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女性解放

即使是这样的原始条件对许多被迫放弃找工作妇女来说也太昂贵了。尽管人们都在谈论解放妇女、职业妇女等等，但许多人仍然被困在家中四壁之间。根据欧洲共同体家庭事务委员会(European Community Household Panel)的数据，在整个欧洲，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年龄段的人自称是“家庭主妇”，尽管这其中可能包括一些有兼职工作的人。她们的孩子越多，就越有可能成为家庭主妇。而这不一定是幸福的秘诀，《经济学人》说，“几乎在每个欧盟国家，外出工作的女性似乎比不工作的女性更健康，对生活更满意。至少她们可以免除‘第二班’：在为雇主工作一天后，在家工作一天。”（《经济学人》，1998年7月18日）。

一百年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中，我们看到：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参加工业生产，却意味着工人家庭生活的完全破坏，而不会有任何较高形式的家庭关系来代替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消灭工人的家庭，而是把工人家庭的一切光明面消除干净，只留下它的黑暗面，特别是耗尽妇女的力量，使她们脱离社会生活。今天，妇女从事工业生产，并不表明她们摆脱家务，而是说明在原来的负担上又加上了新的负担。但是一个人不能同时奉侍两个主人当妇女必须帮助男人去赚钱的时候，工人的家务就要无人照管而荒废下去，而现代社会用以代替私人家庭所提供的东西，比如公共食堂和贫民学校只是可怜的代用品，它们不过是富人抛给下层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粮食的残渣。”（爱尔福特纲领解说(英文名：阶级斗争)，第二章，“无产阶级第三节无产者的家庭离散”，PDF，P34）

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妇女受到双重奴役：除了在工作场所的奴役之外，还加上了家庭的“第二班”。例如，日本的职业妇女除了带薪工作外，每天还需花约三个半小时做家务。而在其他所谓的文明西方社会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妇女与工会

如果没有与资本主义日复一日的进步斗争，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对争取改革的斗争并非完全无动于衷。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人在斗争中学习。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耐心地解释”，从工会和工党中最自觉、最积极的妇女开始，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解释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她们的水平，使她们对更广泛的问题、理论和思想感兴趣，为马克思主义赢得他们的支持。我们应该注意不要落入许多改良派、各教派，当然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的陷阱，以为女性只对所谓女性问题感兴趣。尽管这些问题中有许多是重要的，但如果低估了妇女对更广泛的问题和根本问题的兴趣，那就大错特错了。而相反的是，最优秀的女阶级战士会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纲领所吸引和鼓舞。

争取妇女利益的斗争必须从工作场所开始。组织女工到工会中，争取体面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以及与男工完全平等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职责。女工为劳工运动提供了巨大的革命潜力，而躲躲闪闪的保守的工会官僚机构是没有能力发展这种潜力的。新的生产条件和所谓服务业的巨大扩张意味着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妇女人数大增，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加入工会组织。工会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尽可能地主动提出要求开展一场运动，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层级特别是这些“行业”中的妇女和青年组织起来。

核心问题是工作场所中对妇女的公然歧视。全世界各地从事类似工作的妇女的平均工资都比男子低 —— 通常低20-30%。而较低的工资通常意味着较低的福利或没有福利，退休后的养老金也较少。这不仅对女性有害，而且对男工也有害。接受任何一个工人群体的低工资都会对一般的工资和条件产生压抑作用。接受女性和年轻人将获得比其他劳动力更低的薪酬是反动的、分裂的和适得其反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女性对工会漠不关心，因为工会对她们毫无帮助。 把没有组织起来的人组织起来是工会的基本职责，特别是在当今时代。特别重要的是争取“同工同酬”的斗争。“同工同酬”的原则很容易被资本家歪曲和回避，因为要比较不同生产部门中男女所做的不同类型的工作往往是困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正如《经济学人》的一项调查所言：

“这一次，他们很方便地发现工作正在等着他们。随着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大量新的服务行业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这与主要由男性填补的传统的、有保障的、全职的、全年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截然不同。这些新工作中有许多是兼职或是零工，提供并要求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而这往往更适合女性。许多工作也属于低地位，低薪行业，例如销售 ，餐饮和清洁服务，而这对养家糊口的男性没有什么吸引力。”（《经济学人》，1998年7月18日）。

在女性多而男性少的职业中，工资水平往往较低。这在销售、清洁和餐饮业尤其如此，而在护理和教学等主要雇主是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上，情况略有不同。 由于如此多的妇女集中在低薪工作中，尽管有很多同工同酬的立法，但所有国家的男性和女性收入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来自女工和工会的压力，这种差距正在缩小：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20年里，女性的时薪已经从男性的64%攀升至80%以上。但差距依然存在，而且工资水平越低，差距越大。在美国，年轻的无子女的全职男女专业工人往往得到类似的工资，而在血汗产业中的低薪女工得到的工资只是在该工业中工作的男子平均工资的一小部分。

妇女还因其天生的生育功能而受到歧视。在当今社会，生孩子本应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却常常是一场灾难。特别是对母亲来说，这往往意味着完全失去工作，沦落到赤贫并屈辱地依靠可怜的国家经济福利为生。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媒体，玩世不恭地将单亲母亲贴上“靠国家生活”的寄生虫的标签，但他们却没有解释这些女性是如何被剥夺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并以最残酷和不人道的方式被社会边缘化的。即使成功地保住了一份工作，也意味着收入的下降。“但是一旦妇女开始有了孩子，她们的相对工资就会下降，孩子越多，她们的工资就越落后。”(《经济学人》，1998年7月18日，我们的重点。)

马克思主义还是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积极投身于女性解放事业，对抗不平等和一切形式的压迫、歧视和不公。但我们必须始终从阶级的角度出发。在始终如一地为代表妇女真正进步的每一项改革而奋斗的同时，我们必须说明，真正实现妇女——以及社会其他所有受压迫阶层——全面解放的唯一途径就是废除资本主义体制。这就需要男女工人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任何以“女性解放”或任何其他名义将妇女与男子对立起来，或将妇女与劳工运动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的倾向都是彻底的反动，必须给予强有力的打击。

我们不分性别、种族、肤色、宗教和国籍为无产阶级的神圣统一团结而斗争。因此我们为妇女事业而斗争，就必然要同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女性主义义作不容妥协的斗争。这种倾向，凡是在劳工运动中获得影响的，总是会落入最反动的分子手中并起着分裂的作用，给那些向社会主义方向移动的女性意识内播下混乱的种子。在这个问题上，就如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我们必须采取坚定的阶级立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在他们的决议中总是谈到“劳动妇女”，而不是一般的妇女。不言而喻，争取女权的斗争包括所有女无产者，包括家庭主妇、女失业者、在校学生等。但关键因素是劳动妇女，她们在今天代表着工人阶级中一个日益壮大的部分。

仅仅实现形式上的“平权”而不改变社会关系是极其有限的，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妇女的根本根源。在过去一个时期，许多与“正面歧视”（译者注：在英国实施的为特别弱势群体加分的政策）有关的所谓“改良”，实际上都成为一层层小资事业家升迁的工具。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以前在要求“平等”（有成为女牧师、女经理的权利等等）方面如此强烈的激进的小资女性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小了。为什么呢？因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基本上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资产阶级为女总经理、法官、银行家、官僚和牧师腾出了一点额外的空间。在美国，过去20年中，女性在中层管理人员中的晋升比例也许从4%上升到40%。现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有419家公司的董事会中至少有一名女性，其中三分之一的公司有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女性。500强最前的公司在提拔女性方面比财富500强中最底层的公司要好得多。所以有些女性做得非常好，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的野心家总是赞成“从自己做起，一个一个地解放妇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女性主义，它与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的争取女性解放的真正斗争毫无共同之处。一旦这些职业妇女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解决了个人的“问题”，她们就很乐意忘记那些遭受最可怕的压迫和剥削的99%的妇女，而昔日的“女性主义者”则加入了剥削者的行列。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近年来从“种族关系产业”中大发横财的中产阶级黑人身上。统治阶级总能对一个丝毫不威胁其统治的运动做出这种"让步"。

我们不赞成“正面歧视”，无论是对妇女、黑人还是其他任何阶层。这是一种小资的要求，是对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视而不见的一种视线转移。就其本质而言，为妇女、黑人等设立任意的配额，是少数野心家提高地位的工具，给人以一种“正在做事”的感觉，而没有触及根本问题。这种方法并没有为歧视问题提供真正的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种转移注意力和象征性的做法。此外，这通常是官僚机构用来阻挡和工作人员用女性或黑人事业家和傀儡领导委员会、理事会和议会的一种方法。最明显的案例是美国，资产阶级巧妙地利用这种方法化解了种族问题，制造了相当大一层的黑人野心家。中产阶级的黑人利用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给自己安排了一份高薪厚禄的工作，然后决定对他们（无产黑人）说，让自己变得更“温和”、更“理智”一些可能会更好。

诚然，有时诚实的职业妇女和年轻女孩可能会在没有清楚理解这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我们应该对她们采取灵活和积极的态度，就像我们对受压迫民族的成员一样。但正如我们反对民族主义一样，我们也反对女性主义，反对歧视的斗争丝毫不影响这一立场。我们总是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其他立场出发，来处理不平等问题。对于工人阶级女性来说，表达她们对自己因性别所面临的问题(不平等的工资、家务负担、抚养孩子的问题、性骚扰和对女性的暴力)的关注，并且想要与这些问题作斗争是一回事，而当资产阶级和小资的倾向企图利用女性问题在两性之间制造对立时，则完全又是另一回事。工薪阶层女性的自然担忧是一种声明，表明她们看到了不平等的存在，并对此表示反对。 这可以成为参与按照社会主义路线改变社会的斗争的出发点，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主义则孤立地对待妇女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寻求解决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得出了反动的结论。

压迫女性对文明生活的威胁

妇女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不仅仅是工作场所的歧视、基于性别的低工资、缺乏权利，还有与孕产、怀孕等有关的问题。妇女作为生理上的生育者的作用使保护孕妇和母亲的特殊权利的成为必要。实行形式上的平等，无疑是一种进步，但这并不能解决妇女的根本问题。

“男女平权运动者坚决要求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下使妇女同样享有选举权，但这并不能解决妇女、特别是无产者阶级妇女的实际平权问题。这一点，从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实行了男女形式上平等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女工情况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选举权并不能消除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遭受奴役的根源。在资产阶级国家，当无产者妇女在经济上还依附于资本家和业主，还依靠丈夫为生时，当母亲和婴儿不能受到各方面的保护，不能普遍接受社会教育时，以非宗教仪式的婚姻代替终身不得离异的婚姻，并不能能使妇女在婚姻方面得到平等的地位，因而不能真正解决男女平等关系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提纲））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影响妇女的整个社会改革史表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妇女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工厂或办公室门口，而是延伸到家庭和社会。我们必须争取废除一切歧视性立法，争取在法律面前男女完全平等，争取最充分的离婚和堕胎权，争取免费避孕和健康检查，争取在所有年龄段普及免费和高质量的托儿所和托儿服务。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过渡性诉求的方案，从各个层面的妇女最直接、最迫切的需求出发，不仅在工作场所，而且在家庭、育儿、教育、住房、公共交通、养老、休闲、法律权利等方面。在争取每一个倾向于改善妇女命运的进步要求的同时，我们必须将这些需求与阶级内容结合起来。例如，我们应该要求建立由国家付费的优质日间托儿所。然而，为女工权利而进行的日常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使妇女认识到她们作为受剥削阶级成员的地位的手段，认识到必须为建立一个女性权利得到维护的不同的社会而斗争。

现行制度的衰败威胁着整个文明生活的基础。除了贫穷、低工资和失业造成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外，无产阶级还日益面临着毒品、犯罪和各种虐待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先威胁到妇女、儿童和青年。反动派和牧师们抱怨着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却无法将其与我们所处的制度危机联系起来。工人运动的责任是为捍卫现有的、受到资本主义衰败威胁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而斗争。旧的家庭已经趋于破裂，但没有任何东西取而代之。因此，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其中许多是年轻而脆弱的妇女，作为依赖国家官僚机构的温柔仁慈的单身妈妈，面临着令人窒息的痛苦生活。资产阶级的伪君子似乎觉得她们受到的痛苦还不够，因此发动了一场无情的运动对她们进行侮辱、羞辱和定罪，把她们描绘成"牺牲社会利益"的社会弃儿（而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

在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攻击给予单身母亲的福利。几年前，澳大利亚的一位女政治家，可笑的“统一民族党”的领导人，宝琳-汉森（Pauline Hanson ）女士呼吁，如果单亲母亲生了第二个孩子，那就应该削减她们的福利金。她表示，“我要对那些不断与不同的父亲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单亲妇女下手，因为他们的支出是由纳税人承担的。”。在澳大利亚，有36万名单亲父母每年从420亿美元的社会保障总预算中获得29亿美元 。这些妇女的平均年龄为33岁，她们平均每周可获得170澳元（107美元）的巨额收入用于家庭的衣食住行，而这为国家节省了一笔远远大于用孤儿院抚养这些孩子所需的花费。以打击所谓的依赖文化为借口，借以攻击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类似的例子在所有国家都会重演。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基督教的道德化”伪善美德是为无情的削减成本的资本家所服务的。这也说明了资产阶级社会对妇女和儿童的态度。

离婚妇女的地位也是一个阶级问题。离婚和"单亲"的影响非常不同，这取决于妇女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一位美国法官判决百万富翁、国会金融公司总裁罗伯特·I·戈德曼（Robert I.Goldman）的离婚妻子获得其1亿美元财产的一半。《商业周刊》于1998年8月5日对此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来到新的高管离婚”的文章，其中指出：“强大的文化、法律和经济力量正结合在一起，使得美国离婚的代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尤其是对那些高官、高薪的商人来说。而这反过来又使得整个离婚过程变得更加丑陋，从一开始就令人不愉快。丈夫们把钱藏在加勒比海的秘密信托基金里，妻子们指责前夫虐待她们，而律师们则带着七位数的律师费离开。”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将“现代”单亲家庭作为社会进步和解放的完美典范。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显示，独居女性人数翻了一番，达到1500万。最近一本名为《单身生活中的即兴女性：重塑女性 》（The Improvised Women，Reinvolution Women in A Single Life ）的书描绘了这些无忧无虑的女性一幅理想的图景：“未婚女性买车、生孩子或领养孩子，并上升到有影响力的位置。”但是总体的统计数据掩盖了绝大多数单身母亲（其中许多是黑人）之间的鸿沟，她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城市的城市贫民区，生活在有如第三世界的环境下，遭受着贫穷、毒品、犯罪和暴力的噩梦。

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在普遍试图削减国家开支的努力上。对就业、生活水平、健康和教育的攻击影响到整个工人阶级，但对妇女的影响最为恶劣，她们发现自己处于剥削链的末端，从事着最差的工作，得到的保护和保障最少。此外，妇女还受到双重压迫。她们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同时也作为妇女而受到压迫。解决妇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这是一种能够保证男女真正自由的制度——个人和智力上的发展的自由。

我们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消除给男人和女人留下伤痕的奴隶制印记，同时，我们还必须尽可能地同那些特别是在劳工运动中损害了劳动者的团结，阻碍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的落后的和反动的态度作斗争，我们必须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道德而斗争，让所有工人，无论男女，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要被视为平等的兄弟姐妹，团结在反资本斗争的事业中。

斗争中的女性

必须深入到工人阶级妇女所处之地，不仅是那些许多妇女被强行排除在外的工作场所。许多女性可能会因为其他问题而加入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 糟糕的住房、高昂的生活成本、高昂的租金等等，英国的人头税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劳动力发生罢工的地方，罢工者的妻子的积极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她们可以提供巨大的力量储备，但这一点往往被男工所忽视。因此，在1984-85年英国矿工罢工期间，罢工者的妻子组织成“支援委员会”与工会和罢工委员会联系在一起，在罢工中发挥了宝贵的作用，她们在这个过程中快速学习成长。妇女一旦积极参加斗争，她们的整个面貌就会迅速转变。即使以前是政治上落后、保守或信奉宗教的妇女，也能很快地形成革命意识，特别是在有马克思主义倾向帮助并向她们解释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随时的主动的帮助妇女参与行动。显然，这应该在与工会和罢工委员会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进行，而不是像宗派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总是试图做的那样，与官方运动背道而驰。这种临时委员会不可能具有任何独立的意义，当这场运动结束时，它们将会趋于消亡。企图人为地保持它们的存在则意味着它们将趋向于官僚化并被不具代表性的份子、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者等所垄断，所以当运动重新开始时，它们就会成为障碍。参加这类委员会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他们反对工会，而是要保证妇女开始积极地活跃在劳工组织中并改造他们。随着生产性质的转变和旧的重工业让位于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妇女正日益成为劳动力中的决定性大组成部分。

然而，妇女的解放最终只能通过全体工人阶级的解放才能实现：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向西方和东方各国共产党提出的直接任务，就是要加强党对无产阶级妇女的工作。同时，大会向全世界的女工指出：只有共产主义取得胜利，她们才能从千百年的无权地位、备受奴役和不平等状态下获得解放。共产主义给妇女的一切，是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所绝对做不到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资本统治和私有制的情况下，妇女要摆脱对丈夫的依赖，至多也不过是争得支配自己的财产和支配自己的工资的权利，以及和丈夫有同等权利来决定子女的命运。”（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提纲））

共产主义和家庭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女性解放问题就占据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位置。在《共产党宣言》面世之前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我们看到：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答：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号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共产主义原理》）

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解释的那样，奴役妇女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只有从根本上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劳动分工才能最终克服这种现象。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这样写道：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相当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了多久就又发现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男女关系是扭曲的、不人道的，因为普遍的商品生产制度把人降到了物的层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金钱纽带”下，不仅是两性之间的关系，而且所有的社会关系总体上都会变得非人化和异化。这是一个非自然的社会，被非自然的关系所支配。人们不再像人类一样行事和思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像怪物一样行事，这有什么奇怪的吗？父母开始把孩子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丈夫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妻子。在金钱就是上帝的“市场经济”中，在无情的生活压力下，关系被扭曲和扭曲得面目全非。 正如恩格斯解释的那样：

“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同上）

如果我们要认真处理奴役妇女的问题，仅仅处理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不够的。当然，正如我们所说，有必要与各种歧视和不平等作斗争。但是，除非消除压迫妇女的根源，否则问题的实质是不会得到解决的。只有当全人类被解放时，女人才会获得真正的解放。也即，当人类开始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的时候。恩格斯解释说：

“但是，专偶制完全肯定地将要失掉的东西就是，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全部特征，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婚姻的不可解除性，部分地是专偶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部分地是这种经济状况和专偶制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并且被宗教加以夸大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传统。这种不可解除性现在就已经遭到千万次的破坏了。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

共产国际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案设想：

“如公共食堂、洗衣房、修理间、社会福利机构、公社之家等等，因为这些设施可按新的共产主义原则来改造日常生活，减轻过渡时期妇女的重担，加速她们日常生活的解放，从而使家庭的奴隶变成伟大社会建设的自由参加者，变成新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共产党对妇女进行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提纲））

但在1917年后俄国普遍落后贫穷的情况下，这些思想无法得到充分地付诸实践。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

你不能‘废除’家庭，你必须取代它。妇女的实际解放在'普遍的需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托洛茨基《妇女与家庭》，第62页。）

家庭不能像国家一样一夜之间被废止。这两者的逐渐消失取决于群众在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的物质生存条件的转变，因此，随时间推移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相互关系的转变。最终，随着超级富足的实现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旧的习惯和奴隶心理将被改变，男女关系也将随之改变。但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生活条件本身的转变。将工作日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表现形式是社会解放的必要条件。但除此之外，技术的进步应使家务劳动的实际废除成为可能：这是妇女受家庭奴役的基础。

所有压迫的根源，无论是对妇女、黑人还是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压迫，归根结底是植根于商品生产的奴役和异化。只有当这一点被废除，整个社会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变时，家庭和国家——这对野蛮的孪生兄弟——才会最终不复存在。当源于苦难的旧的原始的、非人的心理最终退到过去的时候，新的社会秩序的物质条件就会建立起来，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中，外部强迫和强制的最后残余将消失，男人和女人将最终能够作为自由的人相互联系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