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运动的传承

编者按：请网友批判阅读以下材料。

下面是2010年我去台湾采访保钓运动新一代领导人后写的报道全文。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话是没办法直说的，大家需要从字里行间慢慢品味。总之一句话：保钓运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那样纯洁。

导言

第二波保钓运动的参与者大都是政治家，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协助政府收回钓鱼岛的主权。

正文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此，第一波保钓运动就算基本结束了。第 二年，刘源俊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发现台湾人心惶惶，大家似乎都还没有从失去联合国席位的事实中缓过神来。“那几年台湾人心里想的 都是怎样保住台湾，哪有心思保卫钓鱼台啊？”现任中华保钓协会理事长的刘源俊回忆到：“只有少数左派人士还在保钓，可没过几年他们就亲眼目睹了粉碎四人帮 事件，然后就是大陆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这些变化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更没心思保钓了。”

这一停就是20多年。

这几年台湾也没闲着，从蒋经国过渡到李登辉，从解严发展到台独势力冒头，每一次变化都刺激着台湾人的神经。1996年3月，李登辉在第一次台湾“总 统直选”中胜出，并宣布将于3个月后赴美参加康奈尔大学毕业典礼。在此期间，大陆在台湾海峡接连进行了两次军事演习并试射导弹，由此爆发了“台海危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右翼分子于1996年7月14日登上钓鱼岛“修理灯塔”，此消息传到香港后立刻引起媒体强烈关注，从此拉开了第二波保钓运动的序 幕。

登上钓鱼岛

“司机，我要去永和市德和路245号。”这是台北县议员金介寿给我的地址。司机犹豫着发动了车子，几分钟后，路边出现了一排排竞选彩旗，上面印着一个中年男人的头像，以及“金介寿”这3个大字。“你要找金议员啊？早说啊！”司机如释重负地一踩油门，一会儿就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一个繁华的商住两用小区，著名的“永和豆浆”就发源于此。金介寿专门为这次选举租下了一个沿街的门脸作为临时竞选总部，屋子里有几个人正在接电 话。一位工作人员把我让进里屋，立刻有人倒上茶水。我注意到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彩色照片，照的是一个穿着潜水服的男人站在一块岩石上挥舞青天白日旗。几分 钟后，这个男人出现在我面前。他面容英俊，身材魁梧，发型考究，说话声音很有磁性，中气十足：“我就是金介寿，欢迎来台湾。”

采访一开始，这位新一代保钓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就向我介绍起他的出身和籍贯，这似乎成了采访保钓人士的惯例：“我祖籍安徽省桐城县，父亲是抗日老兵。 我1951年出生在台湾，算是外省人第二代。我大学学的是水利，毕业后当过1年零10个月的宪兵。之后我开补习班，在补习届小有名气。再后来我选上了台北 县永和市的市民代表，正式进入政界。”

在台湾老的行政构架里，只有台北市属于直辖市。台北市周围被台北县所包围，金介寿做了4年台北县永和市市民代表后又当选了台北县议员，并且连续当选 了4届，也就是说，他至今已做了20年的职业政治家。今年台湾改制，台北县升级为“新北市”，和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平级，共称为“五都”。11月底即 将举行的“五都选举”实际上就是选出新5都的市议员，如果选上的话级别又提高了一级。

“我读书的时候家境贫寒，平时要打工，根本没时间参与保钓，这一点和马英九他们那批高官子弟有着天壤之别。”金介寿继续说到：“参与保钓是在我当台北县议员的时候，而且完全是一次意外，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

故事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还是李登辉执政时期，一部分国民党党员看清了其台独本质，脱离国民党成立新党，金介寿便是其中之一。他一直比较反叛， 喜欢搞街头运动，被老百姓称为“街头小霸王”。1996年钓鱼岛灯塔事件出来后，李登辉控制下的台湾媒体没怎么报道，金介寿一直不知道此事。那年暑假，新 党开设的广播电台“新党之音”需要一位政客来播音室主持“与民有约”节目，可新党高官们都出国度假去了，主持人只好临时把金介寿找去救火。那天恰好有位听 众打电话进来，说香港民众已经闹起来了，质问新党为什么不参与保钓。金介寿当即允诺要立即行动。几天后金介寿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结果没有一家台湾媒体出 现在发布会现场。但这件事被香港《苹果日报》的人知道了，就刊登了一则消息，被香港立法局议员刘千石看到了，主动跟他联络，双方一拍即合，决定联手保钓。

金介寿不愧是“街头小霸王”，行动力超强。他立刻成立了“台湾保钓行动小组”，花4万元新台币租了条渔船直奔钓鱼岛，结果中途被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军舰拦了回来。

“台湾的渔船排水量通常只有几十吨，而且船身是用玻璃纤维做的，怕撞，日本人的船都是铝合金的，排水量上千吨，一左一右把我们夹在中间，前面再来一艘船横着一挡，我们就没办法前进了，只有后退。”

正说话间，前屋来了一位问路的老人，金介寿听到声音，立刻走出去和老人寒暄，又摆出为老人指路的姿势方便我拍照。拍好后我们再回到里屋继续听他讲故事。

第一次保钓行动经媒体报道后引来香港立法局议员何俊仁的关注，他是“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的召集人，属于香港保钓界的右派。当时香港保钓的主力是亲 共的“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总指挥名叫陈毓祥，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波保钓运动的“老保钓”。由于当时海峡两岸正闹“台海危机”，使得台湾民众大都对香港发 起的新一波保钓运动有些抗拒。但何俊仁不存在这个问题，他邀请金介寿赴港参加“九一五”港岛保钓大游行，两人商定了第二次登岛行动方案。此时金介寿也正需 要香港人的支持，因为台湾渔民已经把渔船的租金涨到了每艘10万元，金介寿没有这么多钱，但香港人民捐款踊跃，何俊仁可以提供这笔经费。

9月22日，何俊仁从香港飞到台北，当晚就和金介寿等人一道乘坐3艘保钓船从深澳渔港出海，向钓鱼岛方向驶去。就在同一天，陈毓祥也率领一班人马搭 乘一艘货船轮，从香港出发前往钓鱼岛。从此，新一代保钓运动的左右两派之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钓鱼岛变成了这场竞争的桂冠，谁第一个登岛插旗，谁就是这一 波保钓运动的盟主。

位于基隆的深澳渔港距离钓鱼岛只有200公里左右，金介寿这支舰队第二天一早就到达了钓鱼岛附近海域，但却遭到21艘日本军舰的拦截，再次无功而 返。3天之后，陈毓祥等人乘坐的“保钓号”货轮也到达了距离钓鱼岛只有10海里的地方，但由于风浪大，再加上日本军舰的拦截，货轮没法前进，船长下令返 航。但陈毓祥不甘心，带领4名保钓人士身穿救生衣跳进大海，试图用游泳的方式宣示主权。但陈毓祥体重过大，不幸溺毙，另外一名保钓人士受伤，被紧急运往距 离最近的日本石垣岛医院抢救，这才保住了性命。

陈毓祥是保钓运动20多年来的第一个牺牲者，此事传到台湾后立刻引起了台湾民众的广泛关注，“一堆钱就进来了！”金介寿总结了前两次的失败教训，认 为必须采用人海战术，让日本军舰顾此失彼。于是他和何俊仁商定，双方各负责15艘船，再加上10艘媒体船，组成了一只庞大的“保钓舰队”，于10月6日晚 上分别从各个海港出发，直奔钓鱼岛。

出发前金介寿还租了几艘海上摩托艇，组织了一次向媒体公开的抢滩演习。临行前台湾海上边防警察以安全为由不准摩托艇上船，金介寿当着警察们的面把摩托艇放下来，等警察们签字放行后又大摇大摆地把摩托艇重新装上船去，而且全部放在甲板上，一点也不避讳。

“我甚至找了一个玩航模的，运了一架遥控直升飞机过去，飞机下面绑上一面国旗，准备用这个办法把旗子空降到钓鱼台宣示主权。”金介寿对我说。

其实，以上这些都是金介寿布下的一个疑阵，为的就是让日本间谍误以为保钓人士打算驾驶摩托艇登岛。等主力部队都出发后，金介寿自己偷偷登上一艘名为“自立6号”的矶钓船从深澳港出发，船上只有10名船员，没有摩托艇。

“我这艘船是深澳港唯一的一艘矶钓船，是专门用来从事岩壁海钓的。”金介寿解释说：“矶钓船的船头是平的，绑了很多旧轮胎，靠上岩壁的时候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矶钓船速度很慢，一直跟在大部队的后面。先头部队很快就遇到了日本军舰，据估计大概有80艘左右，双方在海上展开了一场围追堵截的大战。

“我后来听说日本横须贺海军总部停止了国家演戏，把所有的军舰都从本岛调来保护钓鱼台。”金介寿说：“那天的钓鱼台海域相当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战场。”

不过，这大概是历史上最奇特的一场海战。资料显示，那天台湾海巡署的军舰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待命，但没有一艘敢于上前护航。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多家国 际媒体租用了直升飞机在上空拍照片，台湾的一家电视台甚至从冲绳首府那霸市租用了一架直升飞机飞到钓鱼岛上空，拍下了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

最后，老谋深算的金介寿成了最大的赢家。“自立6号”在4艘普通渔船的掩护下顺利突围，成功靠岸，金介寿和另一名香港保钓人士陈裕南跳上钓鱼岛，爬 到了6米高的地方。可惜他们爬上的是钓鱼岛前面的一块礁岩，和本岛之间隔着一条2-3米宽的海沟，没法前进。此时日本军舰因为体积太大，不敢靠的太近，只 能放下几艘小艇前来阻挡，被船员们用长矛挡住。眼看没法继续前行，金介寿便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青天白日旗，插到了岩石上。陈裕南则先是按计划插上一面写有 “中国领土钓鱼台”字样的黄色旗帜，又从怀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也插到了岛上。这大概是海峡两岸的旗帜第一次在同一块场地上同时飘扬。

“我们事先都说好了，不准带五星旗，陈裕南把旗子藏在怀里，我们都不知道。”金介寿解释说。

“自立6号”是早上6点一刻登岛的，15分钟后，另一艘名为“全家福号”的海钓船在船长游明川的操控下也成功突围，驶到了距离钓鱼岛15米远的地 方。保钓人士赖福明、王光华、李觉民和吕文瑞穿着潜水衣跳进大海，游上了钓鱼岛。4人在岛上逗留了将近半个小时，甚至还打算登上最高峰，但终因坡度太陡而 作罢。

根据一名在场的台湾记者事后的描述，金介寿和陈裕南插在岛上的3面旗子10分钟后就被风吹倒，而此时两人早已回到船上，却没有再派人上去重新扶正国旗。7点钟的时候，金介寿通过对讲机下令全体撤退，大家安全地回到了台湾。

这次登岛行动以5艘台湾渔船被撞坏为代价，最终让6人成功登岛，但也导致很多没有上岛的人怨声载道，香港演员黄秋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对香港记者抱怨金介寿太自私，自己登岛之后就迅速下令撤退，没给其他人留机会。

“他一定是误解我了！”金介寿的语气显得很无奈：“我把最豪华的船都留给香港人了啊，我自己坐的是最破的船。”

不管怎样，这次登岛行动让金介寿成了明星，他在岛上挥舞青天白日旗的照片成了保钓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张照片，他旁边的五星红旗也让这一历史时刻具备了某种更深刻的含义。

保钓的火炬接力

第二波保钓运动在1996年达到高潮后很快再次陷入低谷，民进党的崛起把台湾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岛内。1998年，陈水扁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败给马 英九，两年后他却当选为台湾“总统”，民进党也首次击败了国民党，成为台湾的执政党。国民党则在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再次发生分裂，时任台湾省“省 长”的前国民党元老宋楚瑜在总统选举失败后退出国民党，成立了亲民党，提出的宗旨是“人民第一”。当时还是台北县永和市市民代表的黄锡麟就是在这次分裂中 离开了新党，加盟了同属泛蓝阵营的亲民党。

黄锡麟是新一波保钓运动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他把采访约在了台北县永和市中正路648号，这也是一个临时租下来的选举办公室，原来黄锡麟和金介寿一样，都在竞选新北市议员。两人都是永和市推举出来的蓝营候选人，政治立场和票源全都一样，属于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

“我的祖籍在江苏，出生在台湾，今年48岁，从事保钓运动已经有14年的历史了，现在担任中华保钓协会的执行长。”黄锡麟开门见山地说：“我曾经先后13次出海保钓，只可惜至今没有登上过钓鱼台。”

算下来，黄锡麟正是在1996年参加的保钓运动，不过他比金介寿小11岁，当年还只是一个34岁的热血青年。那次登岛行动中，黄锡麟是金介寿的助手，和金介寿乘坐的是同一条船，亲眼目睹了金介寿登岛的全过程。

“当时金议员上岛插旗后很快就跑回船上，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我看到国旗被风吹倒了，就自告奋勇要上去把国旗扶正，但是金议员不让我上去。”黄锡麟 提到这件14年前发生的往事时仍然显得一脸的无奈：“当时日本人的船就在旁边，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激烈的冲突，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让我上去。大家辛辛苦苦 来一趟，都想上岛，到此一游嘛。可最后只有他和陈裕南等6个人上去了，而且他上岛后很快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大部队还在跟日本军舰缠斗，没有赶过来呢。后 来很多人都骂他，我也骂他，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金介寿不同意这个指责。“我是行动总指挥啊，当然要对大家的安全负责。而且渔船很贵的，撞坏了就得赔。”金介寿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对我说：“我没有 参加中华保钓协会，因为那是个有政治目的的组织。黄锡麟搞保钓是为了选举，他没搞保钓的时候是个普通百姓，而我已经是议员了！当年是我支持黄锡麟出来选市 民代表，他选上以后就想把我干掉，所以搞了这个协会。”

黄锡麟当然也不同意这个说法：“中华保钓协会是台湾唯一一个在内政部立案的民间保钓组织，我们的经费来源和花销都是有帐可查的，金介寿那个保钓行动小组没有备案，谁也不知道钱都花哪儿去了。”

现任中华保钓协会发言人的胡卜凯这样评价两人的矛盾：“当初金介寿是领头的，黄锡麟较年轻，跟着金介寿。后来黄锡麟比较冲（一声），金介寿怀疑他想 取而代之，又没办法节制他，就产生了矛盾。今年台北县改为新北市后黄锡麟这个市民代表的职位就没有了，只能去选议员，两人终于成了直接的竞争对手，矛盾就 激化了。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黄锡麟合作比较多，但我仍然很尊敬金介寿，重要会议都会请他出席。”

选举很看重名气。黄锡麟虽然在近几年十分活跃，但毕竟一直没有登过岛，名气不如金介寿大。这几年黄锡麟一直在努力登岛，几乎每年都要出海一次，为此 他甚至专门去考了一个渔民证，因为台湾有个规定，普通渔船可以随便出海捕鱼，但只有考过渔民证的人才可以上这种船。一般人要想出海，只能坐海钓船，这属于 娱乐渔船，按照规定最远只能驶到距离台湾本岛24海里的地方，钓鱼岛自然也就去不成了。

“这规定以前一直有，但从来没认真执行过，直到陈水扁时代台湾海巡署才终于严格起来。他们不敢公开禁止保钓，只能用这些手段阻止我们出海。”黄锡麟 对我说：“其实我申请了渔民证也没用，他们总会想出各种办法刁难我们的，比如不给我们配油，或者在保钓船申请执照延期的时候故意拖延时间。”

因为出海次数多，黄锡麟跟渔民混得很熟，深知他们的痛苦。“我搞保钓不是因为石油，那个离老百姓很远。我搞保钓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让台湾渔民能够去那里捕鱼，钓鱼岛附近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被日本占领后台湾渔民就被剥夺了去那里打渔的权力，我要替他们抗争。”

黄锡麟把渔民游明川的电话给了我，他就是当年驾驶“全家福号”海钓船成功登岛的船老大，家就住在基隆的深澳港，距离台北只有一小时车程。这个港因为 距离钓鱼岛最近，交通也便利，已经成为保钓人士最常使用的海港，被称为“保钓港”。我到的时候将近中午，港口却停满了渔船，一群渔民正蹲在一艘渔船甲板上 吃饭。原来这几天正刮东北季风，大家都歇了。

这些船大都是50吨以下的碳纤维船，分为海钓船和普通渔船两种，前者大都比较干净，设备高级一些，顶层甲板上密密麻麻地装满了高功率灯泡，为的是夜 钓时把鱼吸引过来。这种灯泡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15年前才传到台湾。“当年我们和日本渔民经常一块打渔的，现在不但我们没办法去那里打渔，就连日本渔民 也不敢去了。”游明川对我说。

游明川今年43岁，肤色黝黑，大冷天脚上仍光脚穿着拖鞋，烟不离手。他当了一辈子渔民，直到1995年前还一直在钓鱼岛附近打渔，那时渔船可以开到 离岛1海里的地方也不会有人管。但自1996年开始那片海域就成了禁区，很难再进去了。“钓鱼台是很多鱼类洄游的必经之地，有好多珍贵鱼种。像什么马头 鱼、赤鯮鱼、长尾鸟（又叫大目金鲷）、红甘、青鸡鱼、大目鲢和石斑鱼等等经济价值高的鱼种只有在那附近才钓得到。这些鱼每斤（台制，等于600克）的批发 价都在500新台币以上（约合人民币120元），一般的海鱼只能买100新台币左右。”

1996年，游明川开着自己那艘20吨的小海钓船参与了那次著名的保钓行动。出发没多久就遇到一艘船出故障，他前往营救，把那艘船上的人接到了自己 船上。没想到这么一耽误反而成就了他，让他的船躲过了日本海军舰艇的堵截，成功靠岸。之后他换了艘50吨的大船，经常偷偷前往钓鱼岛附近钓鱼，被日本军舰 拦过好几次。“日本军舰都是好几千吨级的，速度奇快，远处刚刚看到一个小点，一眨眼就开到眼前了！”回想起和日本军舰的数次对峙，游明川仍然一脸惊恐： “有一次我们4艘船遇到一艘日本军舰拦截，我们分头跑，那艘军舰竟然可以分别开到每艘船前面绕上一圈向我们示威。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又去过一次，结果遭到 5艘日本军舰的拦截，他们两侧的防撞网都放下来了，准备夹我的船，幸亏我的船小，拼命地拐来拐去，侥幸被我逃脱了。”

附近几位渔民看到有人采访，纷纷走了过来。当他们知道我来自大陆后，异口同声地说：“台湾海军打不过日本人，只有靠你们大陆海军了。如果胡锦涛派军舰给我们护渔，我们台湾渔民一定会感谢他的！”

据渔民们回忆，日本军舰对待进入钓鱼岛领海的台湾渔船态度十分蛮横，经常用高压水龙头或者油漆对付台湾渔船，如果再不走就直接撞。这几年媒体报道过几次台湾渔船被撞伤的事件，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冲突没被报道出来。

但是撞沉就不一样了。2008年6月10日，台湾渔船“联合号”被日本军舰撞沉，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强烈抗议。6天之后，黄锡麟率领12名保钓人士乘坐游明川的“全家福号”前往钓鱼岛抗议，并在距离钓鱼岛0.4海里的地方绕岛一周宣示主权。

“我船上的大陆船员很厉害，直接跟日本人对着干！”游明川回忆起那次行动依然激动不已。“他们对日本船放冲天炮（二踢脚），把日本人吓得跳海。他们丢鸡蛋也很准，有一只鸡蛋直接丢到随船日本摄影师的镜头上了！后来我劝他们别浪费鸡蛋，他们才罢手。”

说话间，刚才那群蹲在甲板上吃饭的渔民嬉笑着从我们身边走过。游明川告诉我，他们就是受雇于台湾渔船的福建渔民，吃完饭下船散散步。台湾政府规定大陆渔民不准上岛，但在渔港这边没人管，大家早已默许了这种行为。

那12位登船的保钓人士当中，胡卜凯是唯一的一位老保钓。“黄锡麟非常想邀请一位老保钓随船前往，因为他觉得这象征着保钓的火炬传给了下一代。”胡 卜凯对我说：“虽然那次我很遭罪，总共吐了7次，但能看一眼钓鱼台，一切就都值了。台湾这批老保钓里，只有我近亲眼看见过钓鱼台。”

据胡卜凯回忆，那次登岛的背后还有很多细节值得回味。原来，那年5月马英九刚刚宣誓就职，就因为连续做出了好几次有争议的任命遭到台湾民众质疑，民 调的支持率迅速从选举前的70%掉到了50%。恰在此时发生了联合号被撞沉的事件，中华保钓协会立刻决定前往钓鱼台示威。这个消息被马英九的老友兼智囊王 晓波知道了，他立即转告给马英九，并建议他采取行动。于是马英九立即宣布召回台湾驻日本“大使”，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渔民损失，并指使台湾海巡署派出 了4舰5艇为保钓船护航。这一连串强硬的举措终于让马英九的支持率不再继续下滑了。

“说实话，我心里很明白，08年那次保钓其实就是日本人让我们爽一下而已啦。”黄锡麟对我说：“马英九选举前曾经公开说，为了收回钓鱼台不惜一战！可他当上总统后就没了下文。他是表面上保钓，私底下跑掉！”

黄锡麟还告诉我，2009年他本来还打算再去一次，结果被马英九派来的特使劝了回去。“他们一般不会公开说不准保钓，而是用其他办法设置障碍，比如威胁渔民，不要租船给保钓人士等等。”

游明川证实了这一说法：“海巡署不让我们靠近钓鱼台，第一次违规罚款3万，第二次15万，第三次吊销执照。他们还出钱给我们的船安装卫星定位系统， 名以上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实际上就是监视我们的行动。”游明川气愤地说：“据说台湾政府准备花800亿造新军舰，可造了也不是为了打日本人的，而是为了挡 台湾渔民的！”

游明川很怀念蒋经国时代，认为只有他才是真正对渔民好：“蒋经国鼓励我们跟外国渔船竞争，由国家出钱给我们旧船换新船。现在的选举政府对渔民不好，因为我们常年在外，没办法赶回来投票。”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艘自己的船，这样就不必看别人脸色了。”黄锡麟说。一艘像样的渔船不到300万人民币，但他一直找不到这笔钱。目前中华保钓协会的经费有70%来自大陆南方的一位匿名企业家，其余20%来自香港和澳门的捐款，台湾本地的捐款只有不到10%。

“看来现在不但政府讨厌你们，就连民众也不愿帮你们，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坚持这么做下去的呢？”我不解地问。

“我的目的就是帮助政府收回钓鱼台的主权。如果将来有一天钓鱼台问题提交给国际法庭来裁决的话，就一定要提供证据证明钓鱼台是中国的。我们这么多年 来坚持以实际行动保钓，每年都去宣示主权，就是为了给政府的谈判代表提供有利的证据。”黄锡麟回答到：“因为政治原因，大陆没人做，香港和澳门又太远，全 中国就只剩下我们台湾这几个人有能力做这件事了，所以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