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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根本特点

2022-10-24 01:12| 发布者: deng2020| 查看: 3311| 评论: 0|原作者: 邓宏海|来自: 原创

摘要: 文明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既要有物质力量作基础,也需精神力量來凝聚各农村聚落的人们于城市。与西方文明靠宗教中心凝聚人们不同的是,中华文明是靠天文历法中心来凝聚人们的。
在其文明三要素领先世界起源和发展的同时,中国文明化过程中的精神文明兴起和演进的特殊规律,更是其有别与西方文明的根本特征。原来,中华先民正在年复一年地土圭测影中终于在距今6000年左右发现了:在越是趋近中原河洛地区的地中(约北纬34o)的地方做日影观测, 其能“敬授人时”的氏族就越多。为联合最多氏族而实现大一统的历法, 即绕地中建都立国——中国,中国境内各部族为逐鹿中原开展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由此,入主中原的部族所组成的足以强大到统一最多氏族的族团为一方,其周围的各部族为另一方,必然发生守与攻的矛盾,作为贯彻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主要矛盾,而不断地运动在既有统一、又有斗争的大一统状态之中。这就是史前时代炎黄民族、夏商周时代的华夏民族乃至秦汉以来的汉族与其周边民族之间矛盾统一与斗争的内在原由,也是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而自称为“中国”,包括原先居住在周边地区而其后入主中原的民族,如前秦的氐族、后秦的羌族、北朝的鲜卑、金国的女真、辽国的突厥、元朝的蒙族、清朝的满族等,都自称其所主之国是“中国”的内在原因,还是古代世界各民族视中国为世界中心的内在原因。
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入主中原民族的自然凝聚力与周边民族的自然向心力的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是几千年来中国境内各民族得以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基本的大一统文化机制(基因链)(详见本书系第一卷第二册、第二卷第六册)。正是在这一文化基因链的代际遗传中,突破国家和民族界限而视所有民族的人类为一体的天下观便一直流传下来。可见,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并不是儒家所创,而是早在中国环境下上古各氏族先民由对天文历法的共同诉求而油然而生的感观, 即古籍所载大一统理念是对客观存在的大一统机制的反映。也正因这种文化基因链的代际遗传中积累各族共同文化遗产的连续性,使入主中原民族与周边族群之间的矛盾的对立统一呈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演变过程,但不会发生像亚述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苏联、南联盟那样的瓦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遗产的连续性,是在远古以来各地氏族共同以易学天文历法所主导的求生实践的上万年历史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这是任何没系统研究中华文明和民族起源和发展万年史的人无法理解,而怀疑“中国过去的遗产的连续性并非一定与历史实际相符”的原因。
既然每个族团靠其在接近地中的地方建立天文历法中心年年提供的“敬授人时”服务来凝聚其周围的氏族,确保他们不误农时而年年有收,那么,作为其回报,周围的这些氏族自会以承认本氏族族号下属于族团族号来表示对其族团首领氏族的臣服,并交付相应的贡赋,由此而形成后世所称的“朝贡体制”。起初是由各氏族以其专长职业,为族团提供贡职(专业劳务),后来逐渐发展到由各地氏族以其特产作贡品族交付族团。这套朝贡体制及其配套的“五服制度”最先书面载于《夏书·禹贡》,其后直到清朝的历朝都有这样的书面文件。从这套体制的起源及其实质来看,朝贡体制和五服制度不是单方面的支配,而是多方相互服务和互助合作的结果;中国境内的华夏与周边名族乃至东亚各民族之所以能维持长期的稳定与和平,原因正在于此;即使王国发展成帝国后,中华帝国境内和周边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的和平,不是因为中国用武力来征服周边国家,而是因为其境内外的诸多民族通过彼此间的合理选择与互助合作维持着朝贡和五服体制,而贯彻着其大一统机制。
李约瑟(1959)在其中国天学史的研究中也发现:“自远古以來一直貫穿中国历史的一根红线是﹕历法由这个农业民族的帝王建立﹐受到其全体臣民的遵循。”他还引证几位西方中国天文历法史权威的話说﹕“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经济﹐規定历法的天文知识具有头等重要性。能給民众頒布历法的人﹐便成为他们的首領。遵循其历法就意味著承认該首領的权威。” 世界其他古文明发源地区,如西亚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古文明及其古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史中,就没有发现贯穿这样一条红线。究其原因就在于:其处在海洋性湿润气候环境下,动植物生长的限制因素是水资源的丰歉变化,从而引起其最早城市居民视水为水神,而激发出其后起城市居民兴起一系列崇拜不同神主之宗教的日趋发展趋势。由此,西方学者总结西方文明和国家起源是由“宗教和治水共同缔造” (Warren 2007)。
文明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既要有物质力量作基础,也需精神力量來凝聚各农村聚落的人们于城市。与西方文明靠宗教中心凝聚人们不同的是,中华文明是靠天文历法中心来凝聚人们的。这就是三皇、五帝、三王历代族团都以其历法中心所在为都邑的缘故,也是从夏朝到清朝每个朝代的建立都要改历、改正朔、都把天文历法责成其中央政府常设机构之要务的缘故。因此,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可归结为易学和集体协作共同缔造。正是在包括天文历法和数术在内的易学主导下,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上下五千年,避免了西方宗教神权长期统治所造成的宗教派别无休止的分裂和战争,及其所导致的小国林立的局面;而是相反地在入主中原民族的自然凝聚力与周边民族的自然向心力之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中,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直到延续至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这一特殊规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特殊规律,只有认识和掌握这条规律,才能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和发展史,才能真正懂得坚定中华文明自信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国是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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