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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何以 —— 纪念十月革命105周年

2022-11-26 00:17| 发布者: 春秋镜| 查看: 20684| 评论: 0|原作者: 敦阳

摘要: 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发动了十月革命,成功夺取政权,随后革命形势席卷全国。再之后短短数月中,由工农组成的革命军就动摇了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根基,彻底瓦解了沙皇政权国家机器的独裁统治。

1917117日(儒略历1025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发动了十月革命,成功夺取政权,随后革命形势席卷全国。再之后短短数月中,由工农组成的革命军就动摇了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根基,彻底瓦解了沙皇政权国家机器的独裁统治。

那么,革命何以...

早期的学者站在统治阶级的视角,借“社会心理学”多认为革命与斗争是病态的,批评革命者不过是被谣言鼓动的“发疯的群众”,又归纳革命的特征是“贫穷偏激和暴力”。

他们用“社会愤恨”和“相对剥夺-挫折感”等模型描述群众的不断上涨的欲望未能得到满足,声称这是暴露了“暴徒的邪恶本能”和“祖传的仇恨”,所谓革命不过是愤怒又胆怯的下层群众在期望破灭后,妄图不劳而获,而破坏社会既得秩序。

在这个语境下,就意味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取决于一战战败后的社会愤恨和报复行为。帝国昨日的光辉和今日的战败之间所形成的剥夺感和不平之意在人群中不断塑造着的恐惧不满和愤怒,这些情绪聚集在一起导致了革命。

显然,这一论述忽视了更多更重要的历史事实。

将“振臂一呼”转换为“揭竿而起”的不是愤恨或是如此这般的情绪属性。在很多情况下,不满和愤恨实际上是社会常量,不能解释涨跌起落的革命形势。愤恨也远不能鼓励俄国人民投身革命,投身革命的人也不一定具有巨大的压迫感,而可以是旁观的“良心支持者”。社会怨恨等情绪也无法解释在权威压制强烈或国际关系稳定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运动和斗争(Doug McAdam 甚至在《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一书中做了实证研究,彻底推翻了社会心理学有关革命者“心理异常”的假说)。

其背后所支持的理论更是错得离谱:革命不是病态的,而是“人们对严酷现实与压制性政治体制的一种挑战”,反之被革命的对象才多半是“病态”的。同时必须强调“偏激”往往是所有运动的一种被夸大的话语框架,而“贫困”是革命目标的一个源头而不是特征,“暴力”就更不是革命者的意图,而是与统治阶级互动过程或用来自卫的产物。

这些偏颇的保守理论和他们的变形在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市场,甚至成为了某种统治地位。常听人提到“奴性”, “老百姓还是听话”,又或是什么想像出来的“温良软弱的民族性”,其本质就是震惊于“为什么在某种苦大仇深的情绪环境下革命还没有爆发?”于是乎,这就形成了一个民粹的悲观的自我感动的逻辑闭环,苦于不断增长的“愤恨不满和挫折感”而无法行动,而又不断规训“自己是听话的”,再生产着“同胞是奴性的”等话语的合法性。

那么,革命何以...

列宁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先锋队政党理论”,即“专业组织和动员能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列宁认为工人只能自发形成工联主义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为了跳脱“经济利益导向”的改良运动,而转向政治实践,列宁创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先锋队。

在《怎么办》中,列宁批判了关于抗争的自发性局限性,并强调需要通过“从外部灌输”的方法唤醒革命者。可以说,通过给年轻的“刚刚觉醒”的俄国工人阶级配备一个思想活跃的先锋队,列宁使马克思的理论适用于一个封建帝制的威权国家及其统治下的落后社会,有效加速了抗争精神和阶级意识的发展。

有关“组织性”的这一策略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具有“人和”和“”的双重意义。“人和”是指主动通过“共识和行动”吸纳和组织知识分子、工农阶层和在动荡中被边缘化的社会精英,他展示了“社会合作的力量”,和形成“跨越阶级的‘革命大联合’”。人们团结起来的所共享的知识、契约、纪律、激励和信念也能够避免搭便车等消极行为,甚至可以做到把旁观者变成拥护者和行动者(这一过程将在后文深入讨论)

“地”在这段中不仅是指“地理优势”,还包括联盟发展和易于动员的牢靠的地理结构,组织者有义务去寻找这种地理结构。大量经验性证据证明了地理结构在威权国家革命动员的重要性,例如巴黎公社的贫民社区,五月风暴的巴黎大学等等(后来法国改造了城市,拆散了巴黎大学)。这是因为威权国家可以消灭组织,却很难破坏以工作或居住空间为基础的人际交往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往往需要把人们聚集起来管理。革命者们从会议室进入更广泛的斗争空间,工厂和农村,进行“跨地域联盟”的过程往往需要组织,而高密度的工厂环境依靠其稳定性和邻近性的接触又反过来大大降低了扩张联盟和组织的不确定性。布尔什维克和工农们频繁而稳定的接触直接促进了团结和信任(如果缺乏频繁接触,工人们多会对革命者的理想置之不理)。

运用这革命遗产最成功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超越3000名韩国学生组建“小组运动”阵营和“地区基础劳工运动”阵营,配合进入工厂工作,帮助工人提高阶级意识并帮助他们组建工会(这一策略被简称为“融工”),试图将劳工斗争引向实现社会激进改造等重大的政治目标上。通过数千个地方性组织建立的规范和信任使全国各地的学生能够动员起来与朴正熙全斗焕政权进行高风险的对抗(这一过程在《韩国工人》中有详细描述),并最后推动社会民主主义改革。

然而,当这一策略被不加区分地机械地应用到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毫不估计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实际造成了很多问题和无谓的牺牲。列宁在《怎么办》中对“自发性”的大力批判,也必须放在其历史背景下理解。正如列宁(1921)自己所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危险是夸大的革命主义,忽视了革命方法适当的和可以成功运用的限度和条件。”

列宁所处的封建帝制国家,虽然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指国家精英(沙皇)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权力),可其渗透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指吸纳建构统治社会的能力)却远远小于现代一党专制的官僚主义国家封建国家几乎没有能力影响社会生活(例如税收混乱,皇权不下乡?),而现代一党专制的官僚主义国家的吸纳能力,行政效率和渗透权力完全统治了社会,使得任何独立组织都成为了高风险的冒进左倾行为

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被挤压的国家-社会关系下,为了避免被渗透,组织的属性会变得“诡异”起来:或是为了运动而运动,成为机会主义或表演性质;或是因为无法行动,而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裂;或是退入密室而无力应对新的变化;或是等级森严,极度排他。上述的特点在德国社民党,王明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意大利红色旅都可以看到,而这些组织属性实际对革命的萌发并无帮助。

那么,革命何以...

如果把十月革命仅仅理解为先锋队组织理论的实践,那就大大低估了列宁革命的政治智慧和阶级/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正如前文所说,列宁早已强调影响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才是重要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革命观也是在暗示革命所面临的“政治机遇”才是最重要的,组织架构和动员结构都可以根据所处的机遇和挑战而不断调整。所谓“政治机遇”是一切能激励人们参与革命的有利条件,或是降低统治者镇压运动的意愿或能力的因素。这些机遇不一定是结构性的,随着不同政体的互动瞬息万变,抓住机遇革命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但随着机遇结构的扩大,革命萌发的可能就增大了。

通过结合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列宁对沙皇俄国国家性质的正确认识,尤其是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与战争》等著作中对帝国主义和世界体系的批判,使列宁正确评估了十月革命所面临的政治机遇结构的开放与威胁

列宁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正在加剧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正不断从海外殖民地摄取超额利润以在经济上收买其本国的工人阶级,并借官方民族主义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这些国家,革命的机遇并不明朗。

反之,列宁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在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列宁的名言就此诞生,即革命将在沙皇俄国这一“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的一环”开始。在这里,“薄弱一环”的特点,是由沙皇俄国国内结构和所处的国际地位特殊性质和矛盾性质所决定的。

列宁(1915)认为尽管俄国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在沙皇主义对波斯、中国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示了自己,但旧式的 "军事和封建帝国主义 "在俄国仍占主导地位。托洛茨基(1938)将这一特点概括为“双重帝国主义”,具体是指沙俄一边作为“特权殖民地”被迫与外国投资(如法国)进行着不平等交易,但同时压迫着邻近的弱小国家。这意味着与其他殖民国家相比,俄国资产阶级享有比外国帝国主义大得多的独立利益,而俄国无产阶级则毫无改良的机会,被迫承受超长工作时长的剥削以提供快速工业化的人口红利。

这意味着,沙皇俄国有帝国争霸的意图,却无实际能力。例如,沙俄的对外投资虽然很大,但与外国资本直接投资相比相形见绌,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帝国主义金融家的(法英德)国家贷款 “1914年初,俄国的国债总额为98.883亿卢布(按当时通行的0.515美元兑换卢布的汇率,约为50.934亿美元)。” “随后,俄国为进行战争而在国外签订了各种债务,这些贷款加上国内发行的债券,使国家债务在191791日,即布尔什维克革命前达到了323亿卢布(约合166.345亿美元)

除此之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之所以也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并不是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垄断性的 "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而是因为它被沙皇的专制统治严重束缚,而不得不转向邻近的外国市场。所以,参加战争将有助于巩固他们在附近邻国的统治。那么,投机软弱的资产阶级一旦证明不可能清除国家的封建垃圾以保证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就只能与君主和贵族结成联盟,就像古契科夫所鼓吹的:沙皇的政府已经消失了,现在你们必须为整个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流血

在如此背景下,俄国在帝国主义冲突中的作用是 “自相矛盾的,因为它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附属的 "环节",其利益只有在满足主帝国的利益的程度上才能实现。他必须参与世界大战,然而他的利益和战争目标又只有地区级别,例如蒙古和土耳其海峡。可以说,正是这种一边依附更强的帝国一边剥削个别的落后国家的特殊国际位置,使得沙俄半贵族化的资产阶级拥有世界帝国的利益,但又无法摄取足够的超额利润收买或改良或维稳,其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增长。

接着我们转向沙皇俄国的国内结构,即旧制度的结构的变动。这是重要的,因为历史上大多数的民变”“反叛”“起义大多是地方性的,但是列宁(1917)强调,国家的政权问题才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

民变多是地方性的,主要是因为在旧制度下,地方豪强和封建贵族拥有更强的主权。彼得大帝通过专制改革,允许贫民和城市人口进入新的官僚制度,架空了封建贵族的政治权力,迫使封建贵族主动依附帝国政权以换取官阶等级。然而这一封建官僚制度并无法满足俄国的贯彻全国的行政需求,于是乎新的官僚阶层仍讽刺地需借助地主来解放农奴,其结果是,农奴也没有得到解放,还必须负担更重(极致)的国家税负,于是乎大量农民选择永久性进入城市

通过垄断行政机构,沙俄通过重税不断收走农民的剩余,换取外国资本和技术,挥动国家资本主义的大棒刺激工业化。鼓励外资涌入,扶植国内产业,强制出口,一座一座大型工厂建起,沙俄工业化进程一路高歌(1906-1913期间维持每年6%,之前更高)。在这一阶段,外国资本和官僚专制达成了合作,民族和国外资本家都依赖专制制度,通过镇压性的国家机构来维持其毫无限制剥削。

对于革命来说,这一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快速造就并聚集了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大量聚集在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和主要的工业中心,而这些地方又主要集中帝制沙俄的心脏,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城内。

列宁通过观察发现,同时受到外资和国资所支配的工人阶级,每天都面临着高达10-12小时的超长劳动时间的剥削。这支无产阶级力量的独特之处在,他们既有意愿反抗帝制皇权,又有意愿反抗英法帝国所扶持的工业巨头和资本家!

沙俄工业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哺农民,而是为了向周边落后国家的扩张(一个证据是沙俄农业部门的增长状态,另一个是通过从普鲁士转向英法的外交联盟,迫使沙俄西部的边境安全建立在军事而不是政治基础之上)。然而,对于帝制国家(帝制国家不是帝国)来说,军事失败和政治上的混乱是必然结果。战时,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彻底打破,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互相交融,新的组织不断涌现。随着忠诚又保守的旧部队在战场上耗尽,超过1500万俄国城市人口(主要是工人,以及一些新官僚和知识分子)被动员、武装起来,他们或是接受过现代教育,或是极富阶级意识,不愿为帝国失利的战争陪葬。

正如前文所说,沙皇政权虽然没有现代的渗透能力,却有巨大的专制权力,面对逐渐激烈的矛盾,他仍拒绝改良,彻底掐断了公众参与的渠道(连民族主义的话语都不被允许),把温和改良派也视为政权的敌人。

工人、农民、士兵、妇女、革命者、改良者全部联合了起来(社会网络),在这里“全部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 帝国的行政机关很多一个接一个的瘫痪和解体,失去了统治阶级的庇佑,特权阶层和地主贵族更是脆弱不堪。革命的火焰从一个工厂传到另一个工厂(动员结构),从一个兵营传到另一个兵营,由此从彼得格勒传向全国!

那么,我们可以回答革命何以了吗?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然而,十月革命并没有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导火线。首先一个结构性因素是,列宁(1916)错误评估了发达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关系,例如低估了发达工业-金融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性,夸大了对殖民地的依赖。

更进一步,列宁远远低估了(官方)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超强魔力。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已经超过了任何社会身份和政治思想,笼罩并统治了整个欧洲大陆。(本文并不准备进一步展开,推荐三本书《想象的共同体》《传统的发明》Banal Nationalism,这三本书详细分析了民族主义是如何统治了世界。)

列宁和其他革命者的组织模式,也为发达国家的革命的爆发提供了障碍。他意识到发达国家通过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大背景,但又不断批判(甚至嘲讽)其社会主义同盟为机会主义者叛徒没骨气的强盗的同伙。然而,这些被开除社会主义同盟或社民党员在西方有大量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当列宁试图跳过这些国际同盟直接动员西方无产阶级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的时候,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原因不是西方工人阶级对列宁的不认同,而是因为缺乏接触,而导致的缺乏信任

那么,革命何以...

我们强调了很多结构性因素,仿佛在强调革命是等来的,但革命实际上是一系列因素的互动的政治过程,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回归意识形态和话语、组织和自发性动员和联盟的问题上,而读者有必要思考以上话题所处的政治环境。

革命组织的首要任务便是采纳一种世界观,它能有效地向每个被压迫者传达这样的一种看法,那就是现存的社会结构比在某个正常的时期更不合理,而这种不公平绝不是命中注定

一个优秀的斗争框架(革命思想话语呼吁、象征符号等等)可以让人们凝聚起来,并达到认知解放的作用比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呼吁不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表达了与资产阶级革命相当的大众情绪,尤其是关于和平的呼吁更甚于资产阶级。

总结来说,革命框架需具有以下特征:使动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框架必须是行动导向的;第二是斗争性,也就是挑战那些导致社会和阶级矛盾的权威;第三是动态性,也就是框架不能是机械的,而是必须随着所处的斗争过程不断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内卷可耻,躺平有理就是目前一个合适的斗争框架,首先它风险较低,易于实践;其次马克思强调,对工作日长度的限制是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又富有斗争性;最后它又适用于高渗透但又依托人口红利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建构或者渲染一个成功的革命框架,大约需要五步,首先是对问题和挑战严重性的强调,其次是确认问题的根源,然后是对被革命的对象的批判,接着是要明确变革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最后是强调行动的正义性。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框架是可以只在书房里看电脑新闻就能构建出来的,反而是需要不断社会实践,融入并切身理解社会生产过程。

听起来马列思想很好地反映了这五条?难道不可以直接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嘛?

斗争框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来自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记忆对所处政治环境的认知的互动结合体。首先我们来看反例,五月风暴的学生高呼给思想以力量继续斗争,然而这些呼吁虽然听起来斗志昂扬,却不能在排队等汽油或领不到工资的法国工人那里引起共鸣,结果给了法国政府趁虚而入瓦解联盟的机会。在天安门运动中,也能看到北京市民们是对反对官倒腐败,解决通货膨胀的口号响应激烈,而对自由民主一类的口号比较冷淡。

另一个层面,框架的建构和政治合法性也相关(和保皇的政治宣传无关),政治合法性是指人们对其所共享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认知。例如传统国家的统治者强调以德治国,而其人民也认可当官不为民,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价值观,这就把道德表现塑造为一种互动的政治合法性。那么,当一场斗争运动从道德上挑战一个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权时,任何国家控制手段都被视为非道德的,自然而然地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当然也有可能释放出可怕的民粹的力量)。

一个挑战是,革命者既要发展出有活力的象征符号,打破固有的社会认同,使之产生新的身份认同,从而引起变革;又要扎根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提供熟悉的象征符号群众路线正是一个积极的案例,毛泽东既没有简单回归马克思的工人中心论,也没有彻底否认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而是根据民国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发展,这与只会念经,甚至分不清革命社会运动网左实在是云泥之别。

正如前文所分析,列宁思想及其先锋队组织在十月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但这无法脱离当时俄国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结构,若是脱离了时代背景,就想依靠复制先锋队以复制革命,那未免是天方夜谭。

组织的运行需要组织成员提供两项重要资源——时间和金钱。这两样资源在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背景下,或是一些中产阶级发达和拥有独立公民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欧美的社会中是相对充足的。然而在一些国家-社会边境模糊,大小事务都被列宁式官僚制度领导的现代国家,独立组织是很难生存或发展,更不要说是运动组织了。

当然不是说组织不重要,而是不能不考虑后果,为了组织而组织(正如一些组织喜欢为了运动而运动一样),更要意识要在某些社会进行组织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到底是什么。通过对两个没有一战背景和沙皇统治的案例欧美民权运动组织社会主义组织批判性研究希望可以引起读者的一些思考。

美国19-20世纪中期之间,大部分运转良好的挑战性组织,都采取了科层制的相对正式的组织模式。但随着更多进步运动(有关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发展,这一组织暴露出一个问题,正式的组织虽然有助于调动资源,但却缺乏动员更多人参与的草根性。于是乎,一个运动组织越是企图运用一个科层制的结构把作为思想和金钱来源的外部灌输者和作为主要人力的受益者工农阶级联系在一起,组织内部的矛盾和紧张就越多。

组织者的利益替代了工农阶级的利益,反而限制了社会合作和民主的力量。进一步,科层制会导致寡头化,要么使得运动领袖被直接收买(林冲?),要么使得运动领袖左倾冒进(王明?),那么科层制组织就成了实现变革的阻碍。

最重要的是,组织越是涉及意识形态,矛盾和冲突就越大,组织内部的矛盾,而非阶级斗争意义的矛盾。组织同盟对于社会变革的程度和选择的策略的观念差异越大,敌意性就越大。这就使得很多西方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只是有能力解释伟大导师的著作并将它们与今天的事件联系起来,而并没什么实际的阶级斗争的经验

除此之外,当一个组织(在秩序井然时期)是建立在思想共识之上,而非建立在阶级斗争的经验物质兴趣的基础,那就如同是建立在沙子上的组织,是不可持续的。欧美的列宁主义组织存在一个基本误解是认为只要继续招募新人,就能解决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试图通过集体努力”“合理化”“警告的行为。其结果,最后不过是建立一个和一般中产阶级社会运动组织一样的组织,既和革命无关,也和阶级力量关系不大

对于抗争者来说,认知偏差:一种无懈可击的错觉自我任命的思想卫士自认为有历史站在自己一边尤其危险。再加上学生们丰富的文化资本意味着左翼抗争者对革命等历史拥有更多的或乌托邦或教条的记忆,这样改天换地的英雄主义的记忆使得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一种投机性,具体体现在活跃分子们往往盲目地夸大政治机遇。政治机遇可以分为稳定型(国家中的议题文化、大众话语、阶级合法性等)和变异型(精英分裂,社会秩序混乱,国际动荡等),冒进的活跃分子往往在矛盾尚未爆发的时候便极力鼓吹或试图创造变异型政治机遇,而将稳定型政治机遇视为妥协或投降,最终导致失败和牺牲。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批判的对象多是来自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欧美的组织案例。但是如果背景是一个官僚专制国家,又会是如何?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答案,是国中之国的组织形式,其特点是(民主?)集权制、等级制、结构严密的、意识形态主导的。他可以高效地在专制政治的背景下运作和生存,但同时也可能因个别领导人的失误,而葬送整个组织,例如德国社民党建立的国中之国在面对纳粹的新挑战就毫无招架之力。列宁和毛泽东给出了一个解决方式,即建立一个很强的依附于农村、邻里、工厂的人际网络,只有这种组织形式才能在这种不平等的国家社会关系下建立广泛的和跨地区的联盟

这是不是唯一的答案?值得读者思考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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