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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 兼谈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 ...

2022-8-10 09:45|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81952| 评论: 134|原作者: 远航一号

摘要: 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无论革命的领导者怎样坚持理想、发动“继续革命”,只要当时基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不改变,真正通往劳动人民解放的无阶级社会的大门是打不开的。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 兼谈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问题

远航一号


注:自本世纪初中国的马列毛左派兴起以来,对于中国为什么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已经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绝大多数这样的讨论都没有正确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尤其是没有自觉应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产生和消亡的基本观点。这些缺点一方面妨碍了马列毛左派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另一方面也给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带来了潜在的危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笔者在以往的一些书籍和文章中对于相关问题已经做过一些探讨。今天,越来越多的青年同志又提出相同或类似的问题,感觉有必要将有关问题重新整理一遍,集中在一篇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一下。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学说。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为什么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要回答这个问题,仅仅从理论方面来说,无非是要解决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现存社会制度及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二)怎样用一个崭新的、无阶级社会(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代替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用一种剥削社会来代替另一种剥削社会、用一种压迫社会来代替另一种压迫社会。

      在这篇讨论文章中,我们着重来谈谈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各国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就展开了无数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以往这些斗争,为什么在最后都归于失败了呢?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苏联、中国、东欧各国、古巴以及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的劳动人民不仅推翻了旧的剥削阶级政权,而且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后来,这些地方劳动人民的斗争也失败了,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个别的,比如古巴,资本主义复辟程度轻一些,但也处于复辟过程中)。

      在二十一世纪,我们要开展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要建立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并开辟通往无阶级社会的崭新大道,首先就要努力总结以往被压迫劳动人民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初步胜利后又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教训。


社会为什么会分裂为阶级?

      在过去几千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社会为什么会分裂为阶级,特别是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在一切剥削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辩护士和其他庸人们看来,社会分裂为阶级是天经地义的。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剥削阶级往往利用宗教以及所谓“神的意志”来为他们的剥削和压迫辩护。在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小资产阶级则利用种种伪科学理论,比如主张“人性都是自私的”,“富人富有是因为勤奋智慧、穷人贫困是因为懒惰愚昧”,“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贫富差别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等,来欺骗和蒙蔽广大人民群众。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社会只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阶级,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始有终的,只要曾经产生,将来就必然消亡,阶级社会也不例外。这种产生与消亡的根源,要到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的条件及其发展变化中去寻找。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部分的开头部分,恩格斯便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在概括地说明了国家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以及未来国家消亡的可能性(“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以后,恩格斯用了一长段文字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历史上阶级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又为什么会长期存在的基本观点: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恩格斯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按照我们现在对人类起源史的了解,自哺乳动物中的灵长类发展起来以后,由早期古猿到人的进化过程经历了上千万年。智人或现代人类产生于大约二十万年前。在智人早期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为了生存与自然界展开长期不懈的斗争,物质生产仅能勉强维持当时人们的生存,人口增长缓慢,几乎没有剩余产品。大约一万年前,随着早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比较大量的剩余产品,这就为少数人独占社会的剩余产品也就是为人类社会分裂为阶级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性。但是,为什么说,从那时起到现在,社会分裂为阶级是“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呢?

      当社会开始拥有了比较大量的剩余产品然而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比较低下的时候,生产各种必需品以及其它物质产品的劳动(这些劳动一般要求劳动者运用自己的体力与自然界的一部分或者经过对自然界的加工改造所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发生直接的、物理的相互作用,所以也是“体力劳动”)必然要“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样,只有少数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则往往是极少数人)才能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以专门从事为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所必不可缺的各种职能:“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这些职能往往要求劳动者运用自己的“脑力”,即理性的分析能力,对于人类以往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形成大量的理性材料(往往表现为书本知识)并将这些理性知识用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所以,从事这些职能的劳动也可以称之为“脑力劳动”。

      恩格斯指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就是说,只要存在着上述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可以专门“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这些专门掌管社会共同事务的少数人(同时也是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少数人)便不可避免地要在掌握政权以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这样的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以及“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的少数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一般不超过整个社会人口的5%,甚至只有整个社会人口的1-2%。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少数人大致对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般占整个社会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如果我们用上述的恩格斯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划分基础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根据这些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这些国家所在的社会必然要分裂为阶级。

      比如,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并在残酷的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当时苏联仍然有大约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大多数人口是文盲。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情况也类似,甚至更加严峻。即使在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以后,绝大多数劳动者仍然必须将自己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可支配时间(去掉吃饭睡觉以及必要休息以后的剩余时间)用于物质生产劳动。这样,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有时间、有必要的教育与训练(教育与训练本身也要占用大量时间)来从事工业管理、国民经济计划、内政外交、司法刑狱、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等“社会的共同事务”。

      这些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人,一部分是原来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但是还有一大部分是在革命胜利后从“知识分子”中提拔上来的,因为往往只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才掌握开展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业技能。虽然部分原来的老布尔什维克、老共产党员在革命胜利后仍能保持与劳动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革命本色,但假以时日,一部分干部腐化变质,另外一些干部即使没有腐化变质,革命意志也势必日益衰退,而坚持革命理想的干部渐渐老去死去。

      以中国为例,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就取消了革命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代之以等级分明、差距悬殊的“工资制”;军队则实行军衔制。这些变化,将党的领导干部以及知识分子所要求的各种物质特权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说明,这个时期负责政治与经济管理的领导干部以及负责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以及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已经与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脱离开来;其中,领导干部集团成为一个过渡形态的新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官僚特权集团),而知识分子集团则逐步发展为现代中国的新的小资产阶级。


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复辟?

      只要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只要少数人专门从事社会共同事务的局面不改变,社会就必然分裂为阶级。所以,按照我们所了解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实际条件,这些国家所在的社会必然要分裂为阶级,必然要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无论革命的领导者怎样坚持理想、发动“继续革命“,只要当时基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不改变,真正通往劳动人民解放的无阶级社会的大门是打不开的。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如果我们同意这一分析,这并没有解决如下的问题,那就是: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这些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一种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新的阶级社会,而是几乎无例外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朝鲜、古巴的特殊情况另外讨论)?

      这里说,“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说,回到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曾经存在过的社会经济制度。在革命胜利前,俄国、东欧各国、古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都还有着大量封建残余),讲“复辟”问题不大。就中国来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外围国家。虽然按照传统的看法,革命以前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注意:这一词组的正确用法是“半殖民地”在前、“半封建”在后),但是在革命前国民经济的现代部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国的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是“资本主义复辟”。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部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区别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在外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着大量的贸易,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某些必不可少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特殊原材料,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出口商品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斯大林曾经设想过的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除此以外,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防止帝国主义侵略,支援各国人民革命,并与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展开军备竞赛。

      所以,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它们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些基本运动规律,包括核心剥削外围和半外围的规律,也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竞争规律。

      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时,大多数(如中国、古巴、部分东欧国家)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一部分(如苏联、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在技术与工业发展水平上与核心国家有着巨大的差距。虽然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可以在局部技术领域争取对核心国家实现赶超,但改变不了整体技术相对落后的局面。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在最尖端的技术领域与核心国家全面竞争;相反,在与核心国家的贸易中还不得不忍受不平等交换的剥削。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后期,还不得不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借债,并支付昂贵的利息。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工农劳动群众革命的产物,革命后的国家,即使在产生了官僚特权集团以后,仍然要对劳动群众做出相当大的让步与妥协,要向劳动群众提供“铁饭碗”以及廉价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退休金等广泛的保障与福利。这又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凭借“廉价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等残酷剥削办法与一般的外围和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

    除了苏联以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然资源都不是特别丰富。这样,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法像高收入产油国那样靠攫取自然资源的租金来获得充沛的外汇收入。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和支援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得不维持相对于自身的经济规模十分庞大的国防支出,这就进一步加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负担,也增加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成本。相比之下,日本、南朝鲜、台湾等美帝仆从国可以在美帝羽翼的庇护下节约大量的军费开支,将更多的经济剩余用于资本积累和开拓世界市场,从而实现了所谓“经济奇迹”。

      上述困难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无法既满足城市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改善物质生活水平的要求,又满足通过加速资本积累以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扩大出口的要求,从而使得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面临危机。

      当面临这样的危机的时候,官僚特权集团的“理性”选择当然不是主动取消自己的物质特权、与劳动群众同甘共苦,以挽救社会主义制度(古巴的领导集团部分地做了这样的同甘共苦的尝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古巴社会主义为何尚未完全失败),而是在努力打垮工人阶级以后,恢复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或建立一个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新的经济部门。

      要打垮工人阶级,就必须迫使工人阶级放弃社会主义时代的“社会契约”,砸掉“铁饭碗”,实行医疗和教育私有化,用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险”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的退休制度,从而使得劳动力可以“自由”买卖,再用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来压迫城市工人接受低工资。由于国营企业的工人阶级抵抗斗争最为有力,就要鼓励私人资本、外国资本靠剥削农村廉价劳动力迅速建立起一个新的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的部门。

      为了打败工人阶级,官僚特权集团还需要拉拢城市小资产阶级作为自己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同盟军。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了防止优秀的科学和文化人才流落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往往限制知识分子的跨国境流动;通过这种限制,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将给予知识分子的工资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显著高于一般工人的工资但是往往大大低于这些知识分子在核心国家同行的工资水平)。

      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官僚特权集团逐渐允许知识分子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国际间流动或者为外资企业工作,这就使得前社会主义国家小资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得以迅速向核心国家小资产阶级的收入水平靠拢。在原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初期,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往往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狂热拥护者。

      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完成,原来的官僚特权集团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新上台的是在攫取原社会主义全民和集体财富基础上暴发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这里要特别强调,新兴的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一称呼,在许多左派同志的讨论中经常被滥用,已经妨碍了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复辟后所产生社会的性质以及正确了解未来社会主义革命所面临的任务。

                在历史上,“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指掌握国家权力的某个官僚或军阀集团以暴力或欺诈的手段,用资本主义剥削以外的方式,来攫取大量财富,并且由此攫取的大量财富一般不再用于生产性资本积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官僚资产阶级积累的方式是“原始积累”而不是资本主义积累。这样的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在资本主义复辟、摧毁旧的社会主义全民和集体财产的过程中,确实曾经发挥过相当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完成,在绝大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个别目前陷入严重危机的国家,如乌克兰,除外),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通过剥削雇佣劳动来获取剩余价值并将剩余价值中的相当一部分再用于资本积累)就已经代替了主要靠暴力、欺诈掠夺的原始积累,成为这些国家资本家阶级积累财富的最主要的方式。从事一般资本主义积累的阶级是一般资产阶级,而不是“官僚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失败?

      在总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失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教训时,中国革命史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与失败有着重要的和典型的意义。

      自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的和外国的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从反革命的立场出发对文化大革命做了大量“研究”,妄图以此达到污蔑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所谓“访谈”、回忆录等作品。这些作品,即使不是公开诋毁文化大革命的,往往纠缠于各种无关大局的细节,将重要的历史脉络埋藏在恩恩怨怨的琐碎之中。这些作品读多了,不但无助于我们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反而坠入五里雾中,以为“文革”不过是一笔糊涂烂账,甚至得出“全民族皆有原罪”的谬论。

      自中国当代的马列毛左派兴起以来,也有一些同志,试图从马列毛主义立场出发,重新评价文革。但由于这些同志不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不能正确分析毛主席及其战友的某些历史局限性,不能够客观如实地分析当时中国的各个阶级及其力量对比,他们所创作的“文革史”等作品,虽然堆积了很多资料,最后往往超不出“好人”与“坏人”斗争、“坏人”得逞、“好人”蒙冤一类的套路。这样的“分析”,既不能帮助我们真正了解“好人”和“坏人”各自所代表的真实的阶级力量,也不能帮助我们搞明白为什么“坏人”得逞、“好人”失败,更加无助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如前面两小节所论述的,任何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必须从如下的前提出发:(一)按照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实际存在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社会必然分裂为阶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又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是不可避免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二)社会主义中国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运动规律的限制和制约。

      如上所述,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官僚特权集团)就已经形成并且在实际上掌握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政权、支配着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这里,将这样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称为“官僚特权集团”而不是“官僚特权阶级”,是因为这样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带有历史上过渡的性质,处于从社会主义革命到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过渡阶段,不是在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始终存在的剥削阶级。

      另外要注意的是,这个“官僚特权集团”在当时还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因为这个集团的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只能按照这个集团的规则(“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共同支配在法律上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与一般劳动群众相比,这个集团的成员享有大量的物质特权(包括小汽车、仆人、特供商品、别墅、定期度假等),但是这些特权仍然受到“党的政策”和群众监督的限制,(至少在法律上)也不能直接传给子女。

      最主要的,那个时候,社会主义中国在内部的生产关系还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受到极大的限制,劳动群众通过革命争得了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无法想象的广泛权利。所以,任何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简单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1956年,鉴于苏共二十大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毛主席试图通过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动,以发动人民群众广泛提意见的方式来帮助各级党员干部纠正“官僚主义”错误。到了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动发展为请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顿作风的“整风”运动。一些右派知识分子错误估计形势,以为攫取一部分权力的机会已经到来,提出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政治要求。以刘、邓为首的党内官僚集团趁机扭转斗争大方向,以“反右”为名对很多真诚希望社会主义民主的普通群众实行打击报复,导致“整风”运动失败,并离间了毛主席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应当说,那个时候,毛主席并未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考虑到“一五”计划期间已经暴露出来的传统计划经济官僚主义严重、压制群众积极性的问题,毛主席在主观上希望通过放手发动群众、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办法,来克服官僚主义,加快国家工业化。但是,“大跃进”一发动,省级和地方的官僚集团就利用计划和统计制度放宽标准的机会,伪造统计指标,以便个人向上级邀功请赏。先例一开,各省、各地方的官员争相弄假,导致全国形势失控,计划制度完全崩溃。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农业在技术上仍然处于前现代水平,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形势十分脆弱;即使有良好的计划,也仅能勉强保障全体人口的基本温饱。由于“大跃进”引起大批人口进城,城市人口的平均粮食消费水平超过农村人口、粮食由农村转运到城市再配送的过程中本身会有大量损耗,势必导致农村粮食严重紧张。“大跃进”初期一些地方大办“公共食堂”浪费了一部分库存的粮食。这样,在关键的1960年初的冬春时节,河南、四川等省农村地区在青黄不接之际粮食储备耗尽,导致饥荒爆发。这又进一步导致当年播种面积下降,再加上严重自然灾害,使得1960年和1961年的粮食产量减少到全国人民必需的最低数量以下。

      由于计划和统计制度崩溃,中央在拖延了相当一个时期以后才了解到真实情况,1961年才开始进口粮食,全国范围粮食紧张状况到1962年才初步缓解。

      过去一些年,许多左派同志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主要关注于驳斥“饿死三千万”的谎言并且用大量精力来澄清“大跃进”失败的责任主要归于刘、邓而不是毛主席。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大跃进”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证明整个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在革命胜利仅仅十年之后,就已经基本腐化变质。这是因为,在“大跃进”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都热衷于弄虚作假,对上欺骗领导,对下愚弄人民,明知后果严重,却不顾人民死活,为了个人升官享受,一意孤行;并且,参与到这种恶劣行径的,不是一两个,也不是党员干部中的少数,而是其中的绝大部分。“大跃进”的悲剧说明,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那个愿意为了劳苦大众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锋队,而是基本脱离了与工农劳动群众的血肉联系,蜕化为官僚特权集团的执政工具。

      “大跃进”失败后,毛主席痛定思痛,开始意识到整个党的上层、相当一部分干部队伍已经蜕化变质。尽管如此,一直到1965年,毛主席主要还是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党内批评教育的办法来扭转“党变修、国变色”的趋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失败后,毛主席才下定决心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等中国共产党内的继续革命派,在官僚特权集团的统治已经基本巩固以后,为了挽救社会主义革命而展开的一次伟大尝试。毛主席及其战友的设想是通过全面发动工人和学生等群众积极分子,挑战党政各级官僚的权力,帮助党和国家政权恢复革命活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理论上、政治上的准备都极其不充分的条件下开始的,整体的阶级力量对比自始至终对继续革命派相当不利。1968年“世界革命”退潮后,整个的国际形势也渐渐有利于反革命而不是革命。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

      下面分阶段分析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由于笔者时间和精力有限,这些分析还只是初步的、提纲式的。笔者先将一些主要的思路列举出来,暂不提供详尽的资料出处或引用来源;等以后有条件时,再逐步补充。

      按照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进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发动到完全失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66年5月到1967年7月。文化大革命首先从大学和中学开始,继续革命派试图发动学生向学校官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造反,改变“封资修”统治学校教育的状况。官僚特权集团则通过他们在学校中的子女也打着“造反”的旗号,组织起与真正造反的革命学生相对抗的“红卫兵”组织,并怂恿自己的子女大搞打砸抢等破坏活动,在此期间制造了大量暴行和血案。

      毛主席在忍无可忍以后,公开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刘少奇失势。此后,文化大革命从学校发展到工厂,主张激进斗争的临时工、非熟练工人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工人造反司令部”,各地当权派、工厂官僚则怂恿政治立场保守的正式工、熟练工人也组织自己的“司令部”与激进工人对抗。

      1967年1月,上海市工人阶级在打倒了市委、市政府后夺取了政权。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各地的夺权斗争风起云涌。各省市官僚在当地军队的配合下开始以暴力镇压造反的群众组织,在青海、广西等地发生了流血事件。各地当权派暗中给保守派群众组织发枪,造反派群众组织则设法抢枪(包括一度抢夺抗美援越的武器弹药),群众组织之间的互斗发展为武斗。

      总的来说,在1967年夏天之前,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继续革命派与党政官僚当权派各自都在动员自己的政治力量。党政官僚派的一部分头面代表人物暂时失势,但是其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政治根基并没有动摇。继续革命派在群众中仅能够动员激进学生(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所谓“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子女)和非熟练工人。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的状态。军队暂时在表面上处于“中立”,但实际上已经暗中倒向党政官僚集团。

                第二个阶段,是从1967年7月到1971年9月。1967年7月,毛主席亲自到武汉,试图支持当地的激进工人造反派组织夺权。武汉当地的党政官僚、军队官僚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冲击毛主席所在宾馆,威胁到了毛主席的生命,毛主席被迫撤离。

                武汉“七二〇事件”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带有继续革命派与党政官僚当权派决战的性质。“七二〇事件”之前,文化大革命一直克服重重阻力向前发展。“七二〇事件”之后,毛主席不得不重新评估全盘力量对比,放弃了对“七二〇事件”兵变的定性、不追究当事人责任,文化大革命进入总退却。到了当年年底,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开除出“中央文革小组”并“隔离审查”。

                此后一个时期,毛主席实际上不得不将权力转让给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官僚集团,希望以此换取军队官僚集团对继续革命派做出某些让步,保全一部分文化大革命成果。1970年,毛主席与林彪几次事实上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使得毛主席开始考虑重新启用党政官僚系统以平衡军队官僚系统的影响。这时,叶群、林立果一伙儿在绝望中试图发动政变夺取最高权力。政变失败后,林彪被迫出逃,因飞机失事丧生。

                第三个阶段,是从1971年9月到1976年9月。这是文化大革命走向完全失败的阶段。林彪出逃并失事后,原来的党政官僚系统与军队官僚系统之间、军队内部的相对平衡被打破,毛主席被迫全面重新启用党政官僚集团。1973年,邓小平在表面上做了检讨以后“复出”。此后,邓分别任负责党中央日常事务的第一副主席、负责国务院日常事务的副总理和负责军队日常事务的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实际上掌握了党、政、军全权。

                在国际上,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全面调整对外方针,实际上放弃了支援世界革命的路线,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全面缓和关系,扩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实际上重新加入了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后充当世界资本主义的制造业出口基地埋下了伏笔。

                1976年初,毛主席做了最后一次重大努力,将邓小平又一次打倒(但保留党籍,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面对实在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毛主席不得不将庸碌无能的华国锋抬上接班人的宝座。毛主席尸骨未寒,华国锋就在叶剑英等人的怂恿下发动反革命政变。两年后,华在完成了其可耻的叛徒使命后已经毫无用处,便被邓小平、陈云等一脚踢开。

                以上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进程的一个梗概。我们今天回顾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不要仅仅满足于了解事件发展的过程以及参与事件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更主要地,要把各个重大事件以及各个人物的表现与他们各自代表的阶级相联系,再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相联系,与当时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相联系。

                 正是由于革命后的中国还没有条件解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只能由一些少数人组成的一两个集团专门负责内政外交、经济管理等“社会的共同事务”,从而掌握着政权,并支配着名义上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这种基本的分工格局及其深远影响,不是靠“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那样局部的、仅有象征意义的努力就可以改变的。

                只有深刻了解这种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所带来的不可逾越的历史条件方面的限制,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广大劳动群众中,即使是有了“毛主席指示”(相当于“奉旨造反”),也仍然只有少数人在政治上积极活跃,并且这少数人中还有着大量的不纯洁的投机分子。

                只有深刻了解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所带来的历史条件方面的限制,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整个的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继续革命派在力量对比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包括了党政官僚和军队官僚的绝大部分,并且他们还可以利用工人阶级的分裂。相比之下,继续革命派仅能得到激进学生和非熟练工人阶级的支持,农民则没有发动起来。

                只有深刻了解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所带来的历史条件方面的限制,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文革总退却以后,毛主席不得不请党政官僚系统的“老干部”全面“出山”。因为当时除了这些人,要维持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便无人可用。靠着“奉旨造反”上来的造反派领袖们,很少真正在群众中深孚众望又具备远大理想的优秀分子。毛主席亲自挑选的接班人,没有一个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对王洪文也是先培养后放弃。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外围国家,如果世界革命不成功,就无法长久地隔绝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外。在世界革命退却后,毛主席不得不在重返苏联阵营与改善同美国及西方关系之间做出抉择。毛主席所做出的抉择客观上导致中国重返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并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复辟准备了便利的条件。


关于“小生产”和“资产阶级法权”在资本主义复辟中的作用

      如上所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准备极其不充分的条件下仓促发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种种不利条件,上一节已经做了探讨。这一节着重探讨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的一些局限性。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发动任何一场成功的革命运动的前提,是要搞清楚当时社会的基本性质,有哪些剥削阶级,有哪些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谁是革命的领导者和同盟军,谁是革命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首先面临着革命对象不清的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官僚特权集团作为一个新剥削阶级的统治实际上已经巩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已经基本蜕变为官僚特权集团统治的工具。但是,由于理论认识的不足,但恐怕更主要的,是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考虑,继续革命派不可能把整个的党政官僚集团都作为革命的对象。虽然毛主席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前在一次批示中提到过“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但也仅仅是一笔带过,没有进一步分析“官僚主义者阶级”到底是谁、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为了避免树敌过多,继续革命派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而在不公开场合,毛主席却说,“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实际情况是,继续革命派真正掌握的权力恐怕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既然不能以整个的官僚特权集团为革命对象,那么只能将公开的革命对象努力缩小到一个政治上相对可操作的范围,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既包括了“党内... 的当权派”又包括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既然是“党内 ... 的当权派”,那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既可以是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如对刘少奇的处理),也完全可能是人民内部矛盾、非对抗性矛盾(如毛主席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同样有可能今天被打倒,明天又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当然,当时对于这种现象公开的解释是,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也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这种以批评求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如果是用于革命队伍内部犯错误的同志,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革命先锋队,而是基本完成了蜕化变质,尤其是领导干部,大多数已经蜕变为特权官僚。他们与工农劳动群众的关系,就是毛主席在私下所承认的“尖锐对立的关系”,是“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毛主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贡献,是指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然而,既然存在着阶级斗争,那么是在哪个阶级与另外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身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既然不能提“官僚特权集团”,也不能公开提“官僚主义者阶级”,这就迫使继续革命派的理论家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寻找其它的阶级基础。

                九大政治报告在为刘少奇在政治上定性时认为:“刘少奇 ... 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这些,显然不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倒像是一部改开时代谍战神剧的剧情概括。

                毛主席在晚年讲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时,一是强调小生产的自发倾向会导致新生资产阶级产生,二是强调不受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会导致新生资产阶级产生甚至泛滥。

                九大政治报告曾经引用列宁的话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975年末、1976年初,毛主席曾经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

                如果是在自由泛滥的商品货币关系条件下,小农经济以及其它形式的小商品生产确实会导致两极分化,一部分农民或其他小生产者破产,另一部分农民或其他小生产者上升为富农或新资本家。但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已经受到极大的限制,从而小生产中自发的两极分化趋势是不难限制的,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也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苏联和中国后来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也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一伙或者邓小平、陈云集团急切地想要代表当时还并不存在的富农阶级的利益,而是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最符合官僚特权集团自身的长远利益。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在晚年有这样几段论述:“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果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时提到的。许多左派同志在谈到“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时望文生义,认为“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指的资产阶级的法律和权力。实际上,这里有一个语言上的误会。“资产阶级法权”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汇是Bourgeois Right。Bourgeois 在现代语境下一般指资产者或资本家,但是这个词来源于 Burgher,意为自治市镇的居民或“中产阶级”(也就是从中世纪晚期到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欧洲各城镇中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所以,Bourgeois Right 实际上指的是“市民权利”或小商品生产者的权利,而小商品生产者要求的是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的权利(干一样的活,就该得一样的钱)。在马克思看来,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将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与小商品生产者要求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一样,所以是 Bourgeois Right。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残存的商品货币关系以及与按劳分配相联系的不平等的工资制度,确实会给资本主义死灰复燃提供某种有利条件。但是,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主要社会推动力来自于官僚特权集团,而官僚特权集团并不是因为实行了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才产生的。恰恰相反,只要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只要少数人专门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的情形不改变,产生像官僚特权集团这样的新剥削阶级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新剥削阶级产生,就无法阻止他们“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不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哪怕是花再大的力气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最后还是挡不住窃取了国家权力的官僚特权集团“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毛主席晚年指示),并最终不顾一切地拥抱资本主义复辟。


通往无阶级社会的道路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还比较低下,从而生产各种必需品以及其它物质产品还要占用绝大多数人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可支配时间,从而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从直接的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各种“社会的公共事务”,社会划分为阶级,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前面也说过,阶级社会既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就不会永远存在。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物质基础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也只有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消亡,阶级社会才会走向消亡。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如果说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

              那么,“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如何才能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物质基础呢?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将把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以至于无产阶级一旦夺取政权后,便可以一方面继续发展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大幅度地缩短全体社会成员用于直接生产劳动的劳动时间。这样,接受高等教育并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就不再是一少部分人的特权。相反,到那时,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有充足的机会享受各方面的教育,参与各种创造性的活动,并轮流参加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由于“社会的公共事务”不再是少数人或某一个集团专门从事的特权,也就不再有少数人或某一个集团能够利用他们所掌管的“公共事务”来“牺牲劳动阶级”或“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因为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同样熟知“公共事务”的群众监督所发现,并且可以很容易地被经常参加“公共事务”管理的群众中优秀分子所替换。

              后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要复杂。在经过了几个世纪无所忌惮的全球资本主义积累以后,全球生态环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努力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还要挽救全球的生态系统,将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限制在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能够允许的范围内。

             另一方面,与二十世纪中期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同,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整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在进入其最后的结构性危机(关于这一问题,红色中国网另外有许多文章探讨,这里不再赘述)。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在一国(尤其是一个大国)首先胜利,很可能不会再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长期包围,而是成为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革命的第一枪,真正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被推翻后,社会主义国家将不再受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动规律的约束,也就不再需要将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投入资本积累以便与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经济竞争和军备竞赛,更不需要维持血汗工厂式的剥削制度以维持“廉价劳动力”。

             另一方面,为了恢复世界范围的生态可持续性,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首先将全社会总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稳定下来。然后,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资本积累、消灭以往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所带来的浪费,再逐步消灭那些资本主义时代为了扩大利润所鼓励的各种过度消费,还可以逐步减少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消费规模。

             在社会主义时代,全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还将继续提高。只要社会整体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水平不再增加并且逐步下降,而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用于直接生产劳动的时间就可以稳步减少,就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用于创造性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直至最终实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提出的理想: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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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理想者之终焉 2023-2-4 13:19
蒸馏水 发表于 2023-2-4 12:57
这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是单纯指字面意思。

体力劳动:劳动者运用自己的体力与物质产品发生直接的、 ...

感谢答疑
理想者之终焉 2023-2-4 13:07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2-4 12:57
差不多吧

也不能简单说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

所以我说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啊
蒸馏水 2023-2-4 12:57
理想者之终焉 发表于 2023-2-4 12:47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

这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是单纯指字面意思。

体力劳动:劳动者运用自己的体力与物质产品发生直接的、物理的相互作用。体力劳动过程中也肯定需要思考,而不是机械重复劳动。但这种思考和“脑力劳动”不同。

你可以把脑力劳动想象成管理岗,特指从事“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而体力劳动则是被管理的对象。
远航一号 2023-2-4 12:57
理想者之终焉 发表于 2023-2-4 12:53
就是说体力劳动是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只要不进行物质生产不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就称为脑力劳动是吗 ...

差不多吧

也不能简单说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

另外体力劳动也包括一些非生产劳动,如商业劳动。

最好就是先从恩格斯列举那几条出发,主要是管理性劳动和带有创造性的劳动,不是简单重复
理想者之终焉 2023-2-4 12:53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2-4 12:37
你看差了

关键是普遍减少劳动时间,然后所有人都有机会参加脑力劳动(参加管理和自由发展) ...

就是说体力劳动是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只要不进行物质生产不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就称为脑力劳动是吗
理想者之终焉 2023-2-4 12:47
西红柿收割机 发表于 2023-2-4 12:35
通俗的说,就是让工人参与生产管理社会管理,咋整呢,工人去参政议政,得有时间,不然天天干活也没法子去 ...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吗
远航一号 2023-2-4 12:37
理想者之终焉 发表于 2023-2-4 12:29
所以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方法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同时要求体力与脑力劳动吗?这样子工作强度 ...

你看差了

关键是普遍减少劳动时间,然后所有人都有机会参加脑力劳动(参加管理和自由发展)
远航一号 2023-2-4 12:35
激活 发表于 2023-1-15 08:43
苏联为什么要借那么多外债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苏联对外贸易30%,难道就是这30%需要让苏联借外债来购买 ...

这就是受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了

直接原因是那时候石油美元泛滥,利率一度很低,实际利率是负的,很多国家都想着先借钱,又投资又消费,再出口还债
西红柿收割机 2023-2-4 12:35
理想者之终焉 发表于 2023-2-4 12:29
所以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方法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同时要求体力与脑力劳动吗?这样子工作强度 ...

通俗的说,就是让工人参与生产管理社会管理,咋整呢,工人去参政议政,得有时间,不然天天干活也没法子去,所以就得靠普遍缩短劳动时间
理想者之终焉 2023-2-4 12:29
所以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方法就是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同时要求体力与脑力劳动吗?这样子工作强度不是更高吗
激活 2023-1-15 08:43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1-15 00:26

苏联为什么要借那么多外债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苏联对外贸易30%,难道就是这30%需要让苏联借外债来购买商品?
远航一号 2023-1-15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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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 2023-1-15 00:20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1-15 00:14
积累危机是有的。苏联从七十年代就上了西方的当,开始大量借外债了。

但苏联的积累危机有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至少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论证
远航一号 2023-1-15 00:15
Grieg 发表于 2023-1-14 19:17
写的好好!!
但我不认为当生产力无法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时我们对于脑体分工的现实就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不 ...

都可以探索

把将来的困难考虑的充分一些比较好
远航一号 2023-1-15 00:14
杨坚 发表于 2023-1-14 20:09
我也认为苏联解体可能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半外围积累危机,有证据表明1990年苏联物资短缺的经济困境,很有可 ...

积累危机是有的。苏联从七十年代就上了西方的当,开始大量借外债了。
远航一号 2023-1-15 00:13
激活 发表于 2023-1-14 21:14
至少不是大影响,因为苏联就算被吸,别忘了他还能吸别人,苏联在经互会内部是妥妥的核心。或许是因为更加 ...

是新统治阶级按照意愿改造。也是利用已有的积累危机
激活 2023-1-14 21:14
杨坚 发表于 2023-1-14 20:09
我也认为苏联解体可能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半外围积累危机,有证据表明1990年苏联物资短缺的经济困境,很有可 ...

至少不是大影响,因为苏联就算被吸,别忘了他还能吸别人,苏联在经互会内部是妥妥的核心。或许是因为更加意识形态上的改变?因为直到解体之前,从所有经济数据来看,并没有说到了已经要崩溃的地步,而且进行公投有73%的人民同意保留苏联。

所以我觉得完全是新产生的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苏联进行了解体,在这其中,普通人民压根没有机会发声,就算最后进行了公投也没有任何用处
杨坚 2023-1-14 20:09
本帖最后由 杨坚 于 2023-1-15 00:21 编辑
激活 发表于 2023-1-12 09:53
可苏联出口的石油占比也不多啊。我看下来好像苏联经济并无大到无法解决的问题,纯粹是新产生的统治阶级选 ...

我也认为苏联解体可能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半外围积累危机,有证据表明1990年苏联物资短缺的经济困境,很有可能是叶利钦集团人为推动的结果
Grieg 2023-1-14 19:17
写的好好!!
但我不认为当生产力无法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时我们对于脑体分工的现实就是无能为力的。我也不认为“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仅有象征意义,我认为这对于削弱脑体分工,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管理干部是非常有益的。
如果使工人参加管理,同时坚持先民主,后集中的原则,就可以让广大工人得到管理实践的经验,进而掌握管理工作的规律,而不必去专门花时间专门接受“必要的教育与训练”,从而极大降低了工人阶级参与公共事务的门槛,破坏了管理工作的专门性。
而且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尤其对于管理工作来说)。过去少数专门的管理人员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由管理实践而得到的真理,不一定就能正确指导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管理实践活动。从这个角度讲,那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有大量管理实践经验的人未必就比从未有过管理工作实践的工人强多少,在领导权的问题上也不必受制于他们。
激活 2023-1-12 09:53
远航一号 发表于 2023-1-12 09:08
这要看

苏联后期石油出口是外汇主要来源

可苏联出口的石油占比也不多啊。我看下来好像苏联经济并无大到无法解决的问题,纯粹是新产生的统治阶级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形式来对付劳动人民

从苏联是原料依附型国家这一论断可以推出另一个结论,即苏联经济的瓦解是因为美国在80年代压低世界石油价格,苏联的外汇被掏空,在冷战中投降。卡拉-穆尔扎认为这样的说法荒诞不经,只要统计一下苏联石油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得出真相。根据苏联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1988年苏联总出口额为671亿卢布,燃料和电力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为42.1%或者282亿卢布,1988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750亿卢布。这样,燃料和电力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2%。而根据长期协议,其主要出口国(三分之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显然,石油出口的削减并不能导致苏联经济的垮台。

1980—1988年苏联的出口,尽管石油价格波动,但是仍足以应对每年30亿—70亿卢布的贸易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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