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角度看，这的确是一个有悖常理的决定，与毛泽东的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采取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这是一个农业有困难的地区，昔日贫农的先进意识通过创造新生产关系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柬共选择在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通过把被柬共排除在革命之外的人群中的大多数，集中到一个党相对薄弱且无法领导的地区（该地被朗诺政权一直控制到最后，反动军队在那里进行过最后的抵抗），来取得经济突破。而且，这些城市人中有许多人不习惯这种劳动，对农业知之甚少。与此同时，西南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柬共根据地的贫困地区，在这次经济攻势中占了小得多的地位，减轻了其大部分“新人”的负担，而柬共同样强大、根深蒂固的东部地区也是如此。 柬共不是依靠劳动者的自觉能动性，也没有特别强调最先进部分人群的努力，而是按照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运作。修正主义的现代化计划是这一明显不理性决定的主要因素。资本以神秘的方式运作，但它肯定占据着掌控地位。 灾难的收获 1975年底的收获——真正意义上是一场与美帝国主义所造成破坏的斗争——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但到了第二年，结果却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大量人口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既有是在田间劳作的成年人，也有在建设灌溉项目的流动工作队中的青年人。扩大后的“合作社”由30名“旧人”和党或军队干部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党本身后来报告说，这里的“新人”受到残酷对待。民主柬埔寨社会事务部长英蒂迪，1977年中期代表柬共中央（她是中央的一位领导成员）对该地进行了巡视。“那的情况很奇怪。在马德望（省而非城市），我看到他们（干部）让所有人都去了稻田。 田地离村庄很远。人们没有家，他们都病得很厉害……我知道总理（波尔布特）的指示是老人、孕妇、哺乳婴儿的妇女或小孩不得在田里工作。但我看到每个人都在露天的田野、在开阔的地里和炎热的太阳下，许多人患有腹泻和疟疾。”［49］ 柬共领导层明白，事情出了很大问题。过度工作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全国问题。“今年到目前为止，劳动力的力量相当虚弱。只有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不虚弱”，1976年晚些时候的这份报告归咎于波尔布特。［50］大多数人没有得到足够食物。关于粮食储备，报告继续说，“许多地方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国内四分之三的地区没能解决这个问题。”［51］“我们的一些同志表现得好像所有新人都是敌人。他们不相信他们能取得政治进步、获得政治自觉或解决生计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假如真要这样，我们就无法在政治上、自觉性上，和党的路线所布置的任务上，把人民团结起来站在革命的一边。”［52］ 这份报告的正确和错误一样引人注目。党认识到事情发展得很糟糕，它表达了对人民的关心，正确地认识到必须解决民生问题、团结民众，如果它想继续执政的话。但与此同时，该报告也未能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根源。 因为柬共认为主要目标是“个人主义，无论是封建地主、资本家还是其他不特别贫困的阶级，如独立的农民、独立的工人和独立的体力劳动者”，［53］他们无法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用这条路线团结人民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合作社不是基于“自愿合作和互利原则”，正如毛泽东关于中国合作化运动所写的那样［54］，以及柬共无法以某种方式领导合作社以满足人民的基本必需品，随着时间推移，怎能期望人们会对合作社有任何热情？ 党的干部无法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强行实施政策的倾向，在这份文件和其他文件中经常受到批评。 报告称，部分解决方案是让干部“到人民中生活”和“接受培训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便与人民团结起来”。［55］再一次地，它没有看到不管党员和委员会如何执行，其根本障碍就是党的路线本身。但柬共领导层决心在路线的实施中找到问题根源。该报告主要关注的不是党员的缺点或错误，而是阴谋破坏活动：“隐藏的敌人试图剥夺人民的食物，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遵守我们的命令。这些人存在于军队中。看起来像是遵守法律的人。他们接受我们通告的指示并利用它们来虐待人民并剥夺他们（的食物——译注），迫使他们无论生病还是健康，都必须工作。”［56］ 这是实际上执行的部分：“党内有一种疾病，诞生于我们发动人民民主革命的时候。（换句话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无法准确找到它……我们在党内寻找病菌而没有成功。他们被掩盖了。然而，随着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进，它更有力地渗透到党、军队的各个角落和人民之中，我们可以找到丑陋的细菌。我们被鼓励驱逐给党和革命制造问题的潜在破坏分子。如果我们再等下去，病菌就会造成真正的伤害……举个例子，我们最近捣毁的一连串叛徒就是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期间秘密组织起来。那时，那种人可以和我们并肩作战。在社会主义时代，他们必须被抛弃。 现在的1976年是阶级斗争激烈而不眠不休的（dilligent）一年。许多病菌浮现出来，许多关系网都露出水面。”［57］ 英蒂利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更为直言不讳。“特务已进入我们的队伍”，她说，“他们已经进入我们的最高层。我们在1976年还没有完全控制局面。权力掌握在地区书记手中……他们控制了数百万人民，而我们，政府，我们控制的只有（金边的）工厂。就是这样。”［58］她的丈夫，外交部长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英萨利，指责西北地区书记尼姆罗斯和东部地区书记苏菲姆加剧人民之间的分裂以进行破坏。［59］这两人最终被称为越南特工。尼姆罗斯被处决，苏菲姆在拒捕时被杀。［60］ 党内秘密战争 这些隐藏的敌人是谁？有一部分人很可能是存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右派通过实施不符合形势要求和群众感情的政策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例子有很多。事实上，毛泽东从文化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汲取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键斗争，就是在党内进行的，关于执行何种政策和路线的斗争。但柬共说的却不一样。（柬共报告说的——补译）问题不是路线，当党达到更高团结水平时，可以识别、批评、斗争和击败这条路线。它提到的在民主革命期间加入党的人，也没有指出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走资派”的警告所表达的意思，那些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入党，却反对通过继续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进一步的社会转变。相反地，柬共声称，这些隐藏的敌人能够在那时潜入，是由于越南的影响导致的弱点。他们能继续掌权是因为越南，因为在柬共领导层看来，既然货币已被废除，旧的有产阶级分散到了合作社中，敌对阶级的产生不再有任何内部社会基础，因此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存在于柬埔寨社会内部或党内。［61］ 在上面引用的1976年末的报告之前，柬共领导层已经派出东部地区干部“扫荡”了西北地区，铲除了涉嫌对出现的问题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英萨利后来抱怨东部地区的干部已经惩罚并杀死了错误的人。［62］报告结束后，来自西南地区的干部被派去重复这一梳理。虽然已经报告完成指标并且所需的数目已经上交给国家，但他们发现手头的大米却很少。显然，一些西北地区的“旧人”被处死以作为惩罚。起初“新人”欢迎西南地区的干部，他们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对待他们更好。一些“新人”被提升到合作社领导层，以取代被剔除的“旧人”，总的来说，这一分隔似乎在该区域有所减少。 但到了下一次收获，这个问题又再次出现。收获甚至更糟。一些报道说，一半稻田没有种植，人们因过于饥饿和疾病而无法工作。［63］然而，中央的稻米征收没有减少。相反，新的“扫荡”又来了。 柬共在距离首都不远的吐斯廉的一所原学校大楼内为那些涉嫌严重政治罪行的人设立了一所监狱。所有进入那里的人都遭受了折磨，几乎所有人都被处决了。农村的杀戮更难以考察。让吐斯廉与众不同的是，党保留了每个囚犯的详细记录，他们的阶级背景和供词，因为详细的供词是其存在的主要价值。越南人在1979年入侵和占领柬埔寨之后，建立了一个吐斯廉博物馆并用它来诋毁柬共。但从没有人声称那些文件是伪造的。其中一些人的真实性得到了英萨利的证实。［64］负责吐斯廉的康克由（俗称“杜赫”）最近证实了基本纲要，并在其中一些文件上证实了他的签名。［65］ 一种反动的方法 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有系统地使用酷刑。在中国这是非法的，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讨论“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之前就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66］其中一个原因是，虽然敌人可能会使用酷刑击垮一些革命者，使他们作出告发同志的反革命行为，但没有任何折磨可以使反动派成为革命者——因此，人们在折磨下所吐露的话语的真实性，总是一个大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甚至是更大的问题。此外，它侮辱了革命，创造了一种氛围，阻碍党内对错误路线的正确而必要的斗争。柬埔寨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当毛泽东分析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时，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把处于紧要关头的基本问题交给群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资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受到群众批评，把社会主义下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物质基础教训作为一个群众问题，并制定新的政策，逐步深入挖掘这一“土壤”，同时通过学习基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彻底剖析、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来提高党和群众的意识。如上面引用的文件所述，当柬共领导层分析说“生死斗争”威胁到了他们的党时，他们采取了保密、酷刑和处决的方式。 起初，1976年，在吐斯廉的750多次处决中，大多数被认为是旧社会的成员：朗诺士兵、专家、学生、工厂工人等。他们承认与中情局有联系。北区书记科伊·图恩（高棉人姓名与东亚地区一样，姓在前，名在后，此处科伊为姓氏，图恩为名，后文同理——译注）也在酷刑下承认与中情局的关系并于1977年被处决。但西北区领导人尼姆·罗斯的坦白是一个重磅炸弹：他说，越南人在柬共内设立了一个平行政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由于约有2万人在吐斯廉遭受折磨和杀害，这个主题变成了击鼓声，每一次的供认都导致对党的领导人、成员及其配偶和子女进一步的逮捕、折磨和招供，在这涟漪般扩散的谋杀的疯狂痉挛之中。 可以预料的是，在这个恐怖的地方遗留下来的细致记录清楚表明，人们受到酷刑，直到他们给出所谓的招供。条例规定，酷刑应“用手”缓慢地施加，以促进这一结果；如果囚犯在写出被认为可以接受的供词（通常包括许多草稿和最终的“干净”版本）之前死亡，那么施刑者被会认为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 由于这不是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路线的斗争，当然也不是一场必须放到群众中的斗争，民主柬埔寨的失败被简化为警察问题并据此处理。应该根据这一基本线路的问题来考察该政权所执行的处决，而不是用“柬埔寨心理”来解释，或者用一些无法理解的，控制该党及其群众基础的愤怒来解释（甚至也不应以美国造成的屠杀所释放的正当愤怒来解释）。 真正的问题 在柬埔寨研究人员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民主柬埔寨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和争论（在解放前几乎是自主发展的）。没有任何文件，也没有太多证据可以指出明显的路线争论。但很明显，这关系到重大问题。“妄想狂”一词经常被用来形容波尔布特和柬共中央，但即便是妄想狂，一位诗人曾写道，也有敌人。阴谋是存在的；这是围绕柬埔寨革命路线的基本问题进行的生死斗争。问题不在于这一切全是柬共的妄想，而是他们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组问题显而易见：关于如何总结柬共历史和越南在其中的作用的长期争论。 越南人几乎不需要建立一个单独的政党，因为他们的影响和路线从一开始就在柬共内部。在这场党内殊死搏斗中，唯一涉及的一个文件存在争议的政治问题就是围绕有关确定党成立时间的问题。 解放前的东部地区文件是在1951年，当时人民党在越南的影响下成立。［67］1976年《中央委员会关于各种问题的决定》直接抨击了这一点：“党史问题：将1960年作为党的诞生时间；而不用1951年，这样一来让我们与其他人接近——彻底的决裂。”［68］ 一直以来，与越南劳动党，以及在柬共自身队伍和领导层内，有一个重要的争论焦点：怎样协调与西哈努克的关系，换句话说，是否将柬埔寨的革命斗争屈从于期望与亲王建立一个反美联盟。就越南劳动党看待事情的倾向而言，它显然对西哈努克比对柬埔寨共产党人更有信心，这与他们自己当前的战争目标有关。但是，在一些柬埔寨党员之间，尤其是那些在西哈努克的两面派政治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认为），为了彻底与旧社会决裂，并直面与旧政权作战的不确定因素，不需要外国的影响来制造一种不情愿的局面。这是每个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党的经验的一部分。 在最基础的战略意义上，与柬共中央有关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柬共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不会发动战争和进行土地革命，也就不可能做到这一切——那么柬埔寨就不会从美国统治下解放出来。［69］事实上，西哈努克加入由柬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极低。正如党关于西哈努克势力正确写到的，“虽然他们不想加入我们，但是当暴风雨来临时，他们会不得不来我们这避难。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避难所。”［70］ 在这一点上，柬埔寨革命与中国革命没有太多不同，中国革命对蒋介石持何种态度是一个核心问题，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因为它包括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的所有基本问题，土地革命和人民战争的首要性、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性质和战术性联盟问题、党领导下的独立武装力量问题等等。中国共产党内部这些反复的生死斗争是党的进步动力，无论是在其路线的发展方面，还是在其成员的意识和团结的发展方面。确实，一些错误路线的旗手，有时在党内占据主导，最终叛变，并以某种形式投敌；但如果毛泽东只是试图通过恐怖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他就会彻底失败——在他领导下发展出的路线实际上就不会出现。 再一次，“国外经验”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的问题，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其集中体现，是无产阶级自苏联首次建立社会主义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人们为毛泽东从这一经验中汲取的教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柬共已经抓住了一些迫切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曾抓住它们，就不会赢得胜利——但是他们拒绝这些教训，从而注定不会“胜过列宁，超过毛泽东”，且割断了任何纠正他们日益严重错误的可能性。 恶性循环 毫不奇怪，随着问题日益危及新政权，柬共领导层越来越多地采取赤裸裸的武力。这不一定因为他们想要这么做。这不是他们开始所走的路，不然他们永远不会聚集和组织群众支持来赢得胜利。 他们从不可能对群众施加比美国及其傀儡更大的恐怖。还活着的党的领导人，甚至波尔布特本人，都反复强调了其政权所造成后果的非故意性这一主题。一位外国记者描述了波尔布特去世前不久与他的简短对话：“我告诉他这个城市很多人都恨他，认为他要对杀戮负责。他说他知道有多少人死掉。当他这样说时，他崩溃了，哭了起来。有些人是他非常亲近的人，他完全信任他们。后来，他们最终却把一切弄得一团糟。”［71］然而他们找不到其他方法。 “超级大跃进”正在旋入反革命的深渊。西方帝国主义媒体关于柬埔寨“种族灭绝”的报道是在解放时就开始了——它们是谎言和（或）对事实的严重夸大，因为失去印度支那打击了他们的反动的自尊心。但后来，特别是在第一年后，在这种动荡的政治形势下，大规模屠杀确实爆发并蔓延开来。 例如，直到1976年底，柬共中央才阻止杀害朗诺军队中的原普通士兵。这个正确的政策——虽然最高级军官在他们自己的统治下对群众和革命者负有累累血债，但士兵的应征通常是非主动的——后来居然被取消了。前军政府士兵从“新人”中被筛选出来，并经常与其家人一起被杀（据说这种处决妻儿的行为是为了阻止他们报复革命，但事实上它似乎有一种封建主义的家庭观）。与真正的革命的对比再次令人震惊。这项政策不仅使数十万没有积极反对甚至还支持柬共政权的人成为敌人，而且创造了一种“新人”和其他人越来越害怕并反对柬共政权的状况。 事实上，整个政治环境越来越差。柬共中央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发出过涉及在合作社中杀人的指令，但无论如何，在西方媒体那里，夜里在遥远的田地里成批杀人成了波尔布特政权的典型标志，这也是柬共中央所走路线的必然结果。农具和家畜稀缺而珍贵；1976年的报告提到将保护农具和家畜（以及完成一般的工作配额）作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在中国，经济的运用并保护人民的资源的问题，也被认为是阶级意识的问题。但柬共对此的处理与其整体路线一致。城市人每天工作许多个小时可能会弄坏锄头或让水牛摔断腿，这并不奇怪，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运气不好，甚至出于（意识上的——补译）落后的怨恨——这不会使他们成为无可救药的革命敌人。然而，这就是此类事件的处理方式（指合作社杀人——译注），特别是如果这个人有“坏”阶级背景或其他“问题”。 合作社领导层变得越来越焦虑和绝望（或许还有彻底的悲观），并开始疯狂的攻击。 在民主柬埔寨约15个月的最后时间里，它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一些变化。由于该政权即将突然结束，很难知道这一切将走向何方。也许他们的愿望是让柬埔寨成为一个更加“正常”的修正主义国家。 1977年9月，柬埔寨人民终于知道了“组织”是共产党的秘密。虽然保密性是每个准备或已经发动反对旧秩序战争的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但自《共产党宣言》以来，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1977年的举动并未表明它与群众的关系发生变化，这可能主要是为了对外消费。它发生在一场使民主柬埔寨地位“正常化”、结束其外交孤立运动的背景下，特别是在邓小平政变后，柬埔寨试图立即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 在同一背景下，1978年年中，政府宣布了重大政策变化。拥有现代工业的计划的柬共领导层肯定知道，他们不能长期没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特别是受过外国教育的柬埔寨专家，他们在解放后回国时被宣布为“新人”）突然被丰盛的食物和其他诱惑所吸引，并被邀请回到金边。他们聚集在一起与柬共领导人的代表会面，后者告诉他们，他们受的虐待是一个错误，是中情局和越南组织的对革命的挑拨离间。 这似乎是重新获得民众支持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1978年3月在柬共机关发表的一篇文章强调了“集中力量”的必要性，并说：“合作社的全权成员和接受改造者，甚至是待改造者也必须学习、观察和吸取经验。但是，全权成员必须先分开学习，以便更好地团结他人；处于改造中的和待改造的成员一起学习，吸取经验，一遍又一遍地改正——他们都会有进步的。我们必须教育和培养全权成员成为进步分子……”［72］在许多领域，至少，“旧人”和“新人”之间的区别到年中就结束了。 一场糟糕的战争 自两国解放以来，柬埔寨与越南就一直在进行为实现最终边界划定的谈判。越南拒绝接受法国殖民者所划定的陆地边界（尽管法国在一个世纪前制定这些边界时，本来打算以对越南有利的方式解决旧争端）。这违反了1967年与西哈努克达成的协议，意味着对柬埔寨构成永久的压力。就柬埔寨本身而言，该国拒绝承认被称为布雷维线的法国划定的海洋、河流和水域界限（选择布雷维线会使争议更小，不过在一个明显没有其他碳氢化合物资源的国家，这片领土可能蕴藏石油的希望显得很大）。然而，直到1977年，两国之间的形势仍然紧张但总体稳定，因为双方似乎都在避免采取任何决定性的外交或军事行动。 确切的讲，那种情况是怎样恶化的还不完全清楚，最终也不是我们分析的关键。但把握时机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两国陷入内部危机，敌对行动开始了。一年后，当越南完全进入苏联阵营，而中国的政权被修正主义篡夺后，美国开始试图与中国结盟时，两国爆发了全面战争。 柬共深信越南正试图从内部组织政变。这是党的前领导人科伊·图恩和符宁的供词的要点。1976年首都和暹粒似乎发生了炸弹爆炸。2万民柬军队进驻首都——相当于其全部平民人口——表明了极度的担忧。越南或亲越南势力渗透的最明显表现发生在1978年后期，在越南入侵前夕。民主柬埔寨政府邀请了三名西方记者，以争取国际支持。在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晚，其居住的宾馆遭到了神秘的袭击，位于西南方，离首都不远。马尔科姆·考德威尔是一位同情新政权的最著名的西方作家，刚高兴地从对波尔布特的私人采访中回来，就被指名枪杀。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分析人士说，柬埔寨人在1977年初对历史上有争议的地区进行了小规模的边境袭击；战斗在年中扩大。柬埔寨的一次旨在打击越南人的进攻失败了，而越南则开始猛烈反击。 柬共的东部地区前线在没有重大战斗的情况下崩溃了。到1977年底，柬埔寨与越南断交。 1978年有一段平静时期。中央派出两个旅来逮捕东部地区领导层。许多东部地区士兵逃离并与正在推进的越南人联络。越南军队在越南招募这些士兵和高棉族人，组建了专门在柬埔寨土地上作战的部队。柬埔寨的反应是将大量东部平民驱逐到西北地区。 越南的战争目标通过其行动得以明确：最终不仅是入侵和摧毁民柬军队，而且在长达十年的占领期间在柬埔寨驻扎了15万军队，在苏联解体使越南领导人决定寻求西方投资时才结束。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南只是试图保护自己免受柬共攻击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民主柬埔寨开始以反动方式面对这一威胁。金边电台广播呼吁“净化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为了保卫柬埔寨领土和柬埔寨人民……我们中的一个人必须杀死三十个越南人……200万军队对付越南绰绰有余了，因为越南只有5000万居民……我们只需要200万军队就能粉碎5000万越南人，我们仍然会留下600万人。我们必须以此制定我们的战斗路线，为了赢得胜利。”［73］ 这是一个自封的共产党发出的让人震惊的号召。在民主柬埔寨领导层看来，当时这种呼吁似乎是使柬埔寨人团结起来支持他们的唯一途径。但是，通过号召种族战争，他们确保了自己的失败。 如果越南政府威胁柬埔寨主权，那么它同样践踏了越南人民的革命愿望。印度支那需要真正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柬埔寨的革命政党不能尽一切可能与越南的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包括支持那里的革命政治活动？说实在的，柬共为什么不尽一切可能避免或至少推迟一场违背两国群众利益的战争呢？ 柬共似乎对最后决战的前景表示欢迎。看来柬共深信这样一场最终的冲突将最终结束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既能掀起民族团结的浪潮，又能结束越南的干预。此外，柬共觉得自己肯定会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观点。 波尔布特告诉另外两位西方记者，越南无法独自战胜柬埔寨，因为“越南什么都没有”。他说，越南的计划是让苏联派遣来自欧洲的华约军队入侵占领柬埔寨。美国及其东南亚盟友不会接受这一点；此外，这将削弱苏联帝国的欧洲战线，北约将采取针对它的行动。［74］ 受中美关系缓和前景威胁的苏联继续支持越南。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后来吹嘘说：“我鼓励中国人支持波尔布特。我鼓励泰国人支持民柬。”［75］1979年2月，中国将以25万军队入侵越南来“给他们上一课”—— 结果越南给了他们一个更好的教训。但是，柬埔寨共产党希望反动联盟能够拯救柬埔寨，并最终取得胜利，结果却被证明是另一个狂妄的误判。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发动了他们过去对西贡采取的“盛开莲花”战略。越南人指挥的部队包括10万越南人和3万柬埔寨人。柬埔寨8万军队的大部分集结在东部边境，预期会发生阵地战。越南军队包抄了他们，从他们的阵地的北部和南部猛攻到柬埔寨中部，然后展开，他们的部分部队向东移动，从后面粉碎柬埔寨军队，其余部队则向西和四面八方加速前进。两个星期后的1月7日，他们占领了金边。 柬共领导层不得不像他们之前的朗诺一样狼狈地被直升机运送出来。 四、一些理论问题关于私有财产和平等 为了具有刺激性，让我们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76］ 这不是柬共要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呢? 他们理解的错误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地相互关联。一方面是对私有财产的错误概念及其在柬埔寨这样的国家的矛盾的性质和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通过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的错误概念。在这两个方面，柬共的路线和政策，尽管偶尔有马克思主义术语，但却是相当程度上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解释说，他们并不是说社会主义会消灭“小资产阶级、小农”的财产。“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那种私有财产的类型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了，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证明，资本主义作为体系被推翻后，它将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因此，资本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私有财产：它是劳动者的集体产物，它们被一个具有敌对利益的阶级，资产阶级，剥夺和抢夺。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这一点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目标不是要废除 “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为了解释、扩展并将此分析应用于柬埔寨，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私有财产方面。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所预见的相反，到目前为止，每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那些小规模财产而非资本主义财产最普遍的国家（即使是帝国主义国家俄罗斯，大多数人也都是农民）。中国被“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毛泽东称为官僚资本的与帝国主义、地主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资本所统治。 柬埔寨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不同，但在一些基本方面却并没有太大不同。绝大多数人都被三座大山压迫和剥削。特别是，农民耕种土地谋生的能力不断被这三种力量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贡品破坏和阻碍，有时作为封建土地所有者的租金和其他形式的剥削，有时是在收税人和高利贷者的手中，他们也吸纳了农民辛劳造成的剩余。这种盈余主要不是再投资于生产（甚至很少用于农业生产）。 它支持封建的上层社会（特别是朝廷）和殖民政府及其继承者，西哈努克的封建官僚资本主义政府，以及其他形式的寄生形式（包括高利贷者本身和佛教等级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这类国家中，正如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宣言》简洁地指出的那样，“革命的目标……是外来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它们是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并依赖帝国主义的阶级。在这些国家革命将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导致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第一阶段的性质、目标和任务要求并使得无产阶级能够与所有可以争取来支持新民主主义纲领的阶级和阶层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是，必须在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的独立力量的基础上，包括在适当条件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建立无产阶级对革命群众其他部分的领导权，尤其是贫农。 这一联盟的基石是工农联盟，而土地革命的开展（即反对农村半封建剥削和（或）实现口号‘耕者有其田’的斗争）占据了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核心部分。”［77］ 甚至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也没有在柬埔寨彻底展开。最初，目标选择是正确的，农民在民族解放和土地革命的战争中动员起来，但即使在解放前的两年左右，也有弄混目标的倾向。到了1976年，柬埔寨解放一年后的 “超级大跃进”与中国解放七年后的轻度大跃进形成鲜明对比，柬共写道：“当然，我们的党毫不犹豫。我们没有经过土地改革或社会变革的时期。我们从人民民主革命跳到社会主义。”［78］这意味着差异不仅是步幅上的，而且是道路上的。 柬埔寨的“合作社”并不是革命的土地再分配的结果。相反，他们只是让国家没收了许多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而这个国家的经济计划将有效地把农民与世界市场更紧密的捆在一起。，我们无法认同柬埔寨已“基本上是一个集体社会”的宣称［79］，要是我们认可《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描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思包括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民主柬埔寨的所有内容，哪一类最能描述人民群众的存在状况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跃进不是到社会主义，而是到资本主义。 农业合作 中国的农业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但是，高层次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形成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开始的一个过程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之后（甚至之前，在一些解放区），紧接着农民被领导起来夺取土地。如果他们（不论女性和男性）手中没有这种所有权，就无法保证他们真的没有封建束缚。否则，他们会觉得没有任何改变，事实上，封建关系会以新形式再次出现。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但与此同时，它为社会主义打开了更大的大门。农民可以看到汇集土地和劳动力的优势，他们也可以看到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贫富差距，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是绝大多数人的唯一出路。没有浪费多少时间，他们组织起来组成互助组和小规模、低层次的合作社，其中土地集体耕种，但人们按照他们提供的土地、牲畜和工具的比例获得收获的一部分。（这在柬埔寨解放区广泛开展，直到1973年，之后在部分地区也进行开展，并且非常受农民欢迎。）然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换句话说，人们在那里根据他们的生产工作而不是根据他们带来的土地或资本来获得工资。）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可以减少他们生活方式突然变化的感觉。这些步骤，通常可以避免在一个时间段内（例如在头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实际上，他们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80］ 然而在柬埔寨，几乎每个人都被迫住在“合作”农场，在中国，依靠穷人和中下层农民建立的合作社明显质量优秀，以至于在其他农民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政治力量前，不得不防止短期内首先富裕的农民涌入合作社并将其占领。 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 柬共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不亚于新民主主义。它错误地认为所有公有财产都必然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不是国有制，而是社会所有制。换句话说，国家所有制也可以（在解放前的柬埔寨显然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是一种私有制形式，一种劳动者生产的剩余被少数人为自己利益所占有的形式，而“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是社会主义，取决于劳动群众是否越来越多地、一批又一批地成为生产的主人（生产过程本身、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剩余的分配），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一步一步但坚定地走向废除中国革命者所谓“四个一切”（译注：“四个一切”源自马克思，命名出自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般的阶级差别、它们所依赖的生产关系、与这些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以及这些社会关系产生的一切观念。这一点值得进行最深刻的研究（见《毛主义经济学：上海教科书》），但即使是这里相对简短的概述也很清楚表明，尽管柬共宣称“领先中国20或30年”，但它已经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毛泽东对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研究，特别是苏联，以及中国，使他明白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转型期。《上海教科书》解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内，还存在着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也有一个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对私有制的根本否定。但是不等于说所有制问题完全解决了；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取消。另外，由于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由于存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基本差别，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仍以相当严重的程度存在着，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这类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不能完全取消，在某些方面还允许其合法存在，还受到国家保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使它退出历史舞台。”［81］ 资产阶级法权指的是维护形式平等但实际包含不平等因素的经济和社会关系。［82］虽然柬共认为它通过摆脱金钱和工资解决了社会不平等问题，因而一夜之间解决了阶级问题，但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例如，仅谈论“自然”的不平等，在其分配制度下，身体健全的年轻人也比残疾人或老年人获得更多口粮。由于生产水平如此之低，没有足够的剩余来平等地养活每个人。另一个例子是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特权，如乘坐交通工具、收音机等，以及额外的口粮和药品，以确保他们的生存。绝对的平等主义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红军成立之初批评这一观点时所说，“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83］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将遵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但在此之前，资产阶级法权只能逐渐逐步消除。简而言之，通过群众增长的共产主义意识（这是驱动因素）和生产的发展（以使人们的需求确实可以被满足），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飞跃将成为可能。不仅民柬政权统治下明显废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一种幻想，而且它隐藏了实际的不公正，剥夺了权利，例如“旧人”获得对“新人”的特权（事实上，这再次散发出封建主义的气味，因为家庭关系在一个人被归类为“新人”还是“旧人”时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如果该政权延续的时间更长，尤其是如果它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那么这些不平等（已经可能是致命的）只会变得更加明显。 柬共通过取消工资、货币等来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既没有达到共产主义标准（事实上，根本没有满足群众的需要），也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标准（在决定他们得到的东西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人们的生产劳动，仅仅给他们饥饿的口粮，有时甚至更少，这实际上阻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并经常让他们无法工作而束缚了生产）。正如毛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下所说，这就像想要一头牛产奶又不让它吃草。 波尔布特如此看待问题：“我们到哪里可以找到资金建立我们的工业？我们的资本主要来自我们人民的工作。我们的人民，通过他们的工作，发展农业生产……我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这就是我们没有工资的事实。工资的缺失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本来源。”［84］虽然生产所产生的剩余确实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的资本来源，但这完全而且刻意地忽略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种剩余的区别，“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他们采取了尽可能多地压榨劳动人民的基本资本主义原则……在许多情况下，会导致死亡。［85］按这种观点，同今天吸引西方资本到柬埔寨建立服装厂的观点类似，该国的主要比较优势不是大米，而是其落后的社会关系导致的非常廉价的劳动力。 从历史上看，到目前为止，与资产阶级法权有关所犯的主要错误就是抵制一步步消除它。在“四个一切”被消除之前，不可能“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86］他做的最深远的贡献之一，在于防止邓小平和其他像邓一样的人掌握党和国家控制权的斗争中，毛泽东警告人民：“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这里毛泽东总结了党内先前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教训，以服务于针对邓小平的新斗争），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87］ 但是，柬共以另一种“独特”方式犯了同样错误。货币被取消，但商品生产仍然占优势：合作社向国家提供一定数量大米和其他产品（以美元计价）并获得其他商品作为交换；大米本身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商品，不是因为它可以为人们提供食物，而是因为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交换。将这种形成资本的努力转移到抗击疟疾和其他滋扰人民的疾病的斗争上被认为是无利可图的。［88］事实上，劳动力本身仍然是一种商品，因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为了积累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废除货币只是掩盖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一层破烂外衣，而工资的缺失是企图掩盖最严酷的剥削行为。 实际上，柬共的路线并非完全“独一无二”。《上海教科书》讲述道，在中国，修正主义者刘少奇和陈伯达呼吁过早日废除商品生产。毛泽东反驳说：“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交换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教科书接着说：“对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仅要保留，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以巩固我国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联系，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89］ 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张春桥（“四人帮”中的一位领袖，在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捕标志着中国发生了反动政变），这样说道：“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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