一样，就是在这里。

这样华就通过这些看似自然的现实判断，不仅让全国大多数人（包括党政军干部在内）安心，赢得他们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支持，而且华就此也让这篇讲话接下来对四人帮激进观念逻辑的质疑有了更稳固的现实依托点。华接下来这样界定党和四人帮的一个核心分歧：就是讲“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在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大的路线斗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他们右就右在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我之前讲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对照它之前的文革主导思潮来界定，然后在文革后期激进思潮里边其实有阶段性的发展，就是75年的激进思潮的状态和76年的激进思潮的状态。75年的激进思潮状态主要是一个横向的角度，就是说这个国家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存在（制度）和它的权力的最基本存在载体（即干部）都容易导致大家往修正主义的方向走，它基本上是从一个制度的结构性方面来解释修正主义危险的问题。然后到了76年的激进思潮状态里边，它又加上了一个xx（维度？没听清，应是时间纵向维度），就是说这些人（修正主义分子，尤其是老干部）当年在投身中共当年的革命时候——那时候中共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些人的思想状态就停留在那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了，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他们的思想没有往前走。而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阶段），那些早年投身民主革命的那些人往往占据了党、国家和社会的主要权力位置。所以（76年激进思潮状态）从一个纵向的结构性时间视点来说，它也带着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四人帮在这样讲的时候，很多干部就会说，那我在高位上我就是危险了。所以他（76年激进思潮状态）实际上不自觉地树立了非常多的对立面。

但是华国锋在这么做的时候，他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所有人都不是对立面，他要攻击的是这个（76年激进思潮状态）。然后这个攻击有一个好处，他就马上在这样一个叙述当中，不光攻击文革后期激进思潮76年时候的一个支撑要点（即否定民主革命时期投身革命的老干部），他还一下就让高层权力当中的那些人一下从心态上转为支持。

我上次讲，四人帮到后来的逻辑是说不该去看什么老太太卖鸡蛋是不是变修了，这是脑子糊涂，而是应该眼光向上，看干部是不是变修了，这才是斗争大方向。这样就相当于在高层干部头上都竖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然后跟他们关系不太好的新进干部头上其实也摆了这样一把剑，他就是说现在这些制度，尤其是和干部相关的那些配套制度，都会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所以他要打倒一个新的人也是一个（这样说法）。但华国锋说都不是。

所以他（华国锋）看起来是在叙述，实际上他是在做一个最有效的安抚和对话。他们自己对这个讲话（76年12月25号《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也特别重视。大家知道大陆的《人民日报》在报眼上有一个方块，之前主要是载毛主席语录，到这个阶段他们主要是引的华国锋的话，而且主要引的是华国锋《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有了这些现实上的认定和理论批判上的初步展开……（没听清，大概是引起了社会对四人帮的反感？）。

当时很多老干部和老工人对周恩来比较有好感，在社会当中周恩来成为一个负面（形象），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周恩来代表文革打倒的官僚权力系统的复辟，因为周恩来虽然接受文革理论，但他实际上对文革前的那些干部有比较多信任，所以他们觉得周恩来代表红色官僚，而这个官僚又是一个会倒向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社会上当时有一种激进思潮是这么看的。但是总的来说周恩来的一个形象是被接受的。当然今天大家对周恩来的一个批评是说周恩来给毛泽东助纣为虐，而且文革中很多东西都是周恩来主管，特别是那些逮捕令基本都要他签字。

华国锋的这篇文章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最自然的叙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精心算计。我们原来对华国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笨人，但是你看他在有些阶段（主要是76-78）实际上有一个主导意识，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拿捏。总之顺着这样一篇文章下去，很多干部都从那种不安心中摆脱出来了。

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别说是跟76年更激进的文本来做对照了——跟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相关联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它真是把压在社会和干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下就解除掉了。因为四人帮的文革后期激进理论发展到后来确实是有问题，因为毛泽东他们口头上还在说工人和农民一直要革命，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也要革命，这个跟文革开始时的一些叙述看起来是连贯的，但实际上你看毛泽东刚才关于社会上的那段话，他其实这个时候对整个社会开始不信任，不信任以后，这个社会里边就没有什么阶层是比较方便的成为你的基础的。那这样的话就会强调先进分子，强调少数先进分子的重要性，这些人会利用专政和国家机器来（革命）。所以为什么后来社会都对这些人非常侧目？实际上是跟（文革后期激进思潮）逻辑上把他逼到的那个点有关。所以说这一点上他（华）跟文革初也很不一样。

他（华国锋）这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的，他引用毛泽东的话“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还在说这些东西，但是他把四人帮界定成右派。后来有人说华国锋简直是混蛋，四人帮明明是极左，你还说他是右派。但是他（华国锋）这样有一个好处，过去毛泽东将“阶级斗争是纲”实际上是说社会中还有修正主义的危险，而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右派。他（华国锋）这样界定的话就把既有的那些语言（话语）惯性一下子给利用起来了，就把四人帮打成了极右。

所以大家在读文本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你会发现有些文本里的东西明显是胡说，但是那个胡说回到那个时代的语言状态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常规性的东西。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常规性的东西当然可以讨论。当然有些时候就算回到那个时代你也会发现他是胡说，但是他为什么要特别郑重的胡说，他要通过这个郑重的胡说干什么。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因为那个文本的表现跟我们习惯的知识和文本的表现不一样。

然后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重点在切割（毛泽东和）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因为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在76年的展开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特别有关系，而这（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批邓的。而且这个地方（批判四人帮）他（华）也是在不露痕迹地为邓的复出创造条件。因为到了81年，中共高层决定让华辞掉中共中央总书记，找他去谈话说华国锋的错误有哪些，其中有一点就说华国锋阻碍老干部复出。华国锋最委屈的就是这个，他说当时毛把邓和刘、林并列，而华说我不点邓的名，他（邓）执政和毛的想法不一样。但是马上让邓复出是不行的，所以他要做一些铺垫。但是他确实对有些老干部的复出没有特别重视，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个人动力在内。华国锋后来权力基础被颠覆的一个核心启动点是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而这个启动这个过程的最核心人物是陈云，所以80年代大陆最有实权的两个人是邓小平和陈云。陈云确实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华国锋一直没有重用他。但是我自己之前就说，为什么华对邓的复出会这么上心，是不是因为邓小平的才能，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华国锋的做法实际上是三项指示为纲的一个比较巧妙的版本。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华国锋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就是说把批判四人帮作为防修反修、维护毛泽东思想纯洁性的关键，在批判四人帮时切割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回复到之前的文革理论并对之去激进化。因为你看到文革中，尤其是75、76年流行的引的毛泽东的话。毛泽东那些话讲的都是特别尖锐的，动了感情的，比如说共产党里边很多官僚已经堕落成吸劳动人民的血什么的。华国锋在承认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回到毛的文革前期思想构造时，他不再引用这些激进的话，尤其是对干部的（批判的）话。所以我说他（华）在对之去激进化。

在去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去激进化的同时，用种种现实情势的氛围与理由把去激进化的文革理解得现实意义相对化。因为你可以说去激进化了，但是因为现实文革要达到的目标，比如说党、国家、军队、社会和人民还没有达到去除修正主义的力量。他告别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就是说国家基本的制度存在已经不是一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问题。同时他又说其实现实当中的党、国家和人民都很好的了。“都很好”是说文革已经达到了目标。所以是说，文革理论非常伟大，但是现实当中我们不需要了。

然后在把去激进化的文革理论和现实相对化的情况下，他引入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把各个方面的力量调动起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前面的时候还是在一个过去（毛泽东主导）的氛围下，他没有条件，他虽然一开始就想恨不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里的基本方针成为他的主导方针，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条件。当然说这（《论十大关系》）是毛主席的一篇重要文章，大家要学习这没问题，尤其是农业学大寨这样一个会议上，但是他没办法把这个东西强调成一个核心性的东西。但是随着他前面的做法以后，这个东西他就有条件来强调了。正是沿着这个路径，华国锋不但不是“两个凡是”的机械拥戴者，反而在其主导的77、78短短两年时间中，是一个把时代的核心政治感觉氛围从激进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变为现代化居于核心地位的时代思潮的特别首要的功臣。而所有这一切已蕴含于华国锋《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个看似漫不经心、却极尽巧妙之能事的文件中。

也就是说，在如何面对毛泽东的遗产上，华国锋的思路和邓小平既不同又一致。说一致是因为他们都采取了在高举中重释的策略，邓小平在71年一次公开发文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的推向前进，他就是要用直接看起来认真合理的建议把当时思想观念理论相对化。相比华国锋的做法却更迂回，但实质上也是在高举中重释。华国锋是通过指称当时许多自命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部分观念、提法、口号已被四人帮污染、掺假，因而最应该追索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把一些当前的观念、提法、口号相对化。也就是说，华和邓虽然是在重构的内容、关注和做法上不太一样，但重释的动力是一致的，都希望通过重释把当时的主导观念相对化，从而为新的行动可能性快速打开历史观念的空间。

那为什么当时把观念相对化那么重要？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的政治感觉和理解，和今天不一样。中国大陆今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复兴”更加地和一些（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的待遇（比如国家领导人去哪儿铺个红地毯）相关联，或至少有关联。那个时期不一样，它的核心政治感被认为是跟正确的思想有关。之前，文革后期激进思潮被认为是正确的，并且被普遍宣传了两年，那现在你要想变化，必须要先对观念的东西做出某些改变。

之所以说华和邓在处理毛的遗产上做法一致，是因为他们都是在通过高举毛、重释毛来解构毛，而一旦他们重构的做法获得认同，他们自感权力基础稳固后，他们也都继续一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在实际运用中把他们认为的不合时宜的毛泽东思想部分空洞化，从现实中抽离，以尽量少妨碍他们对中国快速实现现代化切实有效的治国方案的展开。

确实我们会发现从抓捕四人帮到78年底的这段历史，邓小平他们主要的做法是说把毛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肯定拉到他（毛）否认的大跃进和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之前，基本上就是（把毛）拉到56年前后。对待他（毛）的这一思路在党内占了主导地位后，便迅速把毛泽东思想从历史和现实中抽离，在抽离中空洞化。华国锋的做法和邓相近，就是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解拉回文革前期乃至文革前，同时对之去激进化，并在强调现实、干部、社会状况已经根本改善的情况下，越来越强调生产力发展，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越来越被相对化，越来越从现实中抽离。注意到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文革结束最初几年的有关历史，就是在对待毛的遗产上，华和邓当然存在很大对待差别，差别到邓后来否定了文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华则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旗帜和阶级斗争旗帜。但真的要深入理解这些看起来很大的差别，我们必须知道这些差别是以他们的基本动力、策略相近为前提的。

当然，强调他们策略和做法上的相近，不代表他们之间的差别不重要，就是是否要保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问题。邓后来否定文革和把毛泽东一分为二的做法过渡得如此顺利，实际上要看到他之前的华国锋的作用。而长期以来大陆的历史叙述把华和邓视为文革后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华被视作一个躺在毛泽东遗产上睡大觉的人，被认为是一个对中国现实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人。但通过深入文本和历史真实我们会看到，华和邓并不是如大陆主流历史叙述所讲的那样呈现为根本的差别，而实际上是一种相近前提下的差别。换言之，华国锋主政两年的时间内，他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理论相对化、空洞化，将之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变得无关紧要，由此邓的否定才不会带来大的后果。还有一点，华国锋强调四人帮在台那么多年，思想危害那么大，其实在重要位置上有关联的人非常多。但是华国锋一定要强调他们就是“一小撮”，所以华国锋曾经给做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说了一个数字，说我们最多波及的人是几千人。但是大家知道后来（81年）邓小平他们处理的人是所谓的“三种人”（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而如果你上来就说要处理“三种人”，那中国可能有几亿人都会觉得自己跟“三种人”有关，这个社会能不大的动荡吗？但是经过华国锋那两年，权力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文革派力量被慢慢削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被界定为跟文革无关，而且很多人也觉得自己跟文革无关了。所以邓小平几年以后在清理“三种人”的时候，一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跟文革无关，二是反文革的很多人已经掌握了新的秩序，所以“三种人”（尤其是文革派）可能带来的后果会很小。而如果一开始是邓掌权，邓一开始就说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正确的和错误的），意味着一开就对毛泽东思想进行重构，而在毛刚逝世的那个阶段，社会上的震动可想而知会多大。从华过渡到邓，从某种意义上说的中国之福，如果按邓小平那种性格和做法，会无法想象。

明白了上面这些讨论，大家再看华国锋这篇讲话里提到1977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战斗任务是四项（1. 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是一九七七年的中心任务。2. 加强党的建设。主要是人事安排和整风。3. 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4. 进一步把群众性的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他为什么讲到这四项，大家基本上能懂。

中国大陆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当然有特殊性，但是你要放在整个世界史的范围内，它特殊性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毛泽东时代的很多东西，你很难在现在的世界（史）范围内去想象还有那些状态和经验，所以那些状态和经验分析起来有特别独特的地方。那你怎么接近这些独特的地方，就是要去跟这些与我们的阅读思考习惯有距离的文本斗争。

我们刚才讨论了华在《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对这个有了分析以后，我们再读这个非常有名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1977.2.7），我们就不会那么着急地看“两个凡是”这一表述，而是直奔内里。

这个《学好文件抓住纲》为什么在大陆特别有名呢，因为基本上所有写中国大陆当代历史的著作都会提到它。提到它是因为这个《学好文件抓住纲》出现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表达。大家看这个文本就是要把“两个凡是”给引出来。但是实际上你要是不用我那个背景（你也应该能抓住本质），我不知道史学的人为什么没有做这个工作，即把这个社论放在大陆当时的社论基本状态中看。一旦放在这个基本状态中看，马上就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别细节。大陆的社论有一个特点，你不管它的（表面）语言是否粗暴、（表面）逻辑是否教条，一旦进入它的情境，（会发现）它的逻辑是非常通畅的。但是这个社论，估计你们能力再强的人也看得一头雾水。不是因为你们对大陆的表述不熟悉，而是因为它本身就看不懂。但我非常奇怪大陆从来没有人关心“两个凡是”之外的东西。

我为什么说它不容易懂，在这个社论当中，它很明显“学好文件”是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抓住纲”是指揪出四人帮。但是这个特别拗口的社论实际上反映了我上面所说的这段历史所特有的暧昧与含混的气息。在这篇社论中，揪出四人帮虽然是纲，但这个纲要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就社论作者理解，这就意味着揭批“四人帮”这个纲是落实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要求，而要在根本上对这些问题认识透彻，就必须首先认真学好《论十大关系》和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这个后来被认为是重要的文本，他一直不发表，当然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它跟现实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不确定，也不觉得重要。那华的这个讲话就是要偏离毛泽东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

这篇社论和华的讲话一样，以一种曲折乃至缠绕难解的方式绕过文革后期最困扰毛和毛派的“中国还没免于修正主义梦魇”的问题，并在实质上绕过修正主义问题时，逻辑含混但却坚定地把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要求表述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但是之前中国社会的最根本利益是要保证中国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其次才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现在这篇社论把根本利益表述成这个东西，这等于再次回避掉文革后期毛和毛派的核心关切，因为只有不正面挑战的的核心关切，因为只有不正面挑战并绕过这些人们言犹在耳的观念，而通达自己的目标，历史才会平顺且快速的变化。而在这种框架下，我们才明白“两个凡是”背后其实是含混和暧昧。因为这篇社论本身就是在参与着对毛文革后期核心关怀的背离，而不是“凡是”。

因此，“两个凡是”表面看似坚定的话，实际上承载了绝不公开背叛毛、批评毛的承诺和心情，和对公开非毛化所可能导致后果的担心及心怀这种忧虑之人的安慰，并且包含对可能公开非毛化人们的警告。当然它绝不是真的要“两个凡是”，因为要真的“两个凡是”，就不会有这篇社论。

如果我们对“两个凡是”作字面解读，我们就不可能读懂社论其余的部分，不可能读懂社论所实际对应的历史。比如通常所认为的“凡是派”代表人物汪东兴便出于对公开非毛化的担忧而说过：“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180度大转弯。”从他的这话可以看出，他所担心的是公开非毛化，而不是对毛的偏离。同样吴冷西也在讲，毛泽东的很多东西被证明是错误的和可以改的，但是这样做的方法要适当。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但是作为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团结的基础。

通过对这两篇历史文献的解读，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国锋主导的国家能在很短时间内把国家主导思潮由毛泽东所开启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状态转变为“抓纲治国”是很困难的，这当然与他们如何对中国负责任的理解有关，但客观条件下华国锋此时自己的领导地位不稳，他们也不可能正面修正毛。而他自己极速要确立的“抓纲治国”和文革后期激进思潮差距又太大，可以说，如果没有华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的机关巧妙，没有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走钢丝，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竟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这很难完成的任务。

即使是从我们事后来看，“两个凡是”的表达也是特别不可思议的教条，它怎么也不应该出现，但是为什么会在那个时期出现。这就在于其实它的表达当时有特别多的功用。华国锋当时实际上是要让有可能反弹的力量不要来反弹，所以只要能帮助他实现目标的就马上采用。但我们看到1977年3月华国锋的“抓纲治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接受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说过“两个凡是”有关的。因为那时基本上他可左可右、遭到一点反弹就可能出很大篓子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用经济来界定政治是在华国锋时代开启的，要注意华国锋对大庆（这个企业）的热情洋溢。

根据2018年3月贺照田于台湾交大社文所讲课录音整理

2020年5月6日

附录：参考文献

1、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2、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3、毛泽东：《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 年十月—1976 年一月)

4、池恒：《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红旗》1976 年3 期）

5、两报一刊社论：《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红旗》1976 年6 期）

6、两报一刊社论：《在斗争中建设党》（《红旗》1976 年7 期）

7、池恒：《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我们前进》（《红旗》1976 年10 期）

8、宫效闻：《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红旗》1976 年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