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68年法国5月革命

「特遣队的士兵们，组成你们的委员会！」 （引自《革命彩排》（Revolutionary Rehearsals），p. 26）。

如此传单的发送，显然是义务兵中最革命份子的一个特例。但是，在如此大规模的革命中，我们难道还能怀疑军队的官兵会迅速被造反氛围「感染」吗？国际和法国资本和的战略家们并不怀疑这种可能。

谁拯救了戴高乐？

法国资本主义的救星，根本不是军队或警察（他们士气低落，甚至反动的情报部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拒绝与政府合作对付学生），而是斯大林派和工会领导人的作为。这个结论不仅是我们自己做出的，它一个最不可能的来源中找到了支持。在《大英百科全书》1968年5月的条目中，我们读到以下内容：

「戴高乐似乎无法处理这场危机，甚至无法理解它的性质。然而，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却给他提供了一个喘息的空间；他们反对进一步的动荡，显然是担心自己的追随者会被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对手所夺走。」

迫于无奈，蓬皮杜总理同意与任何人谈判。当统治阶级受到失去一切的威胁时，他们总是准备作出大的让步。为了让工人们停止占领工厂，他们倒是向工会领导人提出了一些远远高于工人们先前所要求的让步：最低工资要提高，工作时间要缩短，退休年龄要降低，工会组织权要恢复。为了安抚学生，蓬皮杜接受了教育部长的辞呈。

政府和工会领导人都对这场运动的规模感到震惊，决心叫停。5月27日，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之间达成了协议。但工会领导人很难向工人推销这份协议。尽管当局做出了这些巨大的让步，雷诺和其他大公司的工人还是拒绝复工。在那些动荡的事件中，我记得人在巴黎的我站在一间酒吧里，和许多其他人一起观看雷诺巨型工厂内电视转播的群众大会，那里聚集了大量的工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坐在起重机和龙门架上，听法国总工会的总书记塞吉宣读老板们提出的让步：大幅增加工资、养老金、削减工时等等。当他在宣读时，却被工人们的呼喊声淹没了。群众高喊著「（我们要）人民的政府！人民的政府！」。我记得塞吉甚至无法完成他的演讲。

这时工人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权力意识。他们意识到权力就在他们自己的掌握之中，并且不愿意放弃它。17时，3万名学生和工人从戈贝兰游行到夏尔蒂体育场，他们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被视为左倾的前总理门德斯-法兰西（Pierre Mendés-France）出席了会议。在总工会的号召下，至少有50万工人和学生走上了巴黎的街头。工会和共产党领导人的目的又一次是为这场运动提供一个安全阀，而运动的控制权正在从他们手中滑落。

主动权还给了反动派

戴高乐总统在5月30日的广播中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表示选举将在正常的时间表内进行。蓬皮杜将继续担任总理。他还暗示，必要时将使用武力维持秩序。这是一个针对工会和共产党领导人的信息。他向他们提供了在资产阶级政权下进行选举和将来担任部长职务的诱人前景，同时他也在警告他们，资产阶级不会不战而屈人之兵。

内阁进行了改组，并宣布在6月23日和30日举行选举。与此同时，戴高乐试图在议会外动员他的力量。约有数万名政府支持者从协和广场游行到星形区。法国各地也举行了类似的支持政府的示威活动。但只要看一眼报纸上的照片，马上就会发现这些示威活动的真面目：戴着三色带的退休市长、大腹便便的中产阶级市民、年老的养老金领取者，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社会份子。

只要把这些照片与几天前的大规模无产阶级示威相比，就足以暴露出真正的阶级力量平衡。法国社会中一切活的、强的、有活力的东西都聚集在革命的旗帜下，而一切陈旧的、死的、腐朽的东西都站在街垒的另一边。一个好的推动力就足以让所有的东西轰然倒塌。所需要的只是最后的一击。但这一招从未发生。一度掌握权力的街头力量开始摇摆，最终倒下。

工人阶级不可能永远保持在白热化的兴奋状态中。他们的能量不能像打开和关闭水龙头随意开关。工人阶级一旦被动员起来改变社会，就必须走到最后，否则就必须面对失败。任何罢工都是一样的。开始时，工人们热情高涨，愿意参加群众大会。他们愿意战斗，愿意做出牺牲。但是，如果罢工一直拖下去，看不到尽头，情绪就会发生变化。从弱者开始，疲惫感就会出现。群众大会的出席率会下降，工人们也会渐渐回到工作岗位上。

工会领导人巧妙地利用了资本家匆匆抛出的让步，就像一个绝望的人从沉船上抛出救生圈一样。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三法郎，增加了工资，并进行了其他改革。在没有任何其他观点的情况下，许多工人接受了工会领导人所展示的胜利。在6月初的周末假期后的星期二，大部分罢工被逐渐放弃，工人们开始复工。

1968年是一场革命

什么是革命？托洛茨基解释说，革命是指平时漠不关心的男女群众开始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他们获得了对自己力量的认识，并采取行动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正是革命的意义所在。而这正是1968年在法国发生的巨大革命。

法国工人发挥了他们的能力，意识到了他们手中的巨大力量。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没有工人的许可，没有灯泡能发光，没有车轮能转动，没有电话能响。1968年5月是对所有怀疑无产阶级改变社会能力的懦夫和怀疑论者的最终回答。

阶级力量的平衡在这里得到了体现，不是单纯的抽像潜力或统计数字，而是在街头和工厂里的真正力量。实际上，权力已经被工人掌握在手中，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点。但和其他军队一样，工人阶级也需要领导。而这正是1968年5月所缺少的。那些本应提供领导的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夺取政权的观点。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尽快终止罢工，把权力交还给资产阶级，以便「恢复正常」。

总罢工不同于一般的罢工，因为它提出了权力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工资的增长，而在于谁是这个家的主人？在斗争的过程中，工人的意识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他们开始明白，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经济要求的罢工，而是件更伟大的事情。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看到了那些应该代表国家所有权力的人的弱点。只需要每个工作场所都选出代表，把每个城镇和地区的罢工委员会联系起来，最后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把旧的国家政权送进历史的垃圾堆。

但这一切都没有做到，运动中巨大的革命潜力被消解了，就像蒸汽除非被集中在活塞箱中，就只能在空气中无害地消散。最后，工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统治阶级把权力重新集中到自己手中。一旦运动开始退潮，国家就开始报复。暴力事件频发，尤其是6月11日，400人受伤，1500人被捕，一名示威者在蒙贝利亚德被枪杀。第二天，法国禁止示威活动。第二天，学生被赶出奥德昂大学，两天后，又被赶出索邦大学。

自此，各种报复镇压也接踵而至。在国家广播和电视台，102名记者因事件期间的活动而被解雇。警察被派到楠泰尔大学和索邦大学接管学生身分识别，直到12月19日才撤走。11月28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揽子紧缩措施。这个曾毫不犹豫地敲碎示威学生和罢工者头颅的国家，现在对法西斯份子和极右翼恐怖份子OAS成员表示宽大处理。在科恩-本迪特被驱逐出法国的同时，比多（Georges Bidault）被允许回国，萨兰（Raoul Salan）被释放出狱。

改良派和斯大林派领导人因其懦弱而受到惩罚，被剥夺了他们热切期望的升官提拔。6月10日，选举开始。在第一轮选举中，左派政党联盟和共产党人失利。在一周后的第二轮选举中，右派政党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左派失去61个席位，共产党失去39个席位。门德斯-法兰西没有在格勒诺布尔连任。共产党在1968年是法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政党，它进入了衰落期，最终被一度得票率只有4%，看似名存实亡的社会党所取代。共产党工会法国总工会在1968年输给了立场更为激进的民主工联。

法国工人惊天动地的运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但是，1968年5月的传统仍然留在法国和全世界工人的意识中。今天，资本主义体制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之后，又进入了危机，过去20年中积累的一切矛盾都将在危机中凸显出来。巨大的阶级斗争开始在全欧洲各地爆发。

我们没有时间去听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前革命党人谈论1968年，他们用感伤和怀旧的语言，好像它是与我们生活的世界没有实际关系的古老历史。1968年的事件迟早会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出现。哪个国家最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法国，但也可能是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或任何其他国家，而且不仅仅是欧洲国家。我们期待着这些抗争的回归。我们渴望它，也正在为此做准备。我们正在努力准备一支革命先锋队，以便无产阶级终于赢得胜利。在这个光荣的无产阶级纪念日，让我们高喊： 革命已死、革命万岁!

完笔于2008年5月1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